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組織管理的“權”與“謀”

韓非子組織管理的“權”與“謀”

《韓非子組織管理的"權"與"謀"》是根據十八大關於深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建設職能科學、結構最佳化、廉潔高效、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的要求,針對黨政基層幹部如何提高管理水平,而撰寫的知識性讀物。全書從權事劃分,謀略籌劃人手,選擇《韓非子》的17個經典個案,以獨特的視角,剝繭抽絲,從奉上、守位、決策、治眾、御下、慎好、守信、授權、司職、善言、慮遠、處事、識人、避禍、全身、養晦等不同的角度和緯度探尋隱藏在歷史背後的管理智慧與管理權謀。把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韓非子組織管理的"權"與"謀"》由企業管理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張鳳池,中共河南省民權縣委黨校副校長。長期從事組織工作,近年來專職於幹部教育培訓,主要從事幹部修養、組織管理、團隊塑造、形象禮儀、親職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培訓和諮詢。著有《做人·為官·治事·養心》、《從心而動:方式·方法·方向》等著作。

圖書目錄

第一章奉上:紂王問日
一、他了不起
二、皇上聖明
三、不準越位
四、讓他安心
五、贏得信任
第二章守位:魏王與官
一、亂了名分
二、亂了方針
三、亂了章法
第三章決策:季孫遇賊
一、和誰決策和誰玩
二、與國士談國事
三、公開場合要有威
第四章制衡:管仲將立
一、重要權力不能授予一人
二、何謂權力
三、大權與小權
四、集權與放權
第五章治眾:子產相鄭
一、寬與嚴
二、文與武
三、寬之害
四、嚴之壞
五、合情合理
第六章御下:昭侯醉酒
一、聰明與冷酷
二、原則與秩序
三、越權與失職
四、可怕
五、倒霉
六、動機
第七章慎好:桓公服紫
一、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二、慎其所好
三、喜怒不形於色
第八章守信:晉文攻原
一、“信有德”
二、民無信不立
三、政無信不威
四、名聲是商品更是價值
五、信用度
第九章授權:子賤治單
一、管理的真諦
二、管好能人
三、“人才”與“庸才”
四、用得好
五、毛遂之死
第十章司職:延理擋駕
一、溝通與商量
二、面子與對錯
三、廷理的委屈
四、太子的尷尬
五、楚王的婉轉
六、結局
第十一章善言:文公烤肉
一、說話是一門很深奧的學問
二、“順毛摸”、“順手甩”和“順口溜”
三、“順”
四、忘言與慎言
第十二章處事:桓赫雕鼻
一、凡事留個不盡的意思
二、準平衡
三、水滿則溢,月盈則虧
四、分寸和距離
五、責毋太嚴,教毋過高
第十三章慮遠:夷射罵門
一、擺譜與謙遜”
二、度量與包容
三、高貴與卑賤
四、明權與暗權
五、深謀與遠慮
六、不幸與有幸
第十四章識人:桓公問相
一、桓公的結局
二、我們的教訓
三、他們的經驗
四、聖人秘訣
五、繼承與發揚
六、傳世名著中的觀人之法
七、距離我們越來越近
八、曾國藩和《冰鑒》
第十五章避禍:春申之妾
一、背後的冷箭
二、無敵的讒言
三、道義的憤怒
四、理智的手段
五、親賢臣,用小人
第十六章全身:鄭袖不妒
一、何謂嫉妒
二、吃醋
三、吃不到葡萄嫌葡萄酸
四、紅眼病
五、黑手黨
六、防止和控制
第十七章養晦:成子登台
一、聰明人
二、鈍感度
三、“知其所止”
四、聖人韜光
五、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
六、中庸之道
附錄:《韓非子》管理故事的啟示
君王類
將相類
士民類
後記

後記

2011年6月,拙著《做人·為官·治事·養心》一書出版之後,還算受歡迎,特別是得到了黨校培訓班學員的稱許。這本來也不奇怪,因為當初寫這本書的出發點,就是希望對“通往成功的路總是在施工中”的同志們有所幫助。而它的主要對象,就是工作在基層的科級幹部。
我沒有想到的是,該書的下篇,引起了讀者的高度關注。不少同志提出,鑒於該書的上篇“做人·為官·治事·養心”和下篇“《韓非子》中的組織人事管理”,內容互不統屬,建議各自獨立成書。
對這個建議,我的恩師蔣正華教授、姚潤田教授深以為然。這是本書修訂的最基本動因。
