成立背景
聽眾在裴多菲俱樂部研討會上即席發言蘇聯軍隊在1945年解放了匈牙利，長期在蘇聯流亡的拉科西·馬加什等人回國領導匈牙利共產黨。在此後幾年由各政黨聯合執政的人民民主時期，國家政治生活比較民主，戰爭創傷迅速恢復。1947年史達林改變了政治主張，要求東歐各國共產黨儘快將國內其他政黨排擠出聯合政府，加速共產黨一黨執政的進程。匈共1948年取締了其他政黨，本身與社會民主黨左翼合併建立了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獨掌政權。拉科西·馬加什取得了黨和政府的最高領導權，“拉科西主義”在很短時間內形成並得以發展。
所謂“拉科西主義”，其實就是“史達林主義”在匈牙利的翻版。其本質是在奉行個人迷信的條件下強行“全盤蘇化”。到1953年史達林死後，“拉科西主義”已使匈牙利全國民怨沸騰，社會危機不斷加深。在首都布達佩斯和外地的一些工廠、農村，反抗事件頻頻發生：工人企圖罷工、農民抵制交售農產品。為了穩住匈牙利的政局，馬林科夫、赫魯雪夫等蘇聯領導人在1953年6月親自出馬，將具有改革思想的納吉·伊姆雷扶上總理的寶座，要求他儘快恢復國民經濟和消除社會危機。
納吉上台後大力推行稱之為“新階段”的經濟、政治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受到全國人民的普遍擁護。然而，拉科西等人不甘心自己的權勢被削弱，抓住改革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向莫斯科告狀。由於國際環境的變化和出於領導集團內部權力鬥爭的需要，蘇聯領導人這時又轉向支持拉科西。
然而，這時的納吉並非孤立無援。他的周圍集結了一大批支持者。他們主要是黨內一些作家、記者、科學家、藝術家、社會科學工作者等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是老共產黨員，幾乎都進過納粹的監獄或曾被關進死亡集中營，也有些人是剛從拉科西的監獄釋放出來的。
1956年2月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雪夫作“秘密報告”揭露史達林生前種種錯誤和罪行，這次大會以後，蘇聯反對個人迷信、“左傾極端主義”、“宗派主義”、“史達林主義影響”的火力越來越猛，直接催化了波蘭、匈牙利事件的發生。
赫魯雪夫的這個報告不僅對蘇聯國內，對全世界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國外受它衝擊最大的要屬東歐各國，因為史達林的錯誤在這些國家都不同程度地重複過。特別是匈牙利被推到了非史達林化的前沿，因為過去在“全盤蘇化”和迫害無辜共產黨人方面拉科西都沖在東歐其他國家的前頭。拉科西的處境很艱難，因為他既要完成莫斯科交給的貫徹蘇共“二十大”決議的任務，又要保全自己的威信和地位。蘇聯領導人也想保住拉科西。因此，匈牙利在貫徹蘇共“二十大”決議方面一直邁不開步子。人們看到拉科西一夥不願糾正過去的錯誤，仍想把國家固定在原來的軌道上，使反對派的陣營更加擴大。
當時反對拉科西的黨內反對派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團結在納吉周圍的那些怒氣沖沖的黨內知識分子。他們不僅公開揭露“拉科西主義”的罪行，還曾打算向莫斯科甚至向聯合國告狀。另一部分人是以卡達爾·亞諾什、卡拉伊·久洛和麥澤·伊姆雷為代表的黨的領導幹部。他們也堅決反對拉科西的政策，但主張通過黨內鬥爭解決問題，反對把矛盾鬧到街頭上去，被稱之為“民主反對派”。蘇共“二十大”一方面堅定了反對拉科西的人的信念，另一方面也動搖了那些曾經頑強捍衛“拉科西主義”的人的意志，進一步加劇了匈黨內的分裂，對拉科西政權形成巨大的威脅。這時，匈牙利已形成全國性的“民族對抗”。“對抗”的一方是黨內反對派和奮起回響的廣大人民民眾，另一方是以拉科西為代表的匈牙利領導集團。
反對派陣營在日益壯大之時，極需要有一個可供他們公開發表政見和揭露拉科西一夥的錯誤與罪行的講壇。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裴多菲俱樂部應運而生，登上了歷史舞台。
主要活動
匈牙利著名共產黨員、作家戴里蒂博爾在裴多菲俱樂部研討會演講從1956年3月中旬開始，裴多菲俱樂部活躍起來。勞動青年聯盟中央甚至做出決議，要求擴大裴多菲俱樂部的活動和在外地也建立這樣的俱樂部。在這以後的日子裡，裴多菲俱樂部先後舉辦了一系列大型研討會，討論經濟、哲學、歷史、新聞等專題。參加這些研討會的有全國知名的經濟學家、作家、歷史學家、教育工作者、科學家、哲學家等學者和社會名流，也有年輕的知識分子甚至還有人民軍軍官。很多解放前參加過黨的地下鬥爭和抵抗運動的老戰士也到會傾聽和發言。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裴多菲俱樂部的領導成員絕大部分是共產黨員，全都主持和參加過這些研討會。這不僅說明裴多菲俱樂部並非烏合之眾，從中也反映出當時黨分裂的嚴重程度。
