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和主要教育活動
顏元（1635 1704年），字易直，又字渾然，號習齋，直隸博縣北楊村（今屬河北省）人。
他8歲發蒙，從學於吳持明。吳能騎、射、劍、戟，精戰守機宜，通醫術，又長術數。因此，顏元從小所受的教育就與眾不同。19歲，又師從賈珍。賈主張以“實”為生活的準則，提倡“講實話，行實事”，這對於顏元後來的“實學”思想不無影響。同年，中秀才，但不久“遂棄舉業”。20歲，“究天象、地理及兵略”。21歲，“閱《通鑑》，忘寢食”。22歲，學醫。23歲，“學兵法，究戰守機宜，嘗徹夜不寐”，並且還學習技擊。如此廣泛的涉獵，為他教育思想上的創新打下了基礎。
顏元的學術思想有一個變化發展過程。24歲時，他“深喜陸、王，手抄《要語》一冊”。26歲時，始知程朱理學之學旨，34歲“因司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孔子之四教，正學；靜坐讀書，乃程朱王為禪學、俗學所浸淫，非正務也”。（1） 從此以後，他力主恢復堯舜周孔之道，猛烈抨擊程朱陸王學說，從原來篤信理學變成批判理學的傑出代表，學術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顏元畢生從事教育活動。62歲時，應郝公函之聘，主持肥鄉漳南書院。他親自規劃書院規模，制定了“寧粗而實，勿妄而虛”的辦學宗旨，這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主張。顏元一生培養了眾多的學生，其中有記錄可查者達100多人。高足李恭（1650 1733年），字剛主，號恕谷，繼承和發展了顏元的學說，形成了當時一個較為著名的學派，後人稱為“顏李學派”。
顏元的著作原被收在《畿輔叢書》和《顏李叢書》中，今人編有《顏元集》上、下兩冊，其中主要教育著作有《總論諸儒講學》、《上太倉陸桴亭先生書》、《性理評》、《漳南書院記》等。
主要思想
（一）對傳統教育的批判
他極力批判自漢以來二千年的重文輕實的教育傳統，包括玄學、佛學、道學以及宋明理學。他提倡實學，亦有其歷史依據。他認為堯舜周孔就是實學教育的代表者，如孔子之實學注重考習實際活動，其弟子或習禮，或鼓瑟、或學舞、或問仁孝、或談商兵政事，於己於世皆有益，而宋儒理學教育卻相反，主靜主敬，手持書本閉目呆坐有如泥塑，在講堂上側重於講解和靜坐、讀書或頓悟，其害有三：一是“壞人才”。即理學教育所培養的人才柔弱如婦人女子，無經天緯地之才，他指出，如果學生的學習與實際生活相脫離，即使讀書萬卷，也是毫無用處的。這種教育不僅害己，而且害國。二是“滅聖學”。他認為理學家只從章句訓詁、註解講讀上用功，從而陷入了一種文墨世界，國家取士、教師授課、父兄提示、朋友切磋，皆以文字為準，這就丟棄了堯舜周孔的實學精神。尤其是倡行八股取士後，為害更大。三是“厄世運”。漢儒宋儒之學敗壞了學術與社會風氣。學術完全成了一種文字遊戲，統治者更是利用科舉八股把士人囿於文字之中，造成了極大的危害，社會道德、經濟、人才的腐敗與衰竭，皆與此有關。結論：以實學代理學。
批判傳統教育，尤其是批判宋明理學教育，這是實學教育思潮的一個顯著特徵，顏元是這一思潮中的重要代表。他的批判主要有三個方面。
1、揭露傳統教育嚴重脫離實際的弊端
顏元指出，傳統教育一個最突出的弊病就是脫離實際，把讀書求學誤以為是訓詁，或是清談，或是佛老，而程朱理學更是兼而有之，故其脫離實際更為嚴重。傳統教育培養出的人既不能擔荷聖道，又不能濟世救民。所以他認為，這種教育“中於心則害心，中於身則害身，中於家國則害家國”。他指出：“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也”（2） 這表示了他對傳統教育，尤其是程朱理學教育嚴重脫離實際的深惡痛絕。
2、批判傳統教育的義、利對立觀
傳統教育的另一個弊病，就是在倫理道德教育方面，把“義”和“利”、“理”和“欲”對立起來。顏元針對這種偏見，繼承和發展了南宋事功學派的思想，明確提出了“正其誼（義）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的命題。他認為 “利”和“義”兩者並非絕然對立，而是能夠統一起來的，其中，“利”是“義”的基礎，“正誼”，“明道”的目的，就是為了“謀利”和“計功”。同時，“利”也不能離開“義”，而且“利”必須符合“義”。顏元的這種思想，衝破了傳統的禁錮，使中國古代對於義、利關問題的認識近乎科學。
抨擊八股取士制度
顏元深刻揭露了八股取士制度對於學校教育的危害，對八股取士制度進行了猛烈抨擊。他認學校是培養人才的正當途徑，而那種傳統的科舉制度，以時文（八股文）取士，是用八股文代替實學，不僅不能選拔真才，反而會引學者入歧途，貽誤人才。所以他指出：“天下盡八股，中何用乎！故八股行而天下無學術，無學術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治功，無治功則無昇平矣。故八股之害，甚於焚坑”。（3）反對八股取士制度的激烈態度，躍然紙上。
