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場悟道

龍場悟道

“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史稱龍場悟道。在龍場這既安靜又困難的環境裡,王陽明結合曆年來的遭遇,日夜反省。一天半夜裡,他忽然有了頓悟,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龍場悟道”。王守仁明憲宗成化年間,生於浙江餘姚。父王華,王華在明朝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中了狀元,王守仁就隨父移居北平(北京)。

基本信息

事件概述

王陽明於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對宦官劉瑾,被廷杖四十,謫貶至貴州龍場(貴陽西北七十里,修文縣治)當驛丞。龍場萬山叢薄,苗、僚雜居。在龍場這既安靜又困難的環境裡,王陽明結合曆年來的遭遇,日夜反省。一天半夜裡,他忽然有了頓悟,認為心是感應萬事萬物的根本,由此提出心即理的命題。認識到“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這就是著名的“龍場悟道”。

龍場悟道龍場悟道

聖人之道是什麼,就是良知,良知人人都有。判斷事情對錯是非,標準是良知,而不是外在的一些事物。

他在這段時期寫了“訓龍場諸生”。其眾多弟子對於他的“心外無理,心外無物”理論迷惑不解,向他請教說:南山裡的花樹自開自落,與我心有何關係?他回答說:“爾未看此花時,此花與爾心同歸於寂。爾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爾的心外。”

他自己於7年後對這次略帶傳奇色彩的悟道敘述說:守仁早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眾說之紛擾疲苶,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

人物概述

王守仁明憲宗成化年間,生於浙江餘姚。父王華,王華在明朝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中了狀元,王守仁就隨父移居北平(北京)。

《明史》載, 王守仁出生時取名為王雲,但五歲不能說話,告訴他人,改名為王守仁,他才說話。王華對兒子家教極嚴,王守仁少年時學文習武,十分刻苦,但非常喜歡下棋,往往為此耽誤功課。其父雖屢次責備,總不稍改,一氣之下,就把象棋投落河中。王守仁心受震動,頓時感悟,當即寫了一首詩寄託自己的志向:

象棋終日樂悠悠,苦被嚴親一旦丟。

兵卒墜河皆不救,將軍溺水一齊休。

馬行千里隨波去,象入三川逐浪遊。

炮響一聲天地震,忽然驚起臥龍愁。

他以諸葛亮自喻,決心要作一番事業。此後刻苦學習,學業大進。騎、射、兵法,日趨精通。明弘治十二年(1499)考取進士,授兵部主事。當時,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博學之士,但提督軍務的太監張忠認為王守仁以文士授兵部主事,便蔑視守仁。一次竟強令守仁當眾射箭,想以此出醜。不料守仁提起彎弓,刷刷刷三箭,三發三中,全軍歡呼,令張忠十分尷尬。 王守仁做了三年兵部主事,因反對宦官劉瑾,於明正德元年(1506)被廷杖四十,謫貶貴州龍場(修文縣治)驛丞。劉瑾被誅後,任廬陵縣知事,累進南太僕寺少卿。其時,王瓊任兵部尚書,以為守仁有不世之才,薦舉朝廷。正德十一年(1516)擢右僉都御史,繼任南贛巡撫。他上馬治軍,下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謀略於一身,作事智敏,用兵神速。以鎮壓農民起義和平定“宸濠之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後因功高遭忌,辭官回鄉講學,在紹興、餘姚一帶創建書院,宣講“王學”。嘉靖六年(1527)復被派總督兩廣軍事,後因肺病加疾,上疏乞歸,病逝於江西南安舟中。諡文成。

理論概述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心學集大成者王守仁在貴陽文明書院講學,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說。所謂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識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踐履和實際行動。因此,知行關係,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踐履的關係,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實際行動的關係。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兩層意思。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認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為“兩截”。“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從道德教育上看,王守仁極力反對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脫節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歸之於個體的自覺行動,這是有積極意義的。因為從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識離不開道德行為,道德行為也離不開道德意識。二者互為表里,不可分離。知必然要表現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認識和道德意識必然表現為道德行為,如果不去行動,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認為:良知,無不行,而自覺的行,也就是知。這無疑是有其深刻之處的。

2、以知為行,知決定行。王守仁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意思是說,道德是人行為的指導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動是達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導下產生的意念活動是行為的開始,符合道德規範要求的行為是 “良知”的完成。

歷史意義

後來的歷史表明,王陽明的龍場悟道,在居於正統地位的朱子學之外,開啟了聲勢頗為浩大的陽明學潮流。關於這種學說的興盛與衰敗,古今中外的學者已經貢獻出來的著作堪稱汗牛充棟,這裡不再贅述。在本文的結尾處,只想就500年前的龍場悟道與當代的關聯,作出兩點簡要的申說。

其一,人類秩序的起點和依據在哪裡?朱子學和陽明學的回答,都是天理。但是,朱子學的天理,要通過格物才能尋得;而陽明學的天理,就在人心。通過“致良知”這一“不二法門”,通過直指人心的“良知”開導,就可以“安天下之民”、“成天下之治”。換言之,治平天下、維護良善秩序的根本方法,應當求助於康德所謂的“道德律”;甚至只有這樣的道德律令,才能安頓人心、人身與人世,才能最終滿足人類社會對於公序良俗的內在需要。

其二,知識分子的使命與道路是什麼?朱子學與陽明學的回答,都是以天下為己任。但朱子學提供的技術路徑,是向上看,是面向君主,是“得君行道”;而陽明學提供的技術路徑,則是向下看,是面向民眾,是“覺民行道”———這就是王陽明歷經艱辛之後找到的一條新路,它起源於1508年的龍場悟道,朱元璋的“廷杖”、劉瑾的“去衣行杖”都曾以反作用力的方式,催生了這條嶄新的,既立己也立人的思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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