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中蘇關係史綱第一卷難以確定的對手（1917-1949）
第一章中蘇建交聲中的革命輸出（）
十月革命對中國社會的衝擊（）
中國共產黨的形成（）
中蘇交涉一波三折（）
孫中山革命化的推動力（）
第二章蘇聯援助下的國民革命（）
孫中山的聯蘇容共政策（）
蘇聯干涉與“三二〇”事變（）
蘇聯顧問與北伐戰爭（）
“五月指示”與國共分家（）
第三章莫斯科與中國的蘇維埃革命（）
中共武裝暴動與中蘇絕交（）
中東路事件與“保衛蘇聯”（）
蘇聯的翻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蘇聯軍事顧問指導下的軍事失敗（）
第四章戰爭威脅下的中蘇外交（）
“九一八”事變與中蘇關係（）
蘇聯外交轉向的連鎖效應（）
中蘇軍事同盟的秘密交涉（）
中共從“反蔣”到“聯蔣”（）
第五章中蘇兩國的戰時合作與衝突（）
蘇聯在中國抗戰初期的援助（）
中蘇兩黨關係的困擾（）
蘇德戰爭與中蘇關係的逆轉（）
中蘇條約與蘇軍進兵東北（）
第六章中國內戰與中蘇國共關係（）
史達林推動國共重慶和談（）
中共奪取東北與蘇聯的幫助（）
冷戰開始後的蘇聯對華政策（）
兩黨互訪和新中國的建立（）
第二卷同志加兄弟（1949-1959）
第三卷從分裂到對抗（1960-1978）
第四捲走向正常化之路（1979-1991）
序言
李鳳林
一
多年來，一大批中國學者孜孜以求，力圖對中蘇關係發展的不同階段進行多視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討。中國學者近年來的主要成果有：林軍：《中蘇關係（1969-1989）》，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胡禮忠等：《從尼布楚條約到葉爾欽訪華——中俄中蘇關係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國中俄關係史研究會編：《戰後中蘇關係走向》，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劉志青：《恩怨歷盡後的反思：中蘇關係70年》，黃河出版社1998年版；羅時敘：《由蜜月到反目》，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版；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蒲國良：《走向冰點——中蘇大論戰與1956-1965年的中蘇關係》，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版；李丹慧：《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章百家、牛軍：《冷戰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版；劉德喜：《從同盟到夥伴——中俄（蘇）關係50年》，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徐曉天、李春隆、徐振澤：《新中國與蘇聯的高層往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楊闖、高飛、馮玉軍：《百年中俄關係》，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劉德喜：《從同盟到夥伴——中俄（蘇）關係50年》，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薛銜天：《中蘇關係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但對於中蘇關係的箇中原委和是非曲直的評說，目前國內外仍可謂見仁見智，難求一是。
作為中蘇關係和中俄關係發展的親歷者，我認為，“以史解史”終歸是回顧和縷析中蘇（俄）關係發展史的一個比較客觀的方法。按照歷史的推演順序和發展框架，中蘇關係可以循著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關鍵性問題把握其發展的歷史軌跡。
