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20世紀70——80年代,國內文物商店大量存有此類瓷器,被統稱為“大路貨”。當時,各級博物館拒其於門外,民間收藏亦少之又少。“大路貨”終成“積壓貨”,文物店只得按類、按規格成百上千的以“統貨”低價外銷或內銷。經過20多年,“大路貨”終於日漸稀少。以至今日,當人們重新開始研究、收藏、欣賞淺絳彩瓷時,它早已因物稀而身價百倍了。
時代背景
道光20年(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最後以中國的的失敗而告終,割地賠償至使百姓貧困交加。進入鹹豐期,外擾內患有增無減,英法聯軍在中國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占領北京、火燒圓明園,連皇帝也抱頭逃出了京城。最後,再次割地賠償,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各地紛紛揭竿而起。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上海的小刀會起義,廣東的洪兵起義,貴州的苗民起義,雲南的回民起義等,席捲大半箇中國。其時,貪贓枉法朝綱崩壞,黎民百姓苦不堪言,大清王朝風雨交加搖搖欲墜。
突現
“鹹豐3年(1853年)2月,太平軍50萬將士在洪秀全指揮下,攻入江西九江、湖口、彭澤等地,於3月19日占領南京,建立了政權。”。“鹹豐5年——鹹豐6年(1855年11月至1856年4月),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太平軍攻占了江西的八個府、五十幾個州縣”(許懷林《江西史稿》 ,江西高校出版社)。“太平天國是一個農民政權……。他們將皇帝、孔子等統統視為‘老妖’、‘魔鬼’,把他們作為革命對象,加以鎮壓和打擊”。“在太平天國的法律中,視清朝鹹豐皇帝是‘老妖’,是‘妖’的總頭目。清朝大小官吏是‘妖’,地主豪紳也是‘妖’,‘妖’是太平天國的重點打擊對象,規定‘迂妖必誅’,藏妖者與妖同罪”(劉仁坤、賈誠先《太平天國興亡》,哈爾濱出版社)。在太平軍攻下景德鎮後,於鹹豐5年(1855年)一把火將御窯廠燒了個精光,廠里的庫存瓷樣也因而散失,官員、畫師、工匠人等或作為“妖”被殺,或僥倖逃脫,全作猢猻散盡。
太平軍在景德鎮前後長達7年之久。這段時間裡,原御窯廠的畫師們倘能避過殺身之禍,卻不得不還要面對生計之困,於是在戰火暫時平息之後,仍需重操畫筆,以畫瓷謀生。此時畫什麼呢?青花、粉彩費工費料,成本高且不一定有銷路,處於戰爭環境之中自然是行不通的。他們只有選擇省工省料,依仗畫技去打開市場的淺絳彩瓷,這樣,一些生活必須的日用粗瓷(如鍋、碗、盆、盤之類)成為首選,畫上幾筆淺絳彩,署上自己的名字,擇價而沽。鹹豐5年(1855年)御窯廠畫師程門與次子程榮合作畫的淺絳彩“山水人物花耳扁壺”(現藏安徽省黟縣文物管理所)便是一例。在上述300餘件器物中,鹹豐朝所畫淺絳彩瓷只有兩件。這是最早一件,也是程門畫淺絳瓷已知最早的一件實例。另一件是張子祥(張熊)在鹹豐6年(1856年)所畫的《四清圖》瓷板畫。
