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闖關東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移民活動，是世界移民史上一幅壯麗的歷史畫卷。本書以翔實的史料為基礎，以暢達而鋒利的文筆，從史學、社會學的巨觀視角出發，對闖關東這一歷史事件進行了多方位的解讀，著力展現了闖關東廣闊而宏大的歷史文化背景，以及闖關東人在東北特有環境下形成的歷史風貌、民俗風情、性格特點等。本書圖文並茂，雅俗共賞，是一本全面、完整反映這一重大移民事件的通俗性歷史讀本。
圖書目錄
序言 史學、社會學的解讀與文學表述
大背景：在對故土喪失信仰之前
悄然膨脹的人口
精疲力竭的土地
人地失衡的罹難
難以為繼的生活
闖關東：生存權利的徵求形式之一種
當移植已成為生存的必需
當關外已然是唯一的去處
當遷徙遭遇到梗阻
當限制演化為封禁
當針尖與麥芒迎頭相撞
當驅逐與迫返雙雙失效
窮則變：變通的只是對四季的追逐
時移事易，唯有解禁
被迫而為，猶抱琵琶
帶我離開，到你所在
改朝換代，民生依舊
日月輪迴，溫暖得現
舊路新途，舊俗新意
人與地：我的福祉取決於你的肥瘠
農業：富足於對土地的感恩戴德
工業：尚存秋季之處即繁華所在
商業：興起並發展於豐肥的熱土
城鎮：追隨並繁茂著土地的四季
關東風：奔突於黑土地上的中華血脈
移民：古老的全球性血脈奔突
文化：白山黑水間的生命密碼
風俗：以地域的姿態得以獨立
語言：不易混淆亦不輕容相忘
後記
圖書選摘
之一：
這個世間有很多事情，總要拖延到回顧之際才會變得明晰，在事情的進程中卻不能產生敏捷的反應，從而及時意識到它的嚴酷，倘若事情的後果當真有必要勞煩“嚴酷”的話。緩慢的塵埃落定之日，也並非悉數等同於蓋棺論定之時，認清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往往並不意味著事情的性質就能得到公認。公認，公眾或者擁有發言權之資質的全體人士的統一口徑，無疑是個奢侈的期待，尤其在“研究”的名義下。
如此，對中國人口於清朝時期那番史無前例的增長，究竟是否應當給予一個“人口危機”或者“人口過剩”的概括，也就不足為奇會成為一件讓眾學者撓頭的事情，給有給的理由，不給有不給的論據，兩相爭議的聲音是如此之響，且始終不見拍板定音。
好在事情業已過去，無論到底該如何定性，人口的增長總還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事實是，那是中國人口發展史上極為壯觀的一次人口膨脹：連續突破2億、3億和4億大關，至鹹豐元年（1851年）已攀升到4.3億人之多。至於這個龐大數字的基數，則至今，或者說以後，以及永遠，都將無法得到精準的確定。這緣於彼時不曾進行過可資信賴的全國人口普查。
清朝從順治八年（1651年）首次進行丁冊的編審，接下來五年一次，持續到乾隆六年（1741年）戶口制度做出重大改革。這期間留下來的唯一數據，就是豐富的丁數。不過有很多事實表明，這些數據雖名義上為“人丁”統計，卻既不代表全國確切的丁（16-60歲的成年男子）數，更不代表含“大小婦男”在內的人口數或者戶數，而是且只是納稅單位；至“攤丁入地”導致丁稅不存之後，此類不足盡信的數據就愈加漫不經心。因此對於清前期中國人口數據的復原，無論治學如何謹嚴的學者，都只能採用估計的方法，估計出當時的平均每戶人口數，再與這些模稜兩可的丁數相乘。史上曾被諸多中國人口統計學家認可為“最有見識”的估計是：順治八年中國的人口大致為6500萬。
之二：
