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

《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

這是毛澤東於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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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


少奇同志在南寧會議談了規章制度問題。規章制度從蘇聯搬來了一大批,如搬蘇聯的警衛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負責同志的活動,前呼後擁,不許參觀,不許上館子,不許上街買鞋。陳雲同志讓他親戚煮飯,警衛部門認為不得了。這是講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規章制度問題,搬蘇聯的很多,害人不淺。那些規章制度束縛生產力,製造浪費,製造官僚主義。這也是拿錢買經驗。建國之初,沒有辦法,搬蘇聯的,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認為非搬不可,沒有其他辦法。政治上、軍事上的教條主義,歷史上犯過,但就全黨講,犯這錯誤的只是小部分人,多數人並無硬搬的想法。建黨和北伐時期,黨比較生動活潑,後來才硬搬。規章制度是繁文縟節,都是“禮”。大批的“禮”,中央不知道,國務院不知道,部長也不一定知道。工業和教育兩個部門搬得厲害。農業部門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緊,幾個章程和細則都經過了中央,還批發一些地方的經驗,從實際出發,搬得少一些。農業上見物也見人,工業上只見物不見人。商業好像搬得少一點,計畫、統計、財政、基建程式、管理制度搬得不少。基本思想是用規章制度管人。
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獨立思考,忘記了歷史上教條主義的教訓。教訓就是理論和實踐相脫離。理論從實踐中來,又到實踐中去,這個道理沒有運用到經濟建設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這是唯物論;二者是對立的統一,也就是辯證法。為什麼硬搬,就是不講辯證法。蘇聯有蘇聯的一套辦法。蘇聯經驗是一個側面,中國實踐又是一個側面,這是對立的統一。蘇聯的經驗只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不從之。把蘇聯的經驗孤立起來,不看中國實際,就不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如辦報紙,搬《真理報》的一套,不獨立思考,好像三歲小孩子一樣,處處要扶,否則就喪魂失魄。什麼事情都要提出兩個辦法來比較,這才是辯證法,不然就是形上學。鐵路選線、工廠選廠址、三峽選壩址,都有幾個方案,為什麼規章制度不可以有幾個方案?部隊的規章制度,也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進口“成套設備”。

