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述
概述
我土生土長於農村，後來考學進入並留在現在這個城市。離開老家十多年來，做穩了“偽市民”的我，幾乎遺忘了農民兄弟，熟視無睹他們的悲歡離合，漠然無視他們的酸甜苦辣。曾經是農民的我，甚至都不願意別人提及自己的農民出身。
歷史經歷
就在血液里最後一個農民因子消失時，我極其意外地獲得一個回望農民的機會：執政黨在全黨範圍內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先進性教育活動，為我提供了這種契機。去年12月中旬，我被所在單位的上級黨務部門抽調到安康市河西鎮二壋村，協助村黨支部開展工作。於是，我開始了有意識地接觸、體察、思考農民、農村，並將這種接觸、體察、思考記錄下來。
我不願意再去痛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過去6年裡，李昌平以“向總理說實話”的名義，陳桂棣夫婦以一部《中國農民問題調查》，向天下人倒盡了中國農民的艱難和“三農問題”的嚴峻。
誰也無法否認，中國農民至今依然是中國地位最低、受關照最少、為溫飽犯愁、最易受到輕視傷害的弱勢群體。上訪告狀、哭訴無門的主體是農民，幹了活拖欠工資的主體是民工，上不起大學的是農家子弟，看不起病的是農民，打不起官司的還是農民……
“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市民像白人，農民像黑人。”目前，中國正處於以突出的城鄉差距、分配懸殊、兩極分化、權利失衡等為標誌的“拉美困境”的邊緣。如果任其發展下去，“拉美困境”可能被無限期拖長，甚至持久化、永恆化。
作家看中國發展
概述
中國這些年的變化有目共睹：經濟快速發展，綜合國力顯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中國城市，在迅速地變大、變高、變美，北京、上海這些大都市，與國外已開發國家城市的差別已不大。中國農民卻與已開發國家農民有著天壤之別：西方國家不向農民徵稅，還對糧食進行高額補貼；中國是少數幾個既不對糧食直補，又要徵稅的國家之一。國外農民生活在農莊，享受著現代文明生活；咱們的農民，與其祖先一樣，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艱辛勞碌，單調貧窮。
數據
中國目前有9億多農民，人均年純收入低於637元的絕對貧困人口2900萬，人均年純收入低於882元的低收入人口達5600萬，超過了韓國的總人口。這兩個數字來自官方統計，實際數量肯定比這大。中國的貧困線定得過低，一定程度上掩蓋了農村真實的絕對貧困狀況。目前的貧困線是637元，人均每天純收入僅1.74元。國際通常認定的開發中國家貧困線為每天1美元或2美元，兩者相距甚遠。按照國際慣例每天1美元，且以購買力平價標準衡量，中國農村真實存在的絕對貧困人數要比現在多得多。據去年世行發展報告，2001年我國高度貧困人口2.1億，占總人口16.6%；中度貧困人口5.9億，占總人口46.7%。
作家看生活的改善
概述
應該承認，與過去相比，農民生產、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提高，卻也要直面這樣的事實：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繼續拉大，兩極分化加劇，財富向少數發達地區、少數人集中，大多數地方、大多數人相對貧困化。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了7倍多，由1990年824元擴大到2004年的6486元。2004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同期農村居民人均收入2936元，前者是後者的3.2倍——加上市民所享有的各種福利收益，二者實際收入對比在4倍以上。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導致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巨大差距，城鎮居民的生活質量比農村居民高得多。以2003年數據為例，城鎮居民人均年消費額8471元，農村居民為2361元；前者在蔬菜﹑肉類﹑蛋類﹑奶類﹑食用油﹑水產品﹑酒類等方面的消費超過了後者，其中有些還相差懸殊。
數據
貧富差距可以通過基尼係數反映出來。目前基尼係數為0.46，已超過0.4的警戒線。收入最低的20%人群，僅擁有4.66%的國民收入；收入最低的40%人群，只擁有13.6%的國民收入；收入最高的20%人群，占有高達50%的國民收入。據中國人民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的聯合調查，大陸的基尼係數已經高達0.53或0.54左右。這都是兩年前的統計數字，現在的基尼係數恐怕只會高不會低。過大的收入差別以及對此事的公開關注，如果不能及時調整政策疏導民眾，將給社會帶來難以想像的危害。
同樣是農民也有差別，深圳的“農民”人均收入幾萬元，幾乎不交任何稅費，內陸地區農民人均年收入一千多元卻要交幾百元稅費。所幸，國家糾正了這種不公平的做法，取消了農業稅。
改革開放後
概述
我真的沒有想到，改革開放後的今天，醫療、教育竟然成為中國農民新的致貧因素。據衛生部統計，2003年農民住院平均費用為2236元，也就是說，一個農民住院，其全年收入大部分將花在醫療費上。目前有79.1%的農村人口沒有任何醫療保障，完全靠自費看病。官方最新公布的一份檔案披露，全國每年大約有一千餘萬的農村人口因病致貧或返貧。一些地區農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居民占貧困人口的三分之二。部分農民生活艱辛，幾近崩潰邊緣，河南省某縣農民賣血造成愛滋病大範圍傳染而震驚世界。
