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徐世昌 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1855--1939)，男，清末、北洋政府官僚，北洋政府總統。字卜五，號菊人，又號濤齋（號水竹邨人）。河南出生，直隸（今河北）天津人。遠祖籍浙江鄞縣。徐世昌先後娶衛輝曹氏和輝縣席無棣為妻，曾經在輝縣百泉“水竹村”置辦田宅。
徐世昌文人出身，昌詩、書、畫俱曉。為總統時曾成立北京藝術篆刻學校，即後來中央美術院前身。為了阻止新文化運動的高漲，徐極力鼓吹“尊孔讀經”以為抵制。退出政界於天津“退耕堂”過隱逸生活後，藉助僚友門客編撰書籍20餘種。著有《歐戰後之中國》《退耕堂政書》《大清琨輔先哲傳》《書髓樓藏書目》《東三省政略》等書。徐世昌的書畫作品頗有聲譽，曾在中國、日本等國畫展中展出。
大事記
徐世昌1879年徐與袁世凱結為盟兄弟，得袁資助北上應試。先中舉人，後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光緒十二年（1886）中進士，任翰林院庶吉士。
1897年，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時，兼任新建陸軍參謀營務處總辦，是袁世凱的幕僚之一，此後累獲擢升。
1904年，袁世凱創建警察，保舉徐世昌為巡警部尚書，負責京師的治安。
1907年東北改設行省，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其時東北處於日俄戰爭之中，清朝的根本被蠶食，徐世昌多所舉措，採取開商埠，借國債，連與國，修鐵路等一系列措施。並在東北推行新政，以此來抵制日俄對東北的控制。
1909年，袁世凱被攝政王載灃罷黜，徐世昌自請病退，調任郵傳部尚書，京浦鐵路督辦。
1911年５月，清廷設皇族內閣，徐成為僅有的四名漢人內閣成員之一。任協理大臣。辛亥革命爆發，徐力主起用袁世凱鎮壓革命。同年11月袁組織責任內閣，徐改任軍諮大臣、加太保銜。至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方向清室請辭。
1921年３月，袁世凱繼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徐力辭太保，隱居青島觀望時局變化。
1914年５月，袁世凱據新的約法，改責任內閣制為總統制，由任徐世昌為國務卿，其時袁世凱稱呼徐世昌、趙爾巽、李經義、張騫為“嵩山四友”。次年袁公開推行帝制，徐以局勢難卜求去，退居河南輝縣水竹村。
徐世昌 1916年３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復民國年號，起用徐為國務卿。徐在公私兩方面為袁盡力。因要求討袁護國軍停戰議和遭到拒絕，徐任職僅一月力薦段祺瑞繼任。袁世凱死後，黎元洪任總統，段祺瑞任總理。二人不久即發生府院之爭，徐以北洋元老資格應邀抵京，先調解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間的權力鬥爭，後又調解直系軍閥首領馮國璋和段祺瑞的矛盾。
黎元洪去職後，1918年10月，徐世昌經皖系軍閥操縱的安福國會選舉為總統。他標榜“偃武修文”，下令對南方停戰，次年２月於上海召開南北“議和會議”，但無結果。
1919年五四運動發生時，徐被迫免去曹汝霖、章宗祥及陸宗輿職務，以緩和全國輿論的反對。在北洋軍閥各派系的鬥爭中，徐世昌慣以元老身份和居間調和者的角色因勢操縱。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後，直系獲勝，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錕、吳佩孚指徐世昌總統為非法，迫其去職，自此徐世昌退出政界，居住天津租界。晚年日本人嘗試邀徐出任華北政府職務，徐世昌拒絕參加日軍組建的華北傀儡政府，保持了民族氣節。
