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紅旗內容
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出台
總路線的形成1958年，是中國歷史上極不平常的一年。這一年，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相繼出台。
總路線的形成是從批判反冒進開始的。1955年夏，中央高層領導人就農業合作化發展速度問題產生了分歧。這年10月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說：“要拿個好辦法，可以使合作社辦得又多又快又好。”隨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也要“又多又快又好”。再後來，毛澤東採納李富春的建議，在多、快、好的後面加了一個“省”字。
隨著“多快好省”的提出，黨內於1955年底開展了批判右傾思想的鬥爭，結果使1956年各項工作出現了不切實際的冒進傾向。黨內出現的這種急躁情緒，立即引起了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警覺，他們試圖加以糾正，這就是1956年開始的反冒進。
對於反冒進的意見，毛澤東當時雖未明確反對，但內心是不同意的。通過幾次會議統一思想，毛澤東醞釀的“多快好省”的總路線也就呼之欲出了。
1958年《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指出：“不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進行各項建設工作，而且必須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充分發揮革命的積極性創造性”。社論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1月上旬，毛澤東在同歷史學家周谷城談起這篇社論時，周谷城說社論的中心就是八個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毛澤東聽了十分高興，讚揚周谷城歸納得好。1958年3月，中央召開成都會議，毛澤東在再一次提到“鼓足幹勁，力爭上遊”時發了不少感慨，並將“多快好省”連在一起，稱為“總路線”。1958年5月5日至23日，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召開，劉少奇在會上正式宣布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的開始應該說，“大躍進”的發動是有其歷史背景的。建國之初，毛澤東一直焦慮於中國“人口上、政治上是大國，經濟上是小國”的現實，迅速把祖國建設好的強烈願望，落後就會挨打的深刻危機感，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良好初衷和直接動因。從國外來說，當時的蘇聯、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超英趕美”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如火如荼，所以中國的“大躍進”運動在國際上也不是孤立的。
早在1957年9月，黨的八屆三中全會就揭開了農業大躍進的序幕。這年冬至次年春開展的大規模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積肥運動，可以說是農業“大躍進”的前奏曲。
在水利建設的高潮中，中共中央召開了南寧會議，毛澤東親自提出以躍進的速度提前實現《綱要》確定的目標。一聲令下，各地雷厲風行，農產品的高指標也相繼出台。高指標的布置，直接導致了浮誇風的泛濫，突出表現為全國各地都開始虛報糧食產量，競放農產品產量“衛星”。水稻畝產130434斤，小麥畝產8585斤，虛報浮誇，簡直登峰造極。
大煉鋼鐵為了保證鋼產量的實現，中央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一項就是土法上馬，全民大煉鋼鐵。全國普遍建起了煉鋼鐵的小高爐和土高爐，甚至連侵華日軍和國民黨軍隊留下的碉堡炮樓也改成了煉鋼爐。為了找礦，許多地方的黨政領導幹部帶領民眾上山，連在校學生和老人也背著钁頭浩浩蕩蕩地去挖煤煉鋼。沒有礦石的地方，就砸爛家庭用的鐵鍋作原料。同農產品大放“高產衛星”一樣，工業戰績也競相大放“高產衛星”。
這場土法煉鋼鐵運動，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的極大浪費，不少地方的礦產資源遭到嚴重破壞，農田荒廢，森林被砍光，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大躍進”運動持續3年，到1960年底逐漸終止。人民公社的興起隨著“大躍進”運動的不斷升溫，毛澤東和黨中央又萌發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構想，把人民公社當作共產主義過渡的途徑。
1958年初，毛澤東正式提出了農業生產合作社要實行小社並大社的主張，全國農村立即開始了籌建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率先以“公社”命名。7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了陳伯達《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的短文，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文章對人民公社體制的實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地方很快出現了小社並大社再轉為大搞公社的熱潮。
毛澤東對人民公社的興起傾注了極大的熱情。1958年8月4日，他走出北京，視察了“共產主義的試點縣”——河北省徐水縣，稱讚人民公社成立後達到了“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6日，又南下河南新鄉縣七里營公社。毛澤東久久地凝視著“人民公社”的牌子，連連點頭說：“人民公社名字好。”9日，又去了山東，當山東省委領導匯報有人大辦農場時，毛澤東制止說：“還是人民公社好。”之後，全國農村紛紛仿效，大辦人民公社。到1958年10月底，全國農村已基本實現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在我國延續了20多年，直到20世紀80年代被鄉一級政權替代。
