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安靖

駱安靖

抗日戰爭爆發時,駱安靖正在長壽縣重屬聯合中學讀書,他和廣大熱血青年一樣積極投入了救亡運動,並於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夏任中共長壽縣委宣傳委員。1940年,黨實行“隱蔽精幹”的方針後,駱安靖考入朝陽學院(校址在今重慶市下半城的陝西街),並於1945年畢業。

基本信息

早年經歷

1946年初,駱安靖任中共重慶地下市委委員、廣安工委書記;1947年10月,中共川東臨委成立後,駱安靖被調任上川東地工委委員,1948年1月兼任上川東第五工委書記。他離開重慶後,到廣安縣以中學教師為掩護,協助王璞開展農村武裝鬥爭的發動工作。駱安靖能說會寫,人長得清秀文靜,他在重慶市委工作時,深為上級賞識。

風聲鶴唳

1948年6月底,當下川東地工委遭受破壞,冉益智帶領特務逮捕了大批黨員的訊息傳到廣安,7月日,川東臨委書記,王璞離開廣安,去岳池視察工作,臨行前,他開玩笑似地對駱安靖說:“你被捕不得啊!那樣,影響就太大了!”依依惜別時又似乎有些不良預感地補了一句:“我們該不是最後一面吧?”未曾想這句話後來果然成真。

特務們在下川東的大搜捕結束後,剛一回到重慶,徐遠舉又馬上組織力量,派出以綏靖公署二處警衛組長漆玉麟為首的一夥特務化裝潛赴廣安,會同當地的反動派,妄圖抓捕中 共川東臨委書記王璞等領導,一舉破壞上川東的地下組織。

守口如瓶

1948年7月4日中午,漆玉麟帶領特務行動員孫樹森、包全程和廣安縣自衛中隊長蘭東書等人,在廣安北倉溝駱安靖家中將其逮捕;然後又去縣城新南門外的“南園茶社”,將中 共上川東地工委聯絡員馬正衡逮捕。當晚,特務們又準備去廣安代市鎮抓捕五工委委員談劍嘯,被代市鎮隊附、地下黨員秦華得知後,立即轉告談劍嘯出走,因此特務們撲空。駱安靖和馬正衡被捕後,特務將他們一起關押在縣政府內,連續數日酷刑逼供,企圖從他們口中獲取線索,以擴大破壞,抓捕更多的“共黨分子”。

在特務對駱安靖的刑訊中,實事求是地講,這位自稱有著“十年黨齡的地委級幹部”的最初表現是堅強的,經受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的考驗。當特務追問王璞在什麼地方時,駱安靖回答:“他是我的上級,說來就來,說走就走,只有他可以知道我的地址,我不能問他住在哪裡。”特務又追問曾林、談劍嘯、楊玉樞等黨的負責人的去向及上川東地工委的組織情況,駱安靖一概推脫不知,守口如瓶。

叛變投敵

但是在後來的刑訊中,駱安靖卻有些動搖了,提出了想見家屬。漆玉麟答應了他的要求,並採取“軟化”的方式,讓手下的人對他勸降,說什麼“你的上級劉國定早就把你出賣了,還交代了一切問題,現在他不但恢復了自由,官做的比我們還大”,“你既然被抓到這裡,就賴不過去了,早些交代,免得自討苦吃。”儘管如此,這時的駱安靖仍然採取拖的辦法,沒有立即叛變,他的思想在激烈的鬥爭著,動搖著。

馬正衡自幼習武,身體強壯,是廣安地區的武林高手,特務對他十分戒備,逮捕後即殘忍地用鐵鏈穿套他的鎖骨,以防逃脫。馬正衡與駱安靖則不同,自始至終毫不動搖。特務們見馬正衡長得強壯,連續幾個夜晚將他捆綁在縣政府里上刑,多次用長槍、棍棒亂打一氣,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只聽得他的慘叫聲不絕於耳、毛骨悚然。受盡百般折磨的馬正衡,雖然多次昏死過去,強壯的身體也變了形,但各種酷刑都未能使他屈服。