十月革命以後的1917-1949年這一時期中，影響中蘇關係的兩個主要因素是，一方面蘇聯共產黨幫助了中國的革命，抑或說中國革命的成功離不開蘇聯。當年蘇共中央操控下的共產國際從世界革命的角度出發，希望中國革命能夠取得成功，並的確對中國革命進行了真誠的支持，這一點應該肯定。新近解密的檔案材料顯示，僅從1923年到1927年，聯共中央政治局為討論中國問題而開會122次，通過了738個決議，平均每兩天半通過一個決議。但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對其支部中國共產黨的了解是極其間接和有限的，因而致使其指導常常脫離中國國情，出現偏差甚至錯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毛澤東同志在革命過程當中，發揮了獨立自主的精神，而不是一味遵循共產國際的指導行事，才有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建國初期到整個50年代，這一時期中蘇關係的發展相對較好，但同時也出現了並不十分和諧的苗頭。其中，對中蘇關係發生深遠影響的問題和方面包括：第一，關於“一邊倒”的這個頗有爭議的問題。可以說，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向蘇聯“一邊倒”，同蘇聯結盟，這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對此毛澤東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當中已經闡述清楚。可問題在於，這種外交上的“一邊倒”最後泛化成了全方位的“一邊倒”，從兩國結盟一直到社會主義建設上，都全盤蘇化，照搬蘇聯模式，中國為此付出了沉重的歷史代價。第二，蘇共二十大後，國際共運出現混亂，中國圍繞反修而進行的反右鬥爭，直至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蘇聯國內對史達林看法的反覆以及在改革問題上躊躇不前，都同中蘇在思想意識方面的分歧存在錯綜複雜的聯繫。中蘇關係對於各自內政外交的複雜影響，由此可見一斑。第三，此間中蘇國家間關係中也暗現不合音符，比如《1950年中蘇條約》蘇簽訂時間一拖再拖，其關鍵性原因就在於史達林不願放棄《雅爾達協定》中有利於蘇聯的特權性規定。此外，令中國領導人毛澤東非常不滿的是，1950年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同時，還有一個秘密協定規定第三國人員不得進入中國的東北和新疆。而對中國國內建設“三面紅旗”的提法和做法，蘇聯方面也持不贊同和反對意見。
概括地講，這一時期，尤其是中國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蘇聯政府的確為我國經濟建設提供了難得的援助，同時兩國在許多國際問題上也呈呼應配合之勢；但是另一方面，雙方之間的分歧也逐漸顯現，其根本原因在於中蘇關係中兩國地位和實力不對稱，兩國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儘管中蘇結盟對新中國的政權鞏固和國計民生都具有關鍵性意義，但是，從中國所處的被保護地位而言，中蘇關係是不平等的，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也是一個不平等條約。
赫魯雪夫上台後，隨著矛盾和衝突的不斷出現，中蘇兩國關係從半明半暗的分歧走向了公開的分裂。此間發生了很多影響深遠的重大歷史事件，諸如1959年的西藏叛亂；1959年8月的中印邊界衝突中蘇聯對印度採取了事實上的支持態度；1960年《紅旗》和《人民日報》發表了具有風向標性質的文章，中蘇兩黨展開了口誅筆伐；1960年中蘇邊界出現衝突；1962年新疆伊犁暴亂中有67000人逃往蘇聯；1963年美、蘇、英三國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1964年啟動中蘇邊界談判；1964年10月赫魯雪夫下台，等等。
備受矚目的是，這一時期中蘇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進一步加深，尤其是蘇聯入侵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發生後，中國更是將蘇聯斥之為“社會帝國主義”。直至1965年3月，蘇聯不顧中國的堅決反對召開國際共運會議，中蘇兩黨分裂大勢已趨。此外，中蘇對於國際形勢的判斷也出現了相左甚至相悖的觀點。例如在對待越南戰爭的態度問題上，中蘇從各自的立場出發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主張。
