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名與基本情況
《趙鳳昌藏札》這批藏札入藏圖書館後，加做了蘭色函套，109冊分為36函保存。內中主要收藏各家致趙氏父子的書札，以及趙鳳昌做張之洞文案時收藏的各家致張之洞書信及晚清至民國初年的電報稿、奏摺稿等，計2729通（件）。趙鳳昌（1856-1938）字竹君，號松雪道人，又號惜陰，惜陰主人，室名惜陰堂。江蘇武進人，1856年出生在一個沒落的望族家庭。他早年在常州一家錢莊當學徒，因聰明能幹，錢莊經理覺得他是個人才，將來會成大器，為他捐了一個小官步入仕途。後被兩廣總督張之洞賞識，延為侍從。趙鳳昌機靈能幹，張之洞對他愛撫有加。遇事必與他商量，大小事務習慣由他負責辦理，被人稱為“一品夫人”。後遭人忌，被彈劾“攬權”，朝廷勒令永不敘用。張之洞為安撫他，為他在武昌電報局謀得一個掛名領薪閒職，派駐上海。從此，擅長社會活動的趙鳳昌更是如魚得水，遍交江浙滬等社會名流。
趙鳳昌是近代歷史研究中一位不可忽視的特殊人物，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後這段歷史，許多重要事件都會提到他，但現在專門研究他的人還寥寥無幾。
趙尊岳（1897-1956）字叔雍，又名趙志學、趙乃謙，室名珍重閣、高梧軒。趙鳳昌之子，江蘇武進（今常州）人。詞人。況夔笙弟子，詞才為朱彊村推重。歷任《申報》館經理秘書、復興銀行董事、新亞藥廠董事長。抗戰時歷任汪偽國民黨中政會延聘委員、鐵道部政務次長、宣傳部部長、上海特別市政府秘書長等職。抗戰勝利後被捕。獲釋後出走新加坡，以教書為生而終。
趙鳳昌藏札原件109冊封面和首頁均無題名，內里亦既無題跋亦無印章，較長時間以來，國家圖書館對這批書札既沒有編目，也沒有冠名，僅籠統地稱為“近代史料信札”。但這批信札因其獨特的史料價值，很早就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1960年下半年，上海歷史研究所為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開始編輯《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該書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首次公布了《趙鳳昌藏札》。當時，編者請中華書局張靜廬先生幫助，將其中第107至109冊以及其他有關函電抄錄寄歷史所。其中第107冊共22件，第108冊共20件，第109冊共30件，均為上海光復至南北議和期間的函電文稿等。第32、104各冊中也有一批1902年的資料；第1冊是1913年宋教仁被刺後討袁戰爭期間的函電。從這些藏札中，可以看出袁世凱和立憲派對革命派鬥爭的秘密活動，也可以看出他們在南北議和時幕後策劃的情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遲至1966年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出版之前，參與該書編選的徐侖先生於1961年撰寫發表了《張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動》，文中多處引用趙鳳昌藏札，在腳註中稱這批資料曰“北京圖書館藏：《辛亥史料》第107-109冊（據張靜廬抄本）”。此文的發表，引起了武漢大學章開沅教授對趙鳳昌藏札的注意，1963年，他到北京圖書館善本閱覽室細緻地借閱了《趙鳳昌藏札》，並記載當時的情形說：“北京圖書館善本閱覽室對我非常熱情，讓我從容而又比較細緻地檢閱了趙鳳昌藏札經過裱糊成冊的原件，真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不過館藏名稱為《近代史料信札》，其中107、108、109三冊與辛亥前後史事關係最為密切。”可見，在60年代初期，雖然已經有學者關注到這批書札，但當時還沒有一個貼切的題名。
