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1歲那年》

《我21歲那年》

《我21歲那年》,作者史鐵生。其內容講述:他思考了死與生。死是必然的歸宿,當我們感到累了,上帝會自然安排我們休息。而活著,是我們一生都需想的問題,即使活著是飽經蒼桑的,世界仍然在運轉,我們不能逃避,只能欣然接受,改變現在的自己。

內容簡介

久病的史鐵生在寂的輪椅中一次次回憶的往事,由他一貫沉穩

史鐵生史鐵生
而有力量的語言娓娓道來,呈現在讀者面前。這些往事有的溫暖,有的苦澀,而往往從日常的事情上升到令人心情為之爽淨的玄思。我們能從這些文字中看到命運是怎樣無常地折磨一個凡人,而這個人及他周圍的人怎樣不懈地和命運鬥爭,從而變得不同凡響

由於作者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齡忽地殘廢了雙腿”,他體驗到了更多的人生的痛苦,但他依然在命運中掙扎時,找到了一片古園,在這裡度過了一個又一個春、夏、秋、冬的輪迴,深刻地感受每一個季節的特點,體會每種人生的價值。他思考了死與生。死是必然的歸宿,當我們感到累了,上帝會自然安排我們休息。而活著,是我們一生都需想的問題,即使活著是飽經蒼桑的,世界仍然在運轉,我們不能逃避,只能欣然接受,改變現在的自己。

當我們能擁有一片屬於自己的淨地了,應理去心中的一絲雜緒,熟悉真實的自我,進行自我完善。思考人生是每個人的必備之路,不同的人,思考的結果、內容不一。

作者簡介

史鐵生,男,漢族,1951年生於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隊,1972年雙腿癱瘓回到北京。1974年始在某街道工廠做工,七年後因病情加重回家療養。

1979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著有中短篇小說集《我的遙遠的清平灣》《禮拜日》《命若琴弦》 、 《往事等;散文隨筆集《自言自語》《病隙碎筆》等;長篇小說《務虛筆記》以及《史鐵生作品集》 。曾先後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魯迅文學獎,以及多種全國文學刊物獎。一些作品被譯成英、法、日等文字,單篇或結集在海外出版。

2002年,史鐵生榮獲華語文學傳播大獎年度傑出成就獎,同年, 《病隙碎筆》(之六)獲首屆“老舍散文獎”一等獎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時,59歲的作家史鐵生因腦溢血在北京去世。根據史鐵生生前遺願,他的脊椎大腦捐給醫學研究;他的肝臟將捐給有需要的患者。史鐵生年輕時雙腿癱瘓,後來患腎病並發展到尿毒症,一直靠透析維持生命。

文章摘錄

史鐵生三卷本文集---第三卷 我21歲那年

友誼醫院神經內科病房有十二間病室,除去一號二號,其餘十間我都住過。當然,決不為此驕傲。即便多么驕傲的人,據我所見,一躺上病床也都謙恭。一號和二號是病危室,是一步登天的地方,上帝認為我住那兒為時尚早。

十九年前,父親攙扶著我第一次走進那病房。那時我還能走,走得艱難,走得讓人傷心就是了。當時我有過一個決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這樣走出來。