這一階段，由於互信基礎和機制完全缺失和出於順應國內時勢的目的，中蘇雙方都做出了一些不夠理智的舉動和決定。就蘇聯方面而言，沿襲“老子黨”作風，將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和分歧推演到了雙邊國家關係層面。甚至不惜違約，將在中國參加援建的蘇聯專家撤回國內，並拒絕履行向中國提供核子彈樣本的承諾。這種失信的做法使雙邊矛盾更加激化，甚至成了中蘇關係惡化的主要導火索之一。而從中國方面來看，因由弱勢地位的心理導致防護和應激反映過於強烈，比如在1958年8月的“炮打金門”事件中並未預先通報蘇聯，以至陷於被動局面；在長波電台和共同艦隊問題上，中方也未能從盟國角度出發，而是以主權為由斷然拒絕蘇聯方面的意向；中方開起的公開論戰也是國內“左”的政策的延伸，但論戰反過來又把一切“左”的指導思想都系統化了，甚或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論基礎。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也正是中國打擊“蘇修”的高潮階段，這一時期中蘇關係達到了惡化的頂峰，中蘇之間的各種交往幾乎全部中斷。甚至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實行兩個“凡是”期間，中國在對外方針上仍將反“蘇修”置於重要地位，諸如“‘蘇修’是最危險的戰爭策源地”，“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是我們最主要最危險的敵人”等提法盛極一時；而蘇聯方面也同樣把中國視作其主要敵人，與反“蘇修”針鋒相對。蘇聯方面的調子也很高，1976年蘇共二十五大勃列日涅夫的提法是“中國是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後備力量”。還有當時的蘇共中央書記波諾馬廖夫說“西方向中國轉讓某些技術裝備，是在通過自己的手幫助建立一個極其危險的發動世界大戰的策源地”等等。
應該強調的是，受國內政治形勢的影響，我國的對外政策也陷入了“左”的迷途，走上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道路。徹底打擊“蘇修”，是源於支援世界革命的指導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側重打擊“蘇修”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國家安全利益方面的考慮，因為當時我們對於國際形勢的判斷是，在全球態勢上是蘇攻美守，中國的威脅主要來自北方。儘管從表面上看是因為思想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導致了中蘇關係的惡化，但實質上是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同蘇聯大國沙文主義之間的一種對撞。
另外一方面，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中國首先跳出了蘇美對立的兩極格局，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創舉。儘管中國並不是獨立的一極，但這也是中國走獨立自主外交道路所要經歷的一個過程。毋庸諱言，這一時期中國外交所邁出的重大步伐和最大收穫就是開啟中美關係的破冰之旅。
經歷了風風雨雨之後，從1979年開始，適逢《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30年的期限已到，中方以此為契機提出就國家關係問題進行談判，由此開始了中蘇關係正常化的談判進程。中蘇關係正常化是中國外交戰略調整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其中鄧小平同志無論是在戰略還是在策略的設計上都發揮了極其傑出的作用。在整箇中蘇關係正常化談判過程當中，鄧小平同志的一個總體思路就是要為國內建設創造一個和平的環境，為此他著手改善同各個國家的關係。鄧小平同志在1989年，即戈巴契夫訪華之前，同蘇聯外長謝瓦爾德納澤在上海會談期間表述了這一戰略思維。 中蘇關係正常化談判過程中最主要的就是要解決三大障礙問題，即：第一，蘇聯停止支持越南侵略高棉；第二，蘇聯把中蘇邊界的駐軍恢復到1964年狀態，同時從蒙古撤軍；第三，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後來，蘇聯方面也不斷地採取了一些行動，包括從蒙古撤軍、從阿富汗撤軍等等。中蘇關係正常化中的三大障礙基本上得到了解決，到1989年的時候，中蘇關係實現了正常化。
對於中蘇關係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大致作這樣一個小結：
——50年代，中蘇結盟時期。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對新中國的確立和生存具有關鍵的意義。蘇聯誠心幫助了我們。結盟本身表明中國處於被保護的地位，中蘇關係是不平等的，1950年的中蘇條約也是不平等的；