1939年６月６日於天津病逝，享年85歲。
個人生平
徐世昌 書畫以晚清封疆大吏而任民國總統者，唯袁世凱、徐世昌二人。而袁世凱不知者少，徐世昌則鮮為人知。蓋袁為竊國大盜，禍國殃民，故而臭名昭著；而徐世昌一生則力主和平。正所謂“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也。
徐世昌，1855年生於河南衛輝，字卜五，號菊存，晚年又號水竹都人、東海居士等。徐世昌遠祖由浙江遷直隸，後移居河南。日後發達，凡遇以上三地人士，徐世昌皆稱同鄉；徐之善於拉關係、交朋友，於此可見一斑。
徐世昌幼年喪父，母教甚嚴。雖家境貧困，典當以延師教子，並自督課，且重德育。徐世昌回憶說：孩童之時，若有三份食物，便思得其兩份，母即予嚴斥：“今日如此，長大又當如何？！”寧可將食物扔掉，亦不令世昌食。稍長，每一交友，母必察其人品如何，果系賢才，則款以美食；否則立予斥絕之。人見其孤苦，勸其依一縣令親戚，徐母曰：“托人餘蔭，罔知艱苦，無復有刻厲振興之心矣”。族人感嘆：“汝苦心持家教子，異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徐世昌１６歲時開始課人兼自學，以經營薪米；１７歲因善書小楷，隨叔祖父充縣衙文案及家庭塾師；１８歲為某知府治函札兼會計，以文會友；２４歲為準寧縣知事治理文牘，遇袁世凱，一見傾心。袁見徐青衣敝履，雖邊幅不修卻神采飛揚；談吐間，顯露出勃勃雄心與滿腹經綸，贊道：“菊人，真妙才也！”當時徐世昌無錢赴應天府應多試，袁即贈銀兩百兩，使世昌兄弟得已成行，並同時中舉；四年之後，世昌又中進士，先援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後援編修。張之洞（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李鴻藻（翰林院掌院學士）為其師長。編修為七品官，俸銀甚少，生活清苦。人勸其外放知州、縣，未從。因京官具有接近上層勿州遷亡優勢。然而世昌在翰光一住９年，未辦過一次學差、試官之類有利之事；但他並不急功近利，而是積極結交，疏通上下，同時勤苦讀書，關心時事，作好各方面準備，以待時機。
翰林院是中國封建社會為科場尖子而設的最高機構，凡以科舉進身之文士，無不孜孜以求。但徐世昌因不見寵於大學士李鴻藻，李認為徐“虛矯過人”，而不是發達。但徐世昌向李介紹袁世凱，通過李鴻藻，袁為李鴻章所常識，向朝延推薦他督練新軍，卻成為袁發展的起點，同時也成為徐仕途中走向發達的轉折點。
徐世昌在翰林院已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到第十年終於有了轉機，袁世凱向清延奏請徐翰林兼管新建陸軍稽查全軍參謀軍務營務處總辦（相當於秘書長兼參謀長），徐欣然就任。雖然編制、原職、級別均予保留，但總是以高就低；徐卻毅然離開翰林院，全力以赴，總攬全軍文案並參與機密，袁不在時且代理其職。從此成為袁的得力智囊。
徐世昌到任不久，袁世凱即因剋扣年餉、誅殺無辜被人告發，軍機大臣榮祿與陳奎龍負責查辦。徐與陳為同榜進士，私交甚篤，乃為袁說項，得以“乞恩姑從免議”，使一場彌天大禍消彌於無形，袁自是對徐感恩不盡。徐世昌在小站練兵工作雖只兩年多，但他一來受到袁的高度信任與尊重，言聽計從，稱之為兄；二來是翰林出身，受到將領的尊重，皆稱之為師；三來工作勤奮，自學軍事及英語，先後編寫了《新建陸軍兵略存錄》及《操法詳晰圖說》十三冊，以新傳統籌全軍訓練及教育，成績卓著，聲望很高，從而奠定了自己在北洋軍隊中僅次於袁世凱的地位，也達到了“以文修武、以軍功進身”之目的。小站練兵，是中國軍隊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袁、徐皆功不可設。徐世昌最先提出了比較完整的近代化軍事理論，制訂了中西結合的軍制、法典、軍規、條令及戰略戰術原則。後來的“北洋三傑”----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皆是從小站新軍中成長起來的佼佼者。
