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形象
魯迅小說的農民形象舉例說明
我們不知道阿 Q 童年是怎樣生活過來的，但閏土少年時代的生活風貌，卻被寫的生動具體，有生有色。他是那么智慧、勇敢，心胸開朗，說起海邊農村的事來，無論是田裡看瓜、刺猹或海灘上捉跳魚、揀貝殼，無不滔滔不絕，娓娓動聽。那個詩書門第的迅哥聽了情不由已的驚嘆道：
阿！閏土的心裡有無窮無盡的希奇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們不知道一些事，閏土在海邊時，他們都和我一樣只看見院子裡高牆上的四角天空。
從《故鄉》里這個活躍在瓜田海灘上，健壯、活潑，見多識廣，口齒伶俐的閏土，我們很容易聯想到《社戲》中搖著航船生氣勃勃，敢於闖蕩的雙喜、阿發、桂生……，這群農民的孩子和閏土一樣，雖然小小的年紀，卻都有適應農村生活的本領，他們除了放牛、撐船、釣蝦外，“沒有一個不會鳧水的，而兩三個還是弄潮好手”。勞動生活鍛鍊了他們的膽量，大自然廣闊的天地豐富了他們的智慧，而且他們都有著勞動人民傳統的淳樸、厚道和熱情。長年生活在這偏僻的海邊小村上的農民，十之有九都不識字，不懂得那么多的聖賢經傳。小朋友們在一起玩樂，雖然年紀相仿，“但論起行輩至少來，卻至少是叔子，有幾個還是太公，一村老老小小，也絕沒有一個會想出‘犯上’這倆個詞來”。村裡的農民們，都是慷慨好客，友愛熱情，一家有客人，都是大家的小朋友們在田野里放牛、釣蝦，釣的蝦都是小客人。這些農民的孩子，千方百計地勸說大人，讓他們搖著船帶小客人去看戲，並盡心地照料途中的安全。看戲回來的航程中，偷羅漢豆吃是《社戲》最引人興趣的場面。因為煮豆是要請客吃的，所以阿發興奮地說：“偷我們的吧，我們的大得多呢”。這樣淳樸、厚道的思想，在“人不為已，天誅地滅”地舊社會裡，象一粒光明的火種，使人心明眼亮，看到生活地未來和希望。
這種高尚的品質，並不是阿發、雙喜們獨有的，在閏土身上也看到它的閃光。閏土邀請迅哥夏天到他海邊的鄉下管西瓜時，在士大夫家庭生長的迅哥，衝口而出地問道：
“管賊么？” “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個瓜吃，我們這裡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豬、刺蝟、猹”。 這雖然是兩句漫不經心的平常對話，卻真實地反映了生活在不同階級的年齡相仿的兩個不經事的孩子，思想有多么大的差異。我們把迅哥、閏土的談話和阿發讓“偷”自己的羅漢豆聯繫起來，就清楚地看到，勞動人民艱苦的生活，培養了友愛無私的品德，在他們中間一直保持著淳厚的風習，幾千年來和有產者的自私庸俗相對抗並且戰勝了它。作家滿懷熱情地稱讚了農民的孩子閏土，而那個書香門第出身的小少爺迅哥，在嬌生慣養的環境中長大，象溫室晨的花朵，經不起風吹雨打。他雖是死背了些經傳，地現實生活中卻表現得無知無識，膽小怕事；怕牛，不會釣蝦，更不要說撐船了。可是，迅哥還能和那些農民的孩子們合得來，哥弟相稱地玩在一起。在階級森嚴的社會裡，他們為什麼能哥弟相稱並如此親昵呢？二十年後的閏土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說：“暈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也就是說，這些孩子們的身心，還沒有受到那些陳舊“規矩”的嚴重殘害。魯迅描寫了這些農村孩子健康的身體和美麗的心靈，也寫了他們安寧的牧歌般的生活環境。他反覆詠嘆閏土活動的海邊沙地上，種著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上面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金黃的圓月。《社戲》的夜航中，江南的夜色描繪得同樣迷人。 兩岸的豆麥和河底的水草所發散出來的清香，夾雜在水氣中撲面的吹來，月色便朦朧地這水氣里。淡黑的起伏的連山，仿佛是踴躍的鐵的獸脊似的，都遠遠地
