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黑石號水下場景1998年，德國打撈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島海域發現了一艘滿載貨物的唐代沉船，名為“BatuHitam”，中文意譯為“黑石”號。船隻裝載著運往西亞的中國貨物，僅中國瓷器就達到67000多件。此次打撈出水大量長沙窯瓷器、金銀器和3件完好無損的唐代青花瓷盤，船隻的結構為阿拉伯商船，因出水長沙窯瓷碗上帶有唐代寶曆二年（826年）銘文，結合其他器物考證，沉船的年代被確認為9世紀上半葉黑石號船體保存完整，沉船底部破損的大洞推測為觸礁所致，沉沒地，海床結構為粘土而非岩石，滿載的船隻激起海底粘土並被掩埋形成保護層，船上運載的大部分陶瓷儲存在廣東燒造的大堆中，大堆中多裝運長沙窯瓷器和鉛條、香料，幾項綜合因素使沉船搭載的文物得以較好保存下來。
發現
故事
長沙窯碗經過
文物沃特法原先只是德國一家水泥廠的老闆，嫂子是印尼人，他聽廠里印尼工人提到婆羅洲和蘇門答臘之間的島嶼水域沉沒有古代珍寶，1996年，他帶著潛水裝備與印尼工人趕往傳說沉有寶藏的水域。本來他僅是利用假期潛水並感受海底尋寶，不想很快就有收穫。1997年沃特法發現了明代鷹潭號沉船（音譯），1998年又發現了馬熱尼號沉船（音譯），並於同年在勿里洞島外海一塊黑色大礁岩附近發現了一艘沉船，將其命名為“BatuHitam”，中文意譯為“黑石”號。對“黑石號”的打撈始於1998年9月，至1999年6月基本完成，從2000年開始對打撈文物進行整理。因為出水長沙窯瓷碗上帶有唐代寶曆二年（826年）銘文，結合其他器物考證，沉船的年代被確認為9世紀上半葉。
歷史記載
圖示黑石號運送貨物基本來自中國，以陶瓷器為主，起始港口無疑為中國。黑石號船體保存基本完整，採用繩索縫合綑紮船體，從結構看是一艘印度或阿拉伯造的單桅縫合帆船。這種船體結構是典型的阿拉伯縫合船，製作船體時不使用鐵釘。後代的馬可波羅並不欣賞這種結構的阿拉伯船隻，他曾寫道：“這些阿拉伯的船隻簡陋不堪，許多陷在泥中動彈不得，因為這些船板不是用鐵釘而是用椰棕繩連線而成的。他們把椰棕浸沒在水中，直到它們成為馬毛一樣的細絲，然後搓成繩子來連線他們的船體。它們中的許多船隻都在橫渡風大浪高的印度洋時沉沒了。”
從伊斯蘭教在7世紀初創立後不久，阿拉伯軍隊除了從陸上遠征摩洛哥和中亞，阿拉伯船隻還航行到東非和中國沿岸，並因此而出現了一些富有冒險精神和精湛技術的水手。阿拉伯古代民間故事《一千零一夜》中有《辛伯達航海記》故事，裡面就提到辛伯達曾遠航到達中國，開闢了阿拉伯到中國的航道。該故事被考證為哈魯恩·拉希德在巴格達執政期間（786一809年）發生的事，可能參考了8世紀末到9世紀初的航海故事，並參閱了阿拉伯地理資料和遠航水手們講述的故事。
為了驗證《一千零一夜》中辛伯達航海曆險的真實性和可能性，愛爾蘭探險家蒂姆·賽弗林曾在阿曼政府資助下，建造了仿古阿拉伯縫合船體帆船“蘇哈爾”號，於1980年11月至1981年7月間，費時7個半月從阿曼航行到中國廣州，驗證了阿拉伯古代縫合船具有一定遠航能力，世界知識出版社1988年據此出版《現代辛伯達航海記》，對仿古縫合幟嘀合建造、航路均有詳細記錄。根據此書所引用的阿拉伯航海資料，在1498年歐洲探險船隊到達阿拉伯海之後，阿拉伯人開始仿照歐洲船隻的設計，把船尾改成方形，此前的阿拉伯船隻是不分船頭船尾的，船頭與船尾可交替使用，“黑石號”估計也屬這類船隻。“黑石號”滿載從中國裝載的返航貨物，也驗證了古代阿拉伯縫合船確曾到過中國，可能在風暴中沉沒於返航途中。