修訂的計畫,是將初版的上篇和下篇分別加以擴寫,上篇部分,仍以《做人·為官·治事·養心》為名,修訂再版;下篇部分,則以《(韓非子)組織管理的“權”與“謀”》為書名,另行出版。
在擴寫過程中,我慢慢地感覺到,如果只是簡單地增加幾個管理個案,以及文字上的潤色、訂正,固然可以減少工作量,但對於讀者來說,卻是大有不負責任之嫌。而且,這個書稿又要兼顧基層幹部和企業管理人員,雙方的特性又大不相同。於是,不得不在去年下半年工作特別忙的情況下,花費大量精力,對原稿進行了一次比較系統的整理。尤其是原稿中的7個故事,既有增寫、擴寫,又有刪除、改寫,結構上也作了部分調整變動,文字上更是改頭換面。目的只有一個,既要盡心,也要盡力。
以《韓非子》說管理,誠惶誠恐。“惶”的是怕褻瀆,“恐”的是怕誤導。
管理本是一個既簡單又複雜的事情。
然而,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非我所能;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非我所願。在複雜和簡單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雖殊非易事,卻是我的追求。
歷史從來沒有走遠,管理也從來沒有離開。因為“歷史不能忘懷”,所以“歷史總是讓人惦記”;因為“管理已融入血脈”,所以‘‘管理自然無處不在”。
管理的天空里群星璀璨,管理的世界裡無限光華。 道中有道。諸前輩大家行於前,余後生小子從於後。或褒或貶,皆是愛我;或知或罪,聽任諸君。一切的期待都寄望於將來做得更好。
本書草成已經年余,承華文出版社的宋樹理先生多方舉薦。我與宋先生合作始於三年前,拙著《做人·為官-治事·養心》的出版,多蒙其相助。宋先生視野開闊,辦事謹細,為人誠懇,實為良師益友之屬。今冬宋先生不幸病逝,深感痛惜,特致哀思。
本書幾經輾轉,幸得閆書會先生不棄,終得付梓,以避遷延。在此特向閆先生、向責任編輯徐新欣和企業管理出版社的工作人員表示衷心感謝!
書中引用和選錄了一些相關文章,在此一併向作者致謝。
張鳳池
2013年12月6日

序言

一、艱難的管理者
基層的領導幹部和基層的普通幹部,其實是很艱難的一群人。由於相通性的緣故,一些中小企業的管理人員也可以歸入這一類。
說他們艱難,是因為作為組織金字塔的最低端、政治生態鏈條里最弱勢的群體、和老百姓距離最近的管理者,他們極少經受過適合他們工作特點的管理方面的專門訓練。我在《做人·為官·治事·養心》一書的序言“為了他們”中曾說:“主要的不是他們不想學,而是無從學起。在學校讀書時,沒人教這些。參加工作以後也沒有人教。那些高談闊論的諄諄教導、以會代訓的苦口婆心、專業人士的皇皇巨著,似乎距離他們都太遠了。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他們純屬在黑暗中探索,自學成材。這種探索,固然有成功的康莊大道,但更多的是崎嶇小路。”
其實,他們需要的不多,既不高深也不複雜,作為和老百姓距離最近的管理者,無論“是什麼”,還是“為什麼”,或者“怎么辦”,都僅僅是一種很直接、很感性、一學就會的東西。
問題本來很簡單。因為“管理”並不複雜。
廣義的管理,是指套用科學的手段安排組織社會活動,使其有序進行。
狹義的管理,是指為保證一個單位全部業務活動而實施的一系列計畫、組織、協調和控制活動。
狹義的管理其實也就是組織管理。
組織管理,是指通過建立組織機構,規定職務或職位,明確責權關係,以使組織中的成員互相協作配合、共同勞動,有效實現組織目標的過程。
組織管理的一個重要內容,是通過科學的方法、正確的用人原則和合理的管理制度,調整人與人、人與事、人與組織的關係,謀求對工作人員的體力、心力和智力作最適當的利用與最高的發揮,並保護其合法的利益。這就是人事管理
組織管理的要點在於,合理配置各種資源,有效地利用各種精神和物質力量,實現目標。
管理的基本原則,是效率,是“事半功倍”。
管理的本質,是在防止最壞的基礎和前提下追求最好。
《韓非子》,就是組織管理的經典教科書。
馮友蘭先生在《韓非子與法家》中極為透徹地指出:“法家的主張,用現代語言來說,乃是一套組織領導的理論和方法。一個人如果想走極權主義道路,組織大眾,充當領袖,就會認為法家的理淪和方法頗有一點道理。”
二、不幸的韓非子
倘若我們懷著巨大的悲憫之情,上溯數千年,透過歷史紗縵輕拂歷史塵煙,細數管理先賢,則以特立獨行而登峰造極者,恐怕莫過於韓非。
韓非(約公元前280~前233年),戰國晚期韓國人(今河南新鄭,新鄭是鄭韓故城),韓王室諸公子之一。《史記》載,韓非精於“刑名法術之學”,與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學生。韓非因為口吃而不擅言語,但文章出眾,連李斯也自嘆不如。