誠然，顏元是打著古人的旗號批判傳統教育的，即所謂“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然而，在當時“非朱子之傳義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禮不敢行”的社會條件下，他無懼“身命之虞”，而敢於猛烈批判傳統教育，尤其把抨擊的矛頭集中指向程朱理學，這是一種大無畏的勇敢精神。這在當時的思想界起了巨大震動。梁啓超說顏元是當時思想界的大炸彈，這是頗有見地的。
(二)、學校為“人才之本”
顏元十分重視人才對於治理國家的重要作用，指出：“人才者，政事之本也”，“無人才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治平，無民命。”(4) 把人才視為是治國安民的根本。因而，他在“九字安天下”的方針中，把“舉人才”列為首位。他說：“如天不廢予，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5）
顏元不僅重視人才，而且進一步指出人才主要依靠學校教育培養，在他看來，“朝廷，政之本也；學校，人才之本也，無人才則無政事矣”，（6）“人才為政事之本，而學校尤為人才之本也”（7）所以，從人才的角度來分析，顏元的上述見解確有道理，它正確地揭示了學校、人才、治國三者之間的關係，突出了學校教育的重要地位，它對於當前我們正確認識教育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的戰略地位，不無意義。
顏元對學校教育的培養目標也有具體主張。他認為，“令天下之學校皆實才德之士，則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經濟臣”，若“令天下之學校皆無才無德之士，則他日列之朝廷者皆庸碌臣”。（8）可見，他主張學校應培養“實才實德之士”，即是品得高尚，有真才實學的經世致用人才。顏元的這種主張目的雖然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即他說的“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經濟臣”，能夠“佐王治，以輔扶天地”，這是顏元思想的局限性。然而，他重視人才對於治國的重要作用，強調人才主要依靠學校教育培養，這些都是正確的。同時，他提出的“實才實德之士”的培養目標，顯然已衝破了理學教育的桎梏，具有鮮明的經世致用的特性，反映了要求發展社會生產的新興市民階層對於人才的新要求，在當時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三）“慎學”、“實學”的教育內容
顏元關於教育內容的主張，是以反傳統、反教條、反程朱理學脫離實際的書本文字教育的戰鬥姿態出現的。因而，為培養“實才實德之士”，在教育內容上，顏元提出了“真學”、“實學”的主張。它的特點是崇“實”而卑“虛”，與傳統教育，特別是與程朱理學教育，針鋒相對，“彼以其虛，我以其實”，以“實”代“虛”，以有用代無用。顏元認為堯舜周孔時代的學術便是“真學”、“實學”，所以大力提倡當時的“六府”、“三事”、“三物”。這裡所說的“六府”、“三事”，即《尚書·大禹漠》所云的“水，火，金，木、土、谷”和“正德、利用、厚生”；“三物”即《周禮·地官》所云的“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在顏元看來，“三物”與“三事”是異名同實。“三物”之中。又以“六藝”為根本，“六德”、“六行”分別是“六藝”的作用和體現。所以，顏元提倡“六府”、“三事”、“三物”。其核心是在於強調“六藝”教育。
顏元託言經典強調“六藝之學”，並非真是要回復到堯舜周孔時代，而是托古改制，“以復古求解放”，在古聖昔賢“六藝”教育的旗幟下，宣揚自己的主張。晚年，他曾規劃漳南書院，陳設六齋，並規定了各齋的具體教育內容，這是對他“真學”，“實學”內容的最明確、也是最有力的說明。漳南書院的六齋及各齋教育內容為：
文事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
武備齋：課黃帝、太公及孫、吳五子兵法，並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
經史齋：課《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
藝能齋：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
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
帖括齋：課八股舉業。
漳南書院之所以暫還設立“理學齋”和“帖括齋 ”，只是為了“應時制”，“俟積習正”，則關閉這兩齋。因此，顏元“真學”，“實學”的教育內容，不僅同理學教育有著本質的區別，而且無論是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大大超越了“六藝”教育。它除了經史禮樂等知識以外，還把諸多門類的自然科技知識，各種軍事知識和技能正式列進教學內容，並且實行分科設教，這在當時確實是別開生面的，已經蘊含著近代課程設定的萌芽，將中國古代關於教育內容的理論推進到了一嶄新的發展階段，這是顏元對於中國古代教育理論的重要貢獻，值得人們重視。
