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毛澤東黨的文藝政策應當調整[1]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二十五日)
一
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一年、兩年、三年，逐步逐步擴大文藝節目。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
對於作家，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嚴重反革命行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幫助。
魯迅[2]那時被攻擊，有胡適、創造社、太陽社、新月社[3]、國民黨。魯迅在的話，不會贊成把周揚[4]這些人長期關起來。脫離民眾。
已經有了《紅樓夢》、《水滸》，發行了。不能急，一兩年之內逐步活躍起來，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我們怕什麼?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進攻[5]，我們把他們罵我們的話登在報上，最後還是被我們打退了。
以前的《萬水千山》[6]沒有二、四方面軍，這不好。現在聽說改好了。
文藝問題是思想問題，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無法評論。
《反杜林論》出版後，柏林大學撤了杜林[7]的職，恩格斯不高興了，爭論是爭論嘛，為什麼撤職?杜林這個人活了八十多歲，名譽不好。處分人要注意，動不動就要撤職，動不動就要關起來，表現是神經衰弱症。林彪[8]不跑，我們也不會殺他，批是要批的。
蔣介石的時候，報紙、廣播、學校、電影都是他們的，他們蒙蔽人民。我們都是從那兒來的。我學孔夫子[9]、資產階級的東西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馬列，十月革命後才學馬列，過去不知道。反動派沒有多少威力，靠剝削過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壯丁，所以我們不怕他們。怕死的是林彪，叫他打錦州，他不打，最後兩天他去了，俘虜十萬人。又消滅了廖耀湘[10]。長春瀋陽解放。
釋放俘虜放得好，國民黨怕得很。
二
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根據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五日《人民日報》刊印。
注釋
[1]本篇一是毛澤東同江青的談話。本篇二是毛澤東對電影《創業》的編劇張天民來信的批語。來信對江青（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當時文化部黨的核心小組批判《創業》，指責它“在政治上、藝術上都有嚴重錯誤”，並羅列十條意見，提出不同的看法，建議重新上映該片。
[2]魯迅，參見本卷第395頁注[18]。
[3]胡適，見本卷第46頁注[9]。創造社，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學團體。一九二一年在日本成立，成員多是留學日本的青年，代表人物有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創作的基本傾向是反帝反封建和積極浪漫主義。一九二九年被國民黨政府查封，其成員後來大多加入了左聯。太陽社，革命文學團體，一九二七年成立，代表人物有蔣光慈、錢杏邨、洪靈菲等。在宣傳革命文學理論和革命文學的創作實踐上起過積極作用。一九三○年春全部成員加入左聯。新月社，新詩團體，一九二三年成立，代表人物有胡適、徐志摩、梁實秋、聞一多等。強調詩的藝術美，使新詩在藝術技巧上得到豐富和提高。但某些成員反對革命和革命文學。一九三三年該社停止活動。
[4]周揚（一九○八——一九八九），湖南益陽人。原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被錯誤打成所謂“文藝黑線代表人物”，被長期關押。毛澤東這次談話後不久，周揚即被放出。一九七九年，經中共中央宣傳部批准的文化部黨組的決定指出，解放後十七年，根本不存在什麼“文藝黑線”和以周揚為代表的所謂“黑線代表人物”問題。凡是因所謂“文藝黑線”等錯案受到打擊和誣陷者一律徹底平反。
[5]參見本卷第311頁注[4]。
[6]《萬水千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話劇團一九五五年首演的反映紅軍長征的十幕話劇。毛澤東一九六四年觀看了演出，肯定當時演出本的一些情節和人物，對如何表現好紅軍各方面軍團結戰鬥等問題提出了修改意見。後經反覆加工修改，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再次公演。
[7]杜林，即卡爾·歐根·杜林（一八三三——一九二一），德國哲學家、庸俗經濟學家，曾任柏林大學講師。他曾稱要對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理論實行“全面的變革”，公開反對馬克思主義。恩格斯在一八七六至一八七八年寫的《反杜林論》一書中，對杜林的理論體系作了系統的批判。一八七七年，杜林因公開指責柏林大學物理系教授赫爾姆霍茨，被取消了講師資格。