據《現代辛伯達航海記》記述，該仿古船到達中國航程為6000海里，廣州大學的歷史專家提供了一則8世紀末的資料，記載一位中國官員在廣州港觀看一艘縫合的船，商船“不用釘子，他們用來連線全船各部分的唯一材料是椰棕纖維”，說明阿拉伯縫合船在唐代到達過廣州港，而“黑石號”就是其中一艘。“黑石號”是迄今所發現的最早的阿拉伯沉船，船上載滿中國陶瓷，沉沒於印尼水域，證明了在唐朝時中國與印度洋西邊的中東諸國，特別是波斯、阿拉伯，已存在直接的海運貿易，這也是唐代海上絲路最直接的證據。
文物種類
文物“黑石號”打撈文物陶瓷製品多達67000多件，其中98%是中國陶瓷。比較奇特的文物包括10件金器，金器之精美可媲美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金銀器。其中的八棱胡人伎樂金杯高10厘米，比何家村出土的兩件八棱胡人金杯（高分別為5．2及6．4厘米）尺寸還略大些。另有24件銀器、18枚銀挺和30件銅鏡，銀鋌單件重達2公斤。銅鏡中有罕見的專貢皇室的江心鏡，並帶有四神八卦紋飾和銘文。其他零星文物可能為船上乘員的個人物品，其中包括2件玻璃瓶、一件漆盤（殘）、象牙制遊戲器具（似為遊藝用的雙陸）和硯、墨（殘）。
長沙窯瓷約56500件，器型以碗為主，其次為執壺。其他器型包括杯、盤、盂、盒、罐、熏爐、油燈和少量肖生瓷塑。有件瓷碗帶有“寶曆二年七月十六日”銘文，碗心圖案接近阿拉伯“安拉”，寶曆二年為唐敬宗年號（826年）．有的碗中寫有“茶盞子”，明確標清了瓷碗的茶具用途，有瓷碗寫有“湖南道草市石諸孟子有名樊家記”，說叻產品來自長沙窯，帶有廣告語言性質，大最描繪有花葉、蓮蓬、飛鳥、摩揭魚紋，這些新發現的長沙窯產品大大豐富了長沙窯瓷的內涵和藝術裝飾，也為確立長沙窯瓷的外銷瓷器窯場地位提供了證據。帶有阿拉伯風格的圖案和阿拉伯文字裝飾，說明了唐代長沙窯為了適應西亞市場需求而調整了自己的產品藝術特色
打撈瓷器還包括200件浙江出產的越窯青瓷（其中包括鏤空香熏等罕見造型），350件七方白瓷（其中三分之一被考證為河北邢窯白瓷產品，其餘多為河南鞏縣窯白瓷）、200件北方白釉綠彩陶瓷和700餘件廣東地方窯口燒造的粗糙青瓷。
白釉綠彩打撈出水的白釉綠彩陶瓷器與河南鞏縣及河北燒造的同類產品風格近似，但“黑石號”打撈出高達1米的西亞風格長柄高足壺，造型修長而奇特，在國內同樣造型的產品從未發現過，同船打撈出一件白釉綠彩的龍頭形器與之尺寸匹配，似為壺蓋。另外，這批白釉綠彩瓷中有兩件碗盤在底足中央分別刻有“盈”字和“進奉”字樣。
“盈”字款瓷器以往曾發現過多批，在河北內丘城關邢窯遺址曾發現過20餘件刻“盈”字款的碗底標本，在西安大明宮遺址也出土過這類刻款碗底。在河北易縣唐鹹通五年（864年）孫少矩墓出土過“盈”字款白瓷注子。在唐長安西明寺、青龍寺等地出土過“盈”字款白瓷器。