5月以後，裴多菲俱樂部的活動更加活躍，發言者在研討會上提出的問題越來越尖銳，情緒也越來越激動。
5月9日，裴多菲俱樂部舉行研討會討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些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和匈牙利第二個五年計畫的指導原則。許多人就這些令人感興趣的問題在會上發言。由於要求發言的人太多，研討會不得不在5月20日再次舉行，重點討論在國民經濟生產中如何正確利用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
在5月20日研討會上做重點發言的都是一些在青年知識分子心目中享有威望、熟悉經濟工作和有改革思想的黨內代表人物。他們是國家計畫局的司長薩波·道馬什、著名經濟學家納吉·道馬什和剛被恢復名譽的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多納特·費倫茨等。做自由發言的也無一例外都是黨員，其中一些人解放前就已加入地下共產黨。他們的共同特點是都認為社會主義經過認真改革，仍有振興的希望。
在上述兩次關於經濟工作的研討會上，與會者對第二個五年計畫的制訂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們認為這個計畫的制訂缺乏民主，其指標不切實際和無法完成。他們指出拉科西一夥片面發展工業造成許多惡果，且要求當局不加掩飾地如實公布經濟項目資料和改變現有的工資政策、福利制度等。
5月30日晚和6月1日晚，裴多菲俱樂部連續舉辦關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研討會，與會者嚴厲批判當局編寫歷史的教條主義做法和官方的歷史觀，同時譴責史達林主義偽造歷史的行為。他們指出，現政權不是把歷史當作一門科學對待，而是將其變為政治宣傳的工具及“實現政治目標的辯護詞。有些人在會上提出，匈牙利聞名於世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盧卡契·捷爾吉1928年起草的所謂“勃魯姆提綱”是正確的。盧卡契當年為匈牙利共產黨起草的這個檔案指出，匈牙利的迫切任務不是要搞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實行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盧卡契因這個觀點與匈共的正統觀念相背離而多年受到壓制。發言者們認為，盧卡契當年的觀點已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
匈解放後的黨史編寫工作和學校的歷史教學工作受到批評，也有些人就自己過去的歷史著作的觀點進行了檢討，表示從此將在新思想的指導下從事歷史研究工作。
時任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科學和文化部長的安迪寄·伊莉莎白作為對立面在會上也發了言。匈牙利的歷史學是她的管制領地，因此，她在發言中極力為黨在歷史學領域的工作辯護。
會後有報導說，在這次研討會上，匈牙利歷史學家們內心燃燒多年的要求民主與公開性的烈火“噴發”了出來。
6月14日晚研討會的題目是《蘇共二十大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有1200多人參加。由於會場實在容納不下如此眾多的聽眾，會議不得不臨時改換到經濟大學的禮堂去舉行。
71歲的盧卡契·捷爾吉也出席了這次研討會，因而引起極大轟動。這是他多年來首次在公開場合露面。這位參加過1919年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鬥爭的老共產黨員因與史達林主義哲學觀點相對立，被視作“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老牌修正主義分子”。他1949年—1950年受到系統地批判後被逼迫進行檢查，從此在哲學研究上無所作為。在這次研討會上，盧卡契與中央黨校教員鮑洛格·埃萊梅爾和哲學家塞蓋蒂·約瑟夫一起先後做了重點發言，他們的觀點受到聽眾廣泛的贊同。從而，匈牙利哲學界的狀況明顯地展現出來：在這個學術領域存在的兩個學派中，盧卡契派將哲學研究當作思想創造，將目光聚集在哲學的根本問題上；而教條主義派則將哲學混同於日常的宣傳、鼓動工作，將哲學庸俗化。許多人在會上誠懇地表示將改變自己以往對待哲學的教條主義態度。會議參加者還強烈要求為盧卡契“徹底平反”和為所有受到迫害的無辜者平反，從而在會場上激起一片經久不息的掌聲。
