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棲原大墓

鳳棲原大墓

鳳棲原大墓就是鳳棲原西漢家族墓地,位於西安南郊鳳棲原上,地處秦漢時杜縣東部,東距西漢宣帝杜陵約6公里,西北距西漢長安城約40公里。

墓地介紹

其墓主人為張安世,張安世為張湯之子。性謹慎,以父蔭任為郎。漢武帝時,因其記憶力強,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漢昭帝即位,拜右將軍,以輔佐有功,封富平侯。昭帝死後,他與大將軍霍光謀立宣帝有功,拜為大司馬。為 2008年8月,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配合西安航天管委會基本建設中,發現該家族墓地,報國家文物局批准後,對其進行了勘探發掘,目前已有許多重要斬獲或突破。出土重要文物1800多件,其中700多件彩繪陶甲士俑和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鎏金銀、錯金銀青銅器,有著重要學術意義。

發掘成果

1. 墓園布局

該墓地規模大,規格高,主從分明,序列整齊,時代自西漢中晚期延續至王莽時期,面積約4萬平方米。墓地核心區域是一平面略呈方形的墓園,東西長約195米,南北寬約159米,由甲字形大型墓M8及其從葬坑K1~K6、中型墓M25、高規格祠堂建築(基址)以及4條兆溝構成。墓園周圍祔葬十數座中、小型墓,與墓園一起構成鳳棲原西漢家族墓地。

M8位於墓園的中心,長65米,寬24.5米,深15米,北向,斜坡墓道。墓內前後分置磚槨木槨兩重結構的槨室2座和土壙木槨結構的耳室3座。墓室開挖和回填規劃細密,其東、南、西三個壁面均留有整齊劃一的“之”字狀台階。墓室建築、回填過程也留有非常重要的跡象,表明當年葬埋時也有非常複雜的禮儀活動。

M8東西兩側置從葬坑6座。從葬坑均為南北向長條形,寬4~5.5米、深約5米,長6~38米,北端設階梯式通道。目前發掘的K3、K4、K5、K6中清理出著衣式彩繪陶甲士俑、木甲士俑、小型車馬和一些青銅器物。

位於M8東側偏南的M25很可能是M8墓主的夫人墓葬。墓呈甲字形,北向,磚券墓室,斜坡墓道,出土有玉衣殘片、陶器、車馬具等。

M8正東約80米處有祠堂建築,編為一號建築基址。一號建築基址主體部分是面三進五的方形堂室,邊長19米,現已經清理出較為完整的台基、柱礎、門道、迴廊、踏步、散水等建築遺蹟。祠堂建築後期還經擴建,擴建部分遺蹟雖然零星破碎,但地層關係仍清晰可尋。

墓園四圍有兆溝,兆溝深度均為2~3米,長寬則各不相同。南兆溝長70米,寬達20米,北兆溝亦長70餘米。東西兆溝則分別長20米許。

墓園外側祔葬後世墓葬,東側有祔葬墓9座,呈南北一字形排列;西側有祔葬墓1座;北側有祔葬墓2座。祔葬墓均朝向主墓,即東側的墓道西向,西側的墓道東向,北側的墓道南向。現已發掘祔葬墓10座,根據墓葬形制和出土錢幣器物,該墓地從西漢中期一直延續到王莽新朝,且布局完整,有明確的向心特徵,對漢代喪葬制度研究無疑有特殊認識價值和重要學術意義。

2.大墓M8的從葬坑

M8兩側6座從葬坑有特殊的文物內涵,也為判斷墓主提供了重要標尺。目前發掘清理和部分發掘清理的有5號從葬坑、6號從葬坑、3號從葬坑、4號從葬坑,已經取得了可觀收穫。

從葬坑皆挖築,比較規整,底部皆設木槨,木槨內尚有彩飾痕跡。槨底放置隨葬品,主要是陶甲士俑、木甲士俑及與軍旅題材有關的各種金屬兵器、其他用器等。

從葬坑K5已基本發掘清理結束。K5位於M8西南處,原始地面已遭破壞,開口於耕土下,打破黑壚土和馬蘭黃土。其平面略呈“凸”字形,總長約12.8米,坑長8米,寬5.2-5.35米,深4.9米,北邊有台階式通道。坑底部設定楔卯結構的木槨室,長5.34米,寬2.3米,高約1.4米,由墊木、地板、立柱、側木、棚木、封門等構成。坑的北端置封門兩道,封門之外(北)即是台階式通道,通道長4.8米。