魯迅小說的農民形象高爾基在談到契訶夫對俄羅斯人民的意義時曾說：“在一群疲憊無力的人們的灰色行列前面，走過一個偉大、聰明、眼光敏銳的人；他望著他的祖國所有的這些鬱鬱寡歡的居民，露出悲哀的微笑，並用一種溫和但又帶著深重責備的調子，苦惱萬分，然而還是懇摯動聽地說：“朋友們，你們的日子過的不妙，這樣的生活是可恥的啊！”研究者們常借用這段話，來評論魯迅對中國人民的意義。是的，魯迅在他的小說《吶喊》、《彷徨》中，描寫的也是老中國兒女的病苦，他們灰色的生活和憂鬱的心靈。不同的是魯迅是立意在反抗，要那些沉睡的人們覺醒起來，擺脫身上沉重的負荷走向反抗。他作品中把農村孩子們的世界寫得那么真誠和諧，在黑暗的舊中國社會裡，象沙漠裡的一片綠洲，象滿天陰霾中的一線陽光。這些作品中也可能有一些懷舊的情緒，就像他對兒時吃過的故鄉的蔬果一樣。他說：那些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朝花夕拾.小引》）。他從進化論的觀念出發，認為孩子們爛漫純真，象未琢的璞玉，不解世間的陰險殘狠和爾虞我詐，幼小的心靈尚未受到聖賢傳經的污染。據他的朋友回憶說，青年時代我們就覺得，“我們民族最缺乏的東西是誠和愛，－－換句話說：便是深中了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的毛病。”（許壽裳：《我所認識的魯迅.回憶魯迅》）而農民孩子們之間最缺乏的也是最可貴的東西。在留學日本的時候，中國是弱國，被目為“沙聚之邦”，中國人也被看作“低能兒”。他對這種誣衊十分憤慨，於是深入調查後，得出結論說：“敢決言其（指日本青年----引者）思想行為，決不居我震旦青年上。”（魯迅書集同時）同時，他認為青少年是“將來的‘人’的萌芽”，是民族的未來。所以的新文化思潮的推動下，他開始文學創作的時候，懷著讚美的心情去描寫孩子特別昌農民孩子的世界和現實社會的險惡相對照，裨上是對舊社會的否定，是和反封建的時代精神一致的。他大聲疾呼：救救孩子，也是因為他在孩子們身上，寄託振興國家民族的希望。
古老的中國社會，背負著沉重的歷史舊物。在這塊吃人的場地上，絕不能容納美好事物，無論什麼新的、進步的理想或學說，在這裡“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無不失了顏色。”（《熱風.隨感錄四十三》）魯迅說過：“活潑健康，頑強，挺胸仰面”等優點，“也是中國人性質中本有的，但因為歷朝的壓抑，已經萎縮下去。”魯迅小說中的迅哥和那些活潑健壯的農村孩子，在遼闊的海濱，在水草香味撲面的田野里，建立了珍貴的友誼。二三十年漫長的時光過去後，人生海洋中沉沉浮浮的閏土，由於貧困、災難的風風雨雨的襲擊，發生了令人吃驚的變化。他紅活圓實的手，變得粗笨僵硬而且乾裂，紫色的圓臉上刻著又深又粗的皺紋，渾身瑟索著，完全失去了童年時小英雄的風采。閏土不僅形容枯槁，變化最大的是他的精神，封建的等級觀念，嚴重地腐蝕了他的靈魂。他神情板滯、遲鈍，科象個木偶人了。《故鄉》中的“我”，是個受過民主主義思想洗禮的革命知識分子，雖然長年輾轉異地謀生，但精神的絲縷依然牽繫著失去的時光。他和閏土的友誼，一直保持在自己的記憶里，久別重逢，許多離情別緒，自然湧上心頭。作品中對他們想見的場面，作了震動人心靈的描寫：
我這時很興奮，但不知道怎么說才好，只是說：
“阿！閏土哥，----你來了？…….”
…….
他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動著嘴唇，卻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
老爺！…….”