三面紅旗
總路線形成
總路線的形成是從批判反冒進開始的。
1955年夏，中央高層領導人就農業合作化發展速度問題產生了分歧。這年10月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說：“要拿個好辦法，可以使合作社辦得又多又快又好。”隨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也要“又多又快又好”。再後來，毛澤東採納李富春的建議，在多、快、好的後面加了一個“省”字。隨著“多快好省”的提出，黨內於1955年底開展了批判右傾思想的鬥爭，結果使1956年各項工作出現了不切實際的冒進傾向。黨內出現的這種急躁情緒，立即引起了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警覺，他們試圖加以糾正，這就是1956年開始的反冒進。對於反冒進的意見，毛澤東當時雖未明確反對，但內心是不同意的。通過幾次會議統一思想，毛澤東醞釀的“多快好省”的總路線也就呼之欲出了。
1958年《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指出：“不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進行各項建設工作，而且必須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充分發揮革命的積極性創造性”。社論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1月上旬，毛澤東在同歷史學家周谷城談起這篇社論時，周谷城說社論的中心就是八個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毛澤東聽了十分高興，讚揚周谷城歸納得好。1958年3月，中央召開成都會議，毛澤東在再一次提到“鼓足幹勁，力爭上遊”時發了不少感慨，並將“多快好省”連在一起，稱為“總路線”。1958年5月5日至23日，黨的八大二次會議召開，劉少奇在會上正式宣布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大躍進
開始應該說，“大躍進”的發動是有其歷史背景的。建國之初，毛澤東一直焦慮於中國“人口上、政治上是大國，經濟上是小國”的現實，迅速把祖國建設好的強烈願望，落後就會挨打的深刻危機感，是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良好初衷和直接動因。從國外來說，當時的蘇聯、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超英趕美”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如火如荼，所以中國的“大躍進”運動在國際上也不是孤立的。
早在1957年9月，黨的八屆三中全會就揭開了農業大躍進的序幕。這年冬至次年春開展的大規模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和積肥運動，可以說是農業“大躍進”的前奏曲。
在水利建設的高潮中，中共中央召開了南寧會議，毛澤東親自提出以躍進的速度提前實現《綱要》確定的目標。一聲令下，各地雷厲風行，農產品的高指標也相繼出台。高指標的布置，直接導致了浮誇風的泛濫，突出表現為全國各地都開始虛報糧食產量，競放農產品產量“衛星”。水稻畝產130434斤，小麥畝產8585斤，虛報浮誇，簡直登峰造極。
為了保證鋼產量的實現，中央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一項就是土法上馬，全民大煉鋼鐵。全國普遍建起了煉鋼鐵的小高爐和土高爐，甚至連侵華日軍和國民黨軍隊留下的碉堡炮樓也改成了煉鋼爐。為了找礦，許多地方的黨政領導幹部帶領民眾上山，連在校學生和老人也背著钁頭浩浩蕩蕩地去挖煤煉鋼。沒有礦石的地方，就砸爛家庭用的鐵鍋作原料。同農產品大放“高產衛星”一樣，工業戰績也競相大放“高產衛星”。
這場土法煉鋼鐵運動，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的極大浪費，不少地方的礦產資源遭到嚴重破壞，農田荒廢，森林被砍光，給國家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大躍進”運動持續3年，到1960年底逐漸終止。
人民公社化
隨著“大躍進”運動的不斷升溫，毛澤東和黨中央又萌發了建立人民公社的構想，把人民公社當作共產主義過渡的途徑。
1958年初，毛澤東正式提出了農業生產合作社要實行小社並大社的主張，全國農村立即開始了籌建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率先以“公社”命名。7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了陳伯達《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的短文，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文章對人民公社體制的實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地方很快出現了小社並大社再轉為大搞公社的熱潮。
毛澤東對人民公社的興起傾注了極大的熱情。1958年8月4日，他走出北京，視察了“共產主義的試點縣”——河北省徐水縣，稱讚人民公社成立後達到了“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6日，又南下河南新鄉縣七里營公社。毛澤東久久地凝視著“人民公社”的牌子，連連點頭說：“人民公社名字好。”9日，又去了山東，當山東省委領導匯報有人大辦農場時，毛澤東制止說：“還是人民公社好。”之後，全國農村紛紛仿效，大辦人民公社。到1958年10月底，全國農村已基本實現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在我國延續了20多年，直到20世紀80年代被鄉一級政權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