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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楚歲時記》是南朝梁代宗懍撰寫的一部記載荊楚歲時習俗的著作，也是保存到現在的我國最早的一部專門記載古代歲時節令的專著。“荊楚”一詞，最早見於《詩經·商頌·殷武》：“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本指楚族或楚國，後以楚國的境域約相當於古荊州，故沿用泛稱長江中游一帶。宗懍祖籍南陽涅陽（今河南鄧縣東北），西晉末年永嘉之亂時，八世祖宗承遷居江陵，到宗懍這一代已經200多年了。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戰亂頻仍的時期，也是一個民族大遷徙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便利的交通使大量的流民遷入長江中游地區，大量遷入的流民又使荊楚地區尤其是江陵一帶成為人口聚集的繁華地區。《隋書·地理志下》載：“自晉氏南遷之後，南郡、襄陽皆為重鎮，四方湊會。”《南齊書·州郡下》也載：“江左大鎮，莫過荊、揚。”
《荊楚歲時記》既是對荊楚地區歲時活動的記錄，也是作者對自身及其家族親歷社會生活的記錄。《荊楚歲時記》端午節條載：“采艾以為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端午節采艾懸門上以避邪氣習俗在晉周處《風土記》中已見於記載，但所謂“采艾以為人”則最早見於《荊楚歲時記》，而其來源據其自注謂：“按宗測字文度，嘗以五月五日雞未鳴時采艾，見似人處，攬而取之，用炙有驗。”宗測是宗承之後第五代孫，為宗懍曾祖父輩。無疑此是宗氏家中口耳相傳的軼事，並被歷代沿襲承用。由宗氏發明的端午懸掛人形艾的習俗，到後世演變成懸掛艾人，又將艾人附會為道教的張天師，風行全國。
《荊楚歲時記》成書以後，促進了歲時節令文化的交流。在宗懍之後不久，隋杜公瞻就為宗懍書作注，並有意識地將《荊楚歲時記》所記南方風俗與北方風俗進行比較。後來，《荊楚歲時記》和杜公瞻的《荊楚歲時記注》一起流傳，人們習慣上仍將其稱作《荊楚歲時記》，從而使南北朝後期中國南北方的歲時風俗薈萃於一書之中，對中國歲時文化的傳播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許多原本只是荊楚地區地方性的節俗，正是通過《荊楚歲時記》的記載，進而成為流行全國的歲時節日，荊楚地區的歲時文化也就對中國歲時文化的發展作出重要的貢獻。魏晉南北朝時，佛教得到廣泛的傳播，尤其在梁代，由於帝王親自帶頭崇信佛法，佛教取代儒、道成為社會主導性的宗教。受佛教信仰而發展起來的歲時節日最早在《荊楚歲時記》中得到記載，如四月八日的浴佛節、七月十五日的盂蘭盆節，有些中國傳統節日也受到佛教的影響，如臘日節戴胡公頭、扮金剛力士驅儺等，這些變化生動地反映了外來宗教對荊楚地區民眾社會生活的巨大影響。浴佛節和盂蘭盆節是一直流傳到現在的節日，臘日雖然消失了，但驅儺活動仍以“跳灶王”等形式變相沿襲下來。
《荊楚歲時記》所記載的淵源於荊楚地區的節日習俗，後來以各種形式流傳到全國，成為中華民族歲時節令文化的一部分，這正是荊楚地區的歲時節令文化對中國歲時節令文化的貢獻之一。《荊楚歲時記》端午條載：“是日競渡。”其下注謂：“按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舟舸取其輕利，謂之‘飛鳧’，一自以為‘水車’，一自以為‘水馬’。”端午節競渡，本是由南方地區祭祀水神的儀式發展而來的習俗。在荊楚地區，屈原就是當時祭祀的水神之一。晉王嘉《拾遺記》卷十載：“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采柏實以合柱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為之立祠，漢末猶在。”屈原是楚國大臣，忠君愛國而死，死後受到荊楚地區人們的懷念，認為他變成了水神，並立祠來祭祀。端午節起源於屈原，最早就是流傳在荊楚地區的傳說。梁吳均《續齊諧記》載：“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輒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世人五日作粽，並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也。”端午競渡的習俗，也是荊楚地區人們紀念屈原的方式之一。《隋書·地理志下》載：“大抵荊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為制《九歌》，蓋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為競渡之戲。”在荊楚地區，水神人格化為屈原，因而祭祀水神的儀式發展成了紀念屈原的活動。到了隋唐一統後，端午節紀念屈原的習俗就不僅限於荊楚地區，而成為全國性的節日風俗，一直流傳到現在。
《荊楚歲時記》一書很早就流傳到國外，尤其是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東亞諸國。一般認為，早在奈良時代初期，《荊楚歲時記》就已傳到日本，在現存的藤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中，就載有“《荊楚歲時記》一卷”。《日本國見在書目》據考成書於宇多天皇的寬平三年（891年），約相當於中國唐昭宗大順二年。在稍後成書的惟宗公方《本朝月令》一書中，曾多處引到《荊楚歲時記》，如“五月五日節會事”條，就引有五彩絲系臂為長命縷等習俗。《本朝月令》一書是日本學者記載當時歲時習俗的專門著作，其之所以引用《荊楚歲時記》，是用以說明當時歲時習俗的源流，說明日本正是以《荊楚歲時記》作為歲時習俗的典範來學習仿效。實際上，《荊楚歲時記》所記載的許多歲時習俗都在日本流傳。如《荊楚歲時記》載元日門前系葦索立松柏枝驅邪，現在日本正月掛在門上的“門松”與“注連繩”據說就是由其演變而來。《荊楚歲時記》所載元日飲屠蘇酒俗，自平安時代流行於日本宮廷，後擴散到民間，一直延續到今天。在韓國，端午節像《荊楚歲時記》所記載的那樣，掛艾蒿、吃粽子、賽龍舟，他們把宗懍的家鄉視作中國歲時文化的故鄉，上世紀90年代，曾特意派人到中國湖北江陵來考察端午習俗。在古代日本和古代朝鮮時期，還都出現過仿效《荊楚歲時記》體例撰寫的歲時著作《日本歲時記》、《東國歲時記》，並引述《荊楚歲時記》來說明本國一些歲時習俗與中國歲時文化之間的淵源關係。
通過《荊楚歲時記》我們可以追尋許多節日的發展演變軌跡。宗懍在《荊楚歲時記》序言中謂：“率為小記，以錄荊楚歲時，自元日至除日凡二十餘事。”在《荊楚歲時記》所記載的20餘種歲時節日習俗中，有些是漢代沿襲下來的，如元日賀尊，臘日祀灶；也有些是首次見於《荊楚歲時記》所載，如四月八日香水浴佛，七月十五營盆供佛。即使漢代沿襲下來的節日習俗中，其隨時代變遷所發生的演變也有許多是首次見於《荊楚歲時記》中，如臘日驅儺由方相氏改為“金剛力士”。所記載的節日中，有些流傳至今日，如元日、端午、重陽、除夕等；有些則已經消失，如社日、臘日；有些節日雖然消失了，但節日習俗通過新的節日仍在流傳，如臘日的祀灶移到了小年舉行。正是《荊楚歲時記》的記載，為我們探尋歲時文化的變遷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