徐世昌 書畫徐與袁一樣，即有政治野心、也有愛國熱情，（袁至少在青年時代不失為一個愛國者）徐在翰林院時曾因甲午戰敗，與數十名同事聯合彈劾李鴻章；值戊戌變法，徐、袁都參與了維新運動。但在關鍵時刻，當新舊勢力交鋒、經新勢力將希望全部寄托在掌握軍權的袁世凱身上時，袁卻聽信了“軍師”徐大哥之言：“旁雖一國之主，然當政日線，勢力薄弱；後（西太后）則兩朝總持魁柄，廷臣疆帥，均其心腹，成敗之數，可以予卜。與其助帝而致禍，寧附後而取功名”。徐世昌一言九鼎。袁深以為然，遂向榮祿告密。在義與利的選擇上，徐、袁很現實地選擇了趨利避害。二人均以戊戌六君子之血染紅了頂戴花翎，從此深受後黨恩寵，平步青雲。誠然，即使當時徐贊表附新黨，亦是以卵擊石；“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歷史上又有幾人？不過袁世凱之惡在於陽奉陰違，兩面三刀，十分險惡卑劣，故當時有民謠罵袁曰：六君子，頭顱送，袁項城，頂子紅，賣國黨，邀奇功，康與梁，在夢中，不知他，是梟雄。袁世凱因難逃其責，幕後高參徐世昌亦難辭其咎。
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太后西狩，徐世昌隨行護駕，得到青睞。張之洞、袁世凱又交章保薦徐世昌，遂得重用。在隨後的三年中，他相繼涉足清廷政務、財務、軍務、學務，1904年，得任中國史上1300年以來最後一次會試之閱卷大臣，也圓了十年翰林來往主考之夢。1905年，奉旨入值軍機處（最高軍政機關），年底即援軍機大臣，署滿兵部尚書。這一年徐世昌正好五十歲。以漢人署滿人之兵部尚書，有清開國以來尚屬首次。徐世昌獲此殊榮，尚未停止升遷的腳步。51歲時朝廷又任徐世昌為欽差大臣，東三省總督兼管東三省將軍事務，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系從一品級，各省督撫聯名奏事，以徐領銜，排在直隸總督袁世凱之前。據查核，清末升遷較快的漢大臣林則徐、曾國藩、袁世凱從入仕到任總督各為20、21、21年，徐世昌雖然也是21年，但東北總督之位高權重，則為以上三人所不及。而在同一年，袁世凱與張之洞皆喪失了具有實權的總督大臣之位，入京擔任了奉旨辦事的軍機大臣。
隨著光緒帝與西太后的一同辭世，袁世凱的地位更岌岌可危。因光緒帝恨袁告密出賣之事；三歲溥儀即位，其父載灃為攝政王便一心想替其弟光緒報仇，欲除掉袁，已擬好將袁革職法辦的上諭，因奕（軍機處首席大臣，早被袁行賄買通）及張之洞極力反對，乃修改諭旨，以袁患顯疾為名將袁“開缺回籍養疴。徐世昌時在東北，唇亡未免齒寒，不得不主動奏請開缺，清廷豈敢趕盡殺絕？只將其調任郵傳部尚書，雖位列中樞，但其降用，也很明顯。
而徐世昌在東北三年之作為，卻值得大書一筆。東北三省為清廷皇家之發祥地，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至清末，在徐世昌上任時，東三省在十年之內連遭俄、日兩強三次大洗劫，國土大片淪喪，幾乎成了兩強的殖民地，民辦凋殘，瘡痍滿目。亡羊然後補牢。為謀挽救，1906年清廷派載振、徐世昌（皆為軍機大臣）赴東北全面考察，並要求對症下藥，提出解決方案。經兩個多月數千里路跋涉，徐世昌向清廷提出了《通籌東三省全局疏》，洋洋十萬餘言，此時徐對治理東北，已成竹在胸。徐世昌一到任，首先針對其不治之原因--“以治兵之職，而轄管理民事之官，所務不同，利害亦異，隔閡既甚，牽制斯多，其終乃無一利之能興，無一弊之不出”--實行政治體制改革，確立總督一人負責制，“舉三省全部應辦之事悉以委之”，“以一人之力總集群策，復以全國之力傾助車隅之地”。