（四）“習行”教學法
強調“習行”教學法，這是顏元在學術思想轉變後關於教學方法的一個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主張。他35歲時，“覺思不如學，而學必以習”，便將家塾之名由“思古齋”改為“習齋”。
顏元認為，要獲得真正有用的知識必須通過自己親身的“習行”，“躬行而實踐之”，求諸客觀的實際事物。因而他所說的“習行”教學法，就是強調在教學過程中要聯繫實際，要堅持練習和躬行實踐，惟有如此，學得的知識才是真正有用的，否則，不和自己的躬行實踐相結合的知識是無用的。
顏元重視“習行”教學法，一方面同他樸素的唯物主義認識論有密切關係，他主張“見理於事，因行得知”認為“理”存在於客觀事物之中，只有接觸事物，躬行實踐，才能獲得真正有用的知識。另一方面，他重視“習行”教學法的直接原因是為了反對理學家靜坐讀書、空談心性的教學方法。在他看來，“從靜坐講書中討來識見議論”，一是由於脫離實際，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二是終日兀坐書房中，影響健康。為了改變理學家這種把道全看在書上，把學全看在讀和講上的教學方法，顏元大力提倡“習行”教學法。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顏元強調“習行”，並非排斥通過讀和講學習書本知識。他認為書本記載的“原是窮理之文，處事之道，豈可全不讀書”。因而通過讀書獲得知識，“乃致知中一事”。但“將學全看在讀上”，“專為之則浮學”，而且書讀得愈多，愈缺乏實際辦事能力。同樣，講說也不能廢除，但不可脫離實際空講。因而他主張讀書、講說必須與“習行”相結合，而且要在“習行”上下更多的功夫，化更大的精力。
顏元所說的“習行”，雖然講的是個人行動，忽視了“知”對“行”的指導作用，看輕了理論思維的重要性，因而沒有社會實踐的意義。但他強調接觸實際，重視練習，從親身躬行實踐中獲得知識，這可說是中國古代教學法發展上一次手足解放的運動，它一反脫離實際的、注入式的、背誦教條的教學方法。可以說是教學法理論和實踐上的一次重大革新。這在當時以讀書為窮理功夫，講說著述為窮理事業，脫離實際的“文墨世界”中，無疑是吹進了一股清新之風，令人耳目一新，具有進步意義。
（五）勞動教育思想
重視農業知識的傳授，注重勞動在培育人才中的作用，這是顏元教育思想的又一個重要特點。
顏元長期生活在農村，親自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後來雖從事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但從未脫離勞動。像他這樣一生不脫離農業生產勞動的著名教育家，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是不多見的。
正因為他自己一生長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因此，使他能夠衝破自孔丘以來儒家輕視農業生產勞動的傳統思想束縛，對勞動有一個新的認識，不僅認為人人應該勞動，而且還重視對學生進行勞動教育。這種勞動教育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重視傳統農業知識。顏元始終把向學生傳授農業知識置於其教育活動的重要地位。他曾說：“以禮、樂、兵、農，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是為正學”（10）在親自製訂的“習齋教條”中，規定“凡為吾徒者，當立志學禮、樂、射、御、書、數及兵、農、錢、谷、水、火、工、虞。”（11）
注重勞動對於育才的作用。顏元認為，勞動不僅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有利於國家社會的強盛，而且對人也有教育作用。首先勞動具有德育的意義。它不僅能使人“正心 ”、“修身”，去除邪念，還有使人勤勞，克服怠惰、疲沓。其次，勞動還具有體育的意義。勞動可以增強體魄，是重要的養生之道。
需要指出的是，顏元雖重視對學生進行勞動教育，但他的思想仍沒有越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藩籬，這是顏元教育思想的消極面，是他無法克服的歷史和階級的局限。
簡要評價
顏元以大無畏的戰鬥精神，深刻揭露和猛烈抨擊了傳統教育，尤其是程朱理學教育，並在批判中創立了以“實學”為特徵的教育理論體系。他主張學校為“人才之本”，必須培養“實才實德之士”，提出應該傳授包括諸多門類的自然科技知識，各種軍事知識和技能在內的“真學”、“實學”強調接觸實際，從躬行獲得知識的“習行”教學法，重視向學生進行勞動教育等，顏元的這些見解在當時獨放異彩，別具一格，對中國近代教育的產生和發展也產生了一定影響。所以顏元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有著光輝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