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禮遜父子

十九世紀初,英國鑒於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派遣使節馬戞爾尼(Earl 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到中國的失敗,又看到法國利用天主教神甫在東方活動的成功,因此也想利用宗教的偽善面貌作掩護,派基督教新教教士深入中國作侵略的先遣部隊。馬禮遜(R0bertMorrison,1782—1834),英國倫敦會傳教士。出身較貧苦,1804年5月向倫敦布道會報名,自願為國外宣教師,隨即被送進宣教學院接受十四個月的訓練。1807年1月8日被授為牧師,1月31日被派遣來中國。他於1月31日從倫敦出發,三個月後到達美國紐約,在美國政府的協助下,搭乘美國同孚洋行老闆奧立芬的三叉號鴉片走私船,繞道南美洲經太平洋先到澳門,當年(嘉慶十二年)9月7日到達廣州。

簡介

十九世紀初,英國鑒於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派遣使節馬戞爾尼(Earl 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到中國的失敗,又看到法國利用天主教神甫在東方活動的成功,因此也想利用宗教的偽善面貌作掩護,派基督教新教教士深入中國作侵略的先遣部隊。一八○五年(嘉慶十年)就由倫敦布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出面,派了一個二十三歲的青年教士到中國來,這個人的名姓是Robert Morrison後來他自己譯成中國漢字叫馬禮遜。馬禮遜於一七八二年(乾隆四十七年)生在英國諾森伯蘭(Northumberland),一七九八年加入長老會(Presbyterian Church),一八○四年入傳教士傳習所(Missionary Academy)訓練,一八○五年決定來中國傳教後,在倫敦學習醫學和天文學,並向中國旅英僑胞楊三達(譯音,原作Yong Samtak)學習中國漢文。一八○七年(嘉慶十二年)他渡大西洋到紐約,又坐帆船渡太平洋來中國(容閎:“西學東漸記”,一九一五年中文版,第八頁),於九月七日到達廣州(麥湛恩Geo.H.McNeur:“中華最早的布道者梁發”,簡稱“梁發”,廣學會一九三九年中文版,第八頁),後來移住澳門。馬禮遜到中國後,就努力進修中國語文,從事翻譯基督教聖經。他的中國文程度相當好,一八一五至一八二三年曾編“華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三大本,據說是依照康熙字典注釋的(夏燮:“中西紀事”,卷八,光緒七年活字版,第十頁;又十六卷,第五頁),因此,一八二四年他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F.R.S.)。他還寫了一部中國文法,和幾部有關“漢語”的小冊子。他譯聖經,一八一三年以後是由米憐(Dr.William Milne)協助的,一八一九年十一月新舊約全部譯竣,一八二三年在馬六甲出版,共二十一卷。在中國只是零星雕板印行,最早的一本是在一八一○年九月印行的(“梁發”,九頁)因此認識了刻字工人梁發,又叫梁阿發(17891855)。梁發在一八一六年(嘉慶二十一年)入基督教,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編印了一部“勸世良言”,其中全是梁發自己闡發基督教教義的文字(“太平軍廣西首義史”,商務版,第六九頁),後來洪秀全在廣州考試得到這本書,受到啟發,於一八四三年(道光二十三年)創立拜上帝會,一八五一年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

