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生[北京市政協副主席]:陳建生，男，漢族，1938年7月生於福建福州 -百科知識中文網

人物簡介

陳建生，1938年7月生，196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地球物理系天體物理專業。

農工黨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委主委，北京市政協副主席。
1979年～1980年在英澳天文台訪問，

1982年～1983年在歐洲南方天文台訪問，現任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聯合北京天體物理中心主任，

1986年起任博士生導師，

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中國科學院數理學部副主任，現主持“九五”中科院重大基礎研究項目及國家基金委重點項目。

第八屆全國政協委會、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為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中-德議會友好小組成員。現任北京大學天文系主任。

曾任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助理研究員、研究員，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聯合北京天體物理中心主任，農工黨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委主委、中科院數理學部副主任、國家天文台研究員、北京大學天文系主任、教授。

2003年1月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

人物兼任

中國科學院天文學科專家委員會主任，

國家評審組專家，

中國科技大學兼職教授，

國際天文學會第9、第28委員會組委，

美國《FundalmentalofCosmicPhysics》學報編委，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及人事部博士後，

專家組成員，

中科院學位委員。

研究領域

類星體巡天、類星體吸收線、星系際介質、星系物理、施密特CCD測光及大視場、大尺度、大樣本天文學，

領導BATC(北京—亞利桑那—台灣—康奈狄克)CCD多色巡天計畫。

主持“九五”中科院重大基礎研究項目及國家基金委重點項目。

人物經歷

學生時代

1938年，陳建生便降生在福州，聰穎的天資使他在青少年時期就立志揚閩人之學風，成為出類拔萃的少年學子。高中時，他在武漢大學《數學通訊》雜誌發表了學術論文“圓內黃金分割”，顯示出他在數理學科上的天賦。這使得他能夠較早地領悟到科學精神，樹立起為祖國獻身科學的志向。
1957年，他以全國高考狀元的成績進入了北京大學物理系物理專業學習。
1963年，陳建生畢業，因成績優異，被分配到中科院北京天文台，開始了他與星空為伴的生涯。

北京天文台

陳建生畢業時正逢北京天文台籌建，這是命運給他的機會，使他能夠作為創業者培育他的科學精神，鍛造他盜火者的人生。

天文台的選址工作是對陳建生人生的第一個考驗。選址需要在荒山僻野中選擇不同的地點，經過起碼一年的連續觀測才能確定址點。於是，他和年輕的同事們背起儀器開進了深山，住帳篷，喝山泉，風餐露宿，日月相隨。那時，他最愛唱《勘探隊員之歌》：是那山谷的風吹動著我們的紅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們的帳篷……唱著這首歌，他感到無比的自豪。
經過一年的觀測，最後選定了台址，但在上報國家有關部門後，被駁回了，原因那是個軍事禁區。一切只好重新開始。他們開進了燕山山脈的腹地，經過更加艱難的工作，最終選定了河北興隆縣境內一座海拔960米的小山。他一生的成就就從這座孤山開始了。
在那個資金嚴重匱乏的年代，建設天文觀測台不只是施工單位的事情。科學工作者為了節省科研經費，許多工作都要自己動手，這使得建台更為艱苦。荒山無路，初始只能攀登，儀器物品要雇附近老鄉的毛驢馱上去，更多的精密儀器則要陳建生這樣的小伙子人背肩扛。為了安裝望遠鏡，他們即當裝卸工，又當電工，還要自己調試機器。
沒有地方住就借農民的房，沒有菜就自己在山上開荒種，做飯的煤自己去拉，更為艱難的是要到半山腰挑水吃，連房子都要自己動手蓋。生活雖然很艱苦，但大家幹勁很足。那時的大學生都把祖國的召喚當作自己行動的指南。
在新建的天文台進行天文觀測的艱苦是現在年輕的科學工作者難以想像的。燕山山脈的冬季奇冷，最低可降到零下30度。由於當時的自動化遙控技術落後，夜晚觀測天象時必須在與室外同溫的圓頂觀測室內工作。觀測室外北風呼嘯，觀測室內手按望遠鏡的把手就像個冰疙瘩，每天要連續觀測十幾個小時，凍得手腳生痛。荒僻的孤山、刺骨的山風和冷寂的星空陪伴陳建生度過了建台後的第一個春節。

出訪

1979年，陳建生作為中國天文界第一批出國訪問學者，被派往澳大利亞英澳天文台工作，其後，他又相繼應邀到享譽世界的歐洲南方天文台及其他十多個國家的天文台工作、訪問。他研究的課題是類星體及類星體吸收線光譜，這是當時國際天體物理研究領域的熱點，因而，他也成為世界上最早涉足該領域的天文學家。
陳建生是一個具有強烈愛國主義思想的人。在國外，他目睹了已開發國家大型精密昂貴的天文設備和與之伴生出的科學成果，深感祖國天文學由於經濟落後而拉大的與世界水平的差距。但他不是無所作為的人，從出國之初便苦苦地思考怎樣發展中國的天體物理學事業。
此刻，陳建生遠望的個性發揮了作用，他將目光投入到廣闊的宇宙深處。1986年，他根據我國經濟發展和天文科研隊伍的現狀，認為我國要和已開發國家在科技上全面抗爭是不現實的，但我們揚長避短，在某一個領域領先則是完全可能的。他提出，我國天文界可以以研究宇宙大範圍性質或天體系統的整體性質為目的，即將大尺度、大樣本、大視場作為我國天體物理學研究的戰略方向，追趕世界先進水平。
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思想，陳建生首先從改造北京天文台現有的望遠鏡開始。這台於上個世紀60年代引進的60/90CM施密特望遠鏡屬中小型設備，已落後於時代，而我國天文界又無資金建造與國際匹敵的大型望遠鏡。陳建生的心裡有本賬，大樣本的統計研究不依賴很大的望遠鏡，關鍵是接收系統，而接收系統的改進並不需要太多的資金。
為了節約資金，陳建生帶領課題組與美國天文界的同仁合作，利用美國的技術研製出一套CCD接收系統，然後將施密特望遠鏡與這套接收系統相配，最終將這套天文觀測設備改造成國際上極富創新特點的大樣本天體光譜巡天系統。望遠鏡的改造成功，將我國天文觀測水平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而所花資金僅為國際上的三分之一。

