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24日

1936年初，內務部秘密政工局局長莫爾恰諾夫召集近40個工作人員開了一次特別會議。到會者有內務部里最重要的幾個局的頭頭及其副手。莫爾恰諾夫宣布：暗害基洛夫的陰謀集團與僑居國外的托洛茨基有聯繫，“反革命地下組織”的領導人是從托洛茨基那裡接受新的密令的。為了把托洛茨基說成是一切“反革命地下組織”的組織者和領導人，內務部曾經憑空捏造出一個“陰謀聯繫網”，說這張網是從丹麥、法國和挪威伸向蘇聯的，因為托洛茨基曾在那幾個國家居住過。
現在，為了使這一說法站住腳，內務部頭目召來了拘捕在案的哥爾茨曼等人，授意他們在公審時坦白認罪，說自己曾與國外的托洛茨基見過面，並從他那裡得到過指令。於是，經過精心編排的一幕戲劇便開場了。
在一次審判中，哥爾茨曼供認說，1932年11月他因公到柏林出差時，曾秘密地在那裡與托洛茨基的兒子列夫·謝多夫碰過頭，並受陰謀組織的一個領導人伊·尼·斯米爾諾夫的委託，將一些檔案和以後聯繫的密碼交給他轉送托洛茨基。第二次碰頭時，謝多夫建議哥爾茨曼同他一道去見住在哥本哈根的托洛茨基。
“我當時就同意了，”哥爾茨曼說道，“但我提醒他，為了不招人耳目，我們不能兩人同行。我和謝多夫商定，我過兩三天再去哥本哈根，住布利斯托里飯店，並在那裡與他碰頭。我出車站後便直奔飯店，在登記處見到了謝多夫，1點左右，我們就動身去見托洛茨基。”他還承認，托洛茨基告訴他：“……必須除掉史達林……必須精心挑選合適的人去執行這一任務。”
可是，一個星期之後，丹麥政府的官方報紙《社會民主》披露了一條驚人的訊息，聲稱“布利斯托里”飯店早在1917年就因大樓拆除而關閉了，可是哥爾茨曼卻說，1932年他在那裡與謝多夫碰頭，爾後又一起到托洛茨基的住宅去，他的這個說法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美國一位著名的哲學家約翰·瓊組織了一個專門小組，調查莫斯科強加給托洛茨基的罪名。
該專門小組還準確地查明，在1932年11月23日到12月2日這段時間裡，即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的那些日子裡，他的兒子一直在柏林考試。證據是當時在柏林最高技術學校學習的謝多夫的成績冊、有校方簽字蓋章和教師簽名的考卷、注有日期和簽字的考勤簿。另外，可以作證的還有謝多夫給父母的信件。
史達林在得知丹麥報紙的報導和美國學者的調查結論後，簡直氣瘋了：“真見鬼，你們怎么想出這么個飯店！應該說他們在車站見的面，車站是拆不掉的！”他命令亞戈達進行調查，查出是哪些內務部人員如此粗心，使得整個審判威信掃地......。亞戈達懷著一絲扭轉敗局的希望，立即將內務部外事局一個頗有經驗的工作人員派到哥本哈根，要他在現場觀察一下，看看內務部能否在那裡做些手腳，作一點補救。
內務部為使托——季反蘇聯合總部案得以成立，把流放中的以及各地監獄裡的近300名原反對派成員弄到莫斯科來審訊，用威脅、許諾或其他手段，迫使他們承認自己是陰謀活動的參與者，並供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他們的頭目。
當史達林聽說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表現堅強”，拒絕在所要求的供訴上籤字時，感到非常氣憤，他那略為嘶啞的聲音里會突然冒出格外濃重的喬治亞土腔：“告訴他們，無論他們做什麼，都阻擋不了歷史的發展。他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去死或去保住自己的臭皮囊。給我狠狠地整，直到他們爬到你們面前開口坦白！”是的，史達林這次要跟他們算總帳，並且從此一筆算清。
1936年7月間，季諾維也夫同葉若夫和莫爾恰諾夫進行了一次通宵達旦的激烈談話。談話結束後，季諾維也夫回到了囚室，突然提出要與加米涅夫作一次單獨的會面。有跡象表明他準備投降，並想與加米涅夫商量一下自己的決定。這對於內務部來說，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事，行動分局副局長在會面的那間囚室里安上了錄音機。
會見後，季諾維也夫說出了自己的想法，認為必須出庭，但得有一個條件：史達林必須親自證實葉若夫以他的名義許下的諾言。加米涅夫雖有些猶豫和不滿，但最後還是同意了他的看法，並提出了談判的條件，即史達林必須當著全體政治局委員證實自己的諾言。
史達林馬上得知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的思想狀況。在亞戈達、莫爾恰諾夫和米隆諾夫詳細地向他匯報事情經過時，他掩飾不住滿意之情，預計這兩人終將屈服。聽完匯報後，他站起身，精神抖擻地搓著手，對部下予以讚賞，並決定改日在克里姆林官與他們直接對話。