[8]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黃岡人。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夥同陳伯達等組成反革命集團，並與江青反革命集團互相勾結、互相爭奪，陰謀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力。陰謀敗露後，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乘飛機外逃，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機身亡。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通過決議，開除林彪的黨籍。一九八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他為反革命集團案主犯。
[9]孔夫子，即孔子。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創始人。
[10]廖耀湘（一九○六——一九六八），湖南邵陽人。原任國民黨軍第九兵團中將司令。一九四八年十月底，在遼瀋戰役第二階段中全軍覆沒後被俘。
背景材料
摘要
《毛澤東文集》共收入毛澤東文稿803篇，是繼《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之後的又一部體現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綜合性多卷本毛澤東著作集，彌補了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的著作沒有選集這個空缺。《文集》的編輯工作歷時8年，分3次出齊。《文集》只選內容正確或基本正確的文稿。對手稿和已經公開發表過的講話、談話記錄稿，編輯工作主要是作史實的核查考訂和文字、標點的校訂。對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談話記錄稿，還要花較大的工夫進行文字上的技術性整理。《文集》的注釋，大量的是對人物、事件、引語、檔案等的注釋，還有通過注釋介紹與正文內容有聯繫的毛澤東的思想觀點，或通過注釋訂正不準確的地方。我們廣查資料、請教專家、嚴謹考證，力求把注釋作得更完滿。
《毛澤東文集》是繼《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之後的又一部體現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綜合性的多卷本毛澤東著作集。這部《文集》的編輯工作從1992年開始，至1999年全部完成，歷時8年。《文集》共八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分3次陸續出齊。1993年毛澤東誕辰100周年時出版第一、二卷，1996年毛澤東逝世20周年時出版第三、四、五卷，1999年7月1日出版第六、七、八卷。第一至五卷為民主革命時期的著作，第六至八卷為社會主義時期的著作。全部選稿803篇，其中民主革命時期504篇，社會主義時期299篇。
我作為《毛澤東文集》編輯組的成員，參加了《文集》第一至八卷的編輯工作。下面就我所接觸到的工作情況和個人的體會，對編輯工作分三個方面作一些介紹。
選稿
《文集》的選稿方針，是只選內容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或基本正確的文稿，內容基本正確的文稿選入時要從嚴掌握。《文集》的選稿，特別是社會主義時期的文稿，難度較大，選不選，如何選，全文選入還是節選，單獨成篇還是集納成篇，這些問題頗費斟酌，花了不少工夫。在選稿中，我們儘可能地保持文稿的完整性，其中有的留下了某些歷史痕跡；有的文稿不得已作了節選；有的文稿，由於某種原因難以單獨成篇選入，只好將幾篇文稿中關於某一個主題的段落選出，集納成為一篇。《文集》選稿的時間範圍，從毛澤東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開始，直到1976年他逝世為止。開卷篇是1921年1月《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的發言》。由於1976年沒有可以選入的文稿，所以終卷篇是1975年7月《黨的文藝政策應當調整》。《文集》不收入毛澤東的詩詞。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了毛澤東的多種專集，這些專集中的精華和比較重要的篇目，都選入了《文集》。另外還編輯出版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冊，內部發行)，其中正確的或基本正確的有實質性內容的文稿，也選入了《文集》。已於1982年停售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原選入毛澤東社會主義時期的文稿70篇，這次從中選入《文集》的是相當的一部分。這些文稿，有的選入《文集》時略有調整。例如，集納幾段或許多段文字為一篇的文稿，有的選入《文集》時集納的文字比《毛選》第五卷有增加或減少。《毛選》第五卷中《關於“三反”“五反”的鬥爭》這一篇，集納了6段文字；《文集》第六卷中《關於“三反”、“五反”》這一篇，除了這6段文字外，又增選了13段，共集納19段文字。《毛選》第五卷中《<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這一篇，選了43條按語；《文集》第六卷中《<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選》這一篇，只選了32條按語，其中與《毛選》第五卷相同的有24條，那些批判所謂的資本主義傾向、機會主義邪氣等的按語，《文集》不選入，而又增選了關於反對貪污盜竊和發展生產的一些按語。《毛選》第五卷中單獨成篇的文稿，有的選入《文集》時也有所調整。毛澤東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毛選》第五卷是節選，《文集》第七卷是全文選入。毛澤東1957年1月在省市委書記會議的講話，《毛選》第五卷選了1月18日和1月27日的講話，《文集》只選1月27日講話，並刪去其中第五點“鬧事問題”，1月18日講話的一些內容不宜選入《文集》。《毛選》第五卷選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文集》只選了這次講話中的一段，擬題為《艱苦奮鬥是我們的政治本色》。