設行省公署，所屬各司與督撫一起共同辦公，“事則公商，移則會畫”，簡化辦事手續，提高工作效率，從而建立起高效率決策機構和運行機制，同時也適應了晚清推行新政的要求。他強調值此非常之地、非常之時，非改革無以圖存。為懲治腐敗，更新吏治，徐世昌還推行了一系列具體政策，付諸實施。與此同時，他還大力招賢，尤其重用具有真才實學的留學歸國人才，並向全國招攬第一流的時務人才，使東北三省“一隅之地，人才濟濟”；對貪官污吏則嚴厲打擊，殺一儆百。上任數月，即查清並處理案犯數十起。其雄才大略，可見一斑。徐履東之初，財政困窘，入不敷出。他按照以興辦實業為中心，與列強進行商戰，富省、強兵、禦侮的思路，政弦更張，推行新財政政策，概括為：設立銀行，多開商埠，聘用洋員，引進外資，但不設租界，確保主權。在農業方面，鼓勵利用“地勢廣衍、土脈膏腴、雨量充足”之優越自然條件，發展糧食畜牧業。徐氏赴東北之前，當地因氣候偏寒，農民尚不知種植小麥。經過考察，徐世昌積極倡導種麥，並向種植者提供國內及日、美良種，復“首弛糧食出口之禁”。“三年之後，東北遍地皆麥，自給而外，兼資運營。至今三省之民奉公（徐氏）為麥之先農”。他還從澳洲引進良種羊和拖拉機，對促進東北農牧業近代化的進程起了重要作用。
徐世昌還積極發展工商業，重視科、教。為改造滿清八旗子弟的寄生生活，專門設廠辦校以“化其氣質”，使“八旗人才不可勝用且不必再為籌出路也”。他還抓了清剿土匪、移民屯墾，籌邊安氏，修鐵路，通電話……都是功德無量之舉。
徐世昌 錢幣徐世昌督東北僅兩年，東北面貌煥然一新，清廷親貴載濤“自歐考陸軍歸國，經奉天（今瀋陽）見馬路、電燈、軍警無不備具，街市煥然一新，乃宿公署，儼然歐式，益服世昌新政經畫，非它省疆吏所及。還朝即力薦其值樞府焉。”世人稱東北三省新政為“徐世昌新政”，徐亦為此而自豪。
在應對日俄侵略方面，徐在上任前與時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凱設定的外交方針，一是“以保衛主權為第一急務”；二是“在具體交涉時，為了在主要問題上達到我們的目的，在次要問題上讓步也許會復得必要”。徐世昌對日本明目張胆的侵略行徑予以堅決反擊：“必示人以不可攻，而後人不攻；必示人以不可欺，然後人不欺。”在衛護領土主權等原則問題上據理力爭，寸土不讓。一次，日人在圖門至六道溝90餘里釘立木樁，暗將我國領土劃入韓界（韓界為日侵占）徐令吳祿貞帶人連夜拔去，並記上華名里數，釘立標識，使日人目瞪口呆。徐世昌任用與日交涉“著為功勞”的吳祿貞為解決“界務問題”督辦，有效地遏制了日本蠶食中國邊境領土的陰謀及“滿州政策”的推行。徐世昌在與沙俄侵略方針所進行的針鋒相對的鬥爭中，同樣取得了“已無余憾，為之欣慰”的結果。徐世昌在東北實施近代化建設，使東北開改革之先河，在推進全國近代化進程方面，確實功莫大焉。 徐世昌還與袁世凱共同推出了中國最早的巡警制度，對鞏固國本、防止外患、民安其業所起的積極作用，亦應予以肯定。徐世昌在任郵傳部尚書時，採取雷厲風行的手段，為中國鐵路、電力、郵政、航運等事業的發展，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徐世昌任郵傳部尚書一年余，即1909年８月，政任協辦大學士，補援軍機大臣；一月後又援體仁閣大學士，系清代文臣的最高榮典，也是漢人樞臣中唯一最受朝廷信任者。
徐世昌還在東北時，就已考慮到清廷失勢，便未雨綢繆，預謀轉中退路。他為人處事十分謹慎，絕不驕矜，以黨派示人；他既能符合潮流，大辦新政；亦不疏遠舊派、權要，可謂兼收並蓄，廣結廣交，左右逢源，上下暢通，從而為今日重掌樞要鋪平道路。看來，“中庸之道”確是在官場上保身保位的靈丹妙藥，徐世昌因此而贏得“水晶狐狸”的雅號。
徐世昌重掌中樞，欲行新政，卻孤掌難鳴，於是他極力大造輿論，“助袁出山”，但清廷仍忌恨袁，並不理睬徐的保奏。直到辛亥革命義旗高舉，清廷欲調北洋新軍鎮壓革命，才不得已把重新啟用袁世凱提上議事日程。因為北洋六鎮，從將到兵，一直聽命於袁；即使袁回河南閒居，仍在暗中聯絡，遙控指揮。