類星體

陳建生運用這台望遠鏡實踐他的天文學戰略思想，在類星體研究領域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根據宇宙大爆炸學說，宇宙始於150億光年前的一次爆炸，宇宙中的天體像一隻膨脹氣球上的點，相對於其他天體遠離而去。科學家發現，在天體的光譜中天體背向運動時總是向紅端移動，這便是“紅移”現象。陳建生用這台望遠鏡與同事合作，發現了一顆紅移為3.33的類星體，距我們135億光年。這是中國天文學家用中國的望遠鏡發現的最高紅移類星體，使我國的天文學研究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類星體是遙遠的天體，如果距我們100億光年，那么我們接收到的光便帶有100億光年前的宇宙信息，因此，對類星體的研究能夠勾畫出宇宙從早期到現在的演化過程。但是，要把混雜在觀測視場內數以萬計恆星當中的類星體儘可能多地分辨出來，難度非常大。陳建生運用這套大樣本天體光譜巡天系統，成功地發明了一套科學方法，使混入恆星而導致的視場污染率僅為10%。這是一個在世界同類天文工作中令同行驚嘆的成就。
天體物理學是深奧的，因此，陳建生眾多的傑出科研成果很難在這篇短文中用通俗的語言向讀者表述，但下面的故事卻能生動地反映出陳建生與他的大樣本天體光譜巡天系統的實力。
1994年2月8日，我國以一箭雙星的方式發射了兩顆人造衛星，其中的“夸父一號”發射後地面觀測沒有成功，“失蹤”了。其後，我國航天部門所擁有的探測器歷時七個月沒有尋找到這顆星。在一次偶然與同行的交談中，陳建生得到了這個訊息，於是，他很自信地主動應承下尋找“夸父一號”的工作。根據紫金山天文台提供的位置預報，他於同年9月9日安排了觀測時間。這樣的觀測既要求探測器有極高的靈敏度，又要求有足夠大的視場。而這一切對於大樣本天體光譜巡天系統來說，宛如牛刀割雞一般，觀測開始不久便輕而易舉地找到了“夸父一號”，並在一個小時內兩次成功地對其進行了拍攝。
陳建生領導的課題組在進行類星體研究的同時，還先後發現了1400多顆小行星，在世界天文台排行榜上名列第四。1998年5月4日，北京大學100周年校慶之際，陳建生將他發現的一顆小行星命名為“北京大學之星”，作為對母校的獻禮。這份充滿了愛心的珍貴禮物凝聚了他走進北大投身天文事業40年的艱辛；凝聚了一個科學的盜火者所擁有的崇高的科學精神。

政治生活

著名老科學家、原中科院院長、農工黨中央主席盧嘉錫極其欣賞這個福建小老鄉的才華。經過一番考察，他鼎力推薦，並於1993年介紹陳建生加入了中國農工民主黨。

從此，陳建生多彩的人生又注入了新的內容。他是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九、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農工黨中央副主席，農工黨北京市委會主委。由於他傑出的科學成就和豐富的人生閱歷贏得了人民的信任，在2003年初召開的北京市政協十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市政協副主席。
他的社會角色發生了變化，但他說，他永遠是一個普通的科學工作者，雖然人民賦予了他參政的權力，科學仍是他畢生的事業，他會把科學精神帶到社會角色的轉變中去。在他逐步走上政壇的這十年中，正如他所說的，始終是以科學的精神參政議政。更令人鼓舞的是，他在天體物理學研究中培育的大視場思想，在參政議政的舞台上依然呈現著生機。
2006年，他在全國人大十屆一次會議上撰寫的《關於加強中科院與研究型大學在基礎科學研究方面的合作》的建議，便體現了他大處著眼，關注全局的思維個性。基礎科學研究是科學技術發展的基石。我國的基礎科學研究機構由中科院和研究型大學兩部分組成，由於體制上的原因，這兩部分的合作很不協調，不能充分利用我國的科學研究資源，影響了我國基礎科學研究的快速發展。他提出了加強兩部分科研力量的合作、進一步完善基礎科學研究體制、財政獨立立項的建議，這是有關我國科學發展全局的大手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韓啟德、國家科技部部長朱麗蘭、中科院院長陸甬祥等數位我國科技界的權威人士在建議上籤字，作為集體建議遞交大會，立即引起了國務院和有關六部委的高度重視。
十年來，陳建生在進行他的科學研究的同時，積極地參政議政，尤其在他1998年擔任九屆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成員以來，為完善我國教科文衛法律法規，做了大量的調研和審查工作。他還是《科學技術普及法》領導小組的成員。
談到民主黨派的參政議政工作，他坦率地指出了其中存在一些不甚科學的作法。他說，我主持了農工黨北京市委會的工作後才發現，各黨派提提案時相互間在一種競賽，你搞二十個，我就搞三十個，他甚至搞四十個，還要進行評比。寫提案應該按照科學辦事，重質量、重實效，就像科學研究一樣，不可能定時定量地出成果。搞提案競賽，看誰寫得多，是不科學的，是對人民不負責任，也違背了民主黨派的宗旨。他反覆強調，一定要在適當的場合表達這一意見。

陳建生[北京市政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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