——60年代，從分歧到分裂。分歧從何開始，一般認為是思想意識上的分歧，其實深層次的原因是國家利益的矛盾。從國際關係的角度看，中國首先跳出了兩極格局，這是一個創舉；
——70年代，反帝反修，到反修統一戰線。表面上的思想意識分歧，實際上是我國國家安全利益同蘇聯大國沙文主義之間的對撞；
——80年代，關係正常化的十年談判。中國堅持提出的“三大障礙”問題，是為國家建設創造外部環境的戰略考慮。
二
通過上述回顧，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同蘇聯的關係，無疑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其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中蘇關係的廣度、深度和複雜程度要超過很多其他大國關係。中蘇關係集兩國關係、兩黨關係和兩國以及兩黨領導人之間的高層交往於一體，它同時包含了大國關係、社會主義國家間關係、不同文明國家間關係、新型民族國家和歐洲傳統大國間的關係等廣泛內容，並且摻雜了在國際關係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國家利益、意識形態等諸多因素。一部中蘇關係史的演變經歷了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從50年代的“蜜”，到60年代的“爭”，再到70年代的“斗”，最後過渡到80年代的“緩”，直至平穩過渡到中俄關係並形成了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穩定”新格局。這段過程中，高開低走再回歸正常的中蘇關係幾乎經歷了當今世界各種國家關係形態的全部變體：從一般的國家關係到親如兄弟的戰略同盟，進而搖身一變為勢不兩立的戰略對手，然後又經歷了艱難的正常化過程回歸到友好國家關係，最終在蘇聯解體後建立起可作為大國關係典範的新型戰略協作關係。中蘇之間這種從過於親密到過於敵視，從一個極端滑向另一個極端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國家關係在當代國際關係上可謂罕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蘇關係在現代國際關係研究中是一個很有重要研究價值的樣本。
第二，中蘇關係的進程對中蘇兩國的內政和外交曾有著巨大的影響。對中國而言，中蘇關係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對中國社會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是非同小可的。自中國建立現代國家至上個世紀70年代前，中國內政外交的許多重大事件都直接或間接地與中蘇關係的走向聯繫在一起。正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創建、發展到最後取得政權，更和蘇聯和蘇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蘇兩國結成同盟，中國又奉蘇聯為樣板進行社會主義建設。50年代後期開始，蘇聯又成為中國反對的主要對象，兩國關係由同盟發展到對立、對抗乃至兵戎相見。正是在蘇聯強大的壓力之下，中國從70年代開始調整與美國等西方國家關係，並進行改革開放，走上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可以說，不了解跌宕起伏的中蘇關係就無法很好地認識中國革命史和中國發展史。而對於蘇聯而言，儘管中蘇關係在蘇聯人心目中始終沒有占據主導地位，但中蘇關係的陰晴圓缺無疑也同其國內事務的演變具有相當密切的關聯，對其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發展發揮著相當重要的影響力。這正是中俄（蘇）關係所具有的與眾不同之處，而雙邊關係的研究也因此擁有了更為特殊的意義。