滿人陸軍大臣蔭昌，指揮不靈，清廷親貴慌了手腳，不得不依徐袁共商之六項“出山”條件，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各路軍以皆歸其節制，南下鎮壓革命。徐世昌終於完成了一項歷史性任務。徐、袁重新聯手，袁開始唱主角，二人配合得珠聯璧合，天衣無縫。先排擠掉唯一的絆腳石--攝政王兼陸海軍大元帥載濤--袁以總理大臣的名義直接下令要他率兵上前線便嚇得打了退休報告。清廷此時認為唯一放心得下的便是徐世昌，隨即加封徐太傅太保，無非要鞠躬盡瘁，效忠清廷。
這時的徐世昌，審時度勢，順應潮流，其指導思想與袁一樣，逐漸由君主專政--君主立憲--民主共和，對革命黨人的策略也由剿而撫，由撫和而。他們不願與革命黨的對陣，主張採用和平方式，趕清帝下台，這就避免了一場大內戰，最終達到了推翻滿清帝制、創建中華民國的目的，這個決策是明智的，值得肯定。為何逼清帝退位，歸政於民國？據說還是世昌的妙計--讓段祺瑞領銜，以北洋將領64人聯名、發電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體，否則以兵隨之”。電發次日，徐世昌為避嫌懇請辭職。1912年２月12日，由張騫主稿的清廷詔書（這可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性檔案！）稿：“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何以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這好惡。是因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思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袁世凱為總理大臣，值此新陳代謝之際，宜有南北統一之方，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這一詔書標誌著大清王朝壽終正寢，但行文卻十分得體，給垮台的清廷留足了面子。
據說最後一句是徐世昌塞進去的“私貨”，幾乎肯定了清廷亡後便是袁世凱的天下。世昌手法之高，謀略之遠，令人咋舌。袁世凱出山、逼宮、掌權三部進、導演都是徐世昌。袁世凱即有逼迫清廷退位之功，又有促成南北議和之舉，且挾北洋雄師之勢--南方只有把臨時大總統拱手相讓了。即便孫文不是謙謙君子，老袁的總統寶座也是坐定了。更何況，眾多革命黨人，也都認為：“收拾大局，建設中國，非袁莫屬！” 孫中山是明讓暗鬥，向袁提出“約法三章”企圖將這匹野馬給以約束。
徐世昌把袁捧上寶座，功莫大焉，一般看法，國務總理一職非徐莫屬。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徐此時卻激流勇退了。徐世昌有他的獨到的思維邏輯。他受清廷厚恩，直到現在還是“護帝太保”；而實則一力助袁，因而進退兩難，只能託言因“國變憂憤”，力辭太保，離京閒居，暫避“一時之謗”。如果馬上棄清報袁，於情於理，都不好說。還是先“過渡”一下，方顯明迎新辭舊，不露痕跡。而閒居不仕，還可算作不負皇恩的前清遺臣哩。再則目前局勢仍動盪不安，袁的寶座還不平穩，不如作個“局外人”以靜觀變化。
徐世昌 書畫後來發生了刺宋案，國務總理趙秉鈞不安於位，而徐世昌並不以袁所請，仍進居幕後；直到1914年袁取得鎮壓“二月革命”勝利，剪除了政敵，便再次請徐出山，任國務卿之職。徐開始動心。在啟程赴京時，其弟世光向他遞經陳辭：大哥，你意忘了清室於你可謂皇恩浩蕩？前年你還親口說過“不忘清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議和之際，你曲從袁謀，已為人所議；今再為袁效力，將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義正而辭嚴，大哥無言以對。徐世昌竟耐不住晚清遺留的寂寞，不願就此沉淪，終老林下；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國務卿之顯赫，其誘惑力可謂大矣。何況自謂一旦任職，“英雄”即有用武之地，只要施展才能，為國謀利，博取賢名，不也抵得過“不忠”之謗？徐世昌遂於1915年５月，任北洋政府國務卿，北洋人呼之“徐相國”。
