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1925年他參加了延長縣學生在本縣的集會、演講和上街宣傳等反帝反封建反軍閥的革命活動。1925年秋，高小畢業後，他先後在西安中學和延安陝西省立第四中學上學。事跡
1925-1926年，李傑庸同志在西安參加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學生運動，反對反動政客省長劉治洲和在校開展紀念劉和珍等烈士的“三·一八慘案”大遊行的爭救濟鬥爭，並在暑假舉辦各種進步的講習會。在這期間，他閱讀了大量的進步書刊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這對於年僅十七歲的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對於他樹立革命的人生觀和以後走上革命道路產生了重要的作用。1927年初他在延安陝西省立第四中學插班學習，並於同年4月28日參加了延安學生紀念“四·二八”李大釗等烈士的追悼大會、遊行示威、打反動教堂、下農村宣傳等革命活動，逐步樹立了革命的世界觀、人生觀，政治覺悟迅速提高。1927年，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10月在延長縣城內經中共延長縣早期領導人朱幼康、董耀卿介紹，由中共陝北黨的巡視員高敏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下半年任延長縣第一高級國小黨支部書記。1930年秋，李傑庸同志考入北京大學法學院預科，前往北平上學。此期間，長期在中共北平市委秘書長老萬（即原華東局書記魏文伯同志）屬下任市委秘密交通員。在國民黨嚴酷的白色恐怖下，以上學或任教為名在北平、河北、山東等地從事革命活動，出色地完成了組織交給的任務。
逮捕
1934年1月28日早上，由於叛徒辛沛霆當面指認，被反動當局逮捕。在被敵人關押半年後，被判刑二年半。在獄中，他參加了中共地下支部王維剛等同志組織的七天七夜獄中絕食活動等對敵鬥爭，給予監獄當局很大的打擊。1937年2月出獄後，他迅速與黨組織恢復關係，繼續在黨的領導下從事秘密革命活動。工作經歷
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經張子明同志介紹於同年夏天到太原市，被宋劭文同志派到山西省軍政訓練委員會七連，經過短期受訓，即分配到“山西省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平定中心區任組織幹事。此後，他就在彭真、薄一波、聶榮臻、宋劭文等同志領導下在晉察冀等地工作。在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國民黨軍政人員棄職逃走的情況下，他深入農村發動民眾，組織民眾 ，建立抗日游擊隊和抗日政權，為晉察冀邊區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因此，在1938年1月14日晉察冀邊區政府成立時，李傑庸同志與以聶榮臻為首的九位同志一道被選為晉察冀邊區政府第一屆行政委員會委員。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成立後，他具體負責秘書和聯絡工作。當月下旬邊區行政委員會任命他為冀中辦事處主任,1938年5月負責邊區政府行政人員訓練班。訓練班結束後，他就任邊區自衛隊副總指揮。1937年10月-1939年12月李傑庸同志任晉東北專署秘書主任兼代理專員，為晉察冀邊區的發展和鞏固作了大量的工作。1939年底，在黨的領導下，李傑庸同志直接參與組織晉察冀邊區一、二分區配合359旅堅決反擊閻錫山秋林會議反共倒退消滅抗日進步力量的企圖。消滅了白志沂部，驅逐了新二師、保全隊等閻錫山反動勢力，這就是有名的十二月事變。1940年7月他到華北聯合大學社會科學院學習了一期，嗣後分到社會科學院教研室參加政策研究並授課，在此打下了較紮實的理論基礎。1941年他調任晉察冀邊區政策研究室主任，主持和參與了邊區多項政策的制定。1940年冬至1944年春，在抗日戰爭最殘酷的時期，李傑庸同志參與領導了晉察冀邊區的多次反掃蕩鬥爭，具體負責抗日後援會工作。他深入調查研究、發動民眾，開展減租減息。並按照上級組織的安排，積極組織從游擊區征糧，將糧食源源不斷地送往根據地，為堅持敵後抗戰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在鬥爭實踐中成長為黨的高級幹部。學習改造
1944年-1945年間，李傑庸同志奉調至延安中央黨校二部第八支部學習。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他認真學習延安整風的各種檔案，積極參加批評與自我批評，寫下了數萬字的“思想方法與黨性反省總結”，深刻地反思自己從參加革命以來的種種言行，自覺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在理論上思想上得到很大提高，為今後在理論上行動上更加無產階級革命化夯實了基礎。開闢東北根據地
抗日戰爭勝利後，遵照中共中央的戰略部署，李傑庸同志參加了開闢東北根據地的鬥爭。他於1945年10月任承德軍政學校校務主任,1945年底任熱遼專署專員,1948年初，兼任熱遼地區支前司令。在艱苦的鬥爭環境中，他廢寢忘食，積極依靠民眾、發動民眾、組織民眾、團結廣大幹部建立革命武裝，建立革命政權，全力支援了義縣、錦州和遼瀋戰役。在黨的領導和人民解放軍的支持下，熱遼地區由一個日偽大村發展到新惠、北票、阜新、朝陽、義縣和建平等五個縣，人口一百多萬。熱遼人民在清算復仇、土改、生產支前、擴軍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貢獻，僅輸送給主力部隊的青壯年就有約兩個半師，並以大量的人力物力支援了著名的遼瀋戰役。1948年底，李傑庸同志任遼西省政府副主席兼秘書長。土地的鬥爭