木槨室北部(端)靠近通道的位置出土有青銅鐘2件、青銅鉞1件、陶器2件,以及數量較多的小型鐵劍、鐵戟、鐵環首刀、漆器殘跡等。

木槨室主要隨葬品是著衣式陶甲士俑,按每排(東—西方向)15件、共17排,共約放置255件,出土時大體保持原有位置,只是已傾倒成為頭南腳北斜向仰臥或側臥的姿勢。甲士俑陶製彩繪,裝木質胳膊,高58-61厘米,著衣披甲,束巾戴胄,執兵列隊,氣宇軒昂。每件俑一般配置一件兵器(劍或戟或弩),部分俑配置兩件兵器,有些俑還負有箭囊。從武器配置區域看,位於槨室邊側的陶俑大多配置有鐵戟,而位於中部的陶俑大多配置弩機。

陶甲士俑皆裸體,頭、軀體、腿足等主體部分模製並加以修飾,髮髻、生殖器、足趾等部位則以手工捏制,燒成後再裝胳膊,施彩繪,著衣戴飾,製作相當細膩。現在這些甲士俑的胳膊、衣、甲裝等都已腐朽成灰,不過俑體依然姿容生動,彩繪鮮亮。

該坑內還出土“衛將長史”、“當百將印”銅印,彌足珍貴。

3. 墓園周圍的祔葬墓

鳳棲原墓地祔葬墓以墓園東邊9座脈絡最為清晰,這次已發掘了7座,有不少重要發現。其中M3為積沙墓,M4為積沙積石積炭墓,M5為磚室墓,M6、M7則為洞室墓。各座墓皆嚴重被盜,所幸墓葬形制還都完整,耳室都有重要器物出土。

M4處於墓園東側約20米處,墓室居東,斜坡墓道朝西,總長約36米。該墓葬為積沙積石積炭墓,呈甲字形土壙狀,墓道、墓室壁面均留台階,共三層,以防壁面塌垮。墓室與墓道交接處有木結構封門 ,將墓葬分成墓室和帶有耳室的墓道兩個單元,各室內共出土隨葬品172件(套)。

墓室平面呈長方形,開口南北寬12,東西長16米,深12.7米。棺置(朽化唯留痕跡)於木槨中部,木槨之外又有磚槨 ,木槨之外六面均堆積木炭。磚槨之外六面均填有沙、石。沙、石逐層設定,共厚約6.3米。砂、石堆積將磚砌槨室包圍在中間,以能夠最大可能的防盜。沙石堆積達440餘立方米。但槨室依舊屢屢被盜,餘留陶器殘片、五珠錢幣、玉器殘片、棺釘等物。

墓道南、北壁在靠近墓室的位置各設有土洞狀耳室一座,室內為木箱結構,置隨葬器物,均為土坯封門。 北耳室,放置有陶罐、釉陶罐、原始瓷罐、陶壺、車、馬、傘等。其中陶器36件。 南耳室,放置有木箱、鐵釜、陶缽以及百數件鐵質隨葬明器構。

該墓葬是西漢中晚期典型的積沙積石積炭墓,在該家族墓地中較為重要,為研究該時期大、中型墓葬結構的發展變化,以及深入研究該家族財勢消長,提供了典型而又重要的資料。

M9位於墓園西側約20米處,墓室居西,墓道朝東,總長約22.4米。

該墓為長方形斜坡道磚券墓,墓室拱頂,分為前後室,前室北側有壁龕,磚封門。被盜。

墓道平面近長方形,長18,寬0.88米,坡度25°。墓道內填五花土,較為密實,但不見夯打痕跡。墓室位於墓道西端,底部距地表約10.10米。前室長1.94米,寬0.96米,高1.40米,出土釉陶壺1件,漆器殘件、泡釘等。龕室附於前室北壁,地面高於前室地面,有釉陶壺1件,陶罐、鐵釜各1件,以及漆器殘件。後室長2.36米,寬0.96米,地面高於前室地面,為放置棺處,散見一些人骨和棺釘,漆器殘留小銅件,棺痕跡象不明確,以人骨遺留跡象推測為單人葬。

因盜擾嚴重,木棺的位置尺寸不詳,葬式葬法、墓主身份均不明。但墓葬形制、餘留陶器的特徵等材料分析,該墓時代屬於西漢晚期,不晚於王莽新朝。

出土器物

鳳棲原墓地目前已出土各種器物1800多件,有金器、鎏金銀錯金銀器、青銅器、鐵器、原始瓷器、陶器以及漆、木、革、衣等有機物類雜器飾物留下的許多遺蹟等等。

1.M8前槨室出土的兩輛原大彩繪車輛,出土了較多鎏、錯金銀的銅車馬器,同時清理出了非常漂亮的彩漆車輪和傘蓋等遺蹟;M8耳室還清理出20多枚 “衛將長史”封泥,出土許多原始瓷、彩繪陶或釉陶的壺、罐等,其中有些釉陶壺、罐上還飾有彩繪。

