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董必武故居董必武故居，位於紅安縣城關鎮民主街。董必武(1886～1975)，又名用威，湖北黃安(今紅安)人。早年加入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1920年建立武漢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革命時期，負責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工作。土地革命時期，任中共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等職。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等職。1947年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等職。1949年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中華人民共和國代理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故居占地面積約200平方米，有正房一進六開間，兩側廂房各一間，磚木結構。現闢為紀念館。
董必武故居，為一棟7間中式平房，坐西向東，面積120平方米。正中一間為小堂屋，上方香台依牆高置，大條桌放於中央，兩張圓椅分列兩旁，下方存放著董必武母親用過的紡線車、織布機和燈架。堂屋北面的後半間房，是董必武誕生地，中間原為二伯父董基哲夫婦臥室，後為董必武父母居住。二間房中各擺有一張四柱木質雕花舊式床。臥室前面是廚房，陳列著部分使用過的炊具。堂屋側面分別是董必武祖父和大伯的臥室。舊居原有房屋三棟，現存建築為1977年修復。除復原陳列外，舊居內還有二間用於輔助陳列，展出文字和圖片。董必武故居位於城關鎮正南街文化館大院內。整個故居包括院子、走廊、堂屋、臥室、灶房以及陳列室等，顯得清幽、古樸、雅靜、大方。
董必武故居圖片在青磚院牆的圓門上方，綴有一塊長方形的漢白玉，鐫刻著由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政法委書記任建新題寫的“董必武同志故居”七個金色大字。一棵枝繁葉茂的石榴樹，從院牆上伸出手來，向前來瞻仰的人們致意。在窄小的院子內鋪滿了光溜溜的鵝卵石。據說用這種石頭鋪地除雨天防滑外，還有另一種作用，就是當城外有敵人來侵犯時，可立即將它挖出送到城牆上作槍彈阻擊敵人。所以，在那時的黃安城內家家的院裡都鋪有這種石頭。跨過院門，沿著走廊，來到故居的堂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架董必武母親當年用過的紡車，董必武母親蔡氏，勤勞賢良，操持家務，靠紡露水棉紗賺錢。什麼叫露水棉紗？據董必武后來回憶說：“就是當天紡的棉紗，第二天清早就挑到城裡去，那些露在外邊的棉紗就會沾上露水。”董必武的母親，一生就靠這紡線織布來維持一大家人的生活。看著這架紡線車，使我仿佛又看到了一個勤勞賢良的母親借著淡淡的月光，在嗡嗡地紡線。
在堂屋的右邊是一間小臥室，是董必武當年出生的地方，也是1910年董必武與黃俊貞同志結婚的房間。房間內很簡樸，只有一張床和兩口木箱。在這間臥室，董必武的母親生下了他們姐弟四個，兩個姐姐，一個弟弟——董覺生。
看完了臥室從堂室出來，靠右邊是一個灶房。當時董必武家是一個近30人的大家。祖父董其元有子女九人，除長女出嫁外，其餘八子均在身邊。董必武是三子董基文的長子。這樣一個大家庭是田無一畝，地無一升。全家生活
主要靠董必武的父親和四叔懷素教書、大伯和五叔向外借貸認息經營小商，販賣茶葉、紙、香燭之類的生意維持。二伯早年去逝，六叔、七叔當店員，八叔未成婚早歿。那時，每天吃兩頓飯，還要摻雜白菜、蘿蔔、紅苕、野菜等，只有過節的時候，才可以吃一頓象樣的乾飯。每餐是由奶奶掌勺，每人一勺，當然不足充飢。
靠堂屋左邊有兩間陳列室，展出了董必武同志把畢生精力獻給革命的部分照片和文物。
現在的故居，是1977年經上級批准修復的，在陳列室內有一個故居全貌的模型。實際的故居，有前後三排。第一排是做生意的，第二排是正堂屋，專門接待外來賓客。當時，董老在這個客廳里接待了許多進步青年。第三排是自家的堂屋和婦女勞動的房間。三排房屋均相連線，形成前後兩個院子，一個天井，現在修復的故居是第三排的房子，是經過大量的調查和考證才修建成的。
人物年表
董必武董必武，又名用威，湖北省黃安縣（今紅安縣）人。
1914年留學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
1915年夏回國策動討袁軍事活動，曾兩次被捕入獄。
1917年至1918年，曾入川到萬縣、成都、重慶等地活動。
1920年7月，與陳潭秋籌建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次年７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國共合作時，負責籌建湖北省國民黨組織，從事統一戰線工作。
1926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委會候補委員。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到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特別班學習。
1932年回到中央蘇區工作，歷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執行委員、最高法院院長、工農檢察委員會代表主席等職。
1934年秋參加長征。次年到陝北後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陝甘寧邊區代主席。
1937年底至1938年秋，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兼民運部部長，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增補為中央委員。