文集的選稿
關於《文集》的選稿，還可以從以下方面作些分析和介紹。
第一，自從《毛選》第五卷於1982年停售後，我們收到不少讀者的來信，要求編輯出版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的著作。《文集》第六、七、八卷的出版，彌補了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的著作沒有選集這個空缺。這三卷文集在選稿的數量上大大超過了《毛選》第五卷，共選稿299篇，《毛選》第五卷選稿只有70篇；在選稿的時限上《文集》比《毛選》第五卷也大大延伸了，《毛選》第五卷選稿截止於1957年，《文集》延伸了18年，截止於1975年。特別是《文集》的選稿，剔除了《毛選》第五卷中一些觀點不正確或與事實不相符合的文稿。
第二，《文集》第一次公開發表了許多講話和談話記錄稿，包含著豐富的內容和重要的思想觀點。單以《文集》第六、七、八捲來說，講話和談話記錄稿就有幾十篇。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3年7月29日)、《關於政協的性質和任務》(1954年12月1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1956年4月28日)、《同民建和工商聯負責人的談話》(1956年12月7日)、《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3月)、《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1958年11月9日、10日)、《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1月23日)、《西藏平叛後的有關方針政策》(1959年5月7日)、《大興調查研究之風》(1961年1月13日)、《總結經驗，教育幹部》(1961年6月12日)、《關於人的認識問題》(1964年8月24日)，等等。
第三，《文集》的有些選稿，非常集中地反映了黨史上的某一重大歷史事件或黨在某一方面的方針政策。例如，《文集》第三卷選入了毛澤東在七大作的五篇報告和講話，加上選入的七大召開前他在六屆七中全會上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和七大閉幕後不久他在七大代表參加的中國革命死難烈士追悼大會的演說，就是七篇。如果將《毛選》第三卷中的七大開幕詞、閉幕詞和《論聯合政府》也計算進去，那毛澤東關於七大的報告和講話，就有十篇之多。在黨的一次代表大會上，黨的一位主要領導人作這么多次的報告和講話(內容十分豐富，闡述了許多重要的方針政策和思想理論觀點)，這在黨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我們在編輯《文集》的過程中，曾將這十篇報告和講話出了一本專集，題名《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受到好評。又如，關於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單是毛澤東同工商界人士的談話，《文集》就選了四篇。這些談話，深刻而具體地闡述黨的方針政策，從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必經之路、國家資本主義企業的利潤分配原則，談到全行業公私合營後的定息問題、對資本家的安排問題，再談到只要社會需要，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這些談話，在實踐和理論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
第四，有的選稿是經過考訂確認為毛澤東所起草而選入《文集》的。例如1936年8月25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這封信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從反蔣抗日到聯蔣抗日在實際政策上的重大轉變，是國共關係方面的一篇重要文獻。毛澤東稱這封信是“我們新的宣言”，認為它提出了實現國共聯合抗日的具體方案。我們分析這封信很可能是毛澤東起草的，因為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中國共產黨為了促成聯合抗日而發出的致國民黨中央的某些當權人士和地方實力派人士的信，大部分是毛澤東執筆的；另外這封信的論理和文風，也很像是毛澤東的手筆。但是，這些分析還不是作出判斷的直接依據。判斷這封信是毛澤東起草的直接依據，是從周恩來1945年4月30日在七大作的關於統一戰線問題的發言中找到的。他在發言中說：“那時毛澤東同志寫的我們黨給國民黨的信里說：'愛國有罪，冤獄遍於國中；賣國有賞，漢奸彈冠相慶。'”周恩來引用的“愛國有罪……”這句話，正是出自1936年8月25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