結果
教育負擔壓得農民抬不起頭，許多農戶的農業現金收入不夠繳學生學費，不少農民一件衣服穿幾年甚至幾十年。據有關資料統計，近十年間，大學學費猛漲了20倍，同期國民人均收入增長不到4倍。一個3口之家的農戶不吃、不喝、不穿、不用，辛勞奮鬥10年，也未必能供養一個孩子讀完4年大學，何況有的農民家庭還要供養兩三個。到目前為止，全國還有少數縣沒能完全“普九”，已經“普九”的一些地方水平還較低，基礎還不穩。九億農民的子女在北大、清華就讀的還沒有人口一千多萬的北京市的子女多。
國家既沒有解決農民負擔過重問題，也沒有找到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農資價格與糧價同步上漲，甚至前者漲幅高於後者，吃掉了部分種糧直補款，使得部分地區的部分農民增產不增收。地方財政困難，就打農民土地的主意，徵用農地，再以較高價格賣出去，政府從中獲得一筆增值收益。前年全國土地出讓金2400億元，去年也是2000多億元，成為地方的“第二財政”。目前農民土地權益仍然很弱，法律對於農民土地權益保護並不到位。農民失去土地，得到的補貼又很少，極易陷入貧困。政府對農民“多予、少取”的扶農舉措，就被上述“致貧因素”抵消了。
未來
中國農民發起了改革，貢獻著血汗，創造著財富，卻被擋在了文明樂園的大門外，不少人可憐地僅有身體可供自己和他人支配使用。城市基本建設投入加大，就業機會增加，農民受到新的“剪刀差”的調控，促使他們不得不進城以出賣廉價勞動力為生。勞動力二元體製成為制約農村剩餘勞動力充分就業、造成農民工受歧視的制度根源。城市職工下崗與農民下崗的區別在於：前者將負擔扔向了政府，後者將負擔甩給了家庭。
權利現狀
概述
國際人權公約賦予人類最基本的權利有尊嚴權、自決權、發展權、工作權、結社權、生活權、社會保障權、教育權、生命權、人身權、遷徙權、法律平等權等。中國農民算不上完整意義的公民，缺乏一些人類最基本人權，更無法與市民享受同等的國民待遇。
過程
在中國，“農民”幾乎成為一個最低賤的職業和階層。至今，我們沒有擺正“三農”的位置，沒有認識到農民問題的極端重要性。中央和地方政府檔案中將“三農”表述為“農業、農村和農民”，這是“只認糧食不認人”的做法。應該的順序是，農民、農村和農業。農民乃“三農”之首，是“三農”的核心。農民既是農村的主人，又是農業生產的主體。
傾斜的民主政治制度，歧視農民的政治參與意識和能力。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被遺棄的是農民，受傷害者也是農民。沒有誰為農民說話，農民自己說話的份量太輕，聲音太弱，願望訴求無法充分表達。目前的村民自治選舉、縣鄉兩級人大代表選舉，尚不能構成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民主。
農民很少得到憲法的真正關懷，卻受到法律、制度、傳統觀念諸多方面的歧視。對農民的歧視，可謂根深蒂固。建國以來，農民始終未能走出“貧困——歧視——限制——貧困”的惡性循環怪圈。農民是中國社會不公平不和諧的最大受損者，突出表現為農民基本權利的殘缺，以及社會地位的低下。不少人對農民抱有極大的偏見，甚至否定這一群體應有的社會地位與基本權利。
案例
社會倫理學家馬格利特將社會制度對人的尊嚴和心理造成的傷害，稱為“制度性羞辱”。這種來自製度的羞辱，是人們最感無奈的羞辱，也是最嚴厲的羞辱。“城鄉分治、一國兩戶” 的戶籍管理制度剝奪了農民的人身自由權利。這種用二元戶籍制度固化農民身份、限制其自由遷移的做法，世界上絕無僅有。最近，廣州某村委會在查流動人口暫住證時，將200多名無證者關進村委會大院長達9個小時，期間有數人被毆打。就因為落不上北京戶口，奔波無望的父親摔死了出世僅僅43天的孩子。
現行法律、法規蔑視農民的生命價值和平等的生命權。現行戶籍制度下的人命價值是赤裸裸的不平等，是對農民生命價值的嚴重褻瀆。人的生命是無價的，對於農民和城市人來說卻成了有價的，農民的命不值錢，城市人的命就值錢。比如在西安市發生車禍，死者為城鎮戶口，可得到最高賠償金45萬元；若是農村戶口，最高只有6萬元，兩者相差七倍多。人富命貴，人窮命賤，一個農民的命價不及市民的七分之一。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沒有大小之別，所有人的生命價值都應平等。
城鄉現象
這種城鄉地位傾斜、權利失衡的現象，比比皆是。財政、稅收、信貸政策偏愛市民，吝嗇農民，甚至掠奪農民的勞動剩餘。農民維權法律殘缺，政府信用喪失，疏於管理，農民工合法權益屢遭侵害。城鄉公共福利和養老、失業等社會保障，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國民經濟發展計畫忽視億萬農民平等的教育權和全面的發展權。中國城鄉之間最大的不平等是教育，城市教育國家辦，農村教育則要農民自個兒掏腰包。公共衛生經費投入偏向城市忽略農村，衛生資源分配嚴重失衡。農村老人病故在醫院的不多，而城裡老人病故在家裡的很少；農村婦女去醫院生小孩的很少，而城市婦女在家裡生孩子的幾乎沒有。
農村落後、農民貧窮，是中國落後、貧窮的主要方面。我國現代化面臨的最大、最主要障礙，是農民的現代化。農民是我國最大的社會群體，農民生活成為我國生活的主要方面，溫飽與飢餓、脫貧與返困在可預見的未來仍然緊密膠著,相互轉化。農民問題解決不好，或繼續惡化，我們所面臨的其他問題，諸如文化教育、醫療衛生、計畫生育、安全生產、社會公正、環境保護、國家穩定就難以被真正考慮和解決。農民問題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問題，且居於最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