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柏

凱柏

凱柏,人名。荷蘭首相(Abraham Kuyper),中譯名為凱波爾、凱帕爾、凱柏。

基本信息

早期

幼年生活

凱波爾於1837年十月二十九日,生在荷蘭海邊Maassluis牧師住宅中,父親約翰凱波爾(Rev. Jan Frederik Kuyper)是那裡的牧師。照他祖父的名字,起名亞伯拉罕。他從小就愛海,對著浩瀚的海洋,充滿了憧憬。他在加爾文派的薰陶下長大。

1849年,約翰牧師應荷蘭南部禮敦(Leiden)教會約請,作他們的牧師,舉家遷往那裡。亞伯拉罕凱波爾就入了禮敦大學。

1862年,九月二十日,凱波爾還不到二十五歲,得了禮敦大學(Leiden University)的神學博士學位。1863年七月一日,他同約安娜(Johanna Hendrika Schaay)結了婚。新婚夫婦都來自城市,去位於荷蘭西南部的鄉村卑斯得(Beesd),牧養他第一個鄉村小教會。

就任牧師

八月九日上午,凱波爾正式就任牧師,是由他父親約翰凱波爾牧師主持。那天晚上,他的就任講章,經文是約翰壹書第一章7節。雖然是正統信仰的信息,但他在講台上,持守道德上的誠實,只能講說他自己所知所信的。他的會眾大部分也都滿足現狀,不注重靈里深入的追求,對於這位神學博士很滿意。問題仍然是"不滿分子"。

他們倒不是對他個人有意見。他們不滿的,是牧師的正統信仰里,有一半自由派的思想。凱波爾牧師覺得他們不是死氣沉沉的會友。他們的聖經知識很豐富。他們注重屬靈的事。他們的生活表現很有規律,而保持歸正教會對世界的觀點。他們不是談論宗教,而是謙卑的見證聖經永恆的真理,以溫柔敬畏的心,說明"心中盼望的緣由"。

凱波爾同他們談論,有時且是辯論。但他勤去探訪他們,建立了彼此的感情。青年牧師自然邀請他們來參加聚會。他們拒絕了;並且坦白的說,前任牧師不傳講真理,他也是如此。

真理!這班簡樸的農民知道真理?他們連拉丁文都不懂,更不用說聖經原文了。這感受仿佛是博學多識的亞波羅,握著亞居拉織帳棚粗糙的手,聽他說是對基督更認識。凱波爾真的驚奇。

他們指示真理給他:神創造萬有,唯一的目的是為了他的榮耀。他的主權統管萬有。我們的存在是為了榮耀神。

這是偉大的發現!大有學問的博士,竟作了卑微農民的學生。他不顧牧師的尊嚴,放棄了世界的虛驕,同他們談論。他發現,從此以後,主日的講壇自由釋放得多了。

從那幾個不滿現狀的人,所看見,所聽見的,使凱波爾對自己的生命作了深省。這轉變時期的結果,是他經歷了神"全然主權的恩典"。他沒有不滿他們,沒有反對他們;反而謙卑的接近他們,想了解他們,從他們學習自己不知道的。十年後,他寫道:

我沒有定意反對他們,直到現在我仍然為了所作的選擇感謝神。他們不動搖的堅持,成了我心靈的福分,是我生命中的晨星。我有了所持守的道,卻沒有尋得和好的福音。他們用簡樸的話,告訴我靈魂得完全安息的唯一方式:敬拜高舉那位行作萬事的神,或立志,或行事,為要成全他的美意。

凱波爾常去跟那位農村女子佩蒂談話,更深的受她歸正信仰的影響。凱波爾的父親本是正統的歸正派信仰,但趨向中和,成為一位傳沖淡的福音信仰的牧師。凱波爾受教育的禮敦大學,是有名的自由派學府;但他自己對加爾文思想認識頗深。不過,還是那位約比他年長七歲的佩蒂大姐,作了他屬靈的母親。她幫助啟導凱波爾,把知識轉化為宗教經驗,和神學的信念。他們在基督里的友誼,持續了半個世紀,直到她在1914年三月二十六日離開世界。佩蒂一直關心凱波爾的事工;凱波爾也一直感激記念佩蒂。

在卑斯得鄉村教會,四年的事奉,是凱波爾最重要的準備時期。那幾名歸正信徒幫助他,從半正統,半自由派的思想混沌中進入光明,從游移浮蕩而建立在堅實純正的根基。在這根基上建造,發展,有超奇的成就。凱波爾成為神學家,政治家,演說家,大學創立人,報刊主編,作家,教會改革家,領袖,組織家,旅行家,在每一方面,都有傑出的貢獻。最重要的,不是他的才能,不是他的貴為首相,而在他始終是謙卑奉獻虔誠的基督徒。歷史記載,他是在荷蘭混亂危難中神興起的領袖,也是加爾文以後最傑出的領袖。

1867年,凱波爾接受悟垂克(Utrecht)教會的約請,擔任他們的牧師。

十一月三日,凱波爾向他所愛的卑斯得教會作告別講道。他選用的經題,是馬太福音第六章12節,主禱文中的第五項請求:"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他說:

"我現在感覺到良心的控告:我在自己還未全心悔改歸向福音的時候,就膽敢到你們中間擔任牧職;因此,使你們在某種程度上,也分受我信仰動搖的困擾...現在請你們中間愛我的人,與我一同跪下,同我禱告,也為我禱告,求主赦免我的債。"

離開鄉村

凱波爾離開了那安靜的鄉村,可愛的會眾,去省會悟垂克。他不是為了高薪厚俸,不是羨慕城市上流社會的生活;而是去爭戰,為了神的榮耀。凱波爾已經準備好了。

約在1360年,奧斯曼帝國的牟拉德蘇丹(Murad I),向歐洲擴張。當時的基督教國家,或在自相殺伐,或同教皇鬥爭,結果是屢屢敗給牟拉德。牟拉德擄去基督徒孩童,有時在他占領的地區徵募,把這些少年人編成特種部隊,精選人才來教導他們各種戰術,戰技,行政,學問,最重要的是徹底灌輸回教的教義,成為優秀的精英幹部,在宮廷事奉他。這種軍隊稱為"占尼撒理"(Janissaries, 原為Yeni ceri) 意思是"新軍"。蘇理曼(Suleiman)和以後的領袖們,也沿用這種辦法。那些歸信回教的少年們,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基督教家世,完全效忠於土耳其蘇丹,不惜與父兄為敵,以至殺死他們。

歐洲的學校原都是教會建立的。西方的文化和近代文明,都是源於基督教。但到十九世紀,情況改變了。無神的人本主義,瀰漫在思想界:反對宗教的亂民政治,不信神權能的生物理論,否認神權威的評經和自由派神學,把許多少年人,整批整群的擄去了,離開了教會的懷抱。