我似乎打了一個寒噤；我就知道，我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說不出話。
閏土的形象
閏土這個樸實憨厚的農民，見了多年闊別的童年朋友，也是百感交集。他心頭撞擊著複雜的矛盾，“現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自然有許多話要奔涌而出，但也只是“動著嘴唇，卻沒有作聲。”這矛盾反映了一個飽經滄桑的農民，感情上雖然是牽掛著童年真摯的友誼，但壁壘森嚴的階級對立的現實是嚴酷的，最後還是選擇了身份和社會需要的“老爺”的稱呼，接著便是拉水生給“老爺”磕頭。封建主義的等級個被稱為“老爺”的革命知識分子感到“氣悶”，而閏土反而認為是合理的並去維護它。所以“我”的母親要閏土還是“哥弟”相稱時，他幾乎是吃驚地說：“阿呀，老太太真是……這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這“規矩”不但扭曲了閏土的性格，污染了他的靈魂，而且也毀滅了人與人之間真正的平等的友誼。對於閏土的苦難，“我”和母親曾感嘆地說：“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象個木偶人了。”中國資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本來應該解決農民問題，但革命並沒有組農民帶來任何實際的利益，並沒有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和社會地位。閏土從外貌到精神令人吃驚的變化，意味著雖然從清朝“帝國”到了中華“民國”，招牌雖然改變，社會裨上沒有什麼改革，連稱呼還是叫“老爺”，否則就會使人認為“這成什麼規矩”。這是作家對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後所建立“民國”的絕大諷刺！這時，貪官污吏，軍閥豪紳，對農民的橫徵暴斂，變本加厲。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領導人孫中山在民國建立九年之後還說：“我們因滿清政治不良，所以要革命，但革命結果，所呈的現象比滿清尤壞。…….前清時代的土豪，包攬詞訟，魚肉鄉里，還不敢公開出頭。現在的政客，居然白晝現形，挑撥武人，擾亂國政。”魯迅在他的小說中，用生動的藝術形象，表現“民國”建立後，民不堪命，政治“比滿清尤壞”的社會現實。對於自己處境艱難的社會根源，從根本上說閏土並沒有清醒的認識，但在實際生活的感受中，他察覺到，在那個社會裡，勤苦勞動的農民是沒有出路的、生活不下去的。所以當“我”問到他的生活境況時，“他只是搖頭”斷斷續續地說：
“非常難。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卻總是吃不夠…….又不太平…….什麼地方都要錢，沒有定規…….收成又壞。種出東西來，挑出去賣，總要捐幾回錢，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
革命民主主義者，善於揭露中世紀的社會黑暗殘暴，表達農民的情緒、願望和要求。魯迅這一段白描文字，實際上是一個老實農民對那個不合理社會沉痛的控拆。“非常難”，這是那個時代中國廣大農民典型的社會感受，閏土口齒木訥，不善辭令，怎樣“難”法呢？他形容不出，“只是搖頭”。“搖頭”這個簡單的表達內心活動的動作，意味著他對那個社會的不滿和否定。閏土是個勤勞安分的莊稼漢，簡樸苦幹，“第六個孩子也會幫忙了”，卻仍是“吃不夠”。“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這不是個發人深思的社會悲劇么！
閏土如果生長在安定公道的社會裡，以他勤勞苦幹是會過上富裕幸福生活地。而當時後燹連年，貪污吏沒有規地搜刮，地里的產品，“挑去賣，總要捐幾回錢，折了本；不去賣，又只能爛掉”，深刻的社會矛盾，逼得農民走投無路。一般說來，窮則思變，生存不下去，就要起來鬥爭，但傳統的封建意識，窒息了閏土反抗思想的火焰，他在對“我”感嘆自己艱難的境遇之後，“沉默了片時，拿起煙管來默默的吸菸了。”在他腦子裡從沒有想到抽刃而起，依靠自己的力量，攪亂舊的社會秩序，謀取自身的解放。所以在“我”搬家時，他選取的兩件東西是一堆稻草灰和一副香爐與燭台。這也是那個時代老實本分的莊稼人思想和心靈的典型表現。這個老實的農民儘管種出的東西是要折本的，他還是盼望豐收，見到肥田的草木灰，還是要當作寶貝運回去；他迷信神靈是命運的主宰，所以對香爐和燭台就更為看重了。瞿秋白同志曾經說過：“小資產階級的知識階層之中，有些是和中國的農村，中國的受盡了欺騙壓榨束縛愚弄的農民民眾聯繫著。這些農民從千百年的痙經驗之中學會了痛恨老爺和田主，但是沒有學會，也不能夠學會怎樣去回答這些問題，怎樣去解除這種痛苦。”（《亂彈及其他.魯迅雜感選集序言》）魯迅筆下的閏土正是這樣，他蓄積了對“老爺和田主”滿腹的怨恨，但卻不知起來鬥爭；窮困得不得不革命的社會地位和缺乏民主革命思想覺悟的矛盾，形成了他悲劇的命運。在中國民主革命中，教育農民始終是個嚴重的問題，閏土的民主主義的覺醒，還要趟一段遙遠的路程。
