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方言》《方言》一書的全稱是《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作者揚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字子云，西漢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他是文學家、哲學家，又是著名語言學家。
《方言》全名《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是中國第一部比較方言辭彙的重要著作。西漢揚雄撰，今存13卷，見東晉郭璞《方言注》(涵芬樓四部叢刊本)。秦朝以前，每年八月，政府派遣“輶軒使者”（乘坐輕車的使者）到各地蒐集方言，並記錄整理。這些材料由於戰亂而散失。揚雄的老師嚴君平收集了1000多字，揚雄的親戚也有了解。揚雄對此很感興趣，自己有蒐集整理了很長時間，經過27年，寫成了這部9000字的書（今本為12000字，為後人增補）。時人讚嘆說《方言》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
揚雄《方言》不僅是中國語言學史上第一部對方言辭彙進行比較研究的專著，在世界語言學史上也是一部開闢語言研究的新領域，獨創個人實際調查的語言研究的新方法的經典性著作。在《方言》尚未完全成書之時，與揚雄相識的張伯松（西漢張敞之孫）就盛讚它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揚雄答劉歆書》）
揚雄雖是中國第一部方言專著的編撰者，但方言調查的做法，在周秦時代就已存在了。揚雄給劉歆的信，東漢應劭的《風俗通義·序》中都談到，周秦時代的每年8月，中央王朝都派出乘坐車輶（yóu）車（一種輕便的車子）的使者到中國各地調查方言、習俗、民歌民謠。揚雄和應劭稱這種人叫“輶輶軒之使”，也就是“輶軒使者”的意思。周王朝的這種做法，本身雖不屬於語言科學研究的範疇，它的目的正如東晉人常璩在《華陽國志》中所說：“以使考八方之風雅，通九州之異同，主海內之音韻，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風俗也。”
通過了解各地方言，以了解各地的風土人情，加強中央王朝與地方上的聯繫，這是當時方言調查的目的。漢朝官方有無此種做法，已不得而知，但劉歆給揚雄的信中說：“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於殊語，欲以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傜俗。”揚雄的回信也說：“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揚雄是西漢時人，這起碼說明，方言調查在漢代可能也是皇帝所關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這種通過輶軒使者調查所得的方言材料，隨著周秦王朝的敗亡，可能也就成了王朝書庫中的塵封散亂之物，西漢前期並未見到有何人加以留心整理。揚雄提到成都的嚴君平和臨邛的林閭翁孺（“林閭”是複姓）“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而這兩個人不僅與揚雄是同鄉，且又都是揚的老師，林閭翁孺與揚雄還有親戚關係。但他們二人掌握的材料並不多，“君平才有千言”，“翁孺梗概之法略有”。但也許正是這種種關係和他們所見到的材料和擬就的“梗概”，啟發了揚雄研究方言的興趣；而揚雄本人又曾在漢成帝時“得觀書於石室”（皇家藏書之處），並校書於天祿閣。方言調查的傳統和調查所得材料的遺存，應當視為揚雄編撰《方言》的引發契機和初步基礎。
