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韻說

神韻說

中國古代詩論的一種詩歌創作和評論主張。為清初王士禛所倡導。在清代前期統治詩壇幾達百年之久。

簡介

神韻說的產生,有其歷史淵源。“神韻”一詞,早在南齊謝赫《古畫品錄》中說已出現。謝赫評顧駿之的畫說:“神韻氣力,不逮前賢,精微謹細,有過往哲。”這裡以“神韻”與“氣力”並舉,並未揭示出“神韻”的意蘊。謝赫還說過:“氣韻,生動是也。”這裡以“生動”狀“氣”,對“韻”也未涉及。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論畫六法》中所說“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之狀,須神韻而後全”,也未超出謝赫的見解。唐代詩論提到的“韻”,大多是指詩韻、詩章的意思,不涉詩論。如武元衡《劉商郎中集序》說:“是謂折繁音於弧韻”,指詩韻;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所說“韻外之致”,即指詩章。他的《詩品·精神》中所說“生氣遠出”,卻可以看作是對“韻”的一種闡發。今人錢鍾書說:“‘氣’者‘生氣’,‘韻’者‘遠出’。赫草創為之先,圖潤色為之後,立說由粗而漸精也。曰‘氣’曰‘神’,所以示別於形體。曰‘韻’所以示別於聲響。‘神’寓體中,非同形體之顯實,‘韻’裊聲外,非同聲響之亮澈,然而神必託體方見,韻必隨聲得聆,非一亦非異,不即而不離。”(《管錐編》)這段話對“氣”、“神”和“韻”的概念以及它們的關係,作了很好的說明。

歷史

宋代

宋代談“神韻”者歷來以嚴羽為代表,他在《滄浪詩話》中說:“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實際上,在范溫的《潛溪詩眼》中就有論“韻”的內容(《永樂大典》807卷《詩》字引《潛溪詩眼》佚文,錢鍾書《管錐編》予以鉤沉、闡述),洋洋上千言,從各個方面對“韻”作了精闢而周到的分析,不僅表征了從齊梁開始的由畫“韻”向詩“韻”的重大轉變,而且“融貫綜核,不特嚴羽所不逮,即陸士雍、王士禛輩似難繼美也”。“范溫釋‘韻’為‘聲外’之餘音遺響,及言外或象外之餘意,足徵人物風貌與藝事風格之‘韻’,本取譬於聲音之道”(《管錐編》)。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明清時期

明清時期,“神韻”一詞在各種意義上被普遍使用。胡應麟的《詩藪》有20處左右談到“神韻”,如評陳師道詩說:“神韻遂無毫釐。”評盛唐詩說:“盛唐氣象混成。神韻軒舉。”王夫之也多次談到“神韻”,如《明詩評選》評貝瓊《秋懷》說:“一泓萬頃,神韻奔赴。”《古詩評選》評《大風歌》說:“神韻所不待論。”評謝朓《銅雀台》說:“淒清之在神韻者。”他們標舉“神韻”都在王士禛之前。而鍾嶸《詩品序》中所提出的詩應有“滋味”;嚴羽《滄浪詩話》中所提倡的“入神”以及“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像”和“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司空圖所倡導的“味外之旨”、味在“鹹酸之外”,以及明人徐禎卿《談藝錄》中所談到的“神韻”,都是神韻說的濫觴。王士禛曾說:“余於古人論詩,最喜鍾嶸《詩品》、嚴羽《詩話》、徐禎卿《談藝錄》。”(《帶經堂詩話》)雖然他也說過“鍾嶸《詩品》,余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踳謬不少”(《漁洋詩話》),但他的意見主要是對鍾嶸以三品評詩的做法,而不是對《詩品序》所提出的理論本身。王士禛對司空圖和嚴羽的詩論,也曾多次表示稱讚,如說“表聖(司空圖)論詩,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又雲‘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形容詩景亦絕妙,正與戴容州‘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八字同旨”(《帶經堂詩話》);又說自己“於(司空圖、嚴羽)二家之言,別有會心”,並按照二家論詩的原則,選編唐代王維以下42人詩為《唐賢三昧集》。還有明末南宗畫家董其昌關於南宗山水畫的論述,也影響到王士禛的詩論。如王士禛在《芝廛集序》中,就曾論述了詩與南宗畫的關係,並對董其昌高度推崇,譽之為明代“二百七十年”間畫家“之冠”。在《香祖筆記》中,他還認為詩的妙處要象南宗大畫家荊浩所說的“遠人無目,遠水無波,遠山無皴”那樣,“略具筆墨”即可,以為聞此可得詩家三昧。