第三，中蘇關係的歷史軌跡與當代國際關係史的發展和演變具有很強的關聯性。這種關聯性在冷戰時期首先表現為中蘇美大三角關係的互動及其所產生的廣泛政治影響。新中國成立後的40年中，中國外交的重點始終圍繞著如何處理同蘇聯的關係進行，並把中蘇關係帶進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參與的大博弈。從50年代的聯蘇抗美，60年代的既反蘇又反美，70年代的聯美抗蘇，直到80年代的不結盟都成為牽動大國關係演變的關鍵因素之一，可以說40餘年間每一次中國外交戰略的調整莫不如是，每一次中蘇關係地位和模式的變化莫不如是。有學者精闢地指出：“由於特別的地緣政治原因，中美俄之間一直存在一種特殊的相互關聯性，此不僅表現在雙邊關係的發展常常以第三國為考慮出發點或歸宿……而且表現在雙邊關係的變化自然而然會對第三國產生影響，也就是說，即使三國之間的雙邊關係並不以第三國為目標或對象，這種關係也會對第三國和它們的相互關係發生作用。” 從歷史承繼性來看，冷戰結束前，中蘇、中美關係在中國外交戰略調整和外交實踐中都占有相當重要的核心地位。順延這一軌跡，在現階段以至未來發展中，中俄關係、中美關係依舊是我國外交當中兩對重要的雙邊關係。即使中俄美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三國之間事實上仍存在某種程度的相互牽動作用，儘管當前這種三邊互動關係明顯不同於冷戰時期中蘇美三角的互動。
三
在經歷了兩國關係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之後，作為蘇聯繼承國的俄羅斯和中國在蘇聯解體後都成熟起來了，雙方都很現實，在普遍使用的國際關係準則基礎上建立起“君子之交”。從1992年相互視為友好國家，經1994年確立為建設性夥伴關係，到1996年提升為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01年簽署《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以及2004年兩國元首北京會晤最終解決邊界問題，兩國關係始終沿著持續、穩定、日臻成熟的軌道不斷向前發展，進入了歷史上雙邊交往的最好時期。由於雙方是夥伴關係，而非盟友，這使兩國關係置於更現實的基礎之上，兩國相互心理要求和預期更為適度，兩國關係的穩定也具有更大的彈性空間。
對比中蘇和中俄關係史的發展歷程，我認為可以得出以下五點基本啟示：
第一，國家關係必須遵循平等的原則。中蘇兩黨兩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截然不同，在實力對比上相差懸殊，存在著事實上的不平等關係。正因為中蘇之間實力懸殊太大，彼此關係不對等、不均衡，蘇聯以大黨大國自居，動不動就指手畫腳、發號施令，將雙方關係定位在領導和被領導上，當彼此利益出現不一致時，就發生了不尊重對方利益，干涉別國內政，侵犯別國主權的種種事件。鄧小平同志對此有深刻的總結。他說中蘇分歧“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94-295頁。。
第二，國家關係中應該相互尊重，不干涉內政，不強加於人。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歷史傳統、文化背景，必須相互尊重，不能採取強加於人的做法。在這方面中蘇雙方都有錯誤，唯我獨“左”，唯我獨革，強加於人。還應特別尊重不同文明的差異，真正做到“和而不同”。
第三，不能以意識形態劃線來確定國家關係。在中蘇關係由友好走向對抗的過程中，兩黨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和鬥爭對兩國關係的演變起了直接的影響和推波助瀾的作用。中蘇分歧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國際戰略、社會主義理論的爭論，導致兩黨關係出現裂痕，進而殃及兩國關係，從兩黨分歧導致兩國分歧，從理論分野發展到組織分裂，最終釀成戰略對抗關係。意識形態利益和現實國家利益的錯位，大大傷害了兩國關係和人民的友誼。歷史的教訓是，意識形態，甚至價值觀念不應成為決定國家關係的標準。
第四，維護國家利益應該成為發展國與國之間關係的重要原則。中蘇分歧實質上反映了兩國利益之間的矛盾。蘇聯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掩蓋了其國家利益，要求中國服從蘇聯的利益，我們自己則很少宣示我們自己的國家利益。俄羅斯中國問題專家岡察洛夫談到中蘇關係時也承認：“社會主義國家‘牢不可破的思想政治一致性’被認為是主要的優先考慮的事，而在社會主義國家範圍內也要求利益一致。在實踐中，問題是這種提法通常意味著，社會主義國家應該使本國的利益服從蘇聯利益。”劉愛華：《關於中蘇關係的歷史思考》，載《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6期，第68頁。
第五，正確對待歷史問題。中蘇之間的歷史問題是由邊界問題的產生而引發的。沙皇俄國通過不平等條約侵占了大片中國領土，這本來早有定論。但是1964年中蘇邊界談判開始後蘇聯方面擔心中國要“收回”失地而改寫了歷史。現在解密的檔案材料證實，蘇共中央領導在1964年後多次下達指示，要求各科研單位和出版社重新編寫俄中邊界史。其實中國方面從一開始就明確提出，儘管確定中蘇邊界的條約是不平等的，中國方面仍將以這些條約為基礎切實解決邊界問題，並不要求收回俄國侵占的150萬平方公里領土。現在邊界問題已經徹底解決，歷史問題不會再對兩國關係產生干擾。