在教會中,冰冷的教條主義者,以為抱持著教條,就是固守了真道,把敬拜的儀式,當做了敬拜的內容。寂靜的敬虔主義者,則以為教條無關重要,知識更是叫人自高自大;只要個人得著救恩,有好的品德,一切問題自然消失。他們抱持司班耐(Philipp Jakob Spener, 1635-1705)的教訓, 努力高舉富蘭克(August Hermann Franke, 1663-1727),辛森道夫 (Count von Zinzendorf, 1700-1760)當做經典,卻飲水而不思源,忘記了敬虔運動來自司班耐創的哈禮大學(University of Halle)。至於占人口多數的世俗派,就忙忙碌碌的賺錢生活,把生活當做生命的目的;雖然也有宗教活動,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習慣的出入教堂,以為已經盡了自己的本分,連奉獻金錢也當作是投資。

但仇敵在認真的加緊工作,連連的勝利,忙碌的收取戰利品。亂民政治在法國得勢,排除了宗教,還輸出革命思想。人本主義則以人為萬事的尺度,把神隔絕在思想的宇宙之外。自由派則占領了神學的講席,派遣他們的門徒,去侵入教會,學校。

一間一間的教室失去了。一所一所的學校陷落了。一座一座的教堂失守了。不,各種各式的活動仍然繼續著,只是真理的旌旗不見了,主耶穌基督不再是尊榮的中心。

大多數的基督徒仍然在沉睡。有時,他們也感覺到講道的味道不同了,但他們以為是自己余夢未醒;或以為教堂換了新人,自然需要慢慢適應,久之也就安於現狀,有再懶於去思想其變遷的原因。實在說來,總是少數領導多數;而領導的人,總是怕變遷的人,因為那等於失去了安全的領導地位。只有少數,微不足道的少數,注心於信仰的重要,他們想講話,想行動;但可惜聲音太小,沒人注意。最後,他們只好黯然離去;教堂空出了幾張椅子,但教堂的奉獻收入沒有顯著減少,教牧的收入反隨著年資而加增。

信徒離開了教會,信徒的孩子們不可能不受教育。他們進入了學校。但回到家裡的時候,可以在他們身上看出改變:他們不再渴慕屬靈的事,在言談之間,也表示對真道的懷疑。世俗的基督徒,對這種現象全不在意;他們只要孩子進好學校,讀書成績好,將來找到好職業,生活富裕,事業也滿意。信仰嗎?似乎沒有甚么現金價值,不能增加收入和光榮。因此,在他們是一切如常。

敬虔的父母們,態度就不一樣了。他們警覺到孩子靈命的枯萎,死亡;由中學升入大學後,這種可怕的改變最顯著。他們搜尋心靈的省察:是作了甚么錯事?是神離開了我們?他們呼求神,呼求神,恆切的呼求,但看不見顯著的效果。啊!他們想到了少年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的經歷,在離家往異地求學的時候,如何被異教思想擄去。"占尼撒理"的事件,現在實現在他們身上。有位敬虔的父親,在神面前流淚呼求,求神叫他的兒子迴轉,否則叫他死了,免得羞辱主的名,或反抗神,傳播人本主義的思想,為害別人。這種痛苦的心情,就像是作基督精兵的父親,在戰爭中為了對主效忠,為了責任,寧可忍著心,殺死成為"占尼撒理"的兒子!更可哀的,是自己當初無知,親手把兒子送在擄掠的人手中。

不少的家庭里,可以聽到母親的怨訴,為了被擄的兒子,向神哀哭:"他們擄去了我所愛的兒子!"但安慰在哪裡?如何能使被擄者歸回?

信仰的危機

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結果,荷蘭在信仰上成為改革宗,並且脫離西班牙的統治而獨立,成為反抗羅馬教人士的避難地,是一片自由樂土。後來,又受法國轄制,直至十九世紀初,才脫離法國。雖然如此,在思想上卻深受當時流行的自由主義影響,只在名義上仍是基督教國家。本來學校是由教會創辦,由教會管理,教育培養的人才,為了教會服務;現在的情形是,教會和學校都由政府經營,由政府維持,當然也為了政府服務。這是說,由反教會和自由派的人,控制了教會和學校。

1870年的荷蘭,全國約有四百萬人口,有三所大學:禮敦大學,歌樂寧根大學,悟垂克大學。當時,只有這三所大學是政府所承認的;他們也各有其神學院。所授的專業學位,包括:律師,醫生,工程師,和神學學位,獲得政府許可。無疑的,在這幾所學校畢業的學生,可以獲得工作,有高薪,得高位,前途是光明的。問題是他們的信仰。許多青年人,包括牧師的兒子凱柏,進入大學之門,就失去了信仰。如果"成功"的定義,只是物質的享受,他們是成功了。如果教育的目的,只是學術知識的追求,他們是達到了目的。但人生的路程,並不限止於今世,而還要有永生。

可是,在信仰上的墮落開始了,會更快更深的滑落下去。

凱波爾畢業了,進入了教會事奉,經過了漫長的摸索,艱難的掙扎,仰賴神的恩典,才獲得了光明的新生。但他的母校,和另外兩所大學,卻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三所神學院依然都存在;不過,只剩下了空殼,內部完全被不信派所腐蝕竊據。系統神學沒有了,變成了宗教研究;實用神學課程也取消了;聖經不再被認為神的話的權威;基督教只是許多宗教的一種,雖然他們仍以為是較高級的宗教。

如此以來,高等教育的淪陷,不僅造成青年一代信仰的危機,使他們迷失;更失去了供應教牧人員的訓練基地,使教會沒有從神來的信息,使神的言語稀少,造成教會荒涼,延而影響將來臨的世代。關心神家的人,自然能預見到可憂的後果,認識這是根本的問題,儘量的想辦法,努力求取救濟。

將人的心意奪回

教育,教育,是信仰的開端,是教會的根本。因此,不僅要防止信徒子弟,被引誘入不信和反抗神的文化,不僅要使被擄的歸回,還要進而裝備聖徒,使他們能作基督的精兵,"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它都歸服基督"(林後一O:5)。

荷蘭獨立以後,是君主立憲政體。早在1848年的憲法,就明文規定高等教育的自由。不過,當時的教會人士,沒有覺悟到創立高等教育機構的需要;原因是理性主義者,正假借科學的美名,滲透各學府;神學的自由主義,也趁著理性主義的風勢,披上科學的外衣,反抗神的權威。在教會裡面,敬虔主義的餘波仍在。他們認為個人的救恩經驗是最要緊的,得救後的工作,則在於保持與神的關係,並活出敬虔道德的生活。當然,這是重要的。但問題在於他們太強調個人經驗,以為神學教條可以忽略,更進而反理性,反知識,幾於到以無知世事為美德的地步。這樣,不信的人順利的占領了教育的領域。至於憲法對於高等教育雖有自由的明文,但沒有規定,在甚么條件之下,才可以創立高等教育機構。等到信徒覺悟有此需要時,所遭遇的正是立法與實施的雙重難題。