袁世凱此時野心急劇膨脹，蓄謀恢復帝制，使袁氏子孫代代為帝。徐世昌卻認為帝制實不為可，不得民心；但看看老袁那“哪怕過一天皇帝癮，死也無憾”的勁頭，只得緘口不言，作壁上觀；並為辭國務卿，以便將來可以局外人之身分收拾殘局，留下轉圜的餘地。真正老謀深算。
此前，徐世昌曾極力反對袁簽訂賣國之二十一條，並“罷工”十餘日。徐、袁裂痕或許從此產生。徐世昌退居河南輝縣水竹村，後自號水竹村人，即出於此。袁稱帝後，封徐世昌、張謇等四人為“嵩山四友”，仿漢高祖時“嵩山四皓”，但徐並不買賬，因“嵩山四皓”均為隱居不仕之賢者，此封有永不敘用之意，未免欠妥。
徐在日記中大發感慨：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鄉者多，則國弱；志為聖賢之人多，則國治；志為帝王之人多，則國亂。這就標誌著徐袁攜手時代的結束。
徐世昌此時一定異常失望，自己一向唯袁馬首是瞻，為之出謀畫策，肝腦塗地；竭力輔佐的結果，實非始料所及。看來這個主子當年的愛國之心早已蕩然無存，只知全力經營他的袁家天下。此時再不分道楊鏢，那就得同流合污，也背上千載罵名。還是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的好。
徐世昌在袁稱帝前即已料定他皇帝癮過不長，抽身先退，無疑是明智之舉。不然，身為老大哥還得去給兄弟皇上下跪，別提有多彆扭和難受。後人曾提出疑問：以徐之才幹與聲望，在辛亥之年，何不自出統兵與南方周鏇？其清廷信任（超過信袁），絕對會讓徐總統北方兵馬；其二，徐在北洋諸將中亦有威望，袁不得出，必唯徐與首是瞻；其三，不難與南方組成聯合政府。如此，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則非徐莫屬，以後也不政出現南北紛爭、復辟倒退之局。然而，徐世昌畢竟只是徐世昌，他之所以甘願將千載良機拱手讓人，甘為人後，一定也經過深思熟慮。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如出此舉，由自己逼退清帝，是為不忠；撇開老袁，是為不義；知而為之，是為不智。再則徐生性穩重，當條件基本具備時，方能放手一博，為在東三省時；風險太大之高則寧可觀望，他絕不是那種“寧為雞口，不為牛後”之人；他的人生信條恰恰相袁相反。故而政見一致時，能剛柔相濟，優勢之補，相得蓋彰，而一旦政冗相左，又不能撕破臉皮，便只能自謀後路，明哲保身了。
徐世昌 錢幣1918年，在選舉民國第二屆總統之際，段祺瑞、馮國璋相持不下，一向兩面 討好的徐世昌遂作為“理想人選”，得任總統。徐居然還請示早已退位的溥儀，“得其恩準”。徐此舉意圖前清遺臣之好感，但仍然有人譏諷他：“以清太傅而仕民國，早已可見其人！”想面面俱到，往往適得其反；兩面討好，弄不好兩面得罪。徐世昌活得也真夠累。
徐世昌當總統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謀求南北和解，結束內戰，為此使出渾身解救，但都無甚效果，無非拖延時間，1922年終於暴發了直奉大戰。得勝的直系並不感謝徐“一邊倒”的支持，在曹錕一再逼宮之下不得不戀戀不捨地離開總統府，遷居英租界，既結束了他五年的總統生涯，也從此結束了他從政40餘年的歷程。
徐到天津過起了寓公生活。他出身翰林，博學多才，文章詩詞書畫皆精，傳統文化造諧很深。退隱後，在北京班大人胡同設立“徐東海編書處”，歷時年，編《清儒學案》208卷，並創作詩詞5000餘首，楹聯一萬餘對，多為質量上乘之作。如不從政，成為國學大師，或書畫名家，當無問題。