四
2006年是中俄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10周年。這10年中，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中俄兩國戰略協作緊扣時代脈搏，經受住了考驗。面對國際形勢複雜變化，中俄兩國共同致力於推進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進程，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利益共同點增多，戰略協作不斷深化，取得顯著成果。國家關係達到歷史最好水平。經濟合作實現質的飛躍。中俄戰略協作已經成為國際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10年的成果表明，兩國領導人10年前做出的政治決斷順應了時代潮流，經受住了國際形勢變化的考驗，給兩國人民帶來了實際利益，是保證中俄關係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正確歷史抉擇，完全正確，富有遠見。
目前，中俄關係處於新的歷史起點上。形勢的發展和兩國的需要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加強戰略協作。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化，雙方都要堅持從維護中俄關係大局的高度處理遇到的問題，牢記中蘇關係的經驗教訓，堅持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推動中俄關係發展。
中國有句古話：“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而中蘇關係的歷史就是中俄關係今後發展的一面鏡子，一個參照物。研究和總結中蘇關係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從歷史演進中獲得啟示，避免重複前時前代所犯下的錯誤，才可能為中俄關係的長期發展提供良好的基礎，甚至為中國處理好同其他國家的關係提供一個可資利用的範式。正所謂，以史為鑑，開闢未來。從這個意義上說，沈志華等中蘇關係研究的中堅力量的新著《中蘇關係史綱》的出版恰逢其時，是為序。
新版圖書信息
書 名: 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年中蘇關係若
作 者：沈志華
出版社：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11年1月1日
ISBN: 9787509719831
開本： 16開
定價: 78.00元
內容簡介
《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年中蘇關係若干問題再探討(增訂版)》是幾位中蘇關係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的又一力作。他們在掌握大量豐富的中國與前蘇聯歷史檔案的基礎上，對中蘇關係進行了全面和系統的梳理和分析，特別是對中蘇關係的許多重大事件做出的新住釋。對於所有研究中蘇關係或者對那一段歷史有興趣的讀者，《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年中蘇關係若干問題再探討(增訂版)》都是開卷有益的。
中蘇關係是20世紀最重要的雙邊國際關係之一，《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年中蘇關係若干問題再探討(增訂版)》作者多數是在這一課題上造詣最深、最具影響力的權威學者。在我看來，這部著作是每一個對中蘇關係感興趣的讀者的案頭必備之書。
國內著名學者利用大量史料、包括大量解密資料展示、探討1917-1991年中蘇關係的曲折歷史，詳盡而深刻地論述了蘇聯與中國革命、中蘇同盟建立、中蘇分裂與對抗、中蘇關係正常化等重大事件，是國內第一部完整反映中蘇關係歷史的力著。
作者簡介