所謂“輶軒使者絕代語釋”，所指應當是先代使者調查方言所得到的“絕代語”的釋義，就是古代語言的解釋；“別國方言”則是就地域而言，也就是西漢時代各地方言的意思。這個題目本身就說明此書不只是講“方言”的，它包含了對“絕代語”的釋義和“別國方言”的釋義兩個方面的內容（依何九盈先生說，見《中國古代語言學史》）。不過，“絕代語”和“方言”這兩個概念，具體落實到某一個詞兒上，只具有相對的意義，而不是絕對的。書中明言地域區劃的，當然是該地的方言；至於“絕代語”在揚雄時代也許是較易辯識的，今天則不易分辨出來了。
揚雄是一位古文經學家。據東漢許慎說，漢平帝曾召集百餘名學者到未央宮講解文字，揚雄根據會議材料，采以作《訓纂篇》。《漢書》本傳記載他曾教授劉歆之子劉棻學作“奇字”。所謂奇字，就是先秦古文字中的形體奇異者。語言文字方面的深厚功底為他撰寫《方言》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揚雄大約在40歲左右從老家到長安，以後一直在長安任職。這就使他有機會熟悉帶有今天國語性質的當時的“通語”，有機會接觸來自各個方言區的人。在給劉歆的信里揚雄說，在長安時，他常常手握毛筆，攜帶白絹（寫字用），向來自各地的孝廉和士卒詢問各地方言異語，回到家裡即加以整理排比。這樣的實際調查工作，一直進行了27年之久。揚雄71歲時死在長安。他一生官位不高，家境素貧，很少有人到他門上。揚雄把他的後半生幾乎全都奉獻給了方言調查研究工作。揚雄的足跡雖只由蜀郡至長安，但他握筆攜絹的記錄工作，已開創現代方言調查的先河。
主要內容
《方言》《方言》經東晉郭璞注釋之後流傳至今。
今本《方言》計13卷，大體輪廓可能仿《爾雅》體例，但卷內條目似不及《爾雅》嚴格有條理。大體上，卷一、二、三是語詞部分，其中有動詞、形容詞，也有名詞；卷四釋衣服；卷五釋器皿、家具、農具等；卷六、七又是語詞；卷八釋動物名；卷九釋車、船、兵器等；卷十也是語詞；卷十一釋昆蟲；卷十二、十三大體與《爾雅》的“釋言”相似，往往以一詞釋一詞，而沒有方言辭彙比較方面的內容，與前10卷大不相同。何九盈先生懷疑最後2卷可能原來是分作4卷的（揚雄自己說全書是15卷），且揚雄生前並沒有把《方言》寫完，現在的後2卷原本只是寫作提綱。後揚雄因病去世，沒有來得及把這2卷中有關方言的對比寫進各條之下，以致成了未最後完成的書稿。13卷的《方言》所收的詞條計有675條（據周祖謨《方言校箋》統計），每一條下，作者往往先提出一個或幾個同義詞作為條目，然後或用一個詞來解釋它們，或分別說明各個詞的使用地域，所以實際詞目遠遠超過了條數。例如：
①跌：蹷也。（卷13）
②焬、烈：暴也。（同上）
③憮、、憐、牟：愛也。韓鄭曰憮；晉衛曰；汝潁之間曰憐；宋魯之間曰牟，或曰憐。憐，通語也。（卷1）
④嫁、逝、徂、適：往也。自家而出謂之嫁，由女而出為嫁也。逝，秦晉語也。徂，齊語也。適，宋魯語也。
往，凡語也。（卷1）
例①、②這種釋詞方式見於卷12、13，缺少了方言詞的比較和通行區域的說明。例③、④大體是全書的通例。所謂“通語”、“凡語”，指的是當時沒有區域限制的通行語；某地語或某某之間語指某地區或某兩地區方言而言，最後兩種情況也有通行區域廣狹之分。
在記錄方言辭彙時，揚雄已敏稅地覺察到，某些方言同的區別，是方音不同造成的，他把這種情況稱之為“轉語”或“語之轉”。例如：
⑤庸謂之倯，轉語也。（卷3）
例⑤倯（sōng）與庸疊韻，都是懶惰無能的意思。例⑥兩種名稱實指一物，即今天的蜘蛛，它們都是由“侏儒”一詞的語音衍化而來。
《漢書·藝文志》和《漢書·揚雄傳》都沒有提及《方言》，所以後代便有人對《方言》的作者發生懷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經“反覆推求，其真偽皆無顯據。姑從舊本，仍題雄名”。現代學者王國維、羅常培等主張《方言》為揚雄所撰。根據揚雄《答劉歆書》和東漢應劭《風俗通義·序》等材料，可知周秦時期已有人採集方言。
