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共產主義

戰時共產主義

戰時共產主義亦稱“軍事共產主義”,是蘇俄在1918—1921年實行的經濟政策。主要內容為:進一步剝奪資產階級,對小企業普遍實行國有化;實行餘糧收集制;禁止日用必需品的私人貿易,實行產品實物供應及主要消費品配給制;取消貨幣和核算制,實行總管理局制,國家直接給每個企業制定產、供、銷計畫; 實行普遍義務勞動制。戰時共產主義是在帝國主義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爆發時期,為適應戰爭需要而採取的臨時措施,對集中國內一切人力、物力,粉碎外國武裝干涉,贏得國內戰爭勝利起了重要作用。1920年底,蘇俄開始進入經濟恢復時期,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不再適應形勢需要,改行新經濟政策。

基本信息

簡介

蘇俄介紹

1917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取得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簡稱蘇維埃俄國或蘇俄。共和國成立不久,經過三年艱苦的國內戰爭,粉碎了14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和地主資本家的武裝叛亂,保衛了蘇維埃政權。

1922年12月30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正式成立。

起源

又稱“軍事共產主義”。俄國十月革命後,蘇俄在1918~1920年國內戰爭時期採取的經濟政策。蘇俄國內戰爭爆發後,蘇俄的糧食、煤炭、石油和鋼鐵的主要產地陷入敵手,蘇維埃國家處境十分困難。蘇俄政府為粉碎國內地主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發動的反蘇維埃政權的戰爭而採取的一系列特殊的臨時性的社會經濟政策的總稱。1918年開始實施。

主要內容

國內貿易國有化。1918年11月21日,人民委員會頒布了《關於組織一切產品、個人消費品及日用品的居民供應》的法令,規定:一切食品、個人消費品和家用物品均由國家和合作社組織供應,取代私商。國家繼糧食壟斷制之後,這時開始對糖、茶、鹽、火柴、布匹、鞋、肥皂等實行國家壟斷。

餘糧收集制。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員會頒布了《關於國家在出產穀物的省份征糧辦法》的命令,在全國各地實行了穀物和飼料的餘糧收集制。徵收數額由糧食部根據收成情況規定,原則是富農多征,中農少征,貧農不征。不按期完成的,其儲糧一經發現,當即沒收。

實物配給制。一切非農業人口都必須加入消費合作社(一度稱消費公社),由合作社分配站按照工種定量配售食品及日用品。但其供應量遠遠不能滿足居民的需要。1920年開始逐漸改為免費供應,使工資實物化,貨幣工資失去實際意義。

勞動義務制。要求凡是有勞動能力的人必須參加勞動,並強迫剝削階級分子參加體力勞動。強制貫徹“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政府可以招募公民完成不同的社會工作,而不論其擔任何種經常性工作。

全部工業國有化。大工業國有化是內戰前就開始的,1918年6月正式頒布法令,加快了國有化速度。1920年11月29日,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決定,將擁有機械動力,工人在5人以上的,或沒有機械動力,工人超過10人的私營企業,全部收歸國有。

措施

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是逐步推行的。主要措施包括:

農產品方面

①1919年1月11日,人民委員會發布法令,實行餘糧收集制,涉及到各種農產品。

糧食人民委員部和工會派出征糧隊收集農產品時,付給農民一定數量的貨幣或少量工業品。由於通貨膨脹,農民交出的產品幾乎是無償的。

工業方面

②除大工業外,國家對中小工業也宣布實行國有化。

工業實行高度集中管理。但到內戰末期仍有相當數量的小企業在私人手裡。

商品方面

③在交換方面,政府實行最小限度的商品交易和最大限度的國家分配。

1918年11月決定取消私人商業,由國營商業和合作社組織供應。隨著產品日漸缺乏和物價不斷上漲,政府實行憑證供應。根據階級和年齡的差別,規定不同口糧標準。後來對兒童和全體工人職員免費供應麵包和日用品。貨幣依然存在,但其作用受到極大限制。

勞動方面

④實行普及於一切階級的成年人勞動義務制,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是在戰爭條件下被迫採取的。

1921年,蘇俄政府用新經濟政策取代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

背景

十月革命勝利後,國內外敵對勢力不甘心失敗,它們聯合起來,企圖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扼殺在搖籃里。

利弊

作用

在整個國內戰爭時期,蘇維埃政府通過採用這些帶有軍事性質的手段,在市場之外建立起城鄉之間直接的商品交換,使蘇維埃俄國迅速形成了嚴格控制整個國民經濟的、高度集權的經濟體制,為贏得戰爭的勝利提供了物質保障。戰爭結束後,該政策與和平時期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不適應性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並引起了社會動盪,1921年被“新經濟政策”所取代。