第五，《文集》的選稿中，包含了毛澤東有些涵義深刻、不少人耳熟能詳的名言警句。下面舉兩三個例子。毛澤東說：“共產黨人在工作中有缺點錯誤，一經發覺，就會改正。他們應該不怕自我批評，有缺點就公開講出是缺點，有錯誤就公開講出是錯誤，一經糾正之後，缺點就再不是缺點，錯誤也就變成正確了。”這段話出自《文集》第三卷《在延安大學開學典禮上的講話》(1944年5月24日)。毛澤東說：“我們一切工作幹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我們有些什麼不好的東西捨不得丟掉呢？”這段話出自《文集》第三卷《一九四五年的任務》(1944年12月15日)。毛澤東說：“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乾工業、乾農業、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這段話出自《文集》第七卷《獨立自主地搞建設》(1958年6月17日在李富春關於第二個五年計畫要點報告上的批語)。
最後，談一下“文革”時期的選稿問題。“文革”是一個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這一時期他的一些主體性的論述，都無法選入《文集》。但在“文革”後期，毛澤東提出了正確的對外政策，並在其他某些具體政策上也作了一些調整，我們挑出這些方面的五篇文稿選入《文集》，其中四篇是關於國際問題、外交問題的，一篇是關於文藝政策問題的。
正文的編輯
《毛澤東文集》的正文編輯工作，因文稿的稿本情況不同而有一些差別。稿本的情況，主要指是手稿原件(或是手稿的抄件、油印件、鉛印件)還是講話、談話的記錄稿，是已經公開發表過的還是沒有公開發表過的。對手稿和已經公開發表過的講話、談話記錄稿，我們的編輯工作主要是作史實的核查考訂和文字、標點的校訂。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談話記錄稿，除了作史實方面的核查考訂外，還要花較大的工夫進行文字上的技術性的整理。下面分別作一些介紹。
一、史實的考訂
史實的考訂，是編輯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即使是已經公開發表過的文稿，我們也不能簡單地拿過來放入要編的文集中就算了事，而是要多次地閱看，看看有無需要校訂的史實等。史實的考訂工作，反映了編輯人員的知識水平，反映了編輯工作的嚴細作風。在這方面舉幾個例子來談談。
1.《文集》第一卷《給傅作義的信》(1936年10月25日)，毛澤東留有手稿，其中有一句話是：“百川先生處，今春曾數數致書，夏時又托韓團長將意，久未得復，祈先生再行轉致鄙意。”這句話中的韓團長是誰？信中用的是“托韓團長”，這似乎說明這個韓團長大概不是紅軍中的團長，而是國民黨軍隊中的團長，並且還應與閻錫山(字百川)有點關係。據史料記載，1936年春紅軍東征時，4月在山西省中陽縣境內的師莊、三角莊同閻錫山部第166師第196旅作戰中，曾俘虜了第392團團長郭登瀛。在整個東征戰役中，俘虜閻錫山部的團長就只有這一個。那末，信中的“韓團長”是不是“郭團長”的筆誤呢？我們認為有這種可能，但還需要佐證。我們又從1936年5月25日毛澤東寫給閻錫山的信中，查到這樣一段話：“郭團長及貴軍官兵一律優待，同屬國人，勝之不武……。今遣郭團長返晉，面致手書，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來，以便溝通兩方，成立諒解，對付共同之公敵。”這段話印證了《給傅作義的信》中所說的“百川先生處”，“夏時又托韓團長將意”，只是“郭團長”被誤寫為“韓團長”了。這樣，《文集》就將信中的“韓團長”訂正為“郭團長”。
2.《文集》第二卷《如何研究中共黨史》(1942年3月30日在延安中央學習組的講話)，在這篇講話的記錄稿中，有一個提法是：大革命時期，“共產黨那時是作為一個團體參加國民黨的”。這個提法是不準確的。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不是作為一個組織參加中國國民黨的，而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中國國民黨。這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中有明確的說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議決中國共產黨須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共產黨黨員應加入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議決，此次全國大會亦通過此議決。”至於李大釗1924年1月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的聲明，對這個問題就說得更清楚了，聲明說：“我們加入本黨(指中國國民黨。--引者)，是一個一個的加入，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可以說我們是跨黨，不能說是黨內有黨。”根據以上材料，《文集》將前述提法訂正為“共產黨員那時是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的”。