有一段長時期,大家在討論,爭議。1876年,國會通過了"欣斯克高等教育法案"(Keemskerk Law)。從各方面看,那不是一個完美的理想法案。因為法案規定:私人或合法團體可以創立大學;但非國立大學的各科畢業生,必須再通過在國立大學的考試,以甄定確認他們的學位和證書,才可以獲得專業資格,不管他們的學術水準多么高超。在另一方面,有了專業資格是一回事,但不等於安排就業;福音派非國立教會的神學畢業生,也不確定能為教會所接受。至於經濟方面,並不能獲得政府的任何資助。這也就是說,像教會或私立的中等以下學校,雖可以自由興學,但學生必須先納稅付足鄰舍的教育費用,再負擔自己的教育費用,結果還是次等的地位。

其它規定的條件是,非公立大學,必須籌有一定數額的基金;有合格的教員;必須具有五個學院:文學院,法學院,醫學院,自然科學院,和神學院,才可稱為大學(University)。至於考試,頒發學位等條件,與國立大學相同。

雖然,距理想尚遠,希望之門總算開了一條縫,只是不夠寬廣。

根基與原則

在1878年十二月五日,改革宗信仰高等教育建立會(The Society for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eformed Principles) 在悟垂克成立。次年二月,獲得皇家認可立案。於1879年六月四日,選出四名董事,並四名信託人,正式進行大學得籌備事宜。

校名: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意思是不受政府和國教教會約制的私立大學。

宗旨:持守加爾文主義的改革宗信仰,不與自由主義(不信派)妥協,造就尊基督為主的專業知識分子,在各個生活領域,使主的名得榮耀。

當正在進行籌劃的時候,試探來了。一位知名的國教教牧傳出訊息,凱波爾博士和另一同工洛哲斯博士(Dr. F.L. Rutgers)被提名為阿姆斯特丹大學的系統神學和實用神學教授。他們覺得,如果去為自由派的大學效勞,是叛離改革宗信仰原則,所以斷然拒絕了。他們放棄了榮譽,厚俸,安定的職位,寧願選擇艱難而不確定的窄路。

凱波爾和他的同工們,在他們的先鋒報(De Heraut)上,剛一發布籌辦大學的訊息,質疑和批評,以至反對的信件,就大批湧來。有的問:在我們這小國家,現有的大學難道不夠?何必再辦一所大學?有的懷疑:如此大學,沒有雄厚的財源,怎能夠持久?有的詆斥辦一所狹隘加爾文信仰的大學,是破壞國家團結,跡同叛國。而自由派神學人士,則是深痛惡絕,咬牙切齒,極不願見到一所信仰純正的高等學府成立,如燈光照入黑暗,見證他們的不是。也有人對新大學的學術水準表示懷疑,不肯參與。還有人譏諷,說是凱柏的愚蠢。

成功在嚴

像基甸選擇他的精兵一樣,凱波爾不怕人少。

1880年九月十日,他發表了一個原則性的小冊子,題目是嚴格說來。裡面宣告了三個原則:一. 嚴格遵守法律規定;二. 嚴格採取科學治學;三. 嚴格認真辦事。

坦白說,辦一所大學,需要的是:財源,教員,學生。這是最基本的條件。

實際的籌備重任,多半落在凱波爾和洛哲斯二人身上。這實在是信心的考驗。他們都不是家財豐裕,但必須率先投入這艱巨的事工。從1879年十一月九日,董事會通過他們二人為自由大學神學院教授,到正式開學期間,在不同的城市,各樣的團體,作推動的工作。校址定在阿姆斯特丹市。

1880年十月二十日,是自由大學正式開學的日期。

十月十九日,開學日前夕,在阿姆斯特丹的抗羅宗座堂,舉行祈禱奉獻典禮。這標識著在主的事工上,先要仰望神的大能,而不是靠人血肉的膀臂。那時,他們還沒有自己的校舍,奉獻甚么呢?先要奉獻的,是作主事工的人,和他們的心志。浩德莫克博士(Dr. Hoedemaker)致奉獻辭,經文取自撒母耳記上第十三章19節:"那時,以色列中沒有一個鐵匠,因為非利士人說:'恐怕以色列人製造刀槍'!"這真是一個適切的題目,精警的觀察。正如當年非利士人想控制科技知識,使以色列人沒有用以反抗的裝備,而屈服在奴役之下;今世之子仍然聰明厲害,他們要控制教育,控制思想,奪取教會和聖徒的裝備,使他們不能傳布福音,拓展主的國度。現在,教會覺醒的時候到了,聖徒們要起而從仇敵手中,取回軍器供應,取回教育的主權。

大學從小開始

自由大學誕生

1880年十月二十日,荷蘭改革宗一個值得記念的日子,也是凱波爾一生中重要的日子。他們共同的理想實現了:

自由大學誕生了。

那天下午,真是群賢畢集,表現改革宗聖徒志同道合的表現行動,表現他們對於教育重要意義的認識。實在說來,這偉大的結集,就是一項教育,就是一個宣言。

自由大學的財源哪裡來?蘇特悟(Jonkheer P.J. Elout van Soeterwoude)作了一個簡單愉快的致辭,呈獻了十萬盾荷幣,作為政府規定的開辦費。一項有價值得事工,必須有人認知這事工的價值,認為值得儘量予以道義上和資源的支持。以後的經費,要憑信心仰望神感動屬他有識之士的供應。這仿佛是一項互信之約。

自由大學的教授哪裡來?董事會主席何畏(Mr. W. Hovy)宣布聘任五位教授:凱波爾,洛哲斯,浩德莫克為神學教授;法必猷(Mr. D.P.D. Fabius)為法學教授; 狄盧(Dr. F.W.J. Diloo)為文學教授。

然後,風琴奏出信心昂揚的"以利亞"曲調,由大學創辦人凱波爾博士致動人的開幕辭:"神在任生活範疇中的主權",揭示了改革宗信仰的特點,揚起了自由大學真理的旌旗。

自由大學的學生哪裡來?在開學那天,共有五名學生,都是為了維護真理,忠於真理,不計較個人的得失,不介懷自己的前途,被神呼召來到這裡。

他們沒有自己的校舍。五位教授,五名學生,借阿姆斯特丹蘇格蘭宣教會上課。但他們極為嚴肅認真,知道是為了事奉主而作的。

第二天早晨,教授們發現在教堂的門上,有粉筆寫的正楷大字:

一入此門全絕希望

原是但丁名著神曲中,地獄門上銘刻的字(見Dante Alighieri : The Divine Comedy, Canto III)。是誰惡作劇的寫在那裡,作為對他們的嘲諷。擦去了;第二天又寫上。但對於出入此門的師生來說,那毋寧是一個激勵,一項歌頌:他們敢於為主而冒險,棄絕一切屬世的希望,只求主的榮耀,為了真理。這是何等的見證!