沈志華，1950年4月出生。現為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兼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冷戰史、蘇聯史。發表學術論文50餘篇，已出 版的學術專著有《喜歡此商品的人還喜歡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新經濟政策與蘇聯農業社會化道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2003年)、《毛澤東、史達林與韓戰》(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並主編了《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和《朝鮮戰 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檔案》(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等。
圖書目錄
序 中蘇關係的歷史與中俄關係的未來
——寫在《中蘇關係史綱》出版前的幾句話
《中蘇關係史綱（增訂版）》序
增訂版說明
第一篇 難以確定的對手（1917～1949）
第一章 中蘇建交聲中的革命輸出/3
俄國人通過外交的手段與中國政府打交道，一面又堅持著自己的意識形態信念，著手在中國各派激進勢力中尋找同盟者。他們不僅推動了中國共產黨的形成，也在很大程度上選定了中國革命的主要發動者——孫中山和他所領導的國民黨。
第二章 蘇聯援助下的國民革命/23
孫中山的強勢在相當程度上阻遏了莫斯科對國民黨前途的左右；而他的去世，則使莫斯科必欲引導國民黨前進方向的努力和國民黨內部的反抗形成尖銳的衝突。蘇聯幫助了中國的國民革命，同時也大大加速了國共兩黨之間的徹底分裂。
第三章 莫斯科與中國的蘇維埃革命/39
按照俄國模式創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雖然讓俄國人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最終還是沒有能夠抵抗住國民黨的軍事“圍剿”。土生土長的毛澤東在中共領導人中迅速崛起也就成為必然。
第四章 戰爭威脅下的中蘇外交/52
在種種危機的壓迫之下，蘇聯政府改變了以往的孤立政策，開始主動和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打交道。外交的需要影響到依賴蘇聯而存在的共產國際的方針。新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提出與推行，包括推動中共與國民黨妥協成為必然趨勢。
第五章 中蘇兩國的戰時合作與衝突/64
蘇聯既不能不要求中共顧及統一戰線，又不能不對國民黨壓制共產黨的行為表示異議，因而既不能讓國民黨滿意，也不能讓共產黨信服。其後果在蘇德戰爭爆發之後，很快就在中蘇兩國和中蘇兩黨之間，突出地表現了出來。
第六章 中國內戰與中蘇國共關係/91
莫斯科很快發現，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幫助，蘇聯要想確保不讓美國的勢力進入到被它視勢力範圍的中國東北，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把中共軍隊引入東北的結果，不可避免地使國共之間的戰爭很快從關內發展到關外。
第二篇 同志加兄弟（1949-1960）
第一章 同盟條約的簽訂及中蘇利益衝突/111
毛澤東的堅持和國際形勢的變化，迫使史達林對中國的要求做出重大讓步，中蘇外交談判中的利益衝突最終得以化解，而史達林與毛澤東之間的猜疑也在加深。兩個大國之間的同盟關係籠罩在不祥的陰影當中。
第二章 韓戰與中蘇同盟的實質性進展/127
作為戰爭的實際決策者，毛澤東和史達林在全球戰略和局部利益上均保持一致意見，中蘇在政治、軍事、外交各方面實現了全面協調和配合,在國內建設方面.蘇聯對中國提供的經濟援助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第三章 蘇共二十大及其對中蘇關係的影響/139
對於突如其來的變化，毛澤東既感謝赫魯雪夫為中共搬掉了壓在頭上的大石頭.又為社會主義陣營的前景擔憂，從而決定站出來講話。“非史達林化”降低了莫斯科在各國共產黨中的威信，卻使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嶄露頭角。
第四章 蘇聯的經濟援助與中共的政治支持/157
赫魯雪夫掌握克里姆林宮實權後，全面推動對華政策新方針，加強對華經濟援助；波匈事件發生後，中國領導人到莫斯科和東歐進行協調，幫助蘇聯度過了危機。1956～1957年，中蘇關係進入了真正平等友好的“蜜月期”
第五章 蘇聯對中國核武器研製的援助和限制/171
赫魯雪夫在內心深處對中共並不信任，特別是中蘇在核戰略、核政策以及處理國際事務方面的分歧不斷顯露，構成了蘇聯核援助的限度和制約條件。中蘇關係開始出現惡化的跡象時，蘇聯首先關閉的就是核援助的大門。