個人經歷

馬禮遜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國傳教的開山祖,又是在中國的倫敦會教會創始人,也是基督教聖經的最早翻譯者。他在澳門翻譯聖經時,同時兼任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中文通譯員(Translator)。一八一六年(嘉慶二十一年)七月英國第二次派使臣阿美士德(他原來的姓名是William Pitt Amherst 1773-1857,封爵是Earl Amherst of Arrocan,簡稱Lord Amherst,當時中國公文也稱之為“羅耳阿美士德”【六個字全加口字旁】,就是簡稱的譯音,羅耳就是Lord,見“嘉慶朝外交史料”,故宮版,五冊,第三五頁,“清史稿”邦交志卷二譯作羅爾美都,“中西紀事”卷三譯作羅爾美,可能是截用了幾個字)來中國,馬禮遜隨之作譯生(Interpreter公文中稱為譯生,實在就是當時所謂“通事”),一同到北京。馬禮遜當時是以“在澳貿易夷商”的資格(“清嘉慶朝外交史料”,五冊,第八頁)充任“譯生”(同上書,第十二頁),“清史稿”邦交志二稱馬禮遜為“副貢使”(第二頁),是沿襲“中西紀事”(三卷,第六頁)的錯誤。這一次的副貢使有兩個,一是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一是依禮士(Henry Ellis,1777-1855),而中國私人記載全認為副使是馬禮遜,可見他在當時非常活躍。這次通使,因為京津沒有通譯人,“廣東省派來通事(口語翻譯人)尚未到來”(廣惠奏摺,“嘉慶朝外交史料”,五冊,第十三頁),中國官廳認為“該國譯生(指馬禮遜)言語尚為明白,而天津別無通曉夷語之人,只可暫令該國譯生傳語”(同上),於是馬禮遜成了兩國的共同譯員,中國的文書也交他翻譯(“中西紀事”,十六卷,第五頁)。他在一八二四年回英國一次,攜帶大批漢文書籍,這些書籍後來全由其家人捐贈倫敦大學之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他回國時曾協助成立倫敦“語言學校”(Language Institution)。一八二六年再來廣州。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馬禮遜死在中國(“梁發”,第七六頁)。他在中國時期,中國還沒有新式學校,所以沒有辦學的事跡可考,但他和米憐在馬六甲(Malacca)曾辦了一個英華書院(Ang1o-Chinese College),以訓練遠東傳教士,這個書院在一八四二年以後,遷到香港(“梁發”,第二三頁)。我們從馬禮遜到中國以後的簡歷裡面,可以明白看出當外國資本主義進行侵略的時候,所有的外交官、商人、傳教士以及所謂教育家,他們的目的和任務是一致的,馬禮遜正是這種四位一體的代表者。
這是最先到中國的馬禮遜,他的名姓,在中國官書中,或寫馬禮遜,或三字全加寫口字偏旁,或寫瑪禮遜,我們現在為了容易區別姑且稱他為老馬禮遜。
老馬禮遜的長子叫作John Robert Morrison,我們姑且稱他為小馬禮遜,他在一八一四年(嘉慶十九年)生於中國澳門,因此他精通中國語言文字,十六歲(一八三○年)就在廣州作英國商人的通譯,一八三三年出版了一本“中國商務指南”(Chinese Commercial Guide)。小馬禮遜對中國社會情形非常熟悉,清朝官僚集團的腐敗和賄賂方法他全明白,一八三四年梁發為了散放傳教的“聖經日課”,被廣州官吏通緝,梁發的夥伴也被逮捕,小馬禮遜曾經用了八百元的賄賂,贖出被捕的人(“梁發”,第八二頁),這不是一個普通外國人所能作到的,加以後來他的所作所為,因此當時中國有人傳說他不是英國人,而是“漢奸之仕於英者”(“中西紀事”,八卷,第六頁)。老馬禮遜死了之後,小馬禮遜繼任東印度公司的中文秘書及通譯員。一八三九年以後,中英交涉日繁,英方檔案全由他經手翻譯。第一次鴉片戰爭,小馬禮遜直接參加了對中國的軍事侵略。一八四○年(道光二十年)他隨英國將領懿律(Admiral Ceorge Elliot,1784-1863,又譯義律,當時有兩個義律,這是後到中國的一個)和義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1801-1875,這是先到中國的一個,林則徐在廣州銷毀鴉片煙,代表英國交涉的是這個人)同乘兵船到天津,與琦善會晤(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十五卷,第十四頁,托渾布奏摺,又十六卷,第二頁,伊里布奏摺,“中西紀事”,五卷,第四頁)。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他又和英國使臣(envoy And plenipotentiary in China)璞鼎查(Henry Pottinger,17891856)同船進犯南京,在吳淞遭到陳化成的痛擊,由於他知道牛鑒的庸懦和沿江一帶中國沒有設防,所以鼓輪直入;到了京口,他又勾結揚州漢奸江壽民挾兵索賄銀六十萬兩(“中西紀事”,八卷,第四頁);到了南京,他又聲言要入城就食,索辦餉糈三百萬兩(同上書,第五頁);在南京,一切談判全由他“來往傳說”(同上書,第七頁),時常謾語恫嚇,中國將士全“憤憤請決戰”,而牛鑒“無意戰守”,“惴惴恐誤撫局”(同上書,第五頁),於是終成城下之盟。江寧條約締定以後,他又和璞鼎查同船到浙江定海(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六二卷,第三七頁,伊里布奏摺),到福建廈門(同上書,六三卷,第三八頁,怡良奏摺),總是橫生枝節,“逞刁挾制”(同上書,六四卷,第三六頁,伊里布奏摺)。當時小馬禮遜的狠毒是與璞鼎查一樣的,所以中國記載中璞馬並稱(“中西紀事”,三卷,第十一頁)。