揚雄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以周秦殘存的資料作為起點，進一步收集和整理各地方言。他利用各方人士來京的機會進行調查，用了27年時間，完成這部著作。《方言》刻本北宋有國子監本，南宋有蜀本、閩本和贛本，現存宋本是南宋慶元六年(1200)潯陽（今江西九江）太守李孟傳的刻本。《方言》所記載的都是古代不同地區的辭彙，還摻雜少數當時少數民族的語言。它的體例是先列舉詞條，然後分別說明通行情況。例如第1卷第1條：“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方言》對所記錄的辭彙，往往註明“通語”、“某地語”、“某地某地之間語”、“轉語”等。通語即當時通行的語言，某地語即當時某個地方的方言，某地某地之間語即通行區域比通語小比某地語大的方言，轉語則是由於時間和地域上的不同而語音發生變化的詞。《方言》對所記辭彙大都說明通行區域，可從中大體了解漢代方言分布的輪廓。
註疏著作
《方言注》， 這是《方言》的第一個注本，13卷，東晉郭璞撰（涵芬樓四部叢刊本）。郭璞繼承和發揚了以活的方言口語作為調查對象的傳統，在為《方言》作注時，採用晉代活的語言來和揚雄所記漢代方言相比較。從《方言注》中可以看出某些詞語古今的意義已發生變化。例如卷一：“虔、劉、慘、，殺也。”註：“今關西呼打為。”卷六：“擘，楚謂之紉。”註：“今亦以線貫針為紉，音刃。”《方言注》還指明某些方言詞依舊在某地保存，或已經在某地消失轉而在他處保存。例如卷一：“娥、，好也。……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媌。”註：“今關西人亦呼好為媌，莫交反。”“虔、儇，慧也。……，楚或謂之。”註：“他和反，亦今通語。”揚雄《方言》的原本雖無可查考，但因有郭注本而得以長期保存下來。現在能見到的宋以後的幾種《方言》刻本，都是郭注本。《方言注·序》和揚雄跟劉歆間往來的書信都說《方言》共有15篇，但今本《方言注》僅存13卷，這大概是六朝時期的變動。至於字數，應劭《風俗通義·序》說9000字，清代戴震統計，《方言注》正文則有1.9萬餘字，其間變化，因時代推移，已無從查考。
《方言疏證》，清代為揚雄《方言》正偽補漏，逐條疏證的第一個校本。13卷，戴震撰（四庫全書和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揚雄《方言》的刻本，自宋代以來有多種，經流傳寫刻，難免有些錯漏。戴震以《永樂大典》本跟明本校勘，並進一步蒐集古籍中引用《方言》和《方言注》的文字來和《永樂大典》本互相參訂，共改正訛字281個，補脫字27個，刪衍字17個。辨析疑義，取證確鑿。例如卷五：“甑，自關而東謂之甗，或謂之儐”，註：“梁州呼。”文中“梁州”為“涼州”之訛，戴氏加以改正。又如卷十三：“冢，……凡葬而無墳謂之墓，言不封也。”“言不封也”下面有脫字，戴氏從《永樂大典》本補註“墓猶慕也”4個字。卷六：“怠，陁，壞也。”註：“謂壞落也，音蟲豸，未曉。”戴氏認為“未曉”二字是閱讀者所記，為衍文，故刪。《方言疏證》還有疏漏和可以商榷之處。例如卷五：“薄，……自關而西謂之薄。”戴氏下脫“南楚謂之蓬薄”六字。卷十二：“蒔、殖，立也。”戴氏誤改“殖”為“植”。清代王念孫撰《方言疏證補》（高郵王氏遺書本），有不少見解可以補戴氏的不足。
《方言箋疏》，清代為揚雄《方言》作注的著作。錢繹撰。卷首有鹹豐建元辛亥（1851）自序。《方言箋疏》主要參考戴震的《方言疏證》和盧文弨（1717～1795）的《重校方言》這兩種本，又用玄應《一切經音義》參校一遍。共13卷20餘萬字，旁徵博引，資料豐富。如卷一第一條“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箋疏》引書有《廣雅》、《荀子》、《白虎通義》、《呂氏春秋》、《禮記》、《左傳》、《逸周書》、《孟子》、《莊子》、《詩經》、《楚辭》、《史記》、《釋名》、《說文》、《廣韻》等20多種。錢氏不理解《方言》一書以活的方言口語作為調查對象的主旨，只是從史傳、諸子、類書以及古佚殘篇中蒐集材料，加以考證，所以用力雖勤但創見較少。《方言箋疏》在清代有3種傳本：一為廣雅書局本，一為徐氏《積學齋叢書》本，都有脫文，一為光緒十六年仁和王文韶紅蝠山房校刊本，相傳以後者最為完備。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據紅蝠山房刊本影印發行。