隨著時間慢條斯理的前行，在日漸冷漠的太陽光下，或煮或蒸以致堪食的地瓜，也被中國農民越來越頻繁地端上越來越無法保證體面的餐桌，而日益成為他們的主要口糧。當人口數量逐漸抵臨甚或超出社會資源的警戒線，努力讓自己的肚腹適應並滿足於粗劣的食物，也就成了儘可能保障更多人能得以存活的最簡便的有效途徑。
不過這種途徑也並非沒有限度。如果說在現實逼迫——人口仍在一意孤行地激增，耕地的增長卻已力不從心——的狀況下，“肉食”可以轉化為“素食”，“素食”亦可降格為“粗食”，那么也就似乎找不出理由，來阻止“粗食”向“不得食”的過渡。
這種無疑會帶來普遍絕望情緒的過渡，將發生於何時？
——唯有土地能作答。
之三：
也因此，相對於後來者而言，在1668年之前就把自己給移植了的人，實在是幸運的，他們不僅可以堂而皇之地走出山海關，而且這樣的流動還被人鼓勵受人歡迎。無需“闖”就可以達成移民的目的，是後來的移民者一度無緣擎受的福分。
這裡有必要分析一下“闖”字。《說文解字》說，“闖”字從馬從門，表示馬從門中猛衝而過，其本義為向前猛衝，兼有一往無前和無所顧忌之義。此外，“闖”字還有經歷、歷練的含義。基於此，方可以相對嚴格地闡述一下“闖關東”。
作為一個歷史性名詞，“闖關東”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闖關東”，是指1668-1860年間，中國華北平原的農民向東北移民的過程；廣義的“闖關東”，則可泛指有清一朝至民國前期（1644-1931年，亦有人將時間延至1949年，不過九一八之後的移民性質與此前迥然不同，故本書不將其列入其中），中國華北平原的農民向東北移民的整個過程。
之所以如此分劃，恰恰在於這個“闖”字。唯有當遷移遭遇到梗阻，才具備針鋒相對的矛盾，才能產生“闖”的要求，才可生成“闖”的事實，也才符合“闖”的本義；而無論在1668年以前，還是在1860年以後，儘管移民東北的華北農民都有存在甚至更多，卻都沒有梗阻的因素存在，故而這兩個時期的“闖關東”之“闖”字，只是“闖蕩、歷練”之意。意即，唯有遷移和梗阻同時在場，才是嚴格意義上的“闖關東”，否則是寬泛意義上的。
很難考證“闖關東”的原創究竟屬於民間還是政府，無論是誰，都堪稱天才。有清一朝的大型區域性移民很是不少，卻不曾有一個的命名含蘊了如此顯明的梗阻之意。比如“填四川”的“填”，“走西口”的“走”，“下南洋”的“下”，都只是單純的一個動態字眼，充其量能說“填”字含有點“迫不及待”之意。“闖關東”的“闖”字，則蘊有衝突，含有矛盾，一個欲走及非走不可，一個不讓及堅決不讓。更富戲劇性的是，“闖關東”當真需要“闖”過一道“關”——山海關，而清政府于山海關的封禁，也正是這矛盾的焦點所在。
之四：
求食，很卑微的希望，卻讓人保持了求生的意志，也讓那些卑微的流民，不肯識趣地讓出所占耕地而悄悄離開，儘管他們未必沒看到政府那張已然陰得能擰出水來的臉。他們在這臉前垂下眼瞼，摸索著自己寒酸的衣衫，有點無地自容。他們發現自己的存在很討人嫌，這樣的發現讓他們發窘，臉紅一下，再紅一下。然而他們還是不肯走。他們知道自己的走，會令天下皆大歡喜，除了他們自己。思來想去，他們卻沒有更好的辦法來安措自己，於是他們堅持著不走。他們是草民，是農夫，他們顯然沒啥氣節，還不能達到寧肯餓死自己，也不看別人臉色的精神境界。他們以及他們的祖先，從未擎受過被呵護被關照的待遇，這使他們的頭腦里幾乎不存一絲優越的影子，也就使他們從來不會要求別人來尊貴自己，哪怕面對面地給自己擺出一張可以擰出水來的臉，都可以窘一陣子就算了。
否則，還能怎么樣呢？老人說淹過沒死的人，就再也不會被淹死了，卻從沒聽哪位老人講餓過沒死的人，就再也不會被餓死了。自尊與剛強是需要資本的，流民們赤手空拳一無所有，流民們也就要不起剛強，養不起自尊，儘管他們未必不知道那是好東西。於是，流民們堅忍地賴在那塊土地上，賴得讓人發愁，讓人生氣，也還讓個別地官方因此倒了點小霉。