2.從葬坑已出土陶甲士俑700多件,甲士俑所佩刀、劍、戟、戈、矛、鏃、弩機等鐵兵器1000多件,青銅滴漏、青銅鐘、青銅鉞、銅印章和成套銅量器、衡器等40多件。許多器物與跡象有明顯的配套或組合關係。

3.祠堂建築基址出土了大量建築材料,有方磚、條磚、空心磚、筒瓦、板瓦、瓦當等,還出土有“長樂未央”文字瓦當和回紋磚。

4.祔葬墓也出土了數量較多、類型豐富的陶器、瓷器、釉陶器以及玉器、錢幣、車馬器、鐵質炊器等隨葬品數百件。還清理出了一些皮質甲片和一些漆器殘片。一些陶器還有殘留物可供檢測,以確定其用途和意義。

墓園主人

M8的從葬坑K4中,發現大型篆書“張”字銅印,印面長7厘米,寬4厘米,有捉,表明該從葬坑為“張”氏所屬,亦即標示該大型甲字形墓葬M8的主人應為“張”姓,該墓園即為張氏墓園。M8耳室出土20多枚“衛將長史”封泥,則表明墓主可能職掌“衛將軍”。西漢一朝擔任過衛將軍的張姓,文獻記載唯張安世一人,而文獻記載張安世的葬地也正好在這一帶。

張安世死葬有記。現揭示出的如此高規格的墓園、大型高等級漆繪車輛、高等級從葬甲士俑、高規格祠堂建築和許多高規格的隨葬重器,也都與文獻記載張安世死後御賜塋地,御送“輕車甲士”,將作“起冢祠堂”一一相合,文獻與發掘資料雙重印證了該墓園即屬宣帝賜予的墓園,墓主應即張安世。

西漢一朝,張安世的影響僅次於霍光,在宣帝朝“麒麟閣十一功臣榜”上,“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即位居第二。霍光死後,張安世以大司馬衛將軍並領尚書事而位極人臣。張安世一門三侯,張安世家族也以八代高官大宦未失侯位,為史家稱奇,認為“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經歷篡亂,二百年間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為此”。

考古發掘揭示的墓園及周圍祔葬墓所反映的家族墓地的基本情況,與張安世及其家族的消長和所處時代的變化完全符合,鳳棲原家族墓地亦應是張安世家族墓地。

意義

通過一年來的發掘研究,我們已基本確認了鳳棲原墓地、墓園的屬性,清楚了它的基本範圍、布局、形制以及墓園墓地之間複雜的前後關係。鳳棲原漢墓群應該是一處以M8所在的墓園為核心的家族墓地,從時空延續角度講,它也是在早期張安世墓園的基礎上,逐代向周邊延續擴大的家族墓地,由墓園到家族墓地的變化特徵明顯。祔葬墓時代越早,規模越大,時代漸晚,規模漸小,時代最晚,規模最小,時代從公元前62年開始直到王莽新朝,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張安世家族消長變化的標尺,看作此一時期社會政治文化變化的特殊標記。完整的“列候”級別的西漢墓園及墓地的發現極為罕見,有著明晰的時代脈絡和墓主確定者更是難能可貴,應有非凡的歷史學、考古學的價值。

西漢家族墓地墓園布局設定如祠堂、兆溝、從葬、陪葬等等,都有其值得注意的特點,尤其是其中的“御賜”因素等,這些都極大豐富了漢代社會喪葬禮儀制度研究資料,對於認識其他漢代高等級墓葬的葬制也有著重要的參考意義。這次發掘中發現許多有獨特認識價值的考古蹟象和重要文物,大量陶甲士俑、木甲士俑和高級車馬資料的出土,都刷新了我們相應領域的考古認識,眾多種類的隨葬器物,不僅等級高,而且由於墓葬年代清楚,器物演變的軌跡和序列清楚,從而成為考古學研究中不可多得的重要參考資料甚至時代標尺。

此次發掘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收穫,我們清理出了大型墓葬M8填埋時多個複雜步驟中所留下的建築痕跡,這對古代喪葬制度研究提供了全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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