3.《文集》第六卷《同緬甸總理吳努的談話》(1954年12月11日)的記錄稿中，毛澤東說：“你們國家(指緬甸。--引者)的面積很大，相當於九個到十個紐西蘭。”經查核，這個說法有誤。關於緬甸的國土面積，據1979版《辭海》是670000平方公里，據地圖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世界地圖集》是60餘萬平方公里；關於紐西蘭的國土面積，據1979版《辭海》是268600平方公里，據地圖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世界地圖集》269202平方公里。這些數據說明緬甸的國土面積不可能是九個到十個紐西蘭，談話記錄稿中的“紐西蘭”顯然有誤，應當是另外某一個國家。根據我們編輯文獻的經驗，講話、談話記錄稿中的差錯，有的是出現在讀音相近的詞語。與“紐西蘭”讀音相近的國名是“錫蘭”(今斯里蘭卡)。於是，我們查核了錫蘭的國土面積，據1979版《辭海》是65600平方公里，據地圖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世界地圖集》是65584平方公里。這樣，說緬甸的國土面積是九個到十個錫蘭倒是可以的，於是《文集》將談話記錄稿中的“紐西蘭”訂正為“錫蘭”。
4.《文集》第八卷《中法之間有共同點》(1964年1月30日同法國議員代表團的談話)，這篇談話記錄稿中，毛澤東說：“我們同英國已有十五年的外交關係”。我們查閱了中國和英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材料，中英建交是一個長期複雜的過程。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比較早，在1950年1月。接著，英國派胡階森作為代表來北京談判建交問題。胡階森只是談判中英建交的英國談判代表(當時也稱臨時代辦)，不具有外交代表身份。3月初談判開始，由於英方缺乏誠意，建交談判擱淺，無法繼續進行。1954年6月17日，中英兩國達成互相派遣外交代辦的協定。1972年3月，中英兩國達成正式建交的協定，將本國駐對方的外交代表機構由代辦處升格為大使館。這就是中英建交的過程。那末，中英建立外交關係應當從什麼時候算起呢？我們曾就這個問題請教過外交部的有關部門，他們答覆說：1954年互派外交代辦可以說是半建交，嚴格地說中英建交是1972年互派大使。毛澤東同法國議員代表團的這次談話是在1964年，即使從中英半建交的1954年算起，到1964年中國同英國有外交關係也才只有10年。根據以上情況，《文集》將“十五年”訂正為“十來年”。
5.《文集》第八卷《支持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1964年6月23日同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的談話)，這篇談話的記錄稿中，毛澤東說：“吳庭艷是被美國甘迺迪政府殺掉的，沒過幾個月，甘迺迪也見上帝去了。”我們查核了有關材料，吳庭艷是1963年11月1日在美國策劃的軍事政變中被擊斃的，甘迺迪是1963年11月23日被刺身亡的。從11月1日到11月23日，應當說是沒過一個月，說“沒過幾個月”是不準確的。《文集》將“沒過幾個月”訂正為“沒過一個月”。
6.《文集》第八卷《從歷史來看亞非拉人民鬥爭的前途》(1964年7月9日同亞洲、大洋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外賓的談話)，這篇談話的記錄稿中，毛澤東說：“當時蔣介石有四百多萬軍隊向我們進攻，我們的軍隊同他打了四年仗，從過去一百二十萬發展到三百多萬。”根據有關材料，這裡說的“三百多萬”不準確。我們同蔣介石打了4年仗，這4年的起止日期如何算，應當是起於1946年6月國民黨統治集團發動全面內戰，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自衛作戰，全國解放戰爭從此開始，止於1950年6月人民解放軍戰略追擊階段完成。起止日期的這種計算是有根據的，1950年7月3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布的《解放戰爭四年綜合戰績》公報，“四年”的下限就是1950年6月。那末，到1950年6月人民解放軍發展到多少人了呢？聶榮臻1950年5月31日在全軍參謀會議閉幕會上的總結報告中說：“我們隨著全國形勢的勝利發展，人民解放軍的數目擴大到五百五十萬人。”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七十年》一書中也說，全國解放戰爭的戰略追擊階段完成時，人民解放軍總兵力發展到550萬人。這樣，“三百多萬”的說法應當訂正，《文集》訂正為“五百多萬”。
《毛澤東文集》的編輯工作中，所作的史實考訂還有一些，這裡不一一列舉了。
二、引語的查核
毛澤東文稿中的引語，涉及的面十分廣泛。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到外國一些名人的言論，從中國的經史古籍、古詩詞、古典小說到魯迅的著作及其他現代文學家的論述，等等。有些引語查起來相當費事，還有的雖然用了不少工夫進行查核但最終也未能查到出處。下面用兩個未能查到出處的引語，作為例子來談談。