“趙鳳昌藏札”這一名稱的使用，見於《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1966年），該書在“編者按”中提到：“趙鳳昌，江蘇武進人，曾當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客。住上海南陽路十號惜陰堂。……留有《趙鳳昌藏札》，共一○九冊，現存北京圖書館。”在這裡正式提到“趙鳳昌藏札”之名，從此，“趙鳳昌藏札”作為這109冊書札的題名不脛而走，國家圖書館遂沿用此名至今。
《趙鳳昌藏札》原來雖然沒有題名，在每一冊的木夾板上卻均有用紅鉛筆書寫的序號，這些序號看不出排序的規律，既不按年代，也不按筆畫，既沒有按寫信人排序，也沒有按收信人集中。張守常先生在《近代史料過眼錄》中記“這批資料上下包括六七十年，約1860-1925年（有胡林翼手札，胡死於1861年）；有程硯秋談為上海“五卅”運動工人義演函，時在1925年，涉及的方面又多，但裝裱時未就編排次序細加考核，翻檢頗為不便。”其實，藏札在裝幀時還是經過整理和編排的，奏章、電報、書札都是分類裝幀的，如第53冊，69冊、94冊等全部為奏摺，第101冊全部為電報；書札按寫信人集中，夠一定數量的就集中裝裱成1冊，如第12冊、31冊、93冊都是孟森致趙鳳昌的信，第22冊、89冊、100冊全部是張謇致趙鳳昌的書札；第42冊、52冊都是邵瑞彭致趙叔雍的信札及詩詞，而冊中收有多人書札時也儘量按人集中、按時間編排，同時也考慮到按收信人集中，比如並不見哪一冊中既有致父親的信又有致兒子的信。可以看出趙氏父子對這些書札的精心整理和珍愛，以及趙鳳昌作為張之洞總文案的職業素養。看上去這批書札很象是惜陰堂主人為自己收藏把玩而裝裱，並沒有想給外人看，更不會想到他人查找是否方便，故而沒有象一般收藏家一樣，請名人題簽寫跋，加蓋印章，編排序號。木夾板上的紅鉛筆序號不像惜陰堂趙氏所為，也不像圖書館人所為，推測許是離開趙家到北圖之前的某個環節，為清點方便匆忙寫上去的，基本沒有考慮內容、分類以及查找方面的因素，而後人也只好沿用這個極沒頭緒的序號了。
來源
《趙鳳昌藏札》這樣一批量大且集中的私人信件是怎么入藏到國家圖書館來的？何時來的呢？因開始未找到知情的前輩和相關的記載，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們。後來，蒙錢聽濤先生告知，民國時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楊杏佛的公子楊小佛先生是趙鳳昌的外孫，他可能會了解一些情況。經聯繫，楊先生通過書信向我們回憶了當時的情形，後來，又撰《惜陰堂趙鳳昌藏札的來龍去脈》，為我們了解趙鳳昌藏札入藏國家圖書館的經過提供了重要信息。楊先生在該文中說：外祖父深恨清廷和慈禧，喜歡接近維新人士，鏇且同情革命黨。他雖退出官場，但仍與政界人士和江浙名流交往。1911年12月25日正當南北和議在上海舉行之時，孫中山從海外回到上海，第二天就到惜陰堂去看外祖父，雖然他們以前從無交往。此後又多次去那裡商量統一建國諸事。1912年1月孫中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南北雙方以惜陰堂為幕後議事地點。當時爭執討論的記錄和往來信件均由外祖父裱成簡牘，分門別類保存在書櫥里。1937年“八一三”前夕，我隻身從華界市光路92號家中逃出，避難於惜陰堂約一年。嘗見外祖父取出書櫥中的信札翻閱欣賞，回憶過去的活動。
1945年日本投降，舅舅趙尊嶽因附逆被捕，惜陰堂房屋被查封。但允許家屬取出衣物、書籍等。舅母王季淑乃租下愚園路岐山邨一屋，存放取出的書籍、信札等。
不知不覺過了十幾年，可能由於不勝房租負擔或其他考慮，舅母決定處理掉這些書籍：大部分捐給上海圖書館，小部分交外祖父元配洪夫人之女趙汝歡保存。因此她雇三輪車分批將書籍從岐山邨運到安亭路71號三樓她住的公寓裡加以處理。