韓非目睹戰國後期韓國積貧積弱,多次上書韓王,希望改變當時治國不務法制、養非所用、用非所養的情況,但其主張始終得不到採納。韓非認為這是“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便退而著書,寫出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著作,主要收集在《韓非子》一書中。
韓非的書流傳到秦國,深得秦王政的賞識。《史記》載,贏政看過韓非的《孤憤》、《五蠹》之後,大發感慨:“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遂以攻打韓國相威脅,迫使韓王讓韓非到秦國為其效力。韓非的到來,讓他的同窗好友李斯和大受秦王重用的縱橫家姚賈感到了潛在的威脅和現實的威逼。李斯、姚賈在秦王面前誣陷韓非說:“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殺之。”韓非因此下獄。結果是,“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被逼自殺於雲陽(今陝西淳化縣西北)。
在《韓非子》一書中,韓非全面總結了春秋以來政治鬥爭的歷史經驗,系統闡述了法家要求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法治理論。更重要的是,他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治國方略,不僅為秦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也為以後的封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韓非子》一書,飽含著一個不得志的學者站在逾時代的高度對人性和權力的深刻洞見,驚世駭俗。然而,“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著千古奇文者,盡皆身世悲涼。韓非書雖千古絕唱,“字字看來都是血”;人卻萬古愁心,難脫歷史宿命。他為熱愛的祖國投入滿腔心血,卻既不見信,也不見用;他一生致力於權術研究,卻成為權力鬥爭的犧牲品,死於同窗之手;他自信其著作流傳久遠、學說必得人施行,卻是祖國的死敵秦國成為了實踐者;他深入揣摩人主心理、總結歷史教訓,進說之術集戰國游談者之大成,卻既未說服韓王,也未擺脫誣陷;就連當初對他“遙聞聲而相思相慕”的秦王贏政,後來競也是“習進前而漸疏漸厭”,坦然接受了李斯、姚賈對他的讒害,雖則旋即大悔,惜乎韓郎已死。對韓非的結局,太史公也給予了深刻的同情:“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這不能不說是對韓非命運的嘲諷,智慧的反諷,權術的譏諷。
三、相斫書·權術書
斫,砍殺。相斫書,即記載相互砍殺的書。《左傳》所記征伐侵襲之事數百,故有“相斫書”之稱。魚豢向槐禧請教《左傳》,槐禧說,讀《易》、《禮》、《詩》都會有不同的收穫,唯《左傳》只不過是記載戰爭之書,不值得精心研治。後世以“相斫書”指記載戰爭的史書,也指有關兵法戰策的書。宋陸游《對酒》詩:“孫、吳相斫書,了解亦何益?”上句即指孫子吳起之兵書(趙西堯等《三國文化概覽》)。
梁啓超先生則更進一步,認為幾千多年來中國一直在相斫,而二十四史就是最大的相斫書,他說:“昔人謂《左傳》為‘相斫書’,豈惟《左傳》,若二十四史,真可謂地球上空前絕後之一大相斫書也。”(《中國之舊‘史》)
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後記》中也指出:“不顧一切的奪取權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況,過去幾千年是這樣,今後幾千年恐怕仍會是這樣。”
與史書的“相斫”不同,《韓非子》五十五篇,核心則是“權術”二字。有人說,史書是擺事實,《韓非子》是講道理。其實,《韓非子》是既擺事實,也講道理。只不過是先講道理,再擺事實。相當於我們現在的先說觀點、提論點,再舉事例、擺論據。
任何一種思想,也許都能完全解釋身邊的世界。比如,秦之所以能統一中國,很大程度上受益於其所堅持的法家思想。戰國後期,兵火紛擾,人民不堪其苦。無論是高居廟堂的統治者,還是遠在江湖的各國小民,都希望給紛戰來一個完結,給爭奪來一個終了。在這種大環境中、大趨勢下,法家的“嚴”的思想凸顯其效用。以法家思想立國的秦國最後勝出,足以證明,諸子百家中沒有哪一家對戰國時代的影響能超過法家。