1.《文集》第二卷《在魯迅藝術學院的講話》(1938年4月28日)中，毛澤東說：“徐志摩先生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詩要如銀針之響於幽谷'，銀針在幽谷中怎樣響法，我不知道。”對徐志摩的這句話，我們作的注釋中說：“他的這句話，沒有查到出處。”“沒有查到出處”這幾個字，絕不是輕易寫上的，而是多方查找未獲結果留下的遺憾。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們就整理過毛澤東的這篇講話記錄稿，為查找徐志摩的這句話，可以說費了不少的工夫。當時，我們請教過著名的專家卞之琳先生、唐先生，他們一時也記不起來徐志摩的這句話，但告訴我們北京圖書館保存有商務印書館排印的徐志摩全集的清樣，可以去查一查。我們去查閱了這部清樣，但沒有找到這句話。後來，從魯迅《華蓋集續編》中的《有趣的訊息》這篇文章中，發現了一點線索。在《有趣的訊息》中，魯迅說：“倘使有一個妹子，如《晨報副刊》上所艷稱的'閒話先生'的家事似的，叫道：'阿哥!'那聲音正如'銀鈴之響於幽谷'，向我求告，'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我也許可以藉此撥轉馬頭，躲到別墅里去研究漢朝人所做的《四書》註疏和理論去。“當時我們看到”銀鈴之響於幽谷”這幾個字，產生一種興奮的感覺，而這裡所說的”《晨報副刊》上“又是指的徐志摩1926年1月13日在《晨報副刊》第1423號上發表的《“閒話”引出來的閒話》一文，這樣就以為可能有希望查到出處了。我們仔細閱讀了徐志摩的這篇文章，文中確實談到“閒話先生”(陳源)的家事，也有他妹妹對他講的那些話，但卻找不到“銀鈴之響於幽谷”這樣的話。查找徐志摩的“詩要如銀針之響於幽谷”這句話的線索又斷了。對“詩要如銀針之響於幽谷”這句話，我們也感到費解。銀針是很細小的，即使被風吹落在幽谷中，恐怕也很難發出能讓人聽得見的聲音。這句引文本身是否有差錯呢？由於沒有查清楚，只好保持原貌不動，絕對不能妄改。正是在這樣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們在注釋中說明這句話沒有查到出處。這樣作注，在我們的編輯工作中是極少的。這樣作注，一是體現我們遵循實事求是的態度；二是有向社會上的專家學者請教的意思；三是說明這是我們存疑的一個問題，今後在工作中還要繼續留心這個問題。
2.《文集》第二卷《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1939年12月9日在延安各界紀念一二九運動四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說：“拿破崙說，一支筆可以當得過三千支毛瑟槍。”對這句話，我們在比較早的時候也查找過，從研究拿破崙的書籍中和向著名的專家的請教，都沒有查出出處。我們認為這句話很有特色，應當說是一句名言，怎么就查不到出處呢？而且毛澤東在別的地方還提到這句話，1936年他寫給丁玲的詞《臨江仙》中說“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就是化用的這句話。有沒有可能是毛澤東記錯了，這句話是別人說的，不是拿破崙的話。當時，我們最大的擔心是在這裡，而不是懷疑這句話本身的意思有什麼問題。後來，從《孫中山全集》中見到兩處與拿破崙這句話有聯繫的論述。一處是孫中山1922年8月24日《與報界的談話》，孫中山在談話中說：“欲得真正統一，尚須大家奮鬥，今後奮鬥之器，不以槍而以筆。常言謂：一支筆勝於三千毛瑟槍。”“一支筆勝於三千毛瑟槍”與“一支筆可以當得過三千支毛瑟槍”是很接近的，但孫中山用的是“常言謂”，沒有說是誰說的。雖然這個“常言謂”不能排除這句話是拿破崙說的這種可能性，但是畢竟還是不能確定。另一處是孫中山1922年10月17日《致<覺民日報>函》，孫中山在這封信中說：“夙仰貴報為吾黨之喉舌，作僑界導師，大聲疾呼，發聾振久矣，盡宣傳之巨責，收文字之奇功，一紙風行，萬流景仰。……拿氏謂：'報紙功力勝於三千毛瑟'，斯言殆可為貴報導矣，感甚佩甚!”這裡明確指出是拿破崙說的，但話中的“報紙功力”與“一支筆”還是有差別的。孫中山的這兩段論述，雖然都不能作為毛澤東講話中引用的拿破崙說的“一支筆可以當得過三千支毛瑟槍”的直接出處，但作為拿破崙講過這類意思的話的佐證，卻是有價值的，說明毛澤東沒有記錯。
三、詞語或字的訂正
毛澤東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文稿，保存下來的手稿很少，大多是戰爭年代留下的抄件或油印件，其中出現的文字上的錯漏有時會多一點，因此對這類文稿的某些詞語或字的校訂任務就比較重一些。下面舉幾個《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中的例子。第71頁第11行的“結穴”，在原抄件寫作”結大”，“結大”不是一個組詞，放在句子(“我只好說這是少數同志們歷來錯誤路線的結大”)中也講不通。根據上下文的意思，《文集》將“結大”訂正為“結穴”。第318頁第4行的“烏嗎(怎樣)”，1934年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印發的《鄉蘇工作的模範(一)--長岡鄉》油印單行本上為“鳥嗎(怎樣)”，根據不同印本的對勘和語意分析，《文集》將“鳥嗎”訂正為“烏嗎”，“烏”是一個疑問詞，作“何”、“怎樣”解釋。第469頁第5、6行“螳螂黃雀之喻，親痛仇快之譏，千秋萬世，永難湔滌”一句中的“湔滌”，在原抄件上寫作“煎滌”，有誤，這裡套用“湔滌”，是洗雪的意思。第489頁第1行“已經證明他們的話完全是臆測”一句中的“臆測”，在發表這篇談話的《新中華報》上印為“測”，“”字有誤，訂正為“臆”。
再從《文集》其他幾卷中舉例介紹一下第二卷第26頁倒8、倒7行“只有實行上述計畫才能變被動為主動。現在僅僅剩下此一著活棋，應向蔣、閻極力建議”中的“活棋”，在原抄件上寫作“污棋”，既然是變被動為主動，怎么能說是一著“污棋”呢？從上下文的意思分析，這裡應是“活棋”。“污”同“活”在字形上有某些相近，將“活棋”寫成“污棋”屬於抄寫中出現的差錯，《文集》作了訂正。