有一次裝運書籍的三輪車行近安亭路時，被民警喝停檢查並命三輪車駛往天平路派出所聽候處理。舅母未敢深究就回家了。事後舅母一直掛念著這車書籍的最後歸宿，擔心會不會被當廢紙處理。有一次她將處理書籍的經過告訴了我，並要我設法去打聽一下。那時我在上海徐匯區政協翻譯組工作，便將此事經過向區政協幹部吳秋萍同志反映，並請她向天平路派出所了解一下這批書籍、信札的下落。幾天后吳同志告訴我，派出所將這批東西交給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了。
我將此事告訴了舅母，她感到放心和欣慰，她相信文管會一定會妥善處理的。現在惜陰堂趙鳳昌藏札被珍藏在北京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2002年12月該館唱春蓮同志來信說該館珍藏的《趙鳳昌藏札》總計三十六函一百零九冊，但不知這批手稿在何時、經何人、以何種方式入藏該館的。我除簡復當年經過情況外，撰此短文以存歷史真相。
趙鳳昌藏札被派出所交給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之後，是否就直接由此轉歸國家圖書館了呢？這一謎團也有幸因知情人的回憶而得以解開。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湯志鈞先生在
《歷史研究與史料整理——文革前出版的四種史料彙編》一文談到趙鳳昌藏札的發表時，有這樣一段話：
《趙鳳昌藏札》，共109冊，現藏北京圖書館，實為研究辛亥革命、南北議和的重要資料。這宗資料，原藏上海圖書館，後奉調北京，我是從顧廷龍館長處知道的，當時只知調往北京，不知藏所，經商請中華書局張靜廬先生，經他熱心支持，將其中第107至109冊以及其他有關函電抄錄寄所。
從中我們首次得知這批書札曾藏於上海圖書館，入藏的具體時間不清楚，估計應是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接收了這批藏札後，很快就轉交給上海圖書館。五六十年代許多私家藏書入藏公共圖書館，大都是通過當地的文管會。
既然趙鳳昌藏札歸上海圖書館收藏，何以最終出現在國家圖書館？這又是一個謎團。2007年12月28日，筆者在查閱國家圖書館其他手稿的入藏檔案時，意外發現目錄中有“文化部撥交近代史料書札”一條，心中一動，猜想會不會是與趙鳳昌藏札有關的檔案呢？請求取出一看，果然是這批文獻入藏我館的原始記錄，內容恰巧與楊小佛先生的回憶接上了。這個發現讓我欣喜不已。今抄錄相關記載如下：
（1）1955年5月21日，善本部輿圖組報告：
我們在上海文化局寄來近代史資料中查出許多名人書札，為了充實我館的手稿特藏，請求領導上設法將下列諸人手跡撥給（輿圖組手稿部分）負責保藏，供讀者參考之用。現提出我們所需要的名單以及分析辦法，請考慮。
辛亥前後革命人物：孫中山、楊銳、黃興、陳其美；
學者及作家等：劉鶚、沈增植、張佩倫、廖平、楊守敬、李瑞清、繆荃孫、王韜、張元濟、孟森、嚴復；
外交家：許景澄、伍廷芳；
滿清官僚（反動的，但有其代表性，擬另行收藏）：張之洞、胡林翼、彭玉麟、端方；詩人：陳三立、樊增祥。
總計23人，雜見於二十二本冊頁中
該檔案後有：“丁館長已同意，可先報社管局”的批示。
（2）1955年5月27日北京圖書館向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交報告（55）善字第四七六號：
擬將上海文化局寄來近代史資料中的名人書札拆下歸善本手稿特藏。可否，請示。
（3）1955年6月29日，文化部辦公廳發文“決定將調借給北京圖書館展覽用的近代史料，撥歸北京圖書館入藏。”主送機關：上海市文化局，抄送機關：北京圖書館。該檔案說：