正是晌午,病房裡除了病人的微鼾,便是護士們輕極了的腳步,滿目潔白,陽光中飄浮著藥水的味道,如同信徒走進了廟宇我感覺到了希望。一位女大夫把我引進十號病室。她貼近我的耳朵輕輕柔柔地問:“午飯吃了沒?”我說:“您說我的病還能好嗎?”她笑了笑。記不得她怎樣回答了,單記得她說了一句什麼之後,父親的愁眉也略略地舒展。女大夫步履輕盈地走後,我永遠留住了一個偏見:女人是最應該當大夫的,白大褂是她們最優雅的服裝。
那天恰是我二十一歲生日的第二天。我對醫學對命運都還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出在脊髓上將是一件多么麻煩的事。我舒心地躺下來睡了個好覺。心想:十天,一個月,好吧就算是三個月,然後我就又能是原來的樣子了。和我一起插隊的同學來看我時,也都這樣想;他們給我帶來很多書。
十號有六個床位。我是六床。五床是個農民,他天天都盼著出院。“光房錢一天就一塊一毛五,你算算得啦,”五床說,“死唄可值得了這么些?”三床就說:“得了嘿你有完沒完!死死死,數你悲觀。”四床是個老頭,說:“別介別介,咱毛主席有話啦——既來之,則安之。”農民便帶笑地把目光轉向我,卻是對他們說:“敢情你們都有公費醫療。”他知道我還在與貧下中農相結合。一床不說話,一床一旦說話即可出院。二床像是個有些來頭的人,舉手投足之間便贏得大夥的敬畏。二床幸福地把一切名詞都忘了,包括忘了自己的姓名。二床講話時,所有名詞都以“這個”“那個”代替,因而講到一些轟轟烈烈的事跡卻聽不出是誰人所為。四床說:“這多好,不得罪人。”
我不搭茬兒。剛有的一點舒心頃刻全光。一天一塊多房錢都要從父母的工資里出,一天好幾塊的藥錢、飯錢都要從父母的工資里出,何況為了給我治病家中早已是負債累累了。我馬上就想那農民之所想了:什麼時候才能出院呢?我趕緊鬆開拳頭讓自己放明白點:這是在醫院不是在家裡,這兒沒人會容忍我發脾氣,而且砸壞了什麼還不是得用父母的工資去賠?所幸身邊有書,想來想去只好一頭埋進書里去,好吧好吧,就算是三個月!我平白地相信這樣一個期限。
可是三個月後我不僅沒能出院,病反而更厲害了。
那時我和二床一起住到了七號。二床果然不同尋常,是位局長,十一級幹部,但還是多了一級,非十級以上者無緣去住高幹病房的單間。七號是這普通病房中唯一僅設兩張病床的房間,最接近單間,故一向由最接近十級的人去住。據說剛有個十三級從這兒出去。二床搬來名正言順。我呢?護士長說是“這孩子愛讀書”,讓我幫助二床把名詞重新記起來。“你看他連自己是誰都鬧不清了。”護士長說。但二床卻因此越來越讓人喜歡,因為“局長”也是名詞也在被忘之列,我們之間的關係日益平等、融洽。有一天他問我:“你是乾什麼的?”我說:“插隊的。”二床說他的“那個”也是,兩個“那個”都是,他在高出他半個頭的地方比劃一下:“就是那兩個,我自己養的。”“您是說您的兩個兒子?”他說對,兒子。他說好哇,革命嘛就不能怕苦,就是要去結合。他說:“我們當初也是從那兒出來的嘛。”我說:“農村?”“對對對。什麼?”“農村。”“對對對農村。別忘本呀!”我說是。我說:“您的家鄉是哪兒?”他於是抱著頭想好久。這一回我也沒辦法提醒他。最後他罵一句,不想了,說:“我也放過那玩意兒。”他在頭頂上伸直兩個手指。“是牛嗎?”他搖搖頭,手往低處一壓。“羊?”“對了,羊。我放過羊。”他躺下,雙手墊在腦後,甜甜蜜蜜地望著天花板老半天不言語。大夫說他這病叫做“角回綜合症,命名性失語”,並不影響其他記憶,尤其是遙遠的往事更都記得清楚。我想局長到底是局長,比我會得病。他忽然又坐起來:“我的那個,喂,小什麼來?”“小兒子?”“對!”他怒氣沖沖地跳到地上,說:“那個小玩意兒,娘個!”說:“他要去結合,我說好嘛我支持。”說:“他來信要錢,說要辦個這個。”他指了指周圍,我想“那個小玩意兒”可能是要辦個醫療站。他說:“好嘛,要多少?我給。可那個小玩意兒!”他背著手氣哼哼地來回走,然後停住,兩手一攤:“可他又要在那兒結婚!”“在農村?”“對,農村。”“跟農民?”“跟農民。”無論是根據我當時的思想覺悟,還是根據報紙電台當時的宣傳倡導,這都是值得肅然起敬的。“紮根派。”我欽佩地說。“娘了個派!”他說:“可你還要不要回來嘛?”這下我有點發蒙。見我愣著,他又一跺腳,補充道:“可你還要不要革命?!”這下我懂了,先不管革命是什麼,二床的坦誠都令人欣慰。
不必去操心那些玄妙的邏輯了。整個冬天就快過去,我反倒拄著拐杖都走不到院子裡去了,雙腿日甚一日地麻木,肌肉無可遏止地萎縮,這才是需要發愁的。

史鐵生作品集

史鐵生,中國電影編劇,著名小說家,文學家,因突發腦淤血去世。本任務羅列了史鐵生先生的作品以紀念他在文學上的巨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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