規章制度是一個問題,藉此為例,講一講思想方法問題――堅持原則和獨創精神。
國際方面,要和蘇聯、一切人民民主國家及各國共產黨、工人階級友好,講國際主義,學習蘇聯及其他外國的長處,這是一個原則。但是學習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專門模仿;一種是有獨創精神,學習與獨創結合。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
我們黨從建黨到北伐這一時期,即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雖有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但當時黨的作風比較生動活潑。十月革命勝利後三年,我們建立了黨,參加黨的人都是參加五四運動和受其影響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後,列寧在世,蘇聯階級鬥爭很尖銳,史達林尚在岌岌可危的時候,他們也是生動活潑的。這個時期,一般說沒有教條主義。
從內戰開始到遵義會議這一時期,即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我們黨發生了三次“左”傾路線,而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王明路線最為厲害。當時蘇聯反托派勝利了,史達林的地位開始鞏固,在理論上又戰勝了德波林學派[8],而共產國際遠東部實際上又是米夫在負責,他的作用太大了。這些條件使教條主義得以形成。中國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差不多都是在蘇聯受到影響的,當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條主義者。當時去蘇聯的許多人當中,有些人是教條主義者,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聯繫實際,有些人不聯繫實際,只看外國。當時王明等人搞了所謂“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幾百人在蘇聯學習,為什麼只有二十八個半呢?就是他們“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
中國的教條主義有中國的特色,過去已經作過結論。中國的教條主義表現在戰爭中,表現在富農等問題上。因為中國富農人數很少,決定原則上不要動它,向富農作某些讓步。但是“左派”不贊成,他們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結果地主富農都沒飯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白色游擊隊,赤白對立。在資產階級問題上,他們主張一概打倒,不僅政治上消滅,經濟上也消滅,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他們對帝國主義也不加分析,認為是一塊鐵板,沒有矛盾,都支持國民黨。
全國解放後,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經濟工作和文教工作中產生了教條主義,軍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條,但基本原則堅持了,還不能說是教條主義。經濟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主要表現在重工業工作、計畫工作、銀行工作和統計工作方面,特別是重工業和計畫方面,因為我們不懂,完全沒有經驗,橫豎自己不曉得,只好搬。統計幾乎全部是抄蘇聯的。教育方面搬得也相當厲害,例如五分制、國小五年一貫制等,甚至不考慮解放區的教育經驗。衛生工作也搬,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雞蛋,不能喝雞湯,因為蘇聯有一篇文章說不能吃雞蛋和喝雞湯,後來又說能吃了。不管人家的文章正確不正確,中國人都聽,都奉行,總是蘇聯第一。商業搬得少些,因為中央接觸較多,批轉檔案較多。輕工業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也少些。社會主義革命和農業合作化未受教條主義影響,因為中央直接抓,中央這幾年主要抓革命和農業,商業也抓了一點。
各個部門存在教條主義的情況不同,需要分析比較,找出原因。
一、重工業的設計、施工、安裝,自己都不行,沒有經驗,沒有專家,部長是外行,只好抄外國的,抄了也不會鑑別。這方面大部分正確,一部分不正確,是硬搬。
二、我們對蘇聯和中國的情況都不了解。對蘇聯的經驗、情況、歷史發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學他們。現在情況變了,大企業的設計、施工,一般說來可以自己搞了;裝備,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對蘇聯的和對中國的情況,了解得也比較多了。
三、精神上受到壓力。菩薩比人大好多倍,是為了嚇人。戲台上的英雄豪傑一出來,與眾不同。史達林就是那樣的人。中國人當奴隸當慣了,似乎還要繼續當下去。中國藝術家畫我和史達林在一起的像,我總比史達林矮一些,這就是盲目屈服於蘇聯的壓力。馬列主義主張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應該平等待人。赫魯雪夫一棍子打死史達林也是一種壓力,中國黨內多數人是不同意的,但也有一些人屈服於這個壓力,要學打倒個人崇拜。有些人對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四、忘記了歷史經驗教訓,不懂得比較法,不懂得樹立對立面。我昨天已經講過,對許多規章制度,我們許多同志不去構想有沒有另外一種方案,擇其合乎中國情況者套用,不合乎者另擬,也不作分析,不動腦筋,不加比較。中央蘇區時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者,他們的《布爾什維克》刊物把自己說成百分之百的正確,自己吹噓自己。《實話》報攻擊中央蘇區有五大錯誤,不講一條好處,其辦法是“攻其一點或幾點,不及其餘”。
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論十大關係》,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在十大關係中,工業和農業,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和個人,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這五條是主要的。國防費用在和平時期要少,行政費用在任何時候都要少。
一九五六年,史達林受到批判,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揭掉蓋子,破除迷信,去掉壓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們就不贊成。他們不掛史達林的像,我們掛。一九五○年我和史達林在莫斯科吵了兩個月,訂立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對中長路、合股公司、國境問題,我的態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爭;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堅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見。這是因為要顧全整個社會主義的利益。還有兩處勢力範圍,東北和新疆,不準第三國的人住在那裡,現在取消了。批判史達林,使那些迷信他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們的同志認識到,老祖宗也有缺點,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樣迷信。對蘇聯經驗,一切好的應當接受,不好的應當拒絕。現在我們已學會了一些本領,對蘇聯有了些了解,對自己也比較了解了。
一九五七年,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中,講了工農業同時並舉、中國工業化的道路、農業合作化等問題。這一年發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風、反右派,民眾性的對我們的批評,對人們思想的啟發很大。
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寧、成都開了三次會。會上大家提了許多意見,開動腦筋,總結八年的經驗,對思想有很大啟發。南寧會議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國務院各部門的規章制度,可以改,而且應當改。怎樣改呢?一個辦法是和民眾見面,一個辦法是搞大字報。另一個問題是地方分權,現在已經開始實行。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同時存在,能集的則集,能分的則分,這是去年三中全會後定下來的。資產階級民主在社會主義之前是進步的,到社會主義時則是反動的。在蘇聯的總人口中,俄羅斯族占百分之五十多,少數民族占將近百分之五十,而在中國的總人口中,漢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數民族占百分之六,所以中國不能像蘇聯那樣搞加盟共和國。
中國的革命是違背史達林的意志而取得勝利的,“真洋鬼子”不許革命。黨的七大[19]提出放手發動民眾,壯大人民力量,建立新中國。抗日時期我們同王明的爭論,從一九三七年開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為止,我們提十大綱領,王明提六大綱領。按照王明的做法,即史達林的做法,中國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們革命勝利了,史達林又懷疑我們不是真正的革命,我們也不辯護。抗美援朝戰爭一打,這種懷疑才消除了。可是到我們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時候,我們講這個問題,他們不講,還說我們是搞自由主義,好像又不是真革命了。這個講話發表後,《紐約時報》全文登載,杜勒斯說要看一看。講話是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他就看到了,並在二十三日作出結論,說是“中國要自由化”。當時蘇聯給了我們一個“備忘錄”,怕我們向右轉。資產階級要滅亡,見了蘆葦當渡船。半個月後杜勒斯說:中國壞透了,蘇聯還好些。反右派一起,當然“自由化”沒有了。
總之,基本路線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葉不同。各國如此,中國的各個省也如此。