二月二十二日，滬化密（55）字第七九號報告。關於近代史料的信札一批，前已由我部調借給北京圖書館展覽。現因中央有關機關常常用這批資料，故我部決定撥歸北京圖書館入藏。今後各地如有需要，可用照相、抄寫等辦法解決。此復。
檔案後有中文采編組記錄：
該材料經清點後總計壹佰零玖冊，已登記送新善本入藏。
通過楊先生的回憶和國家圖書館藏檔案資料，我們可以較為清楚地勾勒出趙鳳昌藏札在相關單位遷轉的過程：這批書札被派出所沒收後的確被送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文管會將這批文獻轉交給上海圖書館。後來因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舉辦展覽的需要，由文化部通過上海文化局，將其調借至北京圖書館展覽。在此期間，北京圖書館的專家們發現了這批文獻的價值，於是打報告給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請求留下其中最有價值的22冊永久保藏。經文化部決定，將整批文獻全部撥歸北京圖書館入藏，至此趙鳳昌藏札正式入藏北京（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名家手稿文庫。在往來公函中，這批藏札一直被稱作“近代史資料信札”，後來入藏北京圖書館，一度仍沿用該名。
價值
趙鳳昌藏札最有價值的是有關辛亥革命前後政局的史料，這也是趙鳳昌藏札中最早被關注、整理和利用的部分。1960年上海歷史研究所編輯《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時，首次整理公布了趙鳳昌藏札中的涉及辛亥革命的部分。近期出版由章開沅等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也收錄了部分辛亥函札。1963年章開沅先生被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借調赴京，除協助北洋史料徵集工作外，大部分時間用於張謇研究。他經常到北京圖書館善本閱覽室檢閱趙鳳昌藏札，應該是第一個對趙氏藏札原件進行了較為全面翻閱、抄錄的學者。因為章先生系統全面地看了趙氏藏札原件，對這批資料的珍貴价值便有了更深的認識：
趙鳳昌因為是幕僚出身，對來往函電非常注意保存。由於他的特殊身分，這109冊函電原件，便成為研究晚清和民國初年政治史極為重要的史料結集。現今人們大多只注意其中之107、108、109三冊，即所謂《辛亥要件》。……但趙鳳昌全部藏札所涉及的史事尚涉及辛亥以前，如中法戰爭、洋務運動、庚子事變、立憲運動等，且相關函電數量極多，至今尚未見人利用。
學術界雖然對趙鳳昌藏札的史料價值予以了高度重視及評價，但因這批資料尚未全部出版公布，大家對其價值的認識和揭示仍僅是冰山一角。孔祥吉先生稱趙鳳昌藏札為“美不勝收的晚清史料”。贊趙氏“所藏之信札，真可謂是尺牘之精華，史料之瑰寶，謂其價值連城亦不為過”。
首先，這批藏札所涉及範圍廣泛、內容豐富。當年北京圖書館檔案資料《檢查函札工作報告》曾對這批資料的內容作了一個粗略的分類，大致如下：
一、各項歷史資料
中法戰爭、中日戰爭、義和拳、辛亥革命、討袁、討復辟、加入協約、政局醞釀及演變、統一黨、
變法自強、外蒙獨立、外交（中俄、中英、中法、中日）、邊防、建設（修路、造船、煉鐵）、財政、農民運動、兵匪擾亂、張勛兵擾民、直奉戰爭
二、刻書印書的資料
刻君憲紀實、刊刻張文襄遺奏稿、刻夢窗詞、刻粟香叢書、刻常州續詞錄、刻何詩孫詩稿及晏詞、
印黃克強詞、廣州開書局刊書、刻書譯小說及譯史、印馮煥章日記、刻沈文起左氏補註沈西莊孔注辨偽、印國朝詞綜補五十八卷、觀古閣叢刊北江先生集經世文編、印佛書
三、編著書的資料
蓼園詞選、叢書書目彙編、丁氏詁林、吳湖帆八聲甘州等詞、輶軒書、繪渤海圖、劉子庚名家詞
集、果報錄、張文襄遺稿、廖平擬左傳經律長編、勸學編、邵瑞彭詩詞書札、洪憲曆書、葉恭綽書札詩詞、張佩綸管子大義及莊子微言、朱一新春秋述義規過考信、樊增祥之書札及詩、趙椿年蒐集金石文字擬匯為一編、趙叔雍詞綜集
