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中憶蕭紅

應該說這是丁玲熟悉的工作,也是她得心應手的工作,而丁玲在延安文藝界的威望也如日中天。 丁玲有她的不滿情緒,也有她的感情用事。 丁玲聯繫到自己與蕭紅短暫的交往,寫下了她的經典散文《風雨中憶蕭紅》。

簡介

在丁玲的創作中,有大量以寫人為主的散文,這些散文以人物形象的真實生動而獨具一格,有的已成為中國散文史上的經典佳作。
《風雨中憶蕭紅》寫於1942年4月25日。同年6月,發表在延安《穀雨》期刊上。在這之前,丁玲完成了《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和《三八節有感》幾篇文章,與《風》篇相輔相成,從不同的角度,表達了對那個時代女性命運的關注與審視。

丁玲與蕭紅

提起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文壇,蕭紅是不可忽略的一位,她的命運與她的才情一樣受到人們關注,《呼蘭河傳》更是讓中國北方的人文印記深深地烙在了我們腦海中。而女作家丁玲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陝北,歷任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等職,並先後創作《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夜》、《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時》等解放區文學優秀作品。不同的閱歷,不同的性格,卻讓丁玲和蕭紅,在山西臨汾有了一個難得的相識相交的機會。
丁玲後來回憶蕭紅,認為她“那樣少於世故”,“說話是很自然而真率的”。她們在一起唱歌、聊天,“每夜到很晚才睡覺”。在臨汾,受火熱的抗日情緒影響和青年學生的朝氣感染,蕭紅的心情也好多了,從呼蘭出走到現在,蕭紅難得用“開心極了”、用“充滿了微笑”來形容自己的心境。今天的文章是作家丁玲在蕭紅去世後對她的懷念之作。文章深情樸素,表達了兩位女作家之間深厚的友誼 。

創作背景

它寫於1939年,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丁玲對延安的情感是真切的,因為她是一個剛剛獲得自由的人,並且她想像的延安應該是一個廣闊的領地,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全是充滿快樂的青春之力”的地方。她也積極地融入這樣的生活。當毛澤東問她準備乾什麼的時候,丁玲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紅軍。”1936年11月“中國文藝協會”成立,丁玲當上該協會的主任,並在刊物《紅色中華·副刊》上發表熱情洋溢的話語:“我們要從各個方面發動,使用筆,用各種形式,那些最被人歡迎的詩歌、圖畫、故事等等,打進全中國人民的心裡,爭取他們站在一條陣線上,一條爭取民族解放抗日的統一戰線上。革命的健兒們,拿起你的槍,也要拿起你那一支筆!”之後的丁玲參加了一系列革命活動,如參加戰地服務團,到前線慰問抗日將士,同時也創作了一些反映戰地生活的小說和散文,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真正融入真實的生活後,很快地丁玲產生了困惑。1939-1941年丁玲在沉默、在反思。1941年4月底,她調到當時的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副刊《文藝》當主編。其實在左翼文藝運動時期丁玲是一個出色的編輯,《北斗》就是左翼作家聯盟著名的刊物。應該說這是丁玲熟悉的工作,也是她得心應手的工作,而丁玲在延安文藝界的威望也如日中天。隨著思想深入沉思,丁玲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她覺得應該“恢復”雜文的時代。因此,她寫做了《我們需要雜文》,並大張旗鼓地說到:“即使在進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這裡需要督促,監視,中國所有的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封建惡習,是不容易剷除的,而所謂進步的地方,又非從天而降,它與中國的舊社會是相連結著的。而我們卻只說在這裡是不宜於寫雜文的,這裡是應反映民主的生活,偉大的建設。……陶醉於小的成功,諱疾忌醫,雖也可說是人之常情,但卻只是懶惰和怯弱。”並在沉思中把她1939年作的《在醫院中》、1940年作的《我在霞村的時候》發表出來。因此寫做《我們需要雜文時代》,並不是丁玲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有著慎重的考慮,顯然是經過深思而為的。她也把王實味的文章發表出來。丁玲有她的不滿情緒,也有她的感情用事。其實在當時的延安文藝界知識分子都有這樣的普遍情緒,如蕭軍、艾青、羅烽等人。但不管怎么說,這直接帶來延安文藝界的嚴厲的整風運動。延安整風運動中丁玲受到點名批評,因為作為主編,她發表了一系列在當時看來有問題的文章,賀龍元帥就這樣地隱語性批評到:“我們在前方打仗,後方卻有人在罵我們的總司令……”。丁玲內心是痛苦的,她有委屈,但是沒有人理解她。好在只是受到點名批評,並沒有人生的折磨和凌辱(不象王實味那樣失去人生的自由,甚至生命的安全也受到嚴重的傷害)。
蕭紅去世的訊息經過幾個月的時間,這時才傳到延安,也傳到丁玲的耳朵里。丁玲聯繫到自己與蕭紅短暫的交往,寫下了她的經典散文《風雨中憶蕭紅》。通讀整篇散文給人一種感情的打動,同時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一定要注意散文的時間,1942年4月25日。這正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的前夕(具體說就是一周以前),以及丁玲的歷史問題引發爭議的時候——康生重新提出丁玲的歷史污點問題——使她的心情相當複雜。丁玲是毛澤東徵集意見的人選之一,當然毛澤東也對她批評提出了看法,丁玲困惑了。她不知道這“批評”指的是什麼?毛澤東的原話是這樣說的:“內部批評,一定要估計人家的長處,肯定優點,再說缺點,人家就比較容易接受了。”毛澤東對丁玲和王實味作了這樣的區別:“《‘三八’節有感》雖然有批評,但還有建議。丁玲同王實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實味是托派。”毛主席說這番話是在4月中旬。儘管主席親自出面為丁玲解圍,並且對她的歷史問題專門提筆:“雖然如此,但因對丁玲同志自首傳說並無證據,這種傳說即不能成立,因此應該認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個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共產黨員。”毛澤東的話帶有很大的模糊性,話語本身沒有明確的肯定性,這為後來的批判埋下了伏筆。丁玲內心的委屈是不可能一下就釋然的。而離這一時間最近的散文《風雨中憶蕭紅》就有意無意地流露出自己的真實心態。可以說,這篇散文是丁玲延安《講話》前夕心態分析的一個經典文本。

作品意義

《風雨中憶蕭紅》在丁玲文學研究中經常被忽略,沒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視,但是通觀延安時期的丁玲,它卻有潛在的思想或文化的含義。蕭紅死訊的傳來為丁玲找到了情感的發泄口,她借對自己的好友——作家蕭紅——的懷念,側面表達了她在特定時代、特定環境裡的苦悶心情,真實地反映了她在延安整風運動前的心態,這對理解和走進《講話》前夕的“丁玲”有重要意義,並且文本產生斷裂,對於新的美學範疇的建構也具有重要的價值。概言之,《風雨中憶蕭紅》文本意義就是“特定時代作家的心理個案分析”的一篇經典散文,這也是散文文本的潛文化價值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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