是否可以這樣說,稀少的鹹豐朝淺絳瓷正是原御窯廠畫師們在生活重迫下的一種艱辛嘗試,但在客觀上卻是一個新藝術品種繁盛的開端。
盛興
同治5年(1866年),太平軍失敗後,清政府軍機大臣李鴻章籌措13萬兩銀子,在原御窯廠舊址重建72間堂舍,恢復了御窯廠。同治7年(1868年),御窯廠重建後,即為同治皇帝的婚禮燒瓷。但同治婚後兩年(1874年)便去世了,時年19歲,在位13年。
雖然同治時期社會相對穩定,但皇室燒瓷卻很少,新御窯廠亦家底全無,畫師們只好以畫淺絳瓷維持生活。如程門(字松生)、金浩(字品卿)、王廷佐(字少維)、王鳳池(字丹臣)、周子善、汪藩(字介眉)、俞子明(字靜山)、吳少萍、程言(次笠)等,此時他們都有作品出現,且均繪於同治元年至同治13年之間。有趣的是在同治5年至9年,卻難覓其作品的蹤影,也許當時他們正忙於重建御窯廠和為同治婚禮繪瓷吧。
同治朝畫淺絳瓷的作者,除御窯廠那批畫師外,少見其他畫者。應該說,淺絳瓷在同治時還正處於興起的階段。興起的帶頭人便是御窯廠以程門為首的畫師們。
進入光緒期,淺絳彩瓷大放異彩。作者、作品非常之多,粗、細兼備。可以肯定的說,絕大多數的淺絳彩瓷都是在光緒時期生產的。光緒一朝34年中,大體可以看出畫師們的更替關係。為此,筆者將其分為三個時間段,即光緒10年,中10年和後14年。光緒前10年(1875——1844年)淺絳瓷畫師有:
程門王少維王鳳池金品卿
汪潘周子善俞子明程次笠
江永源羅允夔羅暢谷李維翰
任煥章(字巍山) 汪章(字漢雲)
黃士陵潘福泰邵美之萬子銘
蔣玉卿周友松梁楚材
胡有農(字子耕) 李蘊輝余煥文
朱少泉王岐山陳子常達山
範金鏞經生聯碧吟香居士等。
光緒中期10年(1885——1894年)淺絳瓷畫師有:
汪潘程次笠李友梅俞子明
江永源 任煥章汪章
蔣玉卿(字壽春) 余煥文朱少泉
王岐山 陳子常汪綽章江樓梧
周鼎(字筱松)許品衡李端山
方家珍 汪照藜(字筱青)方少溪
張雲(字子英)李夢丹(字子喬)
許子成 徐善琴(字長庚)南樵子
梅峰樵 高心田萬輔廷吳待秋
胡榮發 張舍雲汪棣(字友棠)
黃銘光 李松如雷光亨雷桂泉
胡乾許達生茂盛 清標
啟明何明谷舒以氏喻春
錫泉氏 少卿 秀山氏江潮宗。
光緒後14年(1895——1908年)淺絳瓷畫師有:
王少維 金品卿王鳳池程次笠
俞子明 江永源任煥章汪章
蔣玉卿 王岐山陳子常周筱松
許品衡 方家珍汪照藜張子英
徐善琴 高心田汪友棠黃銘光
喻春許達生松石 周達和
王子卿 戴裕成何子林梅春茂
焦佩蘭 高恒生敖少泉全廷
安少山 王琦 俞裕元鍾德發
戴煥昭 呂尚文馬慶雲汪廷至
汪永泰 任逢端葉淮清劉芳谷
顏筱雲 江春 程英 程寶珍
葉巽齋 余筱秋楊紫卿馮啟順
詹順太 江祥發何明谷胡獻瑞
江潮宗 子珍 洪發 順發
寶文氏 昌山 吉人 子云
啟明松竹軒義隆 義興
鴻興永興氏孫玉卿。
為什麼在光緒一朝會湧現出如此多的淺絳瓷畫師和淺絳瓷作品?筆者認為:首先,同治後期至光緒一朝,在景德鎮大的戰亂基本結束,人們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其二,由於戰後百姓正常生活的恢復和家庭安穩,家家都需要添置些生活日用瓷。這樣,價廉物美的淺絳瓷就有了一個廣闊的市場。當時的日用瓷中,幾乎無處不是淺絳瓷。第三,朝廷的腐敗,國力的衰微,御窯廠長期無御窯可燒,畫師們盡可多畫淺絳瓷。