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強調運用實證方法研究個體或團體政治行為的西方政治學思潮的總稱。20世紀初萌芽，50～60年代盛行於美國及西方政治學界。廣義的行為主義政治學包括後行為主義政治學。產生與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政治學家發現傳統主義政治學未能預測、更無法解釋戰後世界政治局勢的巨大變化，已有的政治學一般原則對國家政治生活幾乎沒有影響，政治學理論與實際政治活動嚴重脫節，政治學發展明顯落後於其他學科。於是紛紛檢討政治學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要求變革。與此同時，自然科學和行為科學日益發展，並廣泛套用於社會科學領域，現代科學技術尤其是電子計算機提供了量化分析手段，各學科之間的交叉滲透成為一種普遍現象，為政治學的改革創造了物質條件。行為主義政治學受實證主義哲學思潮和“非意識形態化”口號的影響，師承20年代新政治科學運動，作為傳統主義政治學的對立面，在美國政府及各種基金會的資助下，迅速興起並發展起來。“行為主義政治學”一詞是從心理學中的“行為主義”一詞演變而來。但行為主義政治學與行為主義心理學幾乎沒有什麼共同之處。只是因為1949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一群社會科學家為爭取“國家科學基金”的資助，擔心“社會科學”一詞被誤與“社會主義”混同，於是借用了“行為主義”這一概念。在此以前，已有很多學者嘗試運用心理學、社會學及自然科學方法研究政治現象，並取得一定成就。1908年，英國政治學家G.華萊士在《政治中的人性》一書提出要注重分析人類心理因素在政治活動中的作用。美國政治學家A.F.本特利在《政府過程》(1908)中，運用社會學方法探討了政治現象和政府行為。20年代，以C.E.梅里安為代表的新政治科學運動強調用科學方法研究人性和人的政治行為。1930年H.D.拉斯韋爾發表《精神病理學和政治》一書，對政治行為的心理過程作了生理學的說明。50年代以後，行為主義政治學成為影響整個美國及西歐政治學發展的政治學流派。眾多行為主義學者在政治學界嶄露頭角，大批重要的行為主義學派著作問世，較有影響的有H.A.西蒙的《公共行政》(1950)、D.伊斯頓的《政治系統：政治現狀研究》(1953)、G.A.阿爾蒙德與J.S.科爾曼合著的《發展中地區的政治》(1960)及與G.B.鮑威爾（小）合著的《比較政治：發展研究途徑》(1966)、K.W.多伊奇的《政府的神經：政治溝通與控制的模式》(1963)等。
基本內容
行為主義政治學沒有統一的理論模式，各種學派林立，較有影響的有阿爾蒙德的結構－功能主義，西蒙和E.林德布洛姆的決策理論，多伊奇的政治溝通理論，伊斯頓的政治系統分析等，這些具有最廣泛特徵的理論被稱作“一般理論”。還有企圖建立關於本學科理論框架的所謂中層理論，如權力多元論和實證主義理論等。但就基本特徵而言，行為主義政治學把政治行為看作政治的出發點和政治分析的基本單元，並用現代科學方法加以分析；堅信政治學作為一門經驗科學最終可以對政治現象加以科學解釋和預測；反對傳統政治學將研究重點集中於政治制度，主張從法律、制度的研究轉向可加以實際觀察的政治行為的研究；反對抽象的規範性理論，認為科學的功能在於解釋世界而不在於改造世界。對政治行為的理解和解釋在邏輯上應先於運用知識去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注重系統的因果的精細複雜的經驗理論的建設；反對巨觀地解釋歷史，反對靜態和描述性研究、強調動態化、定量化、科學化方法與技術的使用；反對單科性和一元化，崇尚學科間的交叉滲透，提倡學科的統一；拋棄傳統政治學濃厚的道德與哲學色彩，反對為各種現實社會問題提供解決方法的套用性研究，主張價值中立，傾向於純學術性研究。伊斯頓曾將行為主義政治學基本特徵歸納為 8項構想目標：規則性（政治行為具有可觀察、預測進而實證研究的規律性），驗證（政治行為具有的規則性可以被經驗把握和證明），技術（強調獲取資料進行分析的科學方法，方法本身成為研究的對象），數量確定（觀察、記錄、分析的過程儘可能量化以取得科學性）,價值（區分價值與事實,研究者應把價值偏好排除在研究過程之外），系統化（政治學研究應系統化，保持理論的一致性），純科學（強調研究主要為解決社會問題提供邏輯上的基礎，反對關註解決實際社會問題的實用主義），一體化（社會科學的整體性要求政治學與其他學科的交融滲透）。行為主義政治學注重方法的研究，將政治過程與人們的行為聯繫起來，從靜態描述轉向動態分析，注重系統的普遍意義上的理論建設和科學的預測功能，強調學科之間的協作等。這些主張適應了政治現象日益複雜化、擴大化的趨勢，開拓了政治學的視野。在行為主義政治學思潮影響下，新科學新理論紛紛湧現，如政治心理學、政治社會學、政治生態學、政治人類學、政治系統分析理論、 角色理論、團體理論、 決策理論、精英理論等。行為主義政治學還提出了一套新的政治學概念和範疇，以代替傳統的概念和範疇。由於上述特點，行為主義政治學被一些西方學者詡為政治學的偉大變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