那一天會面時，史達林提醒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你們要記住，第一，法庭審判不是針對你們的，而是針對我們黨的死敵托洛茨基的；第二，既然你們反黨最猖狂的時候我們沒槍斃你們，那么在你們肯幫助中央與托洛茨基作鬥爭之後，我們為什麼還要槍斃你們呢？第三，兩位同志忘記了，我們布爾什維克都是列寧的學生和後繼者，我們不想讓老黨員流血，不管他們對黨有多大的罪過。”他講得很有感情，聽起來非常真誠，也很有說服力。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聽到這裡，彼此意味深長地交換了目光，然後，加米涅夫站起身，以他們兩人的名義聲明，如果不槍斃所有的布爾什維克，不迫害他們的親人，並且今後也不再為這些人加入過反對派而判他們死刑，那他們兩人就將出庭。
“這是不言而喻的。”史達林回答道。
開庭前的最後一周，被告們在維辛斯基和內務部偵訊人員導演下，一遍又一遍地練習自己的角色，並在詳盡的提示下，背誦自己的“台詞”。葉若夫以史達林的名義再次向他們保證：只要他們在法庭上能履行自己的“義務”，答應的一切條件都會得到不折不扣的兌現。同時，他又提醒自己的“談話對手”，不得在法庭上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哪怕暗示也不行。不管是誰，只要有一個人敢“背信棄義”，全體被告人都將承擔有預謀地不認罪服法的責任。
1936年8月19日，人們期待已久的第一次莫斯科公審在工會大廈的十月廳開庭。審判長是烏爾利赫，法官們和書記員面向聽眾而坐。左側牆邊的小桌後是國家起訴人維辛斯基。右側牆邊坐著4排被告人，看上去無精打采，憂鬱不安；當然也有紅光滿面，舉止隨便的。有經驗的人一眼就可分辯出，誰是真正的被告，誰是冒充被告的奸細。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第二次坐在被告席上，這次被一道帶上法庭的還有另外14人，其中有他們當時在列寧格勒的追隨者葉夫多基莫夫和巴加也夫，以及托洛茨基分子斯米爾諾夫，以所謂新的證明材料為依據而提起的這次訴訟認為，這些被告分子已直接與托洛茨基勾結，他們的計畫不僅是要殺害基洛夫，而且還要殺害史達林和所有蘇維埃政府領導人。對於維辛斯基來說，儘管沒有物證，但要揭露這些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和發表激昂的起訴演說並不困難，因為對他在起訴中提出的罪名，被告們非但不會反駁，不會鳴冤叫屈，反而會想方設法予以承認。所以，他可以大膽地、繪聲繪色地描述這駭人聽聞的大陰謀。事實證明，被告們基本上履行了預審中承擔的“義務”，一個接一個地對這一罪行供認不諱，可維辛斯基仍然強調被告在很多細節上“沒有把話說完”。但他們究竟隱瞞了些什麼，維辛斯基卻避而不談。
此外，維辛斯基對奧利別爾格、賴因霍爾德、皮克爾等5個冒牌被告人的表現十分滿意。無論哪個被告人，只要其陳述與預先確定的台詞稍有出入，他們就會從椅子上站起來做一番糾正，甚至惡狠狠地咬住對方不放。維辛斯基似乎沒有發現，他們由於太賣力，把被告人的角色演得太過分了。
在結束起訴演說時，維辛斯基高聲喊道：“我強烈要求將這群瘋狗統統槍斃，一個不留！”
8月22日上午，即開庭的第4天，被告們都作了“最後陳述”。這可算是整個審判中最悲慘的一幕，被告們懷著能使自己的家庭和同志免遭史達林迫害的希望，走到自己毀譽自己的極限，甚至“超額”地去完成偵訊機關強加給他們的“任務”，唯恐讓史達林抓住一丁點兒，成為其撕毀許諾的理由。
8月24日凌晨2點30分，經過7個小時會議的審判庭成員重新出現在審判席上。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審判長烏爾利赫開始宣讀判決書。這時，大廳各個角落都響起緊張的咳嗽聲。審判長停頓了一下，等恢復平靜後，才一個接一個地念完全體被告人的姓名，接著又來了個長時間的停頓，最後宣布判處全部被告人極刑——“槍斃！”
據說，加米涅夫勇敢地迎接了死亡；而生病的季諾維也夫是被抬到刑場的。就在臨處決前的一瞬間，季諾維也夫還苦苦發出哀求：“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們，看在上帝的面上，請給史達林打個電話吧！”此刻他想起了史達林的諾言……50多個春秋過去了，1988年8月4日，蘇共中央“重新研究30至40年代和50年代初迫害事件材料委員會”發表公報，認為當年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蘇聯合總部案”的調查，是“在違法和捏造事實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有必要為所牽連的受害者平反昭雪。公報指出，當時對該案定的罪名是：進行反蘇活動、間諜活動、危害活動和恐怖活動，參與暗殺基洛夫，策劃對黨政領導人進行行動。在“詳細分析該案件材料後證實，對他們的指控也是毫無根據的”，因在該案人士的活動中“缺乏犯罪內容”。蘇聯最高法院全體會議滿足了蘇聯總檢察長的抗訴，撤銷了原判，為案件所涉及到的所有人恢復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