1884年,董事會買下了一幢雄偉的四層樓建築。自由大學總算有了自己的校校舍。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建校十年之後,在1890年,自由大學仍在艱苦掙扎中。經濟上仍然困窘,沒有足夠的發展基金,仍然沒有達到學術上的光榮成就,仍然沒有全國性的聲譽。

雖然艱苦,仍然前進。師生們與董事會合作,堅持信心和犧牲奉獻的精神,不畏反對和攔阻。他們仍然沒有獲得國立大學同等的待遇。有時,向國家教會商量,借教堂作大規模的聚會,也遭到拒絕。

在暴風雨中,這棵信心的幼苗,在茁長,壯大。學生數目達到約九十名;而那時,三所國立大學的學生人數,合起來也僅僅有一千八百名。

到1920年,凱波爾離世的時候,自由大學有學生二千名以上,教員二百人,在各方面都可以同國立的大學相提並論。

1980年,是建校一百周年,自由大學已經列名世界著名大學之林;有教員六百餘,全時間學生一萬二千名以上,圖書館藏書六十餘萬冊。

凱波爾憑信心種下的種子,發展長大了。芥子成了樹。

文將凱波爾

"文將"這個名詞,可能聽過的人不多。一般人只說武將,是將帥軍伍,領兵打仗。但在屬靈的戰爭中,不是用血氣的兵器,而是思想的戰爭。凱波爾博士在領導信仰的戰爭上,用的是文字,所以稱之為文將。

1869年的時候,凱波爾還在悟垂克牧會,史維思博士(Dr. C Schwarz)代表前鋒報(De Heraut),來約請凱柏為副總編輯。前鋒報是荷蘭全國性的綜合周刊,半宗教性,半政治性。史維思任總編輯。凱柏一向堅信文字的功效,以為可以啟發教育讀者,宣揚教會改革的信念,就慨然接受了。十月八日的那期,刊載了凱波爾的第一篇文章。以後,就經常有凱波爾的作品發表。

1870年八月二十五日,凱波爾到阿姆斯特丹就任牧職。剛過二星期,前鋒報總編輯史維思博士猝然逝世。在當時的情形之下,凱波爾只得答應發行人請求,暫攝總編輯,到年底為止。在十二月三十日,是前鋒報發行第二十一年的最後一期,凱波爾特地撰文記念史維思的生平與事工。

在那年的末後幾個月里,凱波爾發起組織前鋒社。只有相信聖經是神的話,並以聖經為個人和國家生命根基的人,才可成為社員。宗旨是傳播歸正宗同一的宗教及政治觀點。他們決定買下前鋒報,於1871年一月起改組發行;由凱波爾博士為總編輯。在首頁刊頭,揭櫫該刊的宗旨:

"為了自由國土上的自由教會與自由學校"

第一期於1871年一月六日發行。凱柏負擔起這項額外的工作,使他得以有公開的講壇,每周可以向讀者講話。他的影響力,也更加廣大而深遠。

同心的戰友

1869年五月,在悟垂克時,全國基督徒教育協會在那裡開會,凱柏結識了葛瑞恩(Guillaume Groen van Prinsterer)。二人一見投契。葛瑞恩是研究歷史的基督徒學者,見到法國大革命的暴亂和流血,知道病根禍階,正在於他們所標榜的"無神無主"。他的深思遠見,使他知道,為免蹈於同樣的暴亂,荷蘭需要的是基督教改革宗的信仰:讓基督在個人生命與國家文化的每一部分作王。凱柏多年深研加爾文主義的結果,也達到同樣的結論。他們所需要的,是把這信念廣傳出去。

馬丁路德曾說:"除了救恩以外,神給人最大的恩賜是印刷機。"他也善用了印刷機,傳播神的信息,成就了宗教改革的偉大事跡。

凱波爾也認識印刷機是神給人的恩賜。他看到那惡者使用印刷機的武器,推廣各種邪說,主義,散播思想毒素,反對荷蘭基督徒歷來視為神聖的原則,攻擊正統信仰;基督徒豈應因循遲疑?何不奪回神所賜的武器,用以傳播真理?因此,凱波爾決意荷蘭的基督徒,該有自己的日報。

展開真理的旌旗

當然,創立一份日報,經營維持一份日報,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比周報困難得多了。凱波爾反覆思量,研究,與同志討論,集思廣益,詳慎計畫。他提議擁有前鋒報的前鋒社,創辦一份日報,名為旌旗報(De Standaard),為真理揚起旌旗。以後,前鋒報將不再獨立發行,而成為旌旗報每星期六的宗教增刊;凱波爾則兼為日報及宗教周刊的總編輯。凱波爾的健筆是大家見過的,也是讀者稱道及信任的;他有主編前鋒周報的經驗,組織與治事的長才,完美周詳的計畫,大家都寄以信心。

旌旗報創刊號於1872年四月一日問世。那一天,是威廉一世(William I of Orange)領導荷蘭獨立反抗西班牙主要戰役勝利三百周年紀念(八十年戰爭1568-1648),極富愛國意義。

在舉國慶祝中,旌旗報出版了。這是另一次改革宗教信仰的戰爭,要把荷蘭從邪惡信仰中解放出來,把人的心意奪回歸向基督。凱波爾堅信,神啟示的寶貴聖經,不僅是指引人天堂之路,也是照亮人生的每一部分,解決人生的一切問題。

凱波爾的中心思想,是“神的絕對主權”。他一生常常這樣說。這簡單的話,也支配他的思想,支配他的行動方針,真可說是念茲在茲。他到處宣揚的,也是這個原則。這是加爾文主義的中心思想:以基督為中心,一切都是為榮耀他,享受他。

1873年十一月,凱波爾在悟垂克發表一篇重要演說,題目是:“加爾文主義:我們基本憲法自由的源始和保證”。後來這篇荷蘭的反思,於1874年五月二十日,印成單行本小冊發行,一個月後即行再版,可見其是如何的受到重視。

大意說:瑞士,荷蘭,英國和美國,都是加爾文思想孕育和發展塑造的。最偉大的自由國家美國,是由清教徒創建的。清教徒的精神動力,是英國的加爾文主義信仰。英國清教徒的獨立鬥爭信念,是法國胡格諾復原教派的啟發與延續。這些偉大運動的基本思想,都是源於崇高的加爾文主義,是自由成長發展的動力。由於凱波爾博覽群書,他繁征博引,說明這個歷史觀點。