1933年，日寇欲徐世昌出來組織傀儡政權，被斷然拒絕。1939年春，徐患膀胱炎，醫生建議到北京治療，因怕被日人劫持，堅持不去，遂病逝。終年85歲。
當時的國民政府下令褒揚：徐世昌，國之耆宿，望重群倫。比年息影津門，優遊道素。寇臨華北，屢思威脅利誘，逞劂陰謀，獨能不屈不撓，凜然自守，亮風高節，有識同欽。
人物評價
徐世昌綜觀徐世昌一生，他當然不是一個革命家，政治品德上也算不上完美，但也承襲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優良精神風貌，學識廣博，推行新政，熱愛國家，堅持和平，崇尚自然，既非一般無聊政客可經，更非那些擁兵自重利慾董心、禍國殃民的舊軍閥可比。
徐世昌有“總統詩人”之美稱，終身作請不綴，1918年輯印《水竹村人詩集》12卷，1924年刊行《歸雲樓題畫詩》６卷，至1933年刊行《揀珠錄》，共刊行８集76卷，洋洋大觀。徐詩“優浙而閒適，簡潔而清遠，抒寫性情，曠然無身世之累”，時間跨度大，內容宏闊。
個人書法
徐世昌，號水竹邨人。既是津門一代全才文化名人，為時人所重，又酷愛古硯、古墨，收藏端硯頗多，並將所藏之硯的花紋、題識，一一墨拓而成《百硯譜》一冊，成為中國近代惟一一部評硯專著。
徐世昌 書法1922年6月，徐世昌被派系“逼宮”下野，遂返鄉做寓公，開始過詩、書、畫三位一體的“隱逸”生活。他與林琴南、嚴范孫、趙湘帆、華世奎等名士組成“晚清簃詩社”。如為嚴范孫題寫的一首詩云：詩壇酒壘厭江湖，眼底縱橫見此圖；花月多情如夢幻，川原有恨入榛蕪；客來關輔三霄路，臣本煙波一創徒。此詩恰切地表現了士者飄然山林，宦途如夢的退耕複雜心態，磊落高華，舒捲自如，頗有“超凡入聖”的浪漫。同行評價為“吟詠之功，度越前人”。徐世昌在自己的退耕堂中做到了老有所為，詩、書、畫一體三面。詩人往往獨行其事，天馬行空；書法家則需要具備詩人的某些素養，以進入更高的境界；而畫家更要兼詩人與書法家的造詣，才能登峰造極。徐世昌出任大總統後，即自信“深得書法中三味，每日臨池揮灑，分增局以上官員”。
他的書法多為行、草體，名重一時，在津門各殿堂里多有其墨跡。如天津老字號“正興德茶莊”、“成興茶莊”、“直隸書局”等匾額均出自他的手筆。1919～1926年，徐世昌將其書法作品匯集成《水竹邨人臨帖》3冊、《石門山臨圖帖》1冊，刊印發行。他的書法大宗為對聯，其餘為條幅、冊頁之類。
徐世昌六歲開始學畫，善畫山水、松竹，尤其喜歡繪製扇面，造詣甚高，而且是每畫必詩，一般不輕易送人，故他的繪畫真跡少於書法遺蹟。他的代表作《晴風露月四竹圖》極為出名，人稱：“畫中晴竹，振雨露聲；風竹搖曳飄灑，露竹沐甘浸潤；月竹清漪宜人，為竹作中之精品。”該圖為民間所收藏，民初作品，以六尺引卷作硃砂筆。1920年，徐世昌以大總統身份成立“國畫研究社”，聘國畫大家周肇祥主其事，同時撥巨額公款，明令成立北京藝術篆刻學校(今中央美院前身)，由陳師曾任校長，齊白石、王夢白等人任教。徐世昌下野之後，周肇祥仍將名人畫作送往天津徐宅，請其為之鑑賞評論，還不時與徐世昌研討中國繪畫藝術問題。“國畫研究社”曾與日本畫社共同舉辦過國際聯合畫展，分別在中國、日本及其他世界各地展出。徐世昌也有作品送到展會展覽，獲得中外各界的一致讚譽。“平淡天真，意趣高古；筆鋒凌厲，狀如削玉；詩畫相映，書畫同體；神韻相連，清爽不凡。”徐世昌的粉墨花卉、松竹以及梅、蘭、竹、菊四君子畫，品位高雅，神韻仙體，在民國畫壇聲譽頗高。
徐氏行書，學蘇軾稍瘦勁，整幅作品明朗、流暢、一氣呵成。
家庭情況
徐世昌 書畫徐世昌無子，兩個女兒早亡。其二弟徐世光的長子徐緒直過繼為徐世昌之子。徐世光為光緒壬午舉人。辛亥革命 後，袁世凱任命其為濮陽河工督辦，袁死後徐寓天津，皈依道院，辦“道德社”，曾為天津世界紅十字會會長。徐緒直早亡，生子徐延東、徐延同，皆已故世。惟徐延東留子徐保慈，現在天津市河北區第三職工中學任教，夫人於廿五塑膠廠退休，生兩女，一於南開大學畢業，在勞動衛生職業病研究所工作；一在外資企業工作。據徐保慈介紹，徐世昌如夫人王雅茹生有兩女皆已故世。女婿許大諄在河南任省政協委員。徐世昌近支顯然衰落了。