第四,御窯廠的老畫師在前朝所培養的“後學新手”,此時都已脫穎而出,湧現出了一批新秀。除御窯廠的新、老兩代畫師外,在市場的刺激下,景德鎮的瓷器作坊與“紅店”陡然也多起來了。此時淺絳瓷上署字號、軒氏的作品也多了,他們都還努力地培養第二代、第三代畫工。御窯廠有老、中、青三代畫師畫淺絳瓷,一時精品紛呈。從器形上看,既有普通的日用瓷,又有大件的陳設瓷,還有不少精美的淺絳彩瓷板畫。更有些作品直接標註有表明是繪於御窯廠內的落款,如“畫於珠山官主廨”、“珠山官舍”、“珠山環翠亭”等。而“紅店”的淺絳瓷作品其畫技水平,相比之下就差距較大,具商品氣息,而少藝術氛圍。
淺絳彩瓷的肇始年代
關於淺絳彩瓷的肇始年代問題,有一種意見認為,在清代嘉慶、道光時期,水墨與淡赭並用的繪瓷技法已經開始流行。但持此論者並無提出實證,其列舉的有關名家的時序也錯倒了,如其中的王少維是字廷佐,卻被當成王少維和王廷佐兩個人。據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劉新園先生十年前的調查結果,可知見諸著錄的淺絳派藝人之首程門有繪於鹹豐五年(1855年)的作品。這是劉先生所見紀年最早的一件淺絳彩瓷。我們現在看到比較多的都是些光緒年間的紀年,如乙亥(光緒元年)、甲申(光緒十年)、乙酉(光緒十一年)、己丑(光緒十五年)、丁酉(光緒二十三年)、戊戌(光緒二十四年)。有一種似乎是很肯定的說法,光緒年間,瓷器生產出現了“水墨五彩”這樣一個“創新品種”,它“是受同時代水墨畫名家風格影響而形成的一種新工藝。色彩淺淡柔和,筆法細膩,濃施淡抹,彌永深邃,描繪出的山水人物等都很獨特”(《明清瓷器鑑定》耿寶昌著)。有持同樣觀點者更明確地指出:“水墨五彩色調淡雅,清新明麗。摹擬八大山人、新羅山人等筆意的人物花鳥和淺絳山水等畫面,一般多寫有題句,並署有乾支年款及作畫人姓名”(《江西陶瓷史》余家棟著)。從這些描述中可以知道,水墨五彩和我們所說的淺絳彩瓷應該是同一個瓷品。但認為這個瓷種只是在光緒年間才出現的看法,從前述中已知是不確的。可能因為水墨五彩的製作在光緒年間出現了一個繁盛期,因而就導致有這種觀點也不奇怪。在一些淺降彩技法比較明顯的作品中出現的乾支紀年讓我們有一些想法,如“乙酉”,不單是光緒十一年也是道光五年(1825年)的乾支年,又如“丙辰”、“戊午”,其作品又明顯不是民國風格,那么就應該分別為鹹豐六年(1856年)和八年(1858年)了。遺憾的是這些作者只留下了姓名,除此以外任何資料也沒有,無法幫助我們有更多的思考,但還是有一些佐證作用。劉新園先生在安徽省黟縣文管所看到的那件鹹豐五年的淺絳彩瓷是螭耳扁瓶,瓶腹一面是程門(程是黟縣人)繪山水,另一面是其次子程榮(盈)繪人物。由此可推算,程門此時起碼已經是四十歲上下的人了。因此,也就很有可能在道光年間他已經繪畫淺絳彩瓷。