1883年,凱波爾寫了一本書:教會歸正的途徑。凱波爾分析教會為四類:一. 真教會;二. 半路的歸正教會;三. 完全歸正教會;四. 假教會。他指出,連天主教也不是徹底背道的假教會,只有將來撒但完全掌權的組織才是假教會;但教會必須儆醒,潔淨,防備不信聖經的假教師;並積極建立,持守純正的信仰,信守神啟示的聖經,以恢復成歸正的教會。

爭戰的呼喊

1886年,凱波爾連續發表了三個小冊子,用的是同一個標題:爭戰臨到了。在那裡,他宣稱:荷蘭歸正教會"被擄七十年"--1816至1886年。甚么是"被擄"?凱波爾指的是荷蘭國王威廉,在1816年下詔宣稱他自己是教會的立法者,教會變成了國家的附庸;另一方面,也是自由主義信仰者,滲透教會的時候。現在,象但以理讀到先知耶利米的預言一樣,他認為以色列被擄的七十年滿了(參但九:2),耶路撒冷荒涼的日子滿了,神的子民應該起來重建耶路撒冷。

爭戰的起因,是為了信仰。阿姆斯特丹區會,雖然大部分是歸正信仰的教會,但仍有三名自由派信仰的教牧,在那裡面為難。而上級大會則支持自由派(新派)教牧。為了接納信仰有問題的人成為正式會員,導致了正式衝突,而致大部分正統信仰的教會退出國家教會。在這場爭戰中,凱波爾靠著聖靈的大能力,運用他的健筆,陳明真理。

在1897年四月一日,旌旗報創刊二十五周年,凱波爾正六十歲。荷蘭全國各界紛紛致賀,並為凱波爾出紀念專刊。旌旗報雖然不是最大的日報,但因為立論公正,見地精深明確,極得各界推崇。連天主教的著名報人索普曼博士(Dr. Hermanus Schaepman),也撰文稱頌他是"我們最偉大的報人"。

凱波爾的文字,有其獨特的風格,雄辯,莊嚴,明晰,而不失其生動,說理清楚動人,用詞恰切,深入而流暢。

健筆不息

他每天早晨起來靈修,然後從事寫作。在書房中的時候,不許人干擾。他為旌旗報寫全版的社論,還要為前鋒周刊寫評介,有關教會事工的論文;每日上午,他寫默思錄。默思錄專欄是有系統的寫作,後來集成兩帙出版,名為與神親近,很多人喜愛,用助靈修。分刊多年的為基督我們的王(Pro Rege),則成為三巨冊出版的書。另外,他還要寫專題的研究,專文,小冊,和演說稿。他歷年的演說稿,先後輯為許多巨冊。卷帙浩繁的巨著神學百科全書,是改革主義的權威作品,也是如此積漸寫成的。此外,在有意義的紀念節日,他都撰文;遇到特殊事件,也發表文章;還有神學的講義和專著多種。他治學博大精深,所有的文章,都是自己親自撰寫,從不像一般不學有術的政客,要別人捉刀代筆。

凱波爾相信,作為新聞工作者,必須事先從容有備,絕不在時間壓力之下,急就應付。

從創刊以來,凱波爾持續為旌旗報和前鋒周刊撰寫文稿,並且親自校閱最後稿樣;只有1901至1905年在首相任內,由別人代為負責,但他仍然自己撰寫默思錄。直到八十三歲生日前的一個多月,1920年九月二十四日,最後一校次改前鋒周刊的終稿。一個半月後,十一月八日,凱波爾離開了世界。

由講壇到政壇

凱波爾對加爾文主義發生興趣,長久的繼續深入研究思考,使他發現那不是一種空泛的理論,而是最具系統,合理性的,有動力的信仰;在莊嚴謹密的結構後面,是要求人接受基督的全面主權。這自然影響了他的人生觀,使他整個的思想系統,起了極大的轉變。

神奇妙的揀選了凱波爾,引導他,造就他,使他的生命走在正確的方向;先有了歸正的重生經歷,然後進而改變世界,給文化和社會以新生。

接棒有人

1869年,全國基督教教育協會在悟垂克開會,會期為五月十九至二十日。五月十八日晚,凱波爾應邀發表預備會演講,題目是:"向國家良心的呼籲"。

他說:"在相同信念的人中間,我們的運動進展,示顯然可見的,因為我們的力量,在於喚起國人的良心。"

在座有一位是協會的榮譽主席葛瑞恩。這幾句開始的話,進入他的耳中,引起了心靈的共鳴。那位老人已經是六十九歲了,他幾乎是孤軍奮鬥,作曠野的呼聲;三十多年來的希望,就是國人良知的覺醒。今天總算是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

在他動人的演說中,凱波爾說到國魂和使命,宗教的自由,良心的自由,並學校教育的自由。凱波爾在台上所講的,一字一句,都仿佛是天降的甘露,滋潤著那位老戰士枯萎的心。多少年來,他所要作的,就是喚醒國人的良心,但始終未能如願。今天,他發現自己所缺乏的,在眼前這年輕人的身上找到了:他認定凱波爾是能夠振奮國人的領袖。像年老的西面,在殿中見到嬰孩耶穌一樣,葛瑞恩感謝神,心中得到了安慰和鼓勵。

葛瑞恩出身海牙的望族,家道豐富;禮敦大學畢業。他是有名的基督教歷史學者,政治領袖。1830年,葛瑞恩接受了加爾文信仰。此後,他的政治哲學,就完全建立在加爾文信仰上面。

他研究法國流血暴亂的革命歷史,知道他們所倡言"沒有神,沒有主人",那種所謂平等自由的革命,實在是造反,實在是背叛神,背叛創造並管理宇宙萬有的至高主宰。葛瑞恩看到:即使在一般情形下,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人偏行己路,隨從己意妄行,不遵守神的話和他的定命,也就是背叛神,反對神的主權。因此,他認為當循的途徑,是"高舉福音,反對革命"。只有高舉神的話,揚起真理的旌旗,遵守主的道,才是撥亂反正的道路,是解決人類一切問題的方法。這種基督化的政治思想,在荷蘭當時是完全創新的,是理想化的。

葛瑞恩主張,回到歷史性的基督教信仰,就是歸正或改革宗的信仰。為了實現他的政治主張,他倡組了一個政黨,名叫“反革命黨”(Anti-revolutionary Party)。這個名字,現在如果望文生義,聽來有些迂腐可笑,甚至有不好的涵義;但在當時的歷史環境,可以代表他的信念:反對法國式革命的暴亂,那不僅是一個保守的政黨,而是保守的基督教政黨。