第八卷《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十年總結》的一部分)的原件上，說主動權“來自客觀情況對於人們頭腦的真實的反映”，“客觀情況對於人們頭腦的真實的反映”這個提法，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反映論的表述不準確，應當表述為“客觀情況在人們頭腦中的真實的反映”，《文集》照此作了訂正。
第八卷《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1960年6月21日同日本文學代表團的談話)的談話記錄稿中，毛澤東說：“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反對英帝國主義。”“五卅慘案”，是指1925年5月30日英國巡捕在上海開槍屠殺抗議帝國主義暴行的中國人民，製造這次慘案的是英國帝國主義，說“五卅慘案”反對英帝國主義是不準確的。這裡的“五卅慘案”應改為“五卅運動”，《文集》作了訂正。
我們在編輯《毛澤東文集》中，對毛澤東的遣詞用字，只要意思能講得通的，儘可能地保存他所使用的某些詞語，這些詞語可以說明他在用詞方面有自己的特點。例如，《文集》第三卷第234頁，毛澤東說：“中國人民的抗日力量被中國反動派人工地分裂著”。這裡的“人工地”三個字，一般是用“人為地”，但“人工地”的意思也是清楚的，不必改。又如，《文集》第八卷第35頁，毛澤東說：“縣、社兩級該退還的，迅速地退還給生產隊了，一身清淨。”又說：“算賬才能幫助幹部從貪污浪費的海洋中拔出身來，一身清淨。”這兩處用的“清淨”這個詞，按一般習慣是用“乾淨”，但用“清淨”也不會產生歧義，意思是清楚的，這樣就保留下來了。再如，《文集》第七卷第358頁，毛澤東說：“人腦製成的這種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確不正確，還得交由人民民眾去考驗。”還有，《文集》第八卷第321頁，毛澤東說：“人們的認識經過實踐的考驗，又會產生一個飛躍。”這兩處用的“考驗”這個詞，按一般習慣是用“檢驗”，但“考驗”也講得通，“考”可以解釋為檢查，所以“考驗”不必改為“檢驗”。
四、標點符號的訂正
在編輯《毛澤東文集》時，對改動毛澤東手稿和已經公開發表過的文稿中的標點符號，我們採取謹慎的態度。可改可不改的標點符號一律不改，只改動個別用得不當的標點符號，特別是因用得不當而影響了文意的標點符號。下面舉兩個例子。
1.《文集》第六卷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的開幕詞(1951年10月23日)，曾發表在1951年10月24日《人民日報》。《人民日報》發表時，其中一句話是：“我們很早就表示：朝鮮問題應當用和平方法予以解決，現在還是這樣。”對於句中的這個逗號，經仔細斟酌後認為用得不當，“我們很早就表示”後面用的是冒號，那就是說冒號後面句號以前的內容都是很早就表示過的。但從文意分析，句號之前的“現在還是這樣”，不可能是很早表示過的，很早表示過的僅僅是“朝鮮問題應當用和平方法予以解決”。這樣，我們將“現在還是這樣”前的逗號改為句號。
2.《文集》第七卷《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公開發表在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報》。《人民日報》發表時，其中兩句話是：“當然，在解決這些矛盾以後，又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需要人們去解決。”在編《文集》時重讀這篇講話，讀到這句話時，感到語氣不太順，覺得“新的問題”後面的句號應當是逗號或頓號。因為“新的問題”也就是“新的矛盾”，二者之間應是貫通下來，不應當句斷。另外，與這句話中的“這些矛盾”相對應的是“新的矛盾”，不應在“新的矛盾”前面就句斷，把“新的矛盾”放在後面一句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最主要的著名著作，是經過他反覆修改整理而成的，在整理過程中這個稿子在黨內的一些秀才手中也是過過多遍的，為什麼這裡要用句號，必須查明情況。於是我們查閱了《正處》的整理過程稿。包含“當然，在解決這些矛盾以後，又會出現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又需要人們去解決”這兩句話在內的那個大自然段，是在對6月1日印發的“第五稿”作修改時加上的，“新的問題”和“新的矛盾”之間是逗號。在隨後排印的“六月八日修正稿”和“六月十四日修正稿”上面，“新的問題”和“新的矛盾”之間仍然都是逗號。但在有一份“六月十四日修正稿”上，有人將這個逗號改成了句號；在他改了這個標點符號的這份稿子的第一頁上，又有另外的人寫上了“六月十六日定稿”幾個字。這就是“新的問題”和“新的矛盾”之間的句號的由來。我們認為還是定稿前的幾次過程稿中用的逗號恰當，《文集》將這個句號訂正為逗號。
注釋
《毛澤東文集》的注釋，除了說明本篇文稿情況的題注以外，大量的是對人物、事件、引語、檔案等的注釋，還有通過注釋介紹與正文內容有聯繫的毛澤東的思想觀點，或通過注釋訂正正文中某個說得不準確的問題。正文中的詞語，一般不作注釋。但為了方便讀者，我們對個別生僻的文言詞語和難懂的方言作了注釋，例如《文集》第一卷第467頁注〔3〕對“夫己氏”的注，第一卷第244頁注〔15〕對“奴古”的注。注釋是反映編輯工作水平的一個重要方面。要作出比較滿意的注釋，必須有嚴謹的學風和執著的鑽研精神，比較廣博的知識水平和文從字順的文字表達能力，必須徵引確切的史料和善於做尋繹而辨的分析、考訂工作。下面不是對《文集》注釋工作比較全面的介紹，而是舉幾個例子說明一點情況。