另一支在天津久居的是徐世昌十弟徐世璋的後人。徐世璋曾任交通部次長兼鐵路督辦，交通銀行副總裁，又曾兼任中國國際運輸局局長，飢餓救濟會會長，幣制局局長，1922年隨徐世昌下台而去職，在天津做寓公，後曾任鐵路學院名譽校董，天津耀華中學董事，工商學院董事長，東亞毛織公司董事，擁有大量房產，收藏文物字畫，尤以集玉著稱，是天津市知名人士。1954年逝世，遺囑將全部古玉、硯、璽印等捐給國家。其後人有女兒徐緒年(天津人民醫院退休)；徐緒如(一中心醫院退休)；徐緒玲現在天津人民圖書館工作，其丈夫朱文榘現任天津市人大常委副主任；徐緒璐現居北京，其丈夫為中國駐曼谷大使。
主要著作
《清儒學案》
《顏李遺書》
《弢齋述學》
《大清畿輔先哲傳》
《歐戰後之中國》（巴黎大學榮譽博士論文）
《退耕堂政書》
《東三省政略》
《將吏法言》
《弢養齋日記》
《大清畿輔書征》
《書髓樓藏書目》
徐世昌《元逸民畫傳》
《國樂譜》
《明清八家文鈔》
《水竹村人集》（又名《徐大總統詩集》）
《歸雲樓集》
《海西草堂集》
《退耕堂集》
《竹窗楹語》
《藤墅儷言》
《揀珠錄》
《晚晴簃詩匯》（又名《清詩匯》）
徐氏家祠
徐世昌家祠徐世昌家祠位於衛輝市貢院街內，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民國十年第五任大總統徐世昌所建。總面積5200平方米，其建築分為四進院落。主要建築有照壁、山門、石坊、二門、東西廂房、過廳、東西配殿、拜殿、大殿等。位於最前面高大的照壁，仿木結構磚雕額坊，影壁正中內外各鑲著五顆谷穗組成的"嘉禾"圖案的青石浮雕。影壁兩側為東西華門，兩門對稱。第二進院落，中軸線上建有石坊一座，柱和額坊皆為嘉禾圖案浮雕，額坊"東海世家"，兩邊柱上刻徐世昌親筆書寫的楷書聯："亭育托燕畿佳氣常浮白雲觀，宗枝分衛水清波遠溯繞湖橋"。石坊東面原豎有一高大旗桿，西面建有木結構四方攢尖頂碑亭一座，立《創建汲縣徐氏家祠記》碑，為徐世昌書丹。第三進院，東西廂房面闊三間，進深兩間。第四進院落，拜殿面闊三間，進深兩間，卷棚灰瓦頂與正殿連為一體，大殿面闊五間，進深三間，前砌月台，周圍有青石雕刻欄桿。
人物故居
徐世昌故居坐落在和平區新華南路255號。 徐氏在津置有多處房產，其中在英租界牛津道(今和平區新華南路與睦南道、馬場道交口)，購得空地一塊15.3市畝，修建了九所樓房總計181間，建築面積4347平方米。這九座樓房雖然建在一塊宅基上，但自成體系，徐氏自住一所，其餘為眷屬分住。
徐氏自住的是一個獨立大院，占地6.35市畝，共有樓房26間，平房4間，建築面積1085平方米，是一所西式三層樓，混合結構，紅磚瓦頂。樓門前四磴台階、平台，紅缸磚砌面，一樓有客廳、休息室、更衣室、餐廳、洗澡間等；二樓為臥室、書房、辦公室、內客廳；三樓為頂子間。
此外，徐世昌還有一所住宅，在英租界咪哆士道(今和平區泰安道)，是他在1927年化名徐弢喬購買漢森洋行宅地9市畝，修建成西式磚瓦三層樓房一座，計27間，平房17間。這所建築是花園住宅，造型美觀，庭院內有假山、亭子、魚池、花窖等。
《燕都叢考》載：“前總統徐東海公宅在五條胡同。”又載：“又北曰騎河樓，張遠伯總長志譚故居在是，今為清華同學會。又北有小胡同，宣統間徐東海總統曾居之。”此宅坐南朝北，金柱大門帶雀替，顯得十分高大。門內東西後罩房實是倒座房位置，已改建。正面五間北房，進入前院東西各有廂房三間，西廂已改成水泥瓦。南部相當於正房的位置是一座二層樓房，上下面闊均五間，外裝修仍保存著原來的掛檐板和燈籠格扇窗。室內西頭為木樓梯可登二層，向北出廊，西側接一面闊三間的小樓。全院均為筒瓦過壟脊硬山房。此宅約為民國初年建築。現為某單位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