“革命”(Revolution)這個字,本來是說明天體運行的現象;中文譯為“革命”,是取自易經“革”卦:“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先已寓有褒意。這樣,反革命變成了倒行逆施,反天道而行。但在十九世紀的歐洲,對於法國無法無天的恐怖統治,記憶猶新,缺乏好的印象。不過,研究法國革命的背景,那時的皇室和教會,確是腐敗黑暗,專制而浪費,不顧人民死活,成為促成暴力革命的條件,人民以和平方式求平等而不可得,才起而暴力奪權,結果釀成流血爭取。

但那條血路,是錯誤的路,更不是唯一的路。有另外一條各各他的血路,是神子主耶穌基督所開的,使人與神和好,也與人和好,可以解決社會的問題。

在十八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造成了貧富不均,道德的墜落,資本主義發展的先期病徵,極為顯著。幸而有神及時興起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 1714-1770),及衛斯理兄弟(John Wesley, 1703-1791; Charles, 1707-1788),傳播福音,神的大能,改變了文化,拯救了一個沒有希望的世代,免於流血恐怖之慘禍。十九世紀的英國,仍然有社會病患問題存在。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 1818-1883)的資本論,是在英國工業發展轉型的產痛中,在倫敦寫的;但他所期望的階級鬥爭,並後來的人間天堂生活,並未在任何地方實現。惟有神的真理,是人類的希望,是解決罪惡及社會病弊的方法。

葛瑞恩和凱波爾都深知,國家教會是釀成腐敗的因素。在法國,在英國,都存在著教階官僚的病弊;荷蘭也在1816年,建立了同樣的制度。更不幸的是,十九世紀是自由派(新派)信仰興起的時候。這種信仰,一旦侵入僵化淤滯的宗教機構,正是其寄生滋蔓的機會,而且不易清除。因此,需要有自由教會(即自立或在國教系統外的獨立教會),不受國家教會的轄制和感染,並有自由的學校,從國小,到大學,包括神學院,以傳遞純正的福音信仰。

葛瑞恩德政治理想,遠見和原則,都是正確的。但他基本上是一個學者,不是民眾領袖。他典雅的學術氣味的寫作,可以獲得知識分子的激賞和尊敬,無奈不能達到民眾,說服廣大的基層人民;他也缺乏組織力和領導才能。因了這個弱點。葛瑞恩在荷蘭政壇有“無軍之將”的雅號。事實上,這說法也並不是完全正確。雖然他一生走的是孤單的道路,他的少數黨,在選舉中也獲得過六七個國會席位。隨著時間的進展,葛瑞恩的寫作,形成了基督教政治思想的綱領。

1869年五月的那次會晤,對於葛瑞恩和凱波爾,都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凱波爾後來寫道:1869年五月十八日,那個難忘的晚上,在悟垂克大教堂,我第一次與他晤面。他堅定的眼神,真誠的言詞,立刻得了我的心,給我極深的印象。從那時起,我成了他屬靈的同工;不僅如此,他屬靈的兒子。

那年六月二十三日,凱波爾參加了悟垂克的"反革命選民俱樂部"。以後,二人書信往來甚密,建立了深摯的友誼,互相了解,並且同心合意,並肩作戰。

葛瑞恩回到海牙的家中,心裡充滿了感恩。他發現了理想的“繼承人”。僅僅相識一百天之後,葛瑞恩在九月一日的公開檔案中,指定未滿三十二歲的凱波爾,是反革命政黨的未來領袖。

壁壘分明

政治上的保守派,並不等於是信仰上的保守派。葛瑞恩的反革命黨,在國會中的幾個議席,本來是依附於占較多席位的保守黨;後來漸漸發現,保守黨同他們的合作,不過是利用他們,以促進其本身的政治利益。如果長此以往,以小事大,仰人鼻息,不僅自己的政治理想與目標永遠無法實現,還會被人吸收消化。

1871年的國會選舉,葛瑞恩面臨抉擇。起初,他躊躇難決;後來,毅然採取行動:不僅同保守黨決裂,為了原則,也不得不犧牲友誼。

葛瑞恩的口號是:“孤立中有力量”。他的意思,不是寂靜的孤立,而是堅持原則,不怕孤單,近於聖經原則的分別出來,不怕表現與眾不同,獨立特異,持守自己的立場。他近於極端的作法,是放棄支持本黨的所有現任議員,而提名三位新候選人:凱波爾牧師,和一位法學家,一位學校的校長。這可以顯明他著眼的重點:教會,政治,教育的總體改革。

凱波爾在教牧及前鋒報總編輯的職任之外,積極參與競選活動。但選舉結果,反革命政黨三名候選人全部落選。初試競選的失意,並沒有使凱柏灰心。跟幾位同志檢討的結果,認為失敗的原因,在於缺乏充分的宣傳工具,政見得不到選民了解,和沒有廣大的民眾基礎,得不著足夠的選票。

1872年,旌旗日報組成出版了,他們的政黨有了喉舌。全國性的提名大會,還是在1871年才由凱波爾開始的,難得到滿意的成績,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1873年,又是選舉年。凱波爾任全國初選大會的主席。這次是自由派獲勝。凱波爾在荷蘭南部高達(Gouda)地區的初選獲勝;但在總選中再度落敗。不過,這次選舉,反革命政黨共得了一萬二千票,比前年躍增了275%,使大家刮目相看。

1874年,在高達地區中期選舉,凱波爾當選了國會下院的議員。當選總比落選好,該是件可喜的事。不過,當選比落選困難,必須面臨抉擇;因為憲法第九十一條明文規定:"國會議員不得任教牧"。他必須在二者之間選擇其一。

寫給葛瑞恩的信中,凱波爾說:他在經驗“靈魂的等待”;他必須得到主特別的指示,才作出決定,絕不願違背神的旨意行事,以致背離神的道路。

在講壇上宣揚教導,從內部改革教會,是他的呼召。但在另一方面,怎能辜負高達地區選民的付託與期望?基督豈不曾吩咐他的門徒作“世上的鹽”嗎?凱波爾自己迫切禱告,也請阿姆斯特丹教會的會眾,在聚會中禱告。最後的決定是向大會申請光榮退休。大會批准了。於1874年進入國會。

凱波爾並不曾忘記他在教會的事奉,因為那是他全心奉獻,全靈關注的。他保留在阿姆斯特丹教區,被選為教會的長老。他繼續為前鋒周刊寫論評及靈修文稿,積極倡導教會內部的改革。從宗教改革和清教徒的觀點,一切正當事業,都是神的呼召,都是事奉神;神的旨意必須行在人生和文化的每一部門,讓神掌權並得著榮耀。國會是另一塊神的禾田,也需要工人去工作。

一個教牧出身,奉行神的旨意,重原則,講道德的人,能夠與狡猾的政客們周鏇嗎?凱波爾自然不會不知道,“羊進入狼群”的危險。在教會,是與進入羊群的豺狼爭戰,衛護主寶血買來的羊群。在國會,是羊入狼群,要有更大的勇氣,用更多的智慧型和技巧。