這個關於哲學的研討會也觸及到文學界的狀況和作家們受壓抑的境遇。與會者尖銳地指出，1948年以後，匈牙利的文化界專門對有進取精神的打棍子，對無所作為的則溫情脈脈。
裴多菲俱樂部6月27日在人民軍官俱樂部舉行的那場研討會使它的影響達到最高潮。這天是1953年納吉據以進行改革的“六月政策”確立3周年。那天晚上研討會的題目是《新聞和報紙問題》，聽眾從下午開始就在會場外的街道上聚集。這次會議通宵達旦地進行。從下午6點半開始一直持續到次日早晨4點，共有6000多人參加。剛被釋放出獄的拉伊克的夫人拉伊克·尤麗奧在會上要求為她的丈夫恢復名譽。她披露了自己在6年監獄生活中受到的非人待遇和拉伊克被處死前所遭受的駭人聽聞的摧殘。身為《匈牙利民族報》主編、優秀國際法學家的洛松齊·蓋佐最後發言。這位戴著眼鏡、別具學者風範的老共產黨人面請公眾諒解他過去犯的過錯，然後講述了所謂“納吉事件”的真實經過。他說：“就在我們大談黨的民主、言論自由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時候，納吉·伊姆雷卻根本無權為對他的指控進行辯護。”聽到納吉的名字，聽眾自動起立又喊又唱，要求納吉回到黨內和政府中來，同時要求解除拉科西的職務。
裴多菲俱樂部這個時期舉行的這些活動的影響遠遠超出在場聽眾的範圍。聽眾將他們耳聞的事情向工作單位的同事和外地的親友們廣為傳播，從而產生了連鎖反應。甚至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幾個奉命每次去會場監視裴多菲俱樂部研討會的秘密警察有一天向上級表示，他們已無法再去執行任務，因為他們自己也贊同發言者們的見解。
政治影響
首都以外的各大城市也紛紛效法裴多菲俱樂部，建立了類似的論壇，勞動青年聯盟中央委員會還號召青年們參與這樣的活動。在納吉的故鄉考波什瓦爾，春天就組織了以匈牙利歷史上抗擊外來侵略的軍事家茲里尼命名的俱樂部；索姆鮑特海伊市組織了沃什瓦爾俱樂部；維斯普雷姆市成立了鮑特沙尼俱樂部；德布勒森市有科蘇特俱樂部。南部的佩奇市行動較晚，但後來也成立了當地的裴多菲俱樂部。這樣，首都和外地的這些俱樂部的活動促進了反對派力量的迅速壯大，反對“拉科西主義”的活動雖然還沒走上街頭，但已擴展到黨外。蘇共領導人米高揚這個時期到匈牙利考察政治局勢後寫給蘇共中央的報告說：“政權日益從同志們的手中丟失，敵對分子的平行中心正在形成……”拉科西也憂心忡忡地說：“我感到自己像坐在一隻隨時可能爆炸的火藥桶上。”
就在裴多菲俱樂部6月27日最後舉行的那次討論會結束幾個小時之後，波蘭發生了波茲南事件，采蓋爾斯基工廠的1萬多工人罷工，走上街頭舉行示威遊行。這使裴多菲俱樂部6月27日研討會的性質顯得更加嚴重。時任蘇聯駐匈牙利大使、後來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安德羅波夫事後在向莫斯科遞交的外交報告說，裴多菲俱樂部的這些研討會從本質上看已演變成對黨的領導的示威，超出政權的容忍限度。他認為匈牙利這個時期的局勢與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發生的事情在性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帝國主義向社會主義進攻的一部分。
6月30日，拉科西召開勞動人民黨中央委員會會議。譴責裴多菲俱樂部的活動“反黨、反人民民主制度”，並且斷定是“主要由納吉·伊姆雷周圍所形成的集團所指揮的”。7月1日，內務部下令禁止裴多菲俱樂部繼續活動。這樣，裴多菲俱樂部的活動便告一段落，直到9月在新的形勢下才又恢復。屆時，全國的政治危機已一觸即發，以“拉科西主義”為特徵的那個時代已經躺在墓穴中。不久後的10月23日便發生了匈牙利事件，布達佩斯的數十萬民眾舉行示威遊行反對拉科西政策並很快發展為武裝暴動，最後被蘇聯出兵鎮壓下去。
總的來看，裴多菲俱樂部雖然不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組織者，但對這個事件的發生起到了輿論動員的作用，就如同匈牙利1848年革命之前科蘇特主辦《佩斯新聞報》發動民眾一樣。它通過舉辦各種研討會向民眾指出社會面臨的危機，使人們有機會公開表達不滿和提出民主要求，從而匈牙利黨內的反對派與廣大民眾匯合到一起，猛烈地衝擊了拉科西政權的基礎。與此同時，那些主張對社會進行實質性改革的人還全面闡述了他們的理念與構想，為國家勾畫了社會主義改革的藍圖，鼓舞人們努力去爭取實現它。 發揮了歷史作用的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就這樣留在世人的心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