各省、市、自治區要每兩個月開一次會,開幾個人或十幾個人的小型會,檢查總結一次工作。協作區也要兩三個月開一次會。今年要抓緊,因為是民眾運動,兩個月變化很大,要互通情報。開會的目的,是為了調整生產節奏。工業要有生產節奏,農業也要有,商業、文教、政治都要有點節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這是快和慢的對立的統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的總路線下,波浪式地前進,這是緩和急的對立的統一,勞和逸的對立的統一。只有急和勞,就是片面性。如果專搞勞動強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湖北有個縣委書記,不看農民的情緒,臘月二十九還讓修水庫,結果民工跑了一半。做事總是有緩有急,是苦戰和休整的統一。打仗也是有節奏的。從前打仗,兩個戰役之間必須有一個休整、補充和練兵的時間,不可能一個接一個地打。但在中央蘇區,那些“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就是反對休整,主張“勇猛果敢,乘勝直追,直搗南昌”,那怎么行呢?苦戰和休整的對立的統一,這是規律,而且是互相轉化的。沒有一種事情不是互相轉化的。急轉化為緩,緩轉化為急,勞轉化為逸,逸轉化為勞。苦戰和休整,也是如此。勞和逸、急和緩有同一性,苦戰和休整也有同一性。睡眠和起床也是對立的統一。試問,誰能擔保起床以後就不睡覺?反之,“久臥者思起”。睡眠轉化為起床,起床轉化為睡眠。開會走向反面,轉化為散會。只要一開會就包含著散會的因素,我們不能在成都開一萬年的會。 《紅樓夢》里說:“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這是真理。散會以後,問題積起來了,又轉化為開會。團結中就包含不團結,有意見分歧就轉化為鬥爭,不可能天天團結,年年團結。講團結,就是因為有不團結。人總是參差不齊的,不平衡是絕對的、永久的、無條件的。不團結也是無條件的,講團結時還有不團結,因此要做工作。只講團結一致,不講鬥爭,不是馬列主義。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鬥爭,才能達到新的團結。團結轉化為鬥爭,鬥爭再轉化為團結。不能光講團結和一致,不講矛盾和鬥爭。蘇聯就只強調一致,不講矛盾,特別是不講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沒有矛盾和鬥爭,就沒有世界,就沒有發展,就沒有生命,就沒有一切。老講團結,就是“一潭死水”,就會冷冷清清。一潭死水好?還是“不盡長江滾滾來”,後浪逐前浪好?要打破舊的團結基礎,經過鬥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黨是這樣,階級是這樣,人也是這樣。團結、鬥爭、團結,這就有工作做了。生產轉化為消費,消費轉化為生產。生產就是為了消費,生產不僅是為其他勞動者,生產者自己也是消費者。不吃飯,一點氣力沒有,不能生產,吃了飯有了熱量,就可以多做工作。馬克思認為,生產就包含著消費,新產品的生產就是原材料的消費,機器的消耗,勞動力的消耗。[25]生產與消費,建設與破壞,都是對立的統一,是互相轉化的。鞍鋼的生產就包含消費,幾十年就要更換設備。播種轉化為收穫,收穫轉化為播種。播種是消費種子,種子播下後,就向反面轉化,由種子變為秧苗,以後收穫,又得到新的種子。
要舉豐富的例子,搞幾十個、百把個例子,來說明對立的統一和互相轉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認識。
春夏秋冬也是相互轉化的,春夏的因素就包含在秋冬中。生與死也是相互轉化的,生物轉化為死物,死物轉化為生物。我主張五十歲以上的人死了以後開慶祝會,因為人是非死不可的,沒有死就沒有生,這是自然規律。
蘇聯出版的《簡明哲學辭典》中有一條專門與我作對,它說生與死、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戰爭與和平相互轉化是不對的。那末究竟誰對?請問,生物不是由死物轉化來的,那是如何而來的呢?地球上原來只有無機物,以後才有有機物。有生命的物質都是氮、氫等十二種元素變成的,生物總是死物轉化而來的。
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也是相互轉化的,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地主和農民的關係就是這樣。當然,我們這個壓迫者是對舊統治者階級而言的,而不是對老百姓講的。這是講階級專政,而不是講個人壓迫者。
戰爭轉化為和平,和平轉化為戰爭。和平是戰爭的反面,沒有打仗哪會有“和平”二字。三八線一打仗是戰爭,一停戰又是和平。戰爭是特殊形式的政治,是政治的繼續,政治也是一種戰爭。
總而言之,量變轉化為質變,質變轉化為量變。歐洲教條主義濃厚,蘇聯因為有偉大的成就,就產生一些缺點,總是要轉化的。現在我們講辯證法,將來也可能產生教條主義,思想僵化的現象可能發生。如果我們工業搞成世界第一,那時就可能翹尾巴,翹得像孫行者的尾巴那樣高,那時就可能轉變為落後。