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是在殘酷的戰爭環境和物資極度缺乏的特殊條件下被迫採取的帶有軍事性的非常措施。在“當時所處的戰爭條件下,這種政策基本上是正確的”(列寧語),它使蘇維埃俄國最大限度地集中了全國的物力和財力,從而保障了軍事上的勝利,為粉碎協約國的武裝進攻,捍衛十月革命的勝利成果,保衛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創造了必要的物質前提。

因此,作為應戰解危的非常措施,戰時共產主義無疑是巨大的成功。

弊病

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同時也存在許多弊病、過失和錯誤。

1、 從措施本身來說,很多措施超出了戰時需要的限度。主要表現有:“在貿易國有化和工業國家化方面,在禁止地方周轉方面做得過分”“超過了理論上和政治上所需要的限度”(列寧語)。由於不顧條件,強令大中企業全部收歸國有,致使不少企業減產或倒閉,1920年工業總產值下降為1917年的21%;取消一切私人貿易後,合作社和國營商業沒有相應發展,影響了日用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正常供應;工業生產的總管理局體製造成中央與地方的不協調,出現官僚主義滋長經濟效益低下現象;特別是餘糧收集制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嚴重偏差,徵收的不僅僅是餘糧,必需的口糧和飼料糧甚至種子糧都被徵收,嚴重破壞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損害農民的切身利益,有損於工農聯盟。

2、 戰時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社會主義的模式,其特點是在組織社會主義經濟中,基本上排斥商品貨幣關係,撇開市場,採取純粹軍事、行政的手段和方法。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俄共(布)在指導思想上存在急於超階段地直接實行社會主義的空想錯誤。特別是到1920年底國內革命戰爭基本結束的情況下,作為非常時期的非常措施不但沒有因非常時期結束而收縮,反而進一步加強。如餘糧收集制擴大到棉花、麻類、皮革等農副產品和經濟作物,國有化有大中企業推廣到廣大小企業,進一步取締一切私人貿易活動等等,這些措施遠遠超出了俄國社會能夠承受的水平,結果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和生產下降,1921年春蘇俄發生嚴重的經濟政治危機。

3、 實踐證明,作為向社會主義“直接過渡”的一種嘗試,戰時共產主義無疑是失敗的。

相關研究

20世記80年代中期,我國史學界掀起了一次研討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高潮,其中形成了三種不同的意見。

1基本持否定態度

持這種意見的以復旦大學的姜義華為代表,他認為,戰時共產主義是“十足的農業社會主義”,是舊俄國專制主義長期統治下形成的政權萬能論以及宗法式的情緒對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頭腦侵襲的結果。(註:杜立克《喀琅施塔得叛亂及其教訓》,《內蒙古大學學報》1981年增刊)

杜立克也認為,布爾什維克黨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採取的辦法是完全錯誤的,是由於黨的一些領導人為熱情的浪潮所激動,試圖用無產階級的國家法令,在一個小農國家裡按共產主義原則來調整國家的生產和分配。

此外,也有人認為,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成績有限,錯誤嚴重”。

2基本持肯定態度

這種觀點以北京大學的謝有實為代表,他認為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不是超越了客觀歷史階段,而是戰時客觀現實的反映和需要,是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它保全了社會最主要的生產力——工人和廣大勞動民眾,保全了遭受戰爭破壞的工業,為恢復生產保全了前提條件。戰時共產主義不是農業社會主義。(註:謝有實:《戰時共產主義是一種功勞》,《世界歷史》1921年第1期)

另外,許多人的文章也強調,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動員了全國的人力,物力供應前線,保證了戰爭的勝利,從而鞏固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保衛了國家獨立。

3具體分析的態度

王斯德、葉書宗認為,否認戰時共產主義的歷史作用,把它看成是造成當時種種災難性後果的根源是離開了歷史的分析。

戰時共產主義有兩個不同的階段:前期從1918年6月到1919年底,主要為了適應戰爭需要;後期從1920年到1921年初,此時才把適用於戰爭環境的特殊措施,用來進行經濟恢復和經濟建設,以便“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王斯德、葉書宗:《也論列寧主義和戰時共產主義》,《世界歷史》1982年第2期)

張培義指出,由於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實施的不同階段,因而它具有雙重性:一方面,這些措施產生於戰爭環境,使國家能集中人力、物力,保證了戰爭的勝利;另一方面,由於領導人企圖藉助這些措施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最後造成嚴重後果,引起人們強烈不滿和生產力下降。(張培義:《戰時共產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總結》,《山東師大學報》1982年第11期)

此外,張馳、黃濟福都具體分析了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歷史功過、經驗教訓。(張馳《如何評價蘇維埃國家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世界經濟》1980年第6期。黃濟福:《也評蘇俄時期的戰時共產主義》,《蘇聯歷史問題》198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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