從實物來看,淺絳彩瓷是以濃淡相間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白瓷上勾描出畫樣,然後以紅、赭、黃、綠、藍等色進行暈染烘燒而成。這種瓷器上的墨彩畫藝其實可以追溯到更早,始見於康熙中期,康、雍、乾三朝官窯也都有墨彩瓷器的生產,由於墨彩和其他彩色互為主輔,所以也被稱為“彩水墨畫”。從清初的墨彩瓷到晚清的水墨五彩瓷所用的彩料並無本質的不同,黑彩料都是由鈷土礦和銅花片配製而成,礬紅和淺絳都是氧化鐵的呈色,同時也都會使用多種彩料,裝飾題材和畫風都是深受前代或當代繪畫的影響,瓷畫的效果也都與紙本水墨畫相近。由於數百年間人們的審美情趣變化不同,工藝技法也就會各有不同,比如在黑彩的使用上,就有在白瓷上用黑料繪畫後再罩以“雪白”(一種透明的鉛質料)的,有在玻璃白(一種含砷、不透明的白色料)上用黑料進行暈染的,而淺絳彩瓷上用的黑料稱“粉料”(在鈷料中加入鉛粉配製而成),這種粉料畫出的紋樣色淡而澀,色層也薄。基於此,我們是否可以說,在清代彩瓷大家族中,有墨彩這個譜系,這個譜系發展到清代晚期,出現了水墨五彩這個分支,為了突現水墨五彩的時代風格,我們也可以把它稱之為“淺絳彩”(也有稱之為“礬紅墨彩”的)。結合以上對程門等人作品的分析,在找不到更為翔實的資料之前,依我所見,說淺絳彩瓷在道光年間已出現也無妨。
若要認真考究起來,“淺絳彩”的詞義其實很狹窄。在中國繪畫史上,山水畫在元代最風行,其畫法一改唐、宋的青綠勾勒而水墨沒骨法漸多。“元四家”(黃公望、王蒙、吳鎮、倪瓚)取古人神髓而能自具面貌,吳、倪兩家尚重墨法,黃、王兩家則好以淺絳著色。黃公望所作的山水畫山頭多礬石,千丘萬壑、氣勢雄偉,世推為四家之首。元四家對後代山水畫的影響絕大,清代山水畫壇就竭力推崇之,對黃公望尤為傾倒,幾乎是家家“一峰”、人人“大痴”(一峰和大痴均為黃公望名號)。這種時風當然會在瓷藝上有所反映,從早期墨彩瓷上的山水畫法就可看到這種情況。也就是說,淺絳主要是對山水畫而言,至於繪畫別的題材紋樣如人物、花卉、翎毛、走獸、魚蟲等,則會使用多種彩料。但現在我們所說的淺絳彩卻是包容所有,相對而言,我認為“水墨五彩”的稱名應是更為合理,不過作為一般俗稱,“淺絳彩”之名也非不可。
淺絳彩瓷的生產盛期是在光緒朝,20世紀20年代以後衰退,但並非銷聲匿跡,其混合在別種彩瓷技法中還經常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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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基永君,出生於廣州一世家,其實族在清末以經營外銷瓷著稱。自幼受家庭重陶,喜愛書畫、文玩之類。他在大學管理系畢業後,但報社記者。梁君擅長書畫,業餘時間篤嗜藝術品收藏,所蓄書畫、陶瓷之中不乏精品、珍品。《中國淺絳彩瓷》旨在弘揚中國古代瓷繪藝術,篇幅雖不多,但這是迄今第一本研究、探索瓷繪絕技——淺絳彩的專著。它的出版對於陶瓷界、美術界同好,確是一件值得慶賀的幸福。
筆者的愛好明清書畫的研究,偶在的機緣使我對淺絳彩瓷產生濃厚興趣,並開始著手收集有關史料及實物。本書所收錄的包括瓷器原件照片和其他藏家提從的照片及罕見的淺絳彩畫家所作紙絹畫等,都源自數年間的積累,並且收錄有數十位淺絳彩藝人的簡單介紹,略略填補了這方面的一些缺憾。
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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