韓非便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在韓非之前,著名法家有三,商鞅重法,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各有特點。到了韓非時,將三者緊密結合,遂為大成。也就是說,法、術、勢雖非韓非獨創,但把這三者結合起來,並把它們強調到了極致、達到了頂峰的卻是韓非。
“法”、“術”、“勢”三個字各有所解,學問很深。簡單地說,“法”是指遵循法治,以法律和規章制度,以嚴刑厚賞來推行法令,使奉法遵令者無或缺賞,犯法違令者無所逃罰,與現代的“有法必依,執法必嚴”有共同語言。“術”即政治權術,指的是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或者叫做人主操縱臣下的權謀,似乎是“陰謀詭體”。“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即權力與威勢,主要是獨掌大權,察覺、防止臣下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也就是看準“勢”的變化,讓形“勢”總是站在自己這邊。
“法、術、勢”相結合,最核心的就是一個字,“權”。
韓非的學問就是“權術”,《韓非子》一書也就是“權術書”。
四、智慧與人性
韓非所說的“權術”與今人所謂“權術”有所不同,乃是權力套用的方法。 權術的施展離不開智慧的套用,因而智慧和權術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因此,智慧在權力爭鬥中的套用就是權術。
簡而言之,“權術”就是智慧。
易中天先生認為,智慧來自對人性的把握。
在’《品三國》中,易中天先生說:“賈詡可能是三國時期最聰明的人。”“賈詡的聰明,明就明在他洞悉人性,總能看透對方的心思。”賈詡的“料事如神,實際上是料人如神”。先生接著又說:“所以,琢磨計謀是沒有用的,你還是琢磨人性吧!”(第一部《魏武揮鞭》第八集“鬼使神差”)
人性就是在一定社會制度和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
先哲論“性”,眾說紛紜。有主張人性善的,比如“人之初,性本善”,以孟子為宗;有主張人性惡的,比如“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以荀子為宗;有主張人性無善惡的,比如“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以告子為宗;還有主張人性善惡混雜的,比如“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以揚子揚雄為宗;另有性三品說,董仲舒開其端。大致以性善說為主流。
荀子堅持“性惡”之說。他老人家認為,“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偷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荀子·性惡第二十三》)。所以他特彆強調要用禮和制度來約束規範人的行為,從而達到“化性起偽”、使人向善的目的。
韓非是荀子的學生,他的思想自然也是基於“性本惡”。但“他與荀子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對通過文化教育,使人向善,不感興趣。韓非子和其他法家認為,正因為人性惡,所以法家的治國方針,全從實際出發,並不寄希望於把大眾改造成為新人。”(馮友蘭《韓非子與法家》)
《韓非子》中沒有專門對人性進行論述的章節,但處處閃現著關於人性的光輝。
比如在論述君臣關係時,韓非說:“故王良愛馬,越王勾踐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天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賣。”(《備內》)韓非通過揭示人的功利性,進而認定:王良勾踐,醫生輿人,匠人慾人夭死,其心理和行為,都是利益驅使之使然,利益算計是人活在世上的第一品性。即使是父母子女之間“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六反》)。父母對於子女,尚且用計算利弊相對待,何況是對於沒有父子恩澤的人呢?