一、力求把注釋作得完滿一些。例如，《文集》第七卷《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以後，列寧給蘇聯共產黨提出了這樣的任務：學習，再學習。”我們需要對列寧說的“學習，再學習”註明出處。最初，我們從列寧《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查到這樣一句話：“為了革新我國的國家機關，我們一定要給自己提出這樣的任務：第一、是學習；第二、是學習；第三、還是學習”。這句話毫無疑義是學習、再學習的意思，但在文字表述上卻有差別。於是，我們繼續查找，終於在列寧《俄國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查到這樣一句話：“這種學習的願望，說明我們今天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學習再學習。”這樣，我們將列寧的這兩處論述都寫入了注釋中，比較完滿地介紹列寧關於學習再學習的論述。又如，《文集》第七卷《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說：“列寧引用過克勞塞維茨的話：'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為這句話作注，一般的慣例是注出見列寧的哪一篇文章。我們考慮到既然列寧引用的是克勞塞維茨的話，那末克勞塞維茨的話在他的什麼著作中，又是怎樣表述的，也應當提供給讀者。於是在這條注釋中，我們首先說明列寧引用克勞塞維茨的話見列寧《戰爭與革命》這篇文章，接著又注出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一書中所寫的這句話的原文。
二、在考訂工作的基礎上作出注釋。《文集》第三卷《給謝覺哉的信》中，毛澤東說：“此件很好，略有增刪，請斟酌。”“此件”應當作注。這封信曾經選入1983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當時對“此件”沒有查清楚，故未作注。這次編《文集》，總想彌補這個缺憾。從毛澤東這封信的內容看，“此件”是謝覺哉送給毛澤東的，甚至有可能就是謝覺哉寫的。這樣，首先要查出12月1日前謝覺哉給毛澤東送過什麼文稿，或者他寫過什麼文稿。我們查閱了《謝覺哉日記》，發現在1944年11月25日的日記中寫有：“昨天草準備參議會發言提綱。”11月28日的日記中又寫有：“擬參議會發言提綱”。可是日記中沒有記載把這個發言提綱送給了毛澤東，也沒有記載收到了毛澤東12月1日的信。在11月28日的日記中，謝覺哉用了較長的篇幅記下了這個發言提綱，約3000字。發言提綱中有一句話是：“政治民主要以經濟、文化……等民主做內容，而後政治民主才為廣大民眾所寶貴。”毛澤東的信中有一段話是：“政治民主有其自己的內容，經濟是其物質基礎，而不就是政治民主的內容。文化是精神的東西，它有助於政治民主，也不就是政治的內容。這些請考慮。”毛澤東的這段話，正是對謝覺哉發言提綱中的上述那句話提出的不同意見。還有，發言提綱中有一段話是：“我們要把人民這些權利--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及其他正在發展的權利，寫在將來的憲法上，像蘇聯新憲法上寫的：人民有勞動權、有休息權、有受教育權、老病者有享受物質保證權一樣。因為這些在邊區已經不是理想而是現實，不是恩惠而是人民自己的權利。”毛澤東信中有一段話是：“人民各項權利，在我們這裡，只能說實現了幾個重要部分，例如，管理政府，工作權，在現有物質條件限制下的言論、出版、集會權等。至於休息權，中國目前大體上還談不到，工農更是如此。教育權、老病保養權，還在走頭一步。蘇聯憲法是幾個五年計畫的產物，在中國許多部分還是理想，不是事實。又，在我們的這類檔案上，不宜提及蘇聯憲法，免人誤會。”很明顯，毛澤東的這段話是針對謝覺哉發言提綱中的上述那一段話講的。這樣，我們認為可以基本確定毛澤東信中說的“此件”，就是指的謝覺哉的參議會發言提綱。為了做到不存絲毫疑慮，我們決定再查謝覺哉在參議會的發言是否按毛澤東的意見作了修改。我們又查閱了1944年12月23日《解放日報》發表的謝覺哉的報告全文，發現果然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而作了修改。這樣，我們認為可以毫無疑義地確定毛澤東信中所說的“此件”，就是謝覺哉代表參議會常駐會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第二屆第二次會議上作的報告。我們據此對“此件”作了注釋。
三、作注時不但要查閱文獻資料，還要請教某些專業機構。《文集》第三卷《入豫部隊的作戰方針》(1945年7月1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河南區黨委的電報)中說：入豫部隊今後作戰方針是向西防禦，向東向南進攻，“以求利用時間北與太岳、太行，東與渡新黃河西進之冀魯豫部隊，南與五師部隊完全打成一片……”。這裡的“新黃河”需要作注。我們查閱了一些文獻資料，對1938年國民黨統治集團炸開花園口大堤致使黃河改道所流經的河道，都說得不夠具體，也不很清楚。於是，我們向黃河水利委員會請教，他們不厭其煩地幾次答覆我們的問題。最後，根據他們提供的情況，寫成了“新黃河”這條注釋。
關於《毛澤東文集》的編輯工作，還必須說到的是，由於我們的學識水平有限和工作中的某些疏漏，致使編輯工作出現了少量差錯。對這些差錯，我們嚴肅地面對，正視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力求在今後的工作中加以改進，進一步提高文獻編輯工作的質量。
最後再說一下，這篇編輯記事不是對《毛澤東文集》編輯工作的全面反映，只是就我個人所了解的情況和一些體會寫成的，難免有掛一漏萬的情況，也可能有認識不當的地方，希望批評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