1946年2月後，曾任熱遼地區行署專員、中共遼西地委委員。1946年夏季，按中央“五四”指示精神，他把全區的土改鬥爭轉到“耕者有其田”上來，在鞏固區內掀起清查黑地、沒收敵偽財產，沒收漢奸惡霸土地，全面對地主階級開展清算、分配土地的鬥爭。1946年，鞏固區已連成一片，解放區具備了發展教育事業的條件。從1947年初開始，李傑庸即下大力量抓了教育工作。1月到4月間，連續就教育工作下發檔案，要求各國小校按期開學，並明確指出要為教師過“六六”教師節，表彰獎勵模範教師。12月末，熱遼專署接收了朝陽中學，改名為“熱遼中學”，由李傑庸兼任校長，並選用了一批優秀、進步教師任教，從而推動了全區教育工作的發展。
為了搞好全區的財經工作，1947年2月，地委建立了由地委、專署主要負責人共15人組成的財經委員會。地委書記陳文彪任主任，李傑庸任副主任。專署還相繼建立了禁菸局、實業科，充實了其他財經機構，調整了財經部門的領導幹部，使全區財政經濟工作出現了新局面。
1947年10月起，全區掀起天翻地覆的土地改革運動高潮，真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為了保衛勝利果實，打退國民黨的不斷進攻，李傑庸領導全區人民積極完成生產、擴軍、支前等項任務。從1947年秋後到1948年春，全區參軍人數達40 424人，有力地支援了部隊的建設和發展。
戰勤指揮部
解放戰爭時期，熱遼地委和專署把支前工作列為中心工作，常抓不懈。1947年6月，為支援部隊開展夏季攻勢，地、縣均成立了以主要負責人為首的支前委員會。10月，又組成了熱遼地區戰勤指揮部，李傑庸任總指揮。 1948年2月29日，以李傑庸為司令員的熱遼地區後勤司令部成立。到1948年11月，共出戰勤民工135643人次，擔架18713副，出大車6222輛，驢馱9565頭，轉運糧食達377.5萬公斤，轉運傷員3萬餘人，接收俘虜1.5萬人。遼瀋戰役結束後，中共冀察熱遼分局和政辦處要求熱遼地區在7日內調集軍糧50萬公斤，軍草30萬公斤。熱遼專署由李傑庸任總指揮，立即組織實施，在各縣區糧庫調集小米615萬公斤，草200萬公斤，按期超額完成了上級下達的轉運任務。
南下
1949年初，解放戰爭的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勝利結束，人民解放軍大軍南下。他回響黨的號召，隨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南下，開闢新區工作，任東北南下幹部第一大隊副大隊長。1949年5月22日解放南昌市。南下幹部大隊6月14日進城後即被任命為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不久又被任命為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他從1954年第一屆至1963年第三屆的江西省人民代表大會上均被選舉為江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江西省人民委員會副省長，並陸續兼任江西省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兼辦公室主任，江西省勞動局局長，江西財政經濟學院（江西財經大學前身）院長，江西省人民委員會財貿辦公室主任等職務。從1953年1月起到1964年在歷屆中共江西省黨代會上李傑庸同志被選舉為中共江西省委委員。建國之後
新中國建立後，李傑庸同志長期負責江西的財政經濟工作，為江西的經濟建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建國之初，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李傑庸同志在中央財委的統一指揮下，在江西省委的具體領導下,為實現財政經濟情況根本好轉的目標並配合中央支持上海等大城市的經濟建設，打擊反動投機倒把活動，做出了積極貢獻。1950—1954年期間，他積極開展糧食統購統銷、物價調整等工作，為江西省在解放初期的經濟建設作出了卓越的成績。在江西省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期間的財貿工作中，李傑庸同志在黨中央和江西省委的統一指揮下，在財政、商業、糧食、供銷、外貿、金融、物價、稅務、工商等領域在計畫經濟時代做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和積極有益的探索，使江西的財政經濟平穩、順利地發展。1962年8月，祖國大陸開通了供港澳751次快運列車。為了完成向港澳供應鮮活冷凍商品的供應任務，李傑庸同志和負責外貿出口的同志一道抓貨源、建基地、保供應。從1958年起到3年困難時期，他兼任江西省調糧總指揮和運輸總指揮。為了完成了中央下達給江西支援全國的任務和江西省委向黨中央、向周恩來總理保證增調糧食的任務，他親自下糧管所、查糧源、核數字，和糧食部門、交通運輸部門的同志們一道按時按質按量地完成了任務，為江西人民支援全國做出了貢獻。江西經濟恢復
1962—1964年代，在配合中央財經小組提出的如何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任務，李傑庸同志在江西省委的領導下積極地先抓吃穿用，做好糧食購銷和市場供應等重點工作,基本實現了黨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對江西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李傑庸同志受到了嚴酷的批鬥和衝擊,1967年初被奪權，1968年2月開始長達11年的隔離審查，監督勞動，幾經反覆，直到鄧小平同志主持黨中央領導工作、胡耀邦同志任中組部部長後，1980年才完全平反。1980年恢復工作後，任江西省經濟學會常務副會長。1984年8月離職休養。2005年1月31日16時42分在南昌逝世，享年97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