2002年西安唐代新昌坊水井中一次出土5件帶有刻“盈”字款的執壺和4件瓷盤，現陳列於西安博物院。唐大明宮還出土了同時帶有“盈”“翰林”字樣的白瓷罐，上海博物館還收藏有“盈”字款瓷盒，山西長治博物館藏有“盈”字款瓷枕，這些國內出土和傳世“盈”字款瓷器均為白瓷，均刻款識於器物底部，時代為唐代中晚期，研究界普遍認為它們為河北邢窯產品，係為皇家大盈庫所燒造。大盈庫之名始於唐玄宗時期，至唐鼓宗時仍有，以宦官充任管理人員，唐代墓誌資料中已發現6人曾在大盈庫任職。這些以往發現的“盈”字款瓷器都為邢窯白瓷，專家考證為大盈庫專燒瓷器。西安收藏家張國柱藏有一件唐代邢窯白瓷碗殘件，收錄於《西安古瓷片》一書，此件碗底殘存有刻款“大盈”二字，採集自西安津鎬路建築工地，驗證了“盈”字款確為皇家大盈庫瓷器。“黑石號”出土白釉綠彩瓷盤帶有“盈”字和“進奉”刻款，說明它們與邢窯應有密切關係，這批白釉綠彩的產地和內涵值得深入探究。黑石號沉船出土的大量金銀器和“盈”字款、進奉款白釉綠彩瓷，似乎都在揭示這條阿拉伯商船的不平常之處：它很可能搭載了外交使節或兼有外交使命，返航途中攜帶了作為國禮的皇家大盈庫所撥器具。
黑石號沉船打撈瓷器包括唐青花盤、邢窯碟、白釉綠彩及越窯秘色瓷和長沙窯瓷。最名貴是3件唐青花瓷，是迄今發現的中國最早、最完整的青花瓷，但值得探討的是，這3件青花盤被考證為河南鞏縣窯產品，紋樣與揚州發現的唐青花執壺、碗、枕等殘件近似。從放大圖片看，釉面剝蝕處青花繪畫的線條均不存在。鞏縣窯這種唐青花瓷器一般是帶有化妝土的。北方清代、民國青花瓷有一種釉上青花的工藝，是以鑽料混合釉料在釉上繪畫，燒造時鑽料燒融在釉層中，“黑石號”是否也屬於這種混合釉料繪製的青花瓷器，有待進一步探討。2003年以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中國文物研究所在河南鞏義市（原名鞏縣）黃冶窯址進行了新的發掘工作，出土產品中有白釉綠彩瓷和唐青花執壺殘片，通過考古發掘解決了唐青花的產地問題。今後將“黑石號”上的產品與河南黃冶窯及河北邢窯產品作深入比較研究，將有助於解決“黑石號”部分陶瓷產品產地不明的疑問。
落戶獅城
文物2002年，在上海舉行的一次學術會議上，國內文物界獲悉了“黑石號”的簡況，立即引起高度關注。南京博物院張浦生先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感嘆：“‘黑石號’是個罕見的寶庫，其中的寶藏內涵豐富，數量龐大，保存完整。”從2002年開始，國內的揚州博物館、上海博物館、湖南博物館等文博單位提出了購買意向，新加坡、卡達、日本也有此意，但黑石號打撈文物開價4000萬美金，並提出“寶藏必須整體購買”，另外根據契約，探海公司拍賣寶藏所得必須與印尼政府分享，分配方案未達成一致，使寶藏未被推出拍賣。
新加坡“聖淘沙”機構（SentosaLeisure）先購買了被打撈文物的數年展覽權，隨後籌資購得這批貴重文物，被打撈文物於2005年分批完整落戶獅城（新加坡的別稱），系酒店業已故富商邱德拔的後人捐出巨款，協助聖淘沙休閒集團籌資以3000餘萬美金購入；雖然這批重要文物未能被中國國內購藏，但最終落戶於華人文化圈的新加坡仍屬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