貢獻影響
《方言》《方言》以各地的活方言作為記錄對象，不受文獻記載和文字形義的限制，並注意綜合時間和地域的不同去研究方言，這在研究方法上為後世樹立了優良傳統。後代學者為《方言》作註疏的著作有多種，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方言注》、《方言疏證》和《方言箋疏》等。
《方言》一書所涉及的方言區域，東起齊魯，西至秦、隴、涼州，北起燕趙，南至沅湘九嶷，東北至北燕、朝鮮，西北至秦晉北鄙，東南至吳、越、東甌，西南至梁、益、蜀、漢，中原地區則幾近包羅無餘。由此可以考見漢代方言分布的大致區域，繪製出大致的方言地圖。《方言》還為提供了研究漢代社會生活某些方面情況的資料。
《方言》提供了研究漢語發展史、漢語方言史、漢語辭彙史、漢語音韻史的豐富資料。《方言》一書的價值更在於，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用個人力量進行中國方言辭彙調查後而撰成的一部書，它的編纂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是一種創舉，收集材料和編寫方法在當時已具有相當的科學性。
相關介紹
《方言》呈現出的最大特點是，較大的方言區都在中原四周，如秦晉區、河北趙魏區、北燕朝鮮區、齊區、吳越區、楚區，而中原地區的情況卻十分混亂，根據不同的方言辭彙可以劃出許多不同的區域，如陳楚宋魏區、陳楚宋衛區、宋魏區、陳楚區、周韓鄭區、周韓鄭衛區等等。嚴耕望先生在《揚雄所記先秦方言地理區》中將這些混亂的區域合併成一個“中原區”。這恐怕是不行的，因為我們找不到一個恰好是流行於這一地區的方言辭彙。在我看來，中原地區絕對不構成一個方言區，這是中原地區最大的特點。我的猜測是，中原地區四通八達，戰國時期周邊大國林立，中原諸小國不僅在政治上被迫“朝秦暮楚”，而且在語言上也被周邊大國撕碎了，所以難以形成統一的、排它的方言區。
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值得注意。按嚴耕望先生的考證，上面提到的“陳楚宋魏”中的“楚”並不是指楚國的全境，而只是“指淮北之陳蔡汝潁地區而言，至多擴及淮水南北，決非指荊楚（郢楚）故地而言也。”嚴氏此說有可靠的史料依據，完全可以相信。《史記》卷六三《老子韓非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索隱：“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屬楚，故云楚苦縣。”“莊子者，蒙人也，名周。”索隱：“劉向《別錄》雲宋之蒙人也。”按此，老、莊正在“陳楚宋魏”區域內。“苦”、“蒙”均在今河南境內。過去論及老、莊思想，學者都強調其楚文化的背景。這是不錯的，楚國多神話，按民俗學的解釋，神話與傳說不同，神話偏重於解釋。在神話的土壤上容易產生像老、莊那樣較為純粹的哲學。但當我們注意到老、莊生活的具體地域時，上述解釋又顯得有些不夠了。為什麼老、莊思想未能產生在更南方的楚國腹地呢？為什麼他們恰好出自楚文化圈的最北部呢？要知道，從自然地理的角度看，這裡已經不屬於南方了，而是屬於河、淮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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