代表人物

王士禛

王士禛之前,雖有許多人談到過神韻,但還沒有把它看成是詩歌創作的根本問題,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由於范溫論韻之文不傳,神韻的概念也沒有固定的、明確的說法,只是大體上用來指和形似相對立的神似、氣韻、風神一類內容。到王士禛,才把神韻作為詩歌創作的根本要求提出來。
他早年編選過《神韻集》,有意識地提倡神韻說,不過關於神韻說的內涵,也不曾作過專門的論述,只是在許多關於詩文的片斷評語中,表述了他的見解。歸納起來,大致可以看到他的神韻說的根本特點,即在詩歌的藝術表現上追求一種空寂超逸、鏡花水月、不著形跡的境界。神韻為詩中最高境界,王士禛提倡神韻,自無可厚非。但並非只有空寂超逸,才有神韻。《滄浪詩話·詩辨》:“詩之法有五”;“詩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曰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淒婉。……其大概有二:曰優遊不迫,曰沉著痛快。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可見神韻並非詩之逸品所獨有,而為各品之好詩所共有。王士禛將神韻視為逸品所獨具,恰是其偏失之處。
神韻說的要求出發,王士禛對嚴羽的“以禪喻詩”或借禪喻詩深表讚許,同時更進一步提倡詩要入禪,達到禪家所說的“色相俱空”的境界。他說:“嚴滄浪(嚴羽)以禪喻詩,余深契其說;而五言尤為近之。如王(維)、裴(迪)《輞川絕句》,字字入禪。”“唐人五言絕句,往往入禪,有得意忘言之妙,與淨名默然,達磨得髓,同一關捩”。還說:“詩禪一致,等無差別。”認為植根於現實的詩的“化境”和以空空為旨歸的禪的“悟境”,是毫無區別的。而最好的詩歌,就是“色相俱空”、“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逸品”(《帶經堂詩話》)。從詩歌反映現實不應太執著於實寫這一點講,他的詩論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從根本上來說,他是以遠離現實為旨歸的。
從神韻說的要求出發,王士禛還一再強調創作過程中“興會神到”的重要性 (即嚴羽所謂“興趣”,參見“興趣說”)。他說:“大抵古人詩畫,只取興會神到。”又說:“古人詩只取興會超妙。”認為創作是“一時佇興之言”,“佇興而就”的(《帶經堂詩話》、《漁洋詩話》)。詩歌創作不是理念的產物,當然應該“興會神到”,有感而發;但一時的“興會”只有來自於廣博深厚的生活閱歷,才是有意義的。離開了這些根本條件僅僅強調一時的“興會神到”,便只可能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也必將導致藝術遠離現實的傾向。
從神韻說的要求出發,王士禛還特彆強調沖淡、超逸和含蓄、蘊藉的藝術風格。關於沖淡、超逸,如他曾讚揚孔文谷“詩以達性,然須清遠為尚”的主張,於明詩特別推崇以高啟等為代表的“古澹一派”,評論詩人標舉“逸氣”、“逸品”(《帶經堂詩話》、《漁洋詩話》)等。他對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也專門推許其中“沖淡”、“自然”、“清奇”三品,強調“是三者品之最上”,而根本不提“雄渾”、“沈著”、“勁健”、“豪放”、“悲慨”等品,這就更加發展了《二十四詩品》中注重沖淡、超逸的美學觀點。關於含蓄蘊藉,如他反對詩歌“以沈著痛快為極致”,一再強調嚴羽的“言有盡而意無窮”和司空圖的味在“鹹酸之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等,並認為“唐詩主情,故多蘊藉;宋詩主氣,故多輕露”(同前)。最明顯的是他對幾首詠息夫人詩的評論,認為杜牧的“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是“正言以大義責之”,頗不贊成;認為只有王維的“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更不著判斷一語,此盛唐所以為高”。這就更進一步發展了嚴羽的“不涉理路,不落言銓”的觀點。