1938年10月，以中共代表和《新華日報》董事會董事的身份到重慶，參與了中共與國民黨的談判，並指導《新華日報》和八路軍駐重慶聯絡處的工作。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建立，他任委員、常委，後又任南方局統一戰線工作委員會書記，南方局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職，協助南方局書記周恩來領導國統區中共黨組織的活動，並開展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他主要做民主黨派領袖沈鈞儒、張瀾、黃炎培、章伯鈞等人的工作，向他們宣傳中共的政治主張和救國政策，出席他們舉辦的各種團結抗日的集會，支持他們發表的抗戰言論，逐漸將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吸引到中共的旗幟下。還積極做國民黨開明派和西南地方實力派的統戰工作，對國民黨中主張團結抗日的馮玉祥、張冶中、邵力子、于右任等人開誠布公，坦誠相待，與他們結下友誼；對劉文輝、鄧錫侯、龍雲、盧漢等地方實力派代表人物或親自交談，或派幹部聯繫。作為歷界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常在參政會上宣傳中共抗日救亡的主張，揭露汪精衛等親日派的投敵賣國罪行和國民黨頑固派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活動。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底舉行的參政會一屆二次會議上，為了督促蔣介石繼續抗日，他和陳紹禹、秦邦憲、林伯渠、吳玉章、鄧穎超等中共參政員聯名提出《擁護蔣委員長和國民政府，加緊全民族團結，堅持持久抗戰，爭取最後勝利案》。與其他中共參政員聯合張瀾、沈鈞儒、章伯鈞、黃炎培、史良等民主人士提出《加強國民外交案》、《嚴懲漢奸傀儡案》等一系列抗戰提案。
1941年1月，國民黨軍隊製造“皖南事變”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時，對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針鋒相對鬥爭，拒絕出席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繼周恩來在《新華日報》題詞之後，寫下了“江南一葉是奇冤”的詩句，控訴國民黨頑固派同室操戈的罪行。他還約見民主人士，向他們介紹皖南事變的真相。在中共和愛國民主人士的努力下，迫使蔣介石集團停止了軍剿共，表示國共關係問題仍用政治方式解決。
1941年秋，兼任南方局宣傳部長。
1943年6月，周恩來回延安整風，他留重慶主持南方局工作。同年9月，他在國民參政會三屆二次會議上，擺事實，講道理，逐條駁斥了何應欽軍事報告中對八路軍、新四軍和中國共產黨的污衊，贏得愛國民主人士和國民黨開明人士的支持。
1944年，在其60歲生日時，中共中央讚揚他“代表著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沿地位，高舉著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不屈不撓地奮鬥著”。
1945年4月，他作為中共和解放區的代表，參加了中國代表團，赴美國舊金山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並在聯合國憲章上籤字。同年11月回到重慶，12月出任中共代表團代表出席了政治協商會議。其間，協助周恩來促成《停戰協定》簽訂並促使政協會議成功。領導南方各省中共地下黨組織恢復活動，發展力量，推進和平民主運動。
1946年5月，率中共代表團離重慶前往南京，並擔任中共代表協和駐南京辦事處主任。
1947年3月回延安，在解放區先後擔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常委、華北財經辦事處主任、華北人民政府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政務院副總理，政務院政法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代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等職。是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第十屆政治局常委。
1975年4月在北京逝世。
人物逝世
董必武逝世1975年4月2日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董必武（1885—1975）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90歲。董必武是湖北黃安人，早年加入同盟會，參加了辛亥革命，後來在武漢從事教育工作。“五·四”運動時期，董必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1920年，他與陳潭秋等人在武漢建立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董必武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隨後，他在湖北建立並發展了黨的組織。1927年董必武赴蘇聯中山大學學習；1931年回國。1934年，年近半百的董必武同志隨中央紅軍踏上了25000里長征的路途，經過一年的艱難跋涉終於到達陝北。抗日戰爭時期，董必武是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談判的代表之一。1945年，他代表中國解放區參加了聯合國制憲會議。建國後，董必武一直擔任黨和政府的重要職務。曾任國家副主席、代理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交通提示
門票:10元
故居：位於紅安縣城關鎮民主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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