由於家庭的敗落，把幼年的魯迅推向生活的底層，走進農村。在和農民的交往中，他知道了他們終生受著壓迫，有許多痛苦，糾正了他在書本中得到的農民“無思無慮”所謂田家樂的認識。這些生活經歷為他後來的創作開闢了生活的源泉，豐富了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內容，也促使他為農民代表性的人物，和他的性格、氣質最相近的是祥林嫂。祥林嫂作為山村里婦女，樸實、勤勞、能吃苦。她和閏土一樣，默默地幹活，忍辱負重，要以自己的勞動來養活自己，從來沒有非分的想法。她一心想恪守傳統的規矩，安分守已的過日子。雖然丈夫比她小十歲，對這不相稱的婚姻，她也順天任命，毫無怨言。不幸祥林死了，她察覺到婆婆要把她賣掉。這對一個有嚴重貞操觀念的祥林嫂來說是極其可怕的事，於是瞞著婆婆逃了出來。在魯家做工，擔負著沉重的勞動，但她食物不論，力氣不惜，做起活來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這是因為暫時擺脫了被賣的災難，做穩了奴隸，所以“她很滿足，口角邊漸漸的在了笑影，臉上也白胖了。”在被婆婆抓回後的逼嫁中，封建貞操觀念迫使她哭、嚎、撞香案角，險些丟掉了生命。賀老六是個善良的山村人，深山裡也很少聽到魯老爺之類人物三從四德的說教，也沒聽過陰司里對於再嫁婦人施以鋸刑的可怖的傳說。祥林嫂在這裡才嘗到人間的溫暖，過到人的生活，被歪曲的性格得到了復歸。所以衛老婆子說，她生了孩子，“母親也胖，兒子也胖，…….唉唉，她真是交了好運了。”也象衛老婆子說的“天有不測風去，”不久，賀老六死了，阿毛被狼叼去，大伯來收屋，她只得又回到魯鎮做工。這次回來情況完全變了，魯四老爺的惡言惡語，柳媽的威脅恫嚇，村人的嘲弄傷害，廟祀的敲詐勒索，榨乾了她的血肉，撕碎了她的靈魂，社會剝奪了她安穩地做奴隸的權利，最後懷著戰慄的恐懼，離開了這陰冷的人間。祥林嫂一生就在“想做奴隸而不得”和“暫做穩了奴隸”的路上奔波，在封建禮教和封建迷信的迷霧中輾轉，從沒有找到自己真正的出路。她的死和對於地獄的“放低了聲音，極秘密似的切切的”探問，意味著她並沒有從痛苦中解脫，而是新的更大的痛苦的開始。
和祥林嫂的低眉順眼，逆來順受大不相同的是《離婚》中的愛姑。愛姑性格倔強，潑辣大膽。她下了最大的決心，不惜一切犧牲，來抵制被丈夫遺棄的命運，維護她在封建家庭里做個“一禮不缺”的媳婦的權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她發動父親和兄弟們去拆了男家的灶，又跟著父親大鬧了慰老爺的客廳，並斷然拒絕發慰老“走散好”的偏袒男方的調處。在慰老爺的客廳里，她面對著威儀凜凜的七大人，無顧忌地發表議論： “我是有怨無處訴；倒正要我七大人講講。自從我嫁過去，真是低頭進，低頭出，一禮不缺。…….” 他就是著了那濫娘子的迷，要趕我出去。我是三茶六禮定來的，花轎抬來的呵!那么容易嗎？…….。我一定經給他們一個顏色著，就是打官司也不要緊。縣裡不行，還有府里呢…….。” 她用很粗俗的語言，針鋒相對地駁斥丈夫對她的莫須有的污陷： “那小‘娘濫十十萬人生’的叫你‘逃生子’？”愛姑迴轉臉大聲說，便又向著七大人道，“我還有話要當大眾面前說說哩。他那裡有好聲氣呵，開口‘賤貽’，閉口‘娘殺’。自從結識了那婊子，連我的祖宗都入起來了。七大人，你給我批評，這……。” 為了“賭氣”，也就是說為了取得在封建家庭里做奴隸的地位，愛姑確實進行勇敢的鬥爭，對於要遺棄她的丈夫進行報復的思想是堅決的。她甚至無視慰老爺對她“打官司打到府里，難道官府就不會問問七大人么”的威嚇，無所畏懼地說-----
“那我就拼出一條命，大家家敗人亡。”
愛姑對七大人是寄予希望和依賴的。但七大人對她這一派不馴順的言論，早已感到不耐煩，只是愛姑沒有覺察。終於，這個“團頭團腦”的劣紳忍受不住了。他慢條斯理地，又是斬釘截鐵地說：“那倒並不是拚命的事”，接著便漫天過海地胡扯一通，從什麼“公婆說‘走!’就得走”說到“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是這樣。”對七大人的胡說，甚至他的一些細小的動作，周圍的人都奉若神明，唯唯稱是，連她“高門大戶都走得進，腳步開闊”的父親，也默不作聲。於是愛姑感到孤立了，她一再振作自己，“要作一回最後的奮鬥”，但七大人一聲“來一一兮”，使她更莫名其妙，內心澤了孤獨和悔恨，報復的勇氣和幻想，象肥皂泡似的破滅了。她局促不安起來，感到自己“太放肆，太粗鹵了”。銳氣消失，很自然地敗下陣來，情不由已地說：“我本來就是專聽七大人吩咐……。”到此，愛姑這場為“離婚”奮鬥的悲劇結束了!