四、文化教育機關的資料
廣東廣雅書院、東方圖書館、康有為辦時務報、劉岳雲辦商務報、在上海籌設圖書館、同文館改
為譯學館、製造局設翻譯館、熱河故宮古物、胡元倓函擬辦大學
根據當年有關專家對趙鳳昌藏札所含史料的分類，可以知道這批藏札幾乎涉及晚清至民國時期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的事件，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而我們關注到，文化教育方面的史料亦非常豐富。
其次，趙氏藏札涉及眾多在晚清史、民國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是研究近代人物和人物關係的第一手資料。
如研究張謇，趙鳳昌藏札就是不可不看的資料，其中所收張謇書札、電函多達一百四十餘通。難怪這批當初還未命名的資料是由研究張謇的學者首先發現利用的。藏札中還可看到，趙氏與張之洞、張謇、陳寶箴、黃體芳、譚鍾麟等多人保持著父子或祖孫幾代人的交往。
1955年，善本部輿圖組提交的報告是以23個著名人物書札的重要價值請示留在善本庫保藏的，而事實上，趙鳳昌藏札中所收重要人物的書札墨寶遠不止這23人。趙鳳昌在晚清時為張之洞的總文案，對來往函電保存十分用心；退出政治中心後他的社會交往更為廣泛，除政治人物外，他還廣交社會賢達文人墨客及各界朋友，作為惜陰居士他與佛教界也有書信往來，他對私人信件亦精心收藏。趙鳳昌的兒子趙尊岳早年隨詞學大家況周頤、朱祖謀等學習填詞，與民國間許多詞學家和教授學者都有書信往來和詩詞唱和，同時他還酷愛戲曲，和梨園行熟稔，與梅蘭芳、程硯秋及為其寫劇本的金兆棪、羅惇曧等有較深的交情，同時父子二人還與不少的書畫家、出版家、藏書家、慈善家有密切交往。
除以上23人外，趙鳳昌藏札內所收晚清及民國間政界、實業界人物的書札還有：汪精衛、熊希齡、馮國璋、湯化龍、湯壽潛、唐紹儀、盛宣懷、黃郛、沈恩孚、張謇、伍廷芳、宋教仁、薩鎮冰、黃體芳、袁昶、梁敦彥、倪文蔚，龔易圖、張之萬、岑春煊、陳寶琛、陳寶箴、蔣方震
著名書畫家的書札還有：吳昌碩、王仁東、葉衍蘭、莊蘊寬、王秉恩、譚澤闓、吳湖帆、陶濬宣、鄭孝胥、陳喬森
文化教育界名人書札有：王懿榮、黃遵憲、章太炎、章士釗、黃炎培、葉恭綽、況周頤、朱祖謀、龍榆生、夏承燾、陳衍、仇埰、程頌萬、邵瑞彭、鄭文焯、屠寄、辜鴻銘、許寶蘅、羅振玉、張君勱、趙元任、朱一新、梁鼎芬、胡元倓
民國時期藏書家書札有：鄧邦述、潘祖蔭、潘承厚、徐乃昌、丁福保
民國時期梨園名家書札有：王瑤卿、王鳳卿、朱素雲、程硯秋、金兆棪、羅惇曧
與趙尊岳有來往的漢奸文人書札：梁鴻志、王揖唐、王克敏、湯爾和
佛教界人物書札有：印光法師、林大任、陳裕時（陳圓白）、……
從這一串長長的名單我們不難看出趙鳳昌藏札內珍藏著多少塵封的珍貴資料。
趙鳳昌藏札不僅所涉人物眾多、數量巨大，而且裝幀大方，保存完好。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各色花箋素箋紙，配同時期著名人物和書畫家的行、楷、草、隸各種墨跡，的確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既是“年代久遠，存世稀少”的珍貴文獻史料，又絕對是具有藝術欣賞價值的精美文物。
第25屆全國優秀古籍圖書獎
| “全國古籍優秀圖書獎”是由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古籍出版工作委員會設立，是全國唯一一項古籍專業圖書獎項，自2006年起，每年召開一屆。全國共有27家出版社參加了2011年度全國“優秀古籍圖書獎”評獎活動，參評古籍圖書176種，最終有34種圖書獲一等獎， 63種圖書獲二等獎， 13種圖書獲普及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