之五：
侮辱與踐踏的滋味，沒有誰喜歡；被侮辱與被踐踏之時，對方卻並不會徵求你的意見。因而侮辱與踐踏的滋味，注定是一種被動的心理反應，當你品嘗到這種滋味時，侮辱與踐踏的行為都已實際上發生，不管你有沒有做好準備，無論你是否有接受的習慣。此刻你所能做的，僅是背負著這侮辱與踐踏，去做一番抗爭，還未必一準兒能翻身，因為舉凡侮辱與踐踏的施與都不是空穴來風，都是對方在做了一番認真權衡之後才賞給了你的。
侮辱與踐踏的滋味，此刻清政府正在體嘗著，其味道的濃烈，已超出史上任何一個時期。清政府會按照世事的慣常模式，來做一番抗爭嗎？哪怕做得並不漂亮，哪怕僅是硬著頭皮？
之六：
一直以來，漢族都是一個極具優越感的民族，即使他們出於儒學修養得來的謙遜風度，從不曾說過自己是“上帝唯一選民”之類蹶詞，卻也還是一個很拿自己當回事的群體，很講究自尊，很受不了他人漫無期限的忽視。故而當他們在清前期遭到清廷或明或顯的蓄意貶低，尤其還給貶低到了蒙古族人之後，即使他們本身並不具有覺醒的民族意識，單只是出於個人優越感的實際受挫，也足夠令其難過的了。於是漢族精英們與清廷的貌合神離，一度地收拾無望。這樣的惡性循環，一方面使清廷更為堅定了唯旗系才是重要的忠誠紐帶之認識，一方面也使漢族精英們更為氣餒神傷。反抗之後，失敗之後，倖存下來之後，很多人也就謝絕了社會的呼喚，默然將一顆受傷的心，長久地埋藏於故紙堆中。
蒙元的種族分級，曾催生出很多逸于山林的大畫家，使中國寫意畫得到了空前也很可能是絕後的發展；滿清的種族分級，則令很多漢族精英隱身於書房，做出了大量咬文嚼字的紙上功夫。從清初開始，社會就似乎安靜了許多，或者，也就權當它是安靜的好了，既然能做的努力都已宣布無效，既然所蓄的熱情都已統統花光。接下來乾隆的文字獄，依然使漢族精英們，這些被冠名為知識分子的學而優者，一度地集體失聲。
是世界的變幻，令漢族精英再度睜開了眼睛；是屢戰屢敗的屈辱，使漢族精英再度撿起“學以致用”的古老傳統，並相繼發出了聲音。“移民實邊”即是其一。
之七：
於是，一年年地，他們一步步往北走，南來的春天一寸寸緊攆著，若被超過了，在他們進入東北之時，可能就已經下過了幾場陣雨。他們或者受僱於土地持有者，繼續乾耕種的老本行；或者留在正蒸蒸日上的城市裡，嘗試些新鮮的行當。總之他們不會讓自己閒著。他們大多只帶有一身力氣，也大多只有一身力氣可資出賣。好在東北正急缺力氣，他們閒不著。
想來平日裡也少不了受些委屈，遭些挫敗，只是身邊沒有女人，這委屈和挫敗也就沒辦法轉化。他們應該運用過各種方法，來嘗試著讓自己保持振作，振作在異鄉，這是尤其的必要。他們得讓自己時刻擁有健康，哪怕只是表面上的生氣蓬勃。他們將時間分劃成兩塊，一塊用來流汗，另一塊用來睡覺，如果有夢，夢也可以參與到睡覺中來。他們活得如此平常，或者已很粗俗，卻從來也不會感到內疚。他們想著好訊息，盼著沒有壞訊息。他們討厭也打怵戰爭、饑荒和瘟疫，知道它們哪一個都不會戴著花兒來，會讓他們很難好好安排。他們就好好地活在暫且還沒有戰爭、災荒與瘟疫的日子裡，期待著它們永遠也別再找上頭來。
秋深深的了，冬天緩慢地來了，他們將所有的工錢貼身裝好，讓它浸著身體的熱氣。家裡的老婆和孩子或者還有高堂，都在等著，等著他，和他的工錢；無論是他，還是他的工錢，都最好不要出半點差錯。帶著所有工錢回家，這是他們的幸事，相對於1931年之後的華北勞工而言。九一八事變之後求生於東北的華北農民，後來已發展到大多只被允許攜50元回鄉，而不能是所有。偽滿洲國的主子日本人說：“聽說漢人有把大部分所得工資帶回故鄉的習慣，這也許會有利於他們的故鄉，但滿洲的購買力不會提高”。對中國人總是把工錢帶回家裡的習慣，日本人顯然不快，更不解。