怡良在報告璞鼎查到廈門情況的奏摺中說,“查夷酋璞鼎查之狡獪萬端,大率(小)馬禮遜、羅伯聃二人為之導引”(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六四卷,第三三頁);梁寶常在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報告羅伯聃病死的奏摺中說,“英夷領事之人,惟(小)馬禮遜、羅伯聃二名盤踞最久,情形俱極狡譎,今俱天奪其魄,接踵而亡”(同上書,七六卷,第三一頁);全可以反映出當時人對他的憎惡。因為小馬禮遜幫同英國侵略有功,在香港割讓後,英國任命他作香港的立法行政委員會委員(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Council)兼代香港殖民地政府秘書。一八四三年,小馬禮遜患瘧疾死在香港(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六八卷,第十九頁,耆英等奏,“今馬禮遜於閏七月初五日因熱病暴斃”),璞鼎查說,這是他們“國家的一大災難”(a positive national Calamity),也就說明在他活著的時候對於中國是多么大的災害!
小馬禮遜的名姓,在中國公文中,和他父親一樣,全加寫口字旁,這是當時譯音字的通例;其他書中,如“中西紀事”、“清史稿”等,寫作馬利遜,以與他父親馬禮遜有所區別,或者寫作馬履遜(見祁奏摺,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五八卷,第四十頁)也是譯音。在梁發的書信中將小馬禮遜中文名字寫作馬儒翰(“梁發”,第八二頁),儒翰是他名字John的譯音,這種譯音比通常用的約翰要更合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口味,可能是他自己定的。一八四二(道光二十二年)達洪阿、姚瑩根據台灣俘獲的英國人的供詞,說英人“在廣東香港者,文官為馬厘士列,華言馬禮遜,其人名贊臣”(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六二卷,第二四頁),也是指的小馬禮遜,贊臣的名字不知其來源,可能也是John的譯音。
馬禮遜父子在英國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初期,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洪秀全得勸世良言於梁發(一般記載在一八三六年,也有人說在一八三三年),梁發受基督教義於馬禮遜,是眾所周知的,而江寧條約由小馬禮遜作通譯,也是眾所周知的,兩者中間只隔六年,因之,讀史者往往以為前後兩馬禮遜是一個人。老馬禮遜死於一八三四年,中西記載相同,無可懷疑。洪秀全得勸世良言,已在老馬禮遜死後。南京定約,老馬禮遜死已八年,往返交涉都是小馬禮遜,當時人都很清楚,所以譯名有意差異一個字以示區別(馬禮遜與馬利遜)。一八四二年(道光二十二年)奕山、祁、梁寶常報告香港情形的奏摺中說的最明白:“馬禮遜(三字加口旁)即馬履遜,非倫(二字加口旁)即匪倫,俱系該逆夷頭目,能通曉漢字漢語,並非幕客。馬禮遜父子同名(其實是姓),其父死之後,現在之馬禮遜名字之上,添一秧字,緣夷人謂小為秧,故名秧馬禮遜。”(道光朝“籌辦夷務始末”,五六卷,第四十頁)可知當時就有小馬禮遜之稱。夏燮“中西紀事”也說,嘉慶二十一年(一八一六)隨阿美士德到北京的馬禮遜和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隨璞鼎查到南京的馬禮遜,“非前後一人也”(八卷,第九頁),但他以為“馬禮遜”是“英人專司文案之官名,如漢人參軍長史之類”,不是人名,那是錯誤的。“中西紀事”又說,“馬利遜之見於檔案者凡三,嘉慶二十一年副羅爾美行,道光二十年副義律行,是年副濮(璞)鼎查行,皆書其官名”(八卷,第九頁);也是錯誤的。隨義律北上和隨璞鼎查北上的實在同是小馬禮遜。“馬禮遜”是英美常見的姓,夏氏“中西紀事”說,“近日英人刊行之書,有馬利遜所著外國史略,紀五口通商以後事甚詳”(八卷,第十頁),這是另一馬利遜,並不是馬禮遜父子所著。北京“王府井大街”,過去英美帝國主義稱之為“馬禮遜大街”(Morrison Street),也與馬禮遜父子無關,這個馬禮遜或譯莫利遜,名叫George Ernest 1862-1920(“庚子使館被圍記”譯為莫理遜,“八國聯軍志”譯為毛黎森),是澳大利亞人,英帝國主義的新聞特務,一八九七年來到北京,作倫敦泰晤士報的通訊記者,義和團及日俄戰爭時嘗作通訊報導,一九○七及一九一○年曾在中國作窺探旅行,一九一二年作竊國大盜袁世凱的政治顧問,是一個最熟悉中國情況的大特務(Concise Universal Biography)。
老馬禮遜的夫人給她丈夫寫了一本傳記(Memoirs of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D.D.By Mrs.R.Morrison),一八三九年在倫敦出版。夏燮說:“西人有撰馬禮遜傳者,是為嘉慶二十年來中國之副使(誤,見前),其名曰羅伯得,……道光十四年卒。”(“中西紀事”,八卷,第十頁),不知是否馬禮遜夫人的書已譯成中文,或是另外一種?一八四四年英國“紳士雜誌”(Gentlemen’s Magazine)第一卷有小馬禮遜的傳記,我都沒見過,上面所寫除了中文書和註明出處的以外,是根據“英國名人辭典”(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轉引的材料。
現在把幾個有關的年代簡單寫在下面:
一七八二 乾隆四七年 老馬禮遜生於英國。
一八○七 嘉慶十二年 老馬禮遜來中國。
一八一四 嘉慶十九年 小馬禮遜生於澳門。
一八一七 嘉慶二二年 老馬禮遜隨阿美士德到北京,作通事。
一八三四 道光十四年 老馬禮遜死在廣州。
一八三六 道光十六年 洪秀全得勸世良言。
一八四○ 道光二○年 小馬禮遜隨懿律和義律到天津。
一八四二 道光二二年 小馬禮遜隨璞鼎查到南京,中英訂江寧
條約。
一八四三 道光二三年 小馬禮遜死在香港。
(原載“歷史教學”一九五四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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