第六章 毛澤東在共產黨莫斯科會議獨領風騷/190
在莫斯科會議上，毛澤東確實是最引人注意的中心人物。不過，最令人感興趣並引起爭議的，是毛澤東在11月18日大會上的長篇即席發言。他在發言中不時講出一些讓人意想不到和不易理解的話語，使得聽眾驚詫不已。
第七章 “大躍進”、人民公社與中蘇對內政策分歧/206
對於“大躍進”，蘇聯開始熱情支持和讚揚，後來逐漸冷靜下來；對於人民公社，蘇聯從一開始就表現出懷疑的態度，並一直保持沉默。廬山會議期間得知赫魯雪夫公開發表言論談論公社問題後，毛澤東忍無可忍，決定向赫魯雪夫宣戰。
第八章 軍事合作、炮擊金門與中蘇對外政策分歧/219
台海危機給赫魯雪夫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不知道毛澤東在想什麼，也不知道毛澤東會做什麼，這一點由於危機期間出現的核恐嚇及核保護問題而顯得尤為尖銳幾個月以後，赫魯雪夫終於做出了決定：停止對中國的核技術援助。
第九章 中蘇兩黨在理念和政策上難以彌合的裂痕/252
毛澤東力勸赫魯雪夫改弦更張，中蘇領導人會談不歡而散。中印邊界衝突升級進一步刺激了赫魯雪夫，毛澤東也不能再容忍蘇聯對美國軟弱和妥協的政策。中蘇兩黨在理念和政策上的分歧不斷加深，出現了難以彌合的裂痕。
第三篇 從分裂到對抗（1960～1978）
第一章 中蘇分歧公開化與短暫的緩和/279
意識形態的分歧關係到社會主義陣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誰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為統一的標準、共同的規律，以誰為領袖的大勢，與兩黨的政治命運、兩黨領袖的政治地位密切聯繫到了一起，這就預示了兩黨分歧最終公開化的前景。
第二章 兩黨關係破裂與兩國關係惡化/334
促使中共邁出破裂與蘇共關係步伐的關鍵，是毛澤東對國內政治形勢估計的變化，開啟了中國外交政策“左”轉的進程和中國黨對做國際共運領袖目標的追求。一場意識形態大論戰從思想和感情上斬斷了這對兄弟之間的最後一絲情誼。
第三章 中蘇同盟關係的徹底瓦解/375
在對外患與內憂思考的相互作用下，毛澤東將中國集中反帝的外交戰略調整為反帝反修戰略。蘇聯開始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的一個假想敵，中國則成為蘇聯人眼中的領土擴張主義者。敵友角色的質的變換徹底扭轉了中蘇關係發展的方向。
第四章 國際共運分裂與中蘇走向對抗/410
中蘇雙方在邊界問題上，從謹慎、克制發展到主動反擊、軍事對峙。毛澤東著手調整中國的對外戰略。1970年國中美關係解凍，中國開始聯美抗蘇，中蘇關係最終轉入敵對狀態。中蘇同盟名存實亡。
第四篇 走向“正常化”（1979～1991）
第一章 “正常化”問題的緣起/451惡化的雙邊關係同歷史遺留問題和兩國內外政策等糾結在一起，既造成了解決有關問題的迫切性，也加劇了解決問題的複雜性和難度，並導致探索關係正常化的過程不斷受到各種因素的干擾，在對抗和衝突中逐步和緩慢地前行。
第二章 開啟“正常化”進程/466
中蘇副部長級政治磋商在北京舉行。中方要求根本消除蘇聯對中國的安全威脅，蘇方則不希望對已經獲得的戰略地位做根本調整，不想減輕對中國的軍事壓力。談判很難取得實質性進展。這是典型的馬拉松式的談判。
第三章 雙邊關係逐步改善/491
蘇聯最高領導人相繼辭世，導致國內政局複雜化，各項政策停滯不前。中方的努力成為中蘇關係緩和與改善的主要動力。中蘇各領域關係的持續改善與發展使兩國關係正常化進的基礎日益穩固。兩國關係正常化成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第四章 走向“正常化”的轉折/504
“首先我們是鄰國，我們之間有世界上最長的陸地邊界，因此就決定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後代要‘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這是中蘇關係正常化最基本的動力，也是中蘇關係的歷史命運。
第五章 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525
中國政府的確在積極地推動中俄關係發展，通過外交努力促使葉爾欽新政府很快表示，願意繼承中蘇關係的一切積極成果，保持同中國的睦鄰友好關係，繼續履行前蘇聯同中國簽訂的條約，並同意儘快批准中蘇東段國界協定。跋中蘇同盟破裂的內在原因/531
附錄一 參考文獻/541
附錄二 譯名對照表/5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