好在那個時候還沒有到來。他們早已習慣於帶錢回家，幾乎沒有人問過這是什麼理由。還要理由么，她已經在家守望了整整一年？或許她也早已習慣於這種守望。她侍弄家裡的菜園或者幾畝薄田，侍候家裡的老人或者幾個孩子。她應該很少哭或者從來不哭，現實生活有理由讓她不再天真和幼稚，還能相信眼淚和哭泣的效用。她在等待中麻木於負重，也在等待中漸漸老去。等待是她的生活常態，就如奔波是他的生存必需。
然而他們還是會盼著早一點相聚，哪怕不斷的交談從來就不是他們必要的相處方式；獨自一人的生活，以及生活的長期窘迫，早已縮萎了他們各自的辭彙。他們也還是會盼著一起過年，哪怕年節的喜慶如若不足，他們也從來不會以幽默人為地製造出一點點來。他們只是盼著相聚，盼著在一起過年，沒有明確理由，只受習慣驅使，就能保證他們年復一年地這樣過下去。每一個冬天，都使他們溫暖，他們手頭有點兒錢，又守在一起。她屋裡屋外地忙乎，他心滿意足地休息。
再一個春天就要來了。他打點行襄，她說：你帶我走。他短暫的錯愕，始才感覺到這樣的打算，已經有了實現的可能。
風輕快地吹著，裹挾著輕浮的塵。風裡有成群的人，在朝一個方向走。他們發現自己的嘆息短促而稀少了很多，儘管他們比往年多了幾個孩子需要照顧，可是也比往年多了一個女人來照顧自己。一顆眼淚如果掰成兩瓣，苦澀原來也會減掉一半。在生活的困厄里，倘若不主動尋求改善，就有可能陷入更深的困厄，尤其是，當他們的困厄並不足以引發政府的罪感，不管這種罪感政府是多么的應該具有，他們的困厄也就更需要由自己來解決。此刻，他們已經在主動地尋求解決了，不是么？
他不再是候鳥，犁杖與鋤頭之外，也還將爐灶也安置在了東北大地上，哪裡有青青的炊煙升起，哪裡就是家。女人的雙手顯示了神奇，讓一間粗糙的土坯房或草房，也或許只是一間半地穴式的地窨，都裝滿了濃郁的家的氣息。女人又借來幾枚雞蛋或者鴨蛋或者鵝蛋，20幾天過去，家的氣息里也就有了家禽的贊助，它們一天天低吟淺叫著，蹣跚地，在院裡院外兜著彎兒，描畫出一個個小心翼翼的希望。他早出晚歸地流著汗水，她則仍然忙乎於屋裡屋外，偶爾，也會在沒有報時鐘聲的夜裡，想一想家鄉老屋的後園子裡，此刻有沒有新的蔥芽或韭芽發出來。
圖書後記
人的苦難有多種由頭，社會財富的分配失當是其一；社會財富的分配失當有多種表現，人的苦難是最直接最迅捷的後果。
在以土地為主要財富來源的年代，土地的所有狀態就是衡量社會財富是否分配失當的重要標尺，倘若這標盡嚴重失衡，人的苦難就避不可免，症狀是飢餓、動盪與流浪。基於求生本能，受難的人會自發以遷徙來適應客觀情境，試圖找到一個生活的出口，無論這樣的目的能否達成，移動也由此成了大眾的生存狀態，哪怕只是一度。
解讀綿延於整個清朝及民國前中期的關內移民行為，僅是對一樁歷史事件的企圖破譯，即使問題不大會出錯，也不必對答案抱有與真相嚴絲合縫的奢望。既為史，即屬過去，對過去事項的任何一種解釋，縱力求審慎也仍難擺脫揣測性質，充其量減少些許誤差而已。同理，若世間傳來一種聲音，聲言自己對歷史的解析最為恰切，無論如何都似乎不妥，被詮釋者的所處境況尤其心理，都已是一種永無對證。事實是不管如何追求客觀，在對歷史的回顧中，都要多多少少摻和進現時的生活體悟，亦屬正常，畢竟歷史的價值之一是要令人自省，儘管並非自省的技藝不曾丟失，就能將生活的現實難題逐個解決。
如果說人們生存的不確定性、不可靠性與不安全性，是所謂後現代社會的特徵，那么在“闖關東”的移民身上，或許有理由發現這樣的特徵其實早已存在，時下僅是將其普世化與明朗化罷了，那已經成為地球上所有人的共同感受。“闖關東”的移民，以東北大地為生活的出口；後現代的人類全體，則至今還沒有找到生命的歸宿。
——歷史與現實，有很多機會彼此憐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