愛姑悲劇的根源，首先她對封建主義的舊社會勢力沒有認識。七大人本來就是勾結官府橫行鄉里的土豪劣紳，而愛姑這個農村的年輕婦女發，卻天真地認為：“七大人怎樣？難道和知縣大老爺換貼，就不說人話了么？”慰老爺明明告誡她：“打官司打到府里，難道官府就不問問七在人么”，但卻沒有引起她的警惕。她完全不了解官府勾結土豪劣紳魚肉鄉民的險惡的社會現實，並且還要誠心誠意地“說說我這幾年的艱難，且看七大人說誰不錯!”愛姑把改變自己受侮辱的不幸生活，寄托在壓榨人民的官府和土豪劣紳身上。對七大人她還“不知怎么的總覺得他是和藹近人”，會主持正義，給她撐腰做主的。這是多么可悲的誤解。這個農村少婦雖然潑辣大膽，又是多么單純幼稚!其次，對於愛姑和丈夫家鬥爭的性質，有的研究者說是反對封建主義的夫權，這未免譽之過甚。社會並沒有給愛姑灌輸民主思想，她的反對離婚活動的目的，也不是要爭取婦女自由平等，只反對丈夫迷戀一個“濫婊子”後要“撇掉”她。因此，鬥爭地要求是取得按封建禮教規定的做媳婦的權利。所以，她在慰老爺的客廳里講的道理，無論是說她是“三茶六禮定來的，花轎抬來的”也好，是做媳婦“低頭進，低頭出，一禮不缺”也好，都是符合封建主義地教義，而且都沒有離開一個“禮”字。有的研究者還說：“愛姑是個不受禮教束縛，勇於反抗封建宗法統治的典型人物”，這已經是完全離開作品的實際描寫，把人物隨意拔高了。愛姑的悲劇，恰恰是她還沒有看到自己的力量，沒有衝破“禮教束縛”。她和祥林嫂不同的，僅僅是潑辣大膽的性格，對封建禮教的迷信是相同的，思想體系也沒有什麼差異。愛姑缺乏的是子君的“我是我自己的，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的自由民主思想。她並沒有擺脫封建羈絆，而把解救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封建豪紳身上，就是馬克思說的希望“人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這只能是妄想，她悲劇的收場是必然的。
魯迅小說中的農民，較諸閏土、祥林嫂、愛姑，精神受到極其嚴重扭曲的是貧苦的阿Q。魯迅說：阿Q三十多歲，是個平平常常的農民，質樸、愚蠢，有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生活在偏僻落後但階級對立森嚴的未莊，趙太爺、地保、一些閒漢都拿他作為壓榨、嘲弄的對象：打他、侮辱他、剝奪他可憐的財物。阿Q也曾對欺壓他的人進行反擊：“口訥的便罵，氣力小的便打”，但總是阿Q吃虧的時候多，於是逐漸形成了他精神勝利的處世哲學。本來，阿Q這樣的社會地位，舊社會秩序的任何變動，對他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他卻深惡“造反”，篤信“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宗法觀念，和天命、正名、“男女之大防”、“排斥異端”等封建思想。阿Q的社會地位雖然和聖賢相去是很遼遠的，其思想卻是“樣樣合於聖賢經傳”。和閏土、愛姑、祥林嫂們比較起來，阿Q經歷複雜，見過世面：他進過城，做過偷兒，見過殺革命黨，在白舉人家當過僕人，特別是幸運地經歷了資產階級領導的一場大革命。在革命浪潮衝擊未莊的時候，趙太爺和未莊的人眾，都在事出突然，沒有思想準備而呈現一片慌亂。阿Q看到欺壓他的人在這事變面前害怕和恐懼，感到快意起來，於是心潮澎湃，原是深惡“造反”的阿Q，現在對革命嚮往了。在大步跨過長街，高聲嚷道：“造反了!造反了!”對於阿Q在革命高潮中的這種想法和行為，應該臬認識和評價呢？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要對具體事物進行具體分析。阿Q這個壓在生活底層的農民，象一棵壓在大石下的弱草。