正因為如此,所以王士禛選《唐賢三昧集》,竟不選李白杜甫的詩。名之曰仿王安石《百家詩選》之例,實際上是不欣賞李、杜的詩。趙執信的《談龍錄》就曾說他“酷不喜少陵”,“又薄樂天”。翁方綱的《七言詩三昧舉隅·丹春吟條》也說他“獨在沖和淡遠一派,此固右丞之支裔,而非李、杜之嗣音”。這是有充分根據的。如他曾反覆推崇王維、韋應物詩“趣味澄夐”,並說過:“韋如菩薩語,王右丞如祖師語也。”據李重華《貞一齋詩說》的記載,他曾見到王士禛私下信手塗抹杜詩,因此曾指斥他為“矮人觀場”。不僅對於李、杜,對於其他許多現實性較強的詩人如白居易元稹劉禹錫、杜牧、杜荀鶴羅隱等,也都一概採取排斥、指責的態度。如他借司空圖的話,指斥元、白“乃都市豪估”;認為劉禹錫的名句“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等句“最為下劣”;認為杜牧、杜荀鶴的詩都是“惡詩”(《帶經堂詩話》)等等。這充分體現了他的論詩旨趣。
在王士禛之前,由於明代前後七子的復古主義運動,言必漢、魏、盛唐,造成了詩走向膚廓、貌襲的流弊,而公安派矯正前後七子之失,其弊又流於淺率。王士禛企圖矯正兩派之失,提倡神韻說,倡導詩應清遠、沖淡、超逸,在表現上應含蓄、蘊藉,出之於“興會神到”或“神會超妙”,片面地強調詩的空寂超逸、鏡花水月的境界,反對現實性強的詩歌及沈著痛快、酣暢淋漓的風格,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吸收並進一步發展了司空圖、嚴羽理論中所包含的消極因素,導致詩歌走上脫離生活、脫離現實的道路,抹煞了詩歌的積極的社會作用。王士禛曾讚揚有些詩“皆無香火氣”以為可貴。別人對他的稱讚也有不少集中在這一點上,如施愚山曾對他的弟子稱讚他說:“子師言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仙人五城十二樓,縹緲俱在天際。”(《帶經堂詩話》)這些,正好說明了王士禛神韻派詩論的實質。王士禛自己的創作也證明了這一點。他的詩,多描繪自然景物,如《真州絕句》、《藤花山下》、《江上》等,刻畫景物很工致,並富有詩情畫意;但是,除早期作品外,反映人民疾苦或現實性較強的詩很少,而且常常有意無意謳歌昇平景象。這與他的詩論是完全一致的。

翁方綱

翁方綱曾說:“漁洋所以拈舉神韻者,特為明朝李、何一輩之貌襲者言之。”(《復初齋文集·坳堂詩集序》)但是以這樣的理論和創作實踐,企圖糾正明代七子之弊,是不可能將詩歌引向康莊大道的。因而他的詩和詩論曾遭到當時和後人眾多的批評和譏議。吳喬曾說他是“清秀李於麟”(《答萬季埜詩問》),意謂其詩作不過比後七子之一的李攀龍較為清秀而已。袁枚也為說他“喜怒哀樂之不真”;並說他的詩和方苞的散文一樣,“俱為一代正宗而才力自薄”(《隨園詩話》)。甚至連同樣標舉神韻、不同意對“口熟漁洋詩,輒專目為神韻家而肆議之”的翁方綱,也不贊成王士禛關於神韻的見解,批評他“猶未免滯跡”(《復初齋文集·坳堂詩集序》),“不免墮一偏也”(《復初齋文集·神韻論》)。翁方綱認為“神韻者,徹上徹下,無所不該”,王士禛僅以空寂言神韻,“徒自敝而已矣”(同前)。這個評語應該說是中肯的。各種風格的詩,都應有神韻,並非只有“逸品”才有神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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