凱波爾有極其淵博的知識,動人的辯才;但更重要的,是他熟習神的話,從其中汲取基督徒的法則,對當世的社會問題,教會問題,教育問題,和殖民地問題等,他都從基督徒倫理和聖經觀點,決定自己的立場,尋求解決的方法。

聖經真理和良知

凱波爾不贊成血腥的革命,暴力的鬥爭;但他反對當時資本家貪得無饜的剝削,殖民地主義者不人道的壓榨。他極力主張社會正義。

凱波爾絕不是奴顏婢膝巴結資本家的人。他建議特別立法,保持社會正義。他認為滿有憐憫的主耶穌,絕不會對被壓榨的人群視而不見。在下議院中,他打開袖珍聖經,朗誦雅各書第五章:"嗐!你們這些富足的人哪!應當哭泣,號啕,因為將有苦難臨到你們身上。"接著說:"如果這是我說的話,在你們耳中聽來會是過激,是革命,會予以拒絕。但這是主的使徒寫的。你們能口裡承認基督,而對勞工的哀訴置之不顧,不同他們站在一邊?"

凱波爾也反對當時歐洲的童工問題。"七歲的孩子們,要每周六天工作八十五,甚至八十七小時。這種不人道的惡行是那么嚴重,我知道,有五六歲的孩子,從睡中被搖醒過來,頭上澆冷水,然後送到工廠去工作!"

他這樣直言,不管別人誣指他助長階級革命。他以基督的心為心,本乎聖經真理和良知發言。

他反對荷蘭對殖民地的經濟壓榨。那個時代,是世界頭號強國英國經營東印度公司,作鴉片,走私,並掀起最不光榮的鴉片戰爭的時代,那是炮艦外交,公義不彰的時代;凱波爾不管自己的言論多么不合時宜,不管政治路線的"正確",而反對鴉片貿易。他強調:荷蘭對於印尼等殖民地,有道義的責任,應該使他們基督化,並扶持他們走上獨立。如果有人以為他不夠愛國,那是因為他更愛神的國,更愛真理。他確是走在時代的前面。

在教育方面,他主張自由教育:不屬國家和國教會控制,而由家長督導。凱波爾認為:政府可以立法管理學校的標準和規範,檢定教員合格證書,可以督導教學。但政府也有責任,對學校在經濟上支持,使貧苦兒童也能就學,而由他們的家長,作良心上的自由選擇,送孩子去公立或非公立學校。

凱波爾這顆政壇的新星,在國會閃耀的光芒,引起國人的注意和期望。

沉默

凱波爾竭力的鞭策自己,夜以繼日,以超人的精力工作。

1875年,又是選舉年,葛瑞恩已到了燈枯油盡的地步,讓凱波爾指麾運籌,他自己則退而以其殘年作歷史研究著述。凱波爾籌劃,奔走,寫演說稿,寫論評,忙個不休。

到1876年二月,凱波爾精力衰竭,完全崩潰了。在那段時期,他思想成了一片空白,連一張明信片也寫不來。醫生建議他離開荷蘭,徹底休養。凱波爾夫婦賣去在阿姆斯特丹的房子,十五個月的時間,大部分在瑞士和義大利,並有些時間在法國南部的尼西。耗費鉅大,恢復卻緩慢。到1877年五月,才完全康復,回到荷蘭。那時,他快邁向四十歲了。在凱波爾離國休養期間,法學家樂門(Mr. A.F. de Savornin Lohman)暫為攝理前鋒報編輯;浩德莫克則負責星期六的宗教增刊。

這是凱波爾靈魂安息與甦醒的時期。他經歷了人的完全敗壞和脆弱,神的全然恩典,神的話全然真實。他把自己全然的奉獻給主,全然的倚靠主。

新局面

當凱波爾返抵國門,新選舉的結果,政府已換成自由派的天下。反革命黨則失去了創立人葛瑞恩,大家都矚目凱波爾,期待他作他們天賜的最高統帥。

果然不負眾望,1879年選舉,反革命黨贏得國會下院十一席;應當歸功於凱波爾的領導。但他雖是黨魁,卻沒有國會的席位,未能有效的指揮運作。

在這期間,凱波爾的自由大學成立了。教會改革的鬥爭,則受到挫折,而不得不退出國教會,另組成改革宗教會。

1880年,曙光初現。在國會下院八十六議席中,左派占49席,右派37席(包括反革命黨和天主教);如果情勢繼續改善,成為多數黨執政的希望,已是指日可期。

葛瑞恩早就著眼於“加爾文派與天主教合作”的可能,以擊敗自由派政黨。現在,局勢很明顯:合則兩利,分則俱傷!

凱波爾起初不能同意合作的意圖。但深考熟思之下,覺得是唯一實際可行的安排。同時,達成諒解:兩黨各自保持其原有組織與名號;兩黨各自決定所支持的議案;不涉及信仰上的聯合。凱波爾說服其本黨人員,明了這樣合作的意義和必要。

1888年的選舉,反革命政黨獲28席,天主教黨26席;左聯則共46席。1888年四月二十一日,反革命政黨和天主教的右聯政府成立,麥愷(Mr. Baron Mackay)任首相。三年四個月之後,於1891年八月的選舉,又換了自由派當權的局面。

重返國會議壇

凱波爾是反革命政黨的領袖,自由大學的創立人和教授;他把很多的精力,放在前鋒報總編輯的工作上。但為了更有效的直接如意的領導國會政治運作,朋友勸促他重回到國會議壇。

1894年,凱波爾再度當選國會下院議員。在議會中,凱波爾顯明是傑出的領袖,在重要的議案提出時,總會聽到他的聲音和雄辯,也成為荷蘭全國良心的指針。每當他和反革命陣線的朋友樂門,及天主教黨的索普曼博士三人發言的時候,咖啡廳座位都空了,議員席全滿,旁聽席和走廊上都擠滿了聚精會神的人,總是有很多人不能進入。右翼的聲勢大振,執政的時機接近了。

1901年開始了新世紀。那年的選舉,右翼聯合陣線獲得勝利:右翼聯合陣線58席,左翼共得42席。

1901年八月一日,凱波爾眾望所歸,成為首相。

首相凱波爾

那時,英國在南非進行殘酷的波爾戰爭(Boer War)。在南非,有一些荷蘭移民或胡格諾與非洲人混血的"波爾"人,荷蘭語文是"農民"的意思。現稱亞非利加拿人(Afrikaners)。在十九世紀初,南非成為英殖民地。1860年代,發現了豐富的黃金和鑽石礦藏。洛茲(Cecil Rhodes)取得帝璧爾(De Beers)公司,成為壟斷世界市場的集團,維持鑽石市場高價,並收占礦區。波爾人"懷璧其罪",被鎮壓屠殺;雖然打過一些英勇的游擊戰,終是勢不均,力不敵。