在看到那些作威作福欺壓他的人們大禍臨頭的時候，不由自主地感到心情舒暢，並本能的燃起了復仇的意識，決心要懲治這些在他頭上作惡的人們：“革這伙媽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這些想法都真實地表現了一個被壓迫的農民，在革命風浪中對舊社會憤怒的心理狀態。事物都是在複雜矛盾中發生的。研究阿Q 這時候的思想行為也不能簡單化，應和他思想整體特別是精神勝利法聯繫起來。不能對他革命浪潮中激起的一朵思想浪花------儘管是十分可貴------作過高的，不切實際的評價，象有地研究者說的，阿Q“革命浪潮的衝擊下覺醒了。”其實，阿Q在想到“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和呼喊“造反了”的時候，革命的風聲剛剛傳來，他和革命實際上還沒有接觸，革命也沒有給他灌輸任何新的認識和信念。他要“造反”的那些念頭，是對革命到來時一些現象的自發反映，心中約略有些不平，酒醉之餘，心情飄飄然的時候嚷嚷的。所以才“不知怎么一來，忽而似乎革命黨便是自己，未莊人卻都是他的俘虜了。”很顯然，這些呼喊都是毫無根據的自我陶醉。看待阿Q的言行正如不能因為他對“男女之大防”非常嚴，便認為他是個道學先生一樣，也決不能因為他在革命高潮時喊一聲“造反”，就認定他“覺醒”了。事實上他在回到土谷祠後對革命的種種幻想，向假洋鬼子懇求參加革命，以及受審訊時表現的那種“奴錄性”，…..都能看出他還是渾渾噩噩，和閏土及其他農民夥伴一樣，是在“鐵屋子”里沉睡的老中國的兒女，是沉默的中國人的靈魂。魯迅焦慮的正是他的沉睡而不“覺醒”。被叛處死刑畫押的時候，不知道問題的嚴重性，還為畫卷圓不圓苦惱著。直到他被遊街示眾，拉上刑場殺頭了，仍然在呼叫：“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他多么麻木，有什麼“覺醒”之可言呢？
小說《吶喊》《彷徨》的寫作，經歷了五四運動的高潮到落潮的年代。這兩部作品對當時社會生活深刻的現實主義的描寫，成為那個時代的鏡子。魯迅說，他的這些作品的寫作，本不是直接對於文學的熱情，只是想用來為革命吶喊助威的。因此，就不免有“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治療的希望。”(《南腔北調集自序》)作品中創造了閏土、祥林嫂、愛姑阿Q這些被侮辱損害的農民形象。他們都是勤勞善良的人，他們也都可能有個象閏土、雙喜那樣值得回憶的童年：聰明、勇敢、身體健壯。嚴酷的社會摧殘了他們的身體和靈魂，都變得麻木、愚昧和怯弱。魯迅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序幕剛剛拉開的時候，用小說來揭出的病苦，“催人留心”的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
魯迅不但是個文學家，而且是個革命家。他不是個生活的旁觀者，而要積極地推動社會的向前發展。他向來認為作家必須同人民大眾，同革命共同著脈搏，投到風波浩蕩的革命鬥爭的璇渦中，必須有鮮明的立場和熱烈的愛僧，都能寫出人民的心聲。他反對那些資產階級文人對下層勞動者的“客觀”、“同情”的貴族老爺的態度，並尖銳地揭露了這態度的虛偽性：所謂客觀，只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但也是站在勞動人民當中，為他們的解放探索出路。 從他這些作品的描寫里，我們看到，象閏土這樣勤儉的莊稼漢，全家人都投入勞動還是“吃不夠”，但在這樣現實面前，還是彎腰曲背，恪守著古老的規矩，迷信著香爐和燭台。祥林嫂這樣一個安分守已的女人，信天任命，老老實實地做工，甚至沒有高聲說過話。人家說：你犯罪了!她就服服帖帖地拿起自己千辛萬苦積攢起來的錢去?/di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