將一切社會關係確定為利害關係,把父母子女之間的關係用“計算之心”來衡量,其冷靜、冷峻、冷血、冷酷、冷冰冰,不禁讓人後背生出陣陣寒意。怪不得司馬遷說他“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礅少恩”。
一個認為“性本惡”的人,一個“極慘礅少恩”的人,一個敢於把“功利”二字擺在桌面上的人,既然離了主流,當然會被認為是陰謀學家,其著作自然也不會廣為流傳。所以,對於韓非的權術,除了秦始皇以外,歷代帝王至少都表面上表示不屑。但是實際上,“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韓”(毛澤東讀王夫之《讀通鑑論》卷十七《粱武帝》批語),正如王山先生所說:“古代的帝王以及許多成大器者都在看《韓非子》,三國時期諸葛亮反覆教後主劉禪學帝王之學,就是以《韓非子》為教本。”(《向韓非學管理》前言)此以劉備臨死前遺詔敕劉禪為證:“可讀漢書、禮記,間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裴松之注引諸葛亮集)
這可真是有點誰用誰知道的意思了。
五、講故事。說道理
我們的民族是個崇尚謀略和權謀的民族。
當然,《韓非子》既然是一本“政治鬥爭的葵花寶典”,其道理自然很深奧。雖然韓非儘量想把它的招式說得簡單一點兒,但是還是怕說不清楚,或者怕讀者聽不懂他說的道理。為此,韓非特地採取了“以事說理,理以事說”的辦法,使用大量生動形象的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希望把他的觀點闡述得有聲有色、有滋有味,以使人人耳人心。 比如《說林》,《史記·韓非傳》索隱:“《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日《說林》也。”《說林》上下二篇匯集了七十一則故事。再比如《儲說》,“儲”是積儲之意,“說”即歷史、傳說、故事。這些故事被分門別類地安排在作者特定的論點之下,因為思想豐富,故事眾多,《儲說》分為內篇、外篇,內、外又各分上、下,外篇上下又各分左、右。《韓非子》全書的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以及寓言,多達三四百則,內容極其廣泛。
但是即便這樣,對於已經習慣於接受現成理論的現代人來說,對於我們這些基層的小幹部、草命的小凡人和芸芸眾生來說,不僅韓非子的“權術”學問太深奧、也太複雜,就是他那些為了“說清楚”而列舉的大量故事,如果沒有一點古文基礎的話,也還是顯得太深奧,太難領悟了!
太深奧的東西老百姓理解不了,要想一學就會就得簡單明白,至少得有人把他說的讓人一聽就懂、一學就會。這樣,《韓非子》才能變成一本“實用”的工具書。
六、亦真亦幻難取合
謀略之學實際上是教人一些政治上的樸素真理。
如果我們把韓非的“權術”,看成是組織管理中的識人、用人、管人、考核人的技術,一切就變得簡單了。
本書選擇《韓非子》中的十七個經典個案,來剖析組織管理中的“權”與“謀”,就是試圖把韓非關於政治鬥爭的複雜“權術”,轉化成組織管理的簡單“技術”。
當然,我們都認為我們看到的是現實,對方看到的是“幻覺”。但如果對方認為我們看到的是“幻覺”,也許我們看到的正是現實。
“音樂的圖畫永遠是不完全的”(夏班農)。同一陣風,吹在不同的管弦上,會發出不同的樂音,“同一段旋律,經學家聽得見《易》,道學家聽得見‘淫’,戀人們聽見了綿綿情話,愁人聽見了雨打芭焦。可無論如何,大家都不約而同地發現:音樂足以彰顯言語無法表達的一切。在無數個神奇的音符之中,世界得到了完整的表達……”(宋立民《波動於精彩與無奈之間的期待——(外面的世界)的主觀闡釋》)同樣的道理,從飽含韓非智慧、心血與全部貢獻的《韓非子》一書中,有人看到了管理,有人學會了權謀,有人通曉了溝通的奧妙,有人明白了法勢的道理,有人心蕩神迷於他對人性底蘊鞭辟人里地洞察與剖析,也有人詫異震動於他驚心動魄的冷峻與客觀,還有人深刻感受到了他語言的力量與美感……
也許,與《老子》、《莊子》、《易經》所顯示的深沉智慧與超然的人生態度相比,《韓非子》的偏激與片面、深刻與真實,則距離我們更近。
張鳳池
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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