有限轉化為無限,無限轉化為有限。古代的辯證法轉化為中世紀的形上學,中世紀的形上學轉化為近代的辯證法。宇宙也是轉化的,不是永久不變的。資本主義要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又要轉變到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社會還是要轉化的,也是有始有終的,一定會分階段的,不會固定不變的,將來或許要另起個名字。只有量變沒有質變,那就違背了辯證法。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不是經過發生、發展和消滅的。猴子變人,產生了人,但整個人類最後是要消滅的,它會變成另外一種東西,那時候地球也沒有了。地球總要毀滅的,太陽也要冷卻的,太陽的溫度現在就比古代低得多了。二百萬年以來我們處在第四紀冰河時期,冰河一來,生物就大批死亡。現在南極大陸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見古時候那裡是很熱的。
事物總是有始有終的,只有兩個無限,時間和空間無限。無限是由有限構成的,各種東西都是逐步發展、逐步變動的。
講這些,是為了解放思想,把思想活潑一下。腦子一固定,就很危險。要教育幹部,中央、省、地、縣四級幹部很重要,包括各個系統,有幾十萬人。要多想,不要死背經典著作,而要開動腦筋,使思想活潑起來。
過去我們在建設問題上用的心思太少,主要精力是搞革命。錯誤還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錯誤是正確路線形成的必要條件。正確路線是對錯誤路線而言,二者是對立的統一。正確路線是在同錯誤路線作鬥爭中形成的。說錯誤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確,沒有錯誤,這種觀點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是犯得少一點,犯得小一點。正確與錯誤是對立的統一,難免論是正確的,可免論是不正確的。只有正確,沒有錯誤,歷史上沒有這個事實,這是否認對立統一這個規律,是形上學。爭取錯誤犯得最少,這是可能的。錯誤犯得多少,是高個子和矮個子的關係。少犯錯誤,是可能的,應該辦到,馬克思、列寧就辦到了。

相關注釋

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開有部分中央領導人、部分地方負責人、中央有關部委負責人參加的會議。毛澤東在九日、十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共作了六次講話。本篇一是九日講話的一部分;本篇二是十日的講話;本篇三是二十日講話的主要部分。
陳雲,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
德波林(一八八一――一九六三),蘇聯哲學家。一九二九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三十年代初,蘇聯哲學界發動對德波林學派的批判,認為他們犯了理論脫離實踐、哲學脫離政治等唯心主義性質的錯誤。
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
米夫(一九○一――一九三八),蘇聯人。一九二八年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兼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一九三○年冬到上海任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在他的支持下,王明掌握了黨的最高領導權。
赫魯雪夫,當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布爾什維克》,中共中央機關刊物。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創刊,現存的最後一期是一九三二年七月出版的第五卷第一期。
《實話》,由中共中央出版,一九三○年十月三十日創刊,現存的最後一期是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出版的第十三期。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議通過了關於改進工業管理體制、改進商業管理體制、改進財政管理體制的三個規定草案,適當向地方和企業下放管理權力。同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十四次會議原則批准這三個規定,決定自一九五八年起施行。
七大,即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杜勒斯,當時任美國國務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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