漆玉麟本想在廣安將上川東的“共黨分子”一網打盡,但卻只抓到了駱安靖、馬正衡二人,而且又斷了線索,便不甘心地每天帶人在廣安縣城和附近的鄉鎮搜尋,可是仍然一無所獲。於是,特務們只好在7月28日秘密押解駱安靖和馬正衡回重慶。由於駱安靖分管組織工作,對廣安、岳池一帶的黨組織情況比較清楚,如果叛變將會產生很大的危害,因此王璞十分焦慮,指示第七工委要千方百計地營救他。第七工委立即組織武裝小分隊,埋伏在羅渡鄉下面渠江邊,準備攔截押解駱安靖和馬正衡的船隻,戰士們潛伏了三天三夜未見船影,待小分隊剛撤離,狡猾的特務們押解的船隻就過去了。到重慶後,馬正衡仍寧死不屈,被關進了渣滓洞監獄;駱安靖因表示願意“自新”,則被囚禁在白公館監獄的優待室。

為了將駱安靖拉入叛徒的行列,徐遠舉不惜兩次移尊屈駕,親自找他談話勸降,又命叛徒劉國定在“戴公祠”現身說法。

劉國定先是裝作無奈的樣子說:“我原不想扯出你來,後來冉益智供出塗孝文,塗孝文被捕後我怕他先供出你來,徐處長掉轉頭來問我,我只好被迫講出你來。”見駱安靖沒有吭氣,劉國定又啟發道:“聽說你不肯多談。不談,你能過關嗎?徐處長能不拚命擠你?我知道你在廣安下面有做鄉長的黨員,有搞經濟組織的黨員,還有不少統戰關係,你要講得讓他們相信,他們才會放你。像我和冉益智,不都是很快恢復了自由。”徐遠舉見駱安靖已經被劉國定說服,便又走出來,他一改往日的兇相,和顏悅色地說:“你願意自新,你岳父(歐元書,曾任四川軍閥楊森部的軍需處長)也在保你,我可以允許你同他會面,但你一定要交出組織。今後,你如果對政治有興趣,願意為我們工作,我們歡迎。如不願過問政治,可仍去教書或乾文化工作,決不勉強。”

經過徐遠舉和劉國定的勸降,駱安靖的最後一道防線崩潰了,為了苟且偷生地活下去,他出賣了中共上川東第五工委委員談劍嘯、楊玉樞和下屬兩個特支、十多個黨員,後來五人被捕,其中二人犧牲。

然而,徐遠舉並未給駱安靖選擇職業的自由,和劉國定、冉益智叛變後“留處察看”三個月一樣,駱安靖被軟禁在“中美合作所”的楊家山特務駐地,最後終於參加了軍統特務組織,任國民黨重慶綏靖公署偵防處少校專員。

根據駱安靖叛變的口供,漆玉麟、郝崇斌等特務於1948年8月10日再次到廣安,抓捕了中 共廣安縣代市地下特支書記豐偉光和段定陶、謝嘯冬、黃三仲、陳夢非等黨員。楊玉樞、雷曉輝、聶士毅等上了特務黑名單的6名黨員,聞警後迅速隱蔽,僥倖脫險。

晚年懺悔

叛徒駱安靖是重慶地下黨叛徒中唯一一個既未被特務處死,也沒有被人民政府處以死刑而得以壽終正寢的人。他寫過大量的回憶材料,並這樣剖析過自己:“我被捕後既不願出賣組織,也不想淪為可恥的叛徒,但又缺乏堅貞不屈和自我犧牲勇氣——” 解放前夕,駱安靖充滿負罪感,在重慶各界民眾收殮歌樂山烈士遺骸期間,當時尚未歸案的駱曾悄悄到現場查看,慘烈景象讓他受到了強烈刺激,他對自己的叛變行為表示了悔恨。 上世紀70年代,駱安靖刑滿釋放後,他選擇了在監獄就業,跟一位老中醫潛心於醫術,改革開放後,他轉到江北一家蔬菜商店工作,於上世紀末去世。他晚年總結出的叛徒哲學是“我字當頭,活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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