荷蘭小國寡民,前政府只能宣布中立,而英國政府拒絕任何外國勢力干預。凱波爾一向厭惡壓榨的殖民地政策,但不能正面對抗。他致送一個備忘錄給英國,並從中斡鏇,於1902年英國同波爾人達成和平協定,停息了戰爭。這是凱波爾正義外交的成果。

對於荷蘭本國的殖民地,凱波爾主張用基督教教化,最後,扶植他們達成獨立的目的。作了首相以後,他任命同意改革殖民地政策的艾登堡(A.W.F. Idenburg)為殖民地大臣;而以休茲(General Van Heutz)任荷屬東印度群島總督;在柯霖(Hendrik Colyn)輔助之下,奠立了自治及獨立的基礎。

凱波爾慧眼識英雄,在柯霖返國的時候,幾次交談,發現志同道合,著意扶植他,輔導他。柯霖後來當選國會議員,在後凱波爾的右聯政府,作過國防部長等重要職位。並在十幾年後,作了反革命政黨的主席,前鋒報總編輯。成為凱波爾的接班人。

1903年一月九日,荷蘭的航運工人藉口不滿公司待遇,進行罷工。不久,鐵路工人也參與支持罷工。到一月底,工潮延及全國各大城市,交通陷於停頓。凱波爾向來關心工人工作環境,注意工人福利;但他看出這罷工行動,是從開始就具有破壞的意圖,人民生活和國家生計,將大受影響。

凱波爾採取緊急鎮壓措施,命令阿姆斯特丹的軍營加強警戒,調用軍隊回復鐵路交通;聲明必須維持法律與秩序;並嚴厲警告罷工分子,不得有任何非法破壞行動,否則以激烈手段對付。但罷工並未停止,反有蔓延的趨勢。不過,政府立場堅定。

二月二十四日,國會復會。凱波爾提出了法案:設立鐵路警察;為了促進勞資和諧,關心工人福利,政府設立調查仲裁的機構;對破壞性的非法罷工行動,則將予懲戒。

四月八日,鼓動罷工的反抗組織,號召全國性罷工。但凱波爾不為所動。

四月九日,國會下院以86對6票,通過凱波爾的法案。二天后,上院以口頭表決通過。同日,女王簽署成為法律。

反對的人,極力反對,特別對凱波爾個人咒罵,諷刺,醜化他的形象為:Abraham de Geweldige,意思是:"恐怖的亞柏",或"暴力的亞柏"。不過,罷工的領袖們,都沒有興趣以身試法,為了避免牢獄之災,宣布停止罷工。全國秩序恢復了。

1905年,凱波爾致力奮鬥的高等教育法案,在國會通過,使私立大學獲得與國立大學同等地位,學位和專業資格同樣被承認;並設立農業,科技和商業大學。

但左翼分子,看凱波爾是他們的死對頭:神的絕對主權,與無神的人本主義,冰炭不能兼容。他們對凱波爾極盡攻擊,稱他為"教皇凱波爾",立心要"打倒凱波爾";但凱波爾的聲譽,如日中天,極得國人信任尊重。有的人為了旁聽凱波爾的演說,要徹夜排隊等候。敵人的攻擊,終不能得逞。反革命政黨的勢力,在全國蒸蒸日上。

不幸,凱波爾本黨的投機分子,為了個人利益,起而造成分裂。結果,1905年的選舉,右翼聯盟失去五席,而成為國會的少數政黨。八月十五日,凱波爾的內閣總辭。凱波爾於1908年重被選任下院議席至1912年;1913年,改被選任上院議員,直到逝世。

剩勇不衰

凱波爾從政壇退休,自由大學請他回任教授,至少作兼任教授。但凱波爾寧願作海牙的居民,謝絕了。系統神學的教授,已由巴文克博士(Dr. Herman Bavinck)繼任。凱波爾則向大學請延長假一年,至1907年,滿七十歲,正式離開自由大學。

但他繼續寫作,絕不肯放下他的筆,直到1920年十一月八日,在主里安息。

凱柏的神學思想,並不囿限於荷蘭。

1898年八月,凱波爾訪問美國,接受普林斯敦大學頒授法學博士榮譽學位(honoris causa)。十月間,凱波爾在神學院大禮堂,舉行一系列的《加爾文主義講座》:

1. 加爾文主義生活系統;

2.加爾文主義與宗教;

3.加爾文主義與政治;

4.加爾文主義與科學;

5.加爾文主義與藝術;

6.加爾文主義與將來。

這歷史性的講座,成為經典性的論述。

他也在賓州非拉鐵非市的長老宗歷史學會,講"象徵與啟示的對比";在芝加哥的麥考米克神學院,作了三次講授,並講"加爾文主義的政治原則"。

凱波爾在美國旅行了三個多月,於十二月返國。

凱波爾是加爾文主義者,並被認為是"加爾文以後最偉大的加爾文主義者"。他的神學著作,仍然有人所樂於研讀。近年來,自由思想猖獗,更使人懷念凱波爾,他的思想系統,更為人所注意。福音派教會,漸漸覺悟:主耶穌升天前給門徒的大使命: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八:18-20)

這不僅是傳福音的使命,使人得救,進入神的國;還有文化的使命,遵守主的教訓,道化文化,使神的國擴展,占領文化的每一部分。

1998年,凱波爾在普林斯敦講座的一百周年,改革宗還舉辦紀念研討會。

他常為人傳誦的名言:

“在人的整個生命中,惟獨基督有完全的主權;沒有一方寸不是屬於他的,人不能說:這是我的!”

神學家凱柏

凱波爾(Rienk Bouke Kuiper),1886年生於荷蘭。1891年隨乃父應密西甘州基督教改革宗教會之邀,移居美國。凱氏受教於芝加哥大學、印第安納大學、加爾文神學院與普林斯敦神學院。1912年在基督教改革宗教會按立為牧師。於密西甘州五個教會任牧職。1929年與梅欽博士同工,開始創建韋斯敏德神學院。1930年至1933年任加爾文大學院長。1933年在韋斯敏德神學院任實踐神學教授,直至1952年。梅欽博士1937年逝世後,繼任該院教授會主席。1952年至1956年,任加爾文神學院長職。 遺著有:《新郎遲延的時候》、《作為一個改革宗信者》、《不屬這世界》、《要否作一個改革宗人士?》、《基督為誰死?》、《以神為中心的布道》、《基督榮耀的身體》、《聖經如此說》(本書是凱氏1966年逝世後出版)。

相關詞條

相關搜尋

熱門詞條

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