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鎖明道（1906~1962年），祖籍陝西，出生於貴州威寧一個經學世家，幼年喪母，很小即赴雲南昭通念經，時有一位陝甘經學名師任成都皇城清真寺教長，在成都設帳開學，聲名遠播。四方莘莘學子，無不心嚮往之。父親十四歲，便與昭通劉朝東等十人，慕名徒步奔成都，投於該阿訇門下學習伊斯蘭經典。數年後，又與劉朝東和沙甸籍同學張有誠（字子仁）結伴離成都，轉赴陝西學習。在翻越秦嶺時，劉朝東病故，父親與張有誠將其安埋，隨即一同輾轉求學於陝西河州、青海西寧及甘肅等地，於甘肅著名經師果乾阿訇馬忠孝（甘肅果園馬萬福哈吉之高足）帳下穿衣。此後，張有誠返回雲南，父親又隻身投到上海小桃園清真寺，入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繼續深造。其間，曾親受達浦生和哈德成、買俊三、馬敬吾等大阿訇，以及伍特公（國學大師章太炎之弟子）等先生之辛勤教誨。生平
阿訇生前，曾提起過他在上海求學時有雲南同學馬堅，後有馬有連和林興智，父親終其一生，對達浦生大阿訇和馬堅先生最是欽佩，講“臥爾茲”時也常講到。他對兩先生的經學學問及人品推崇之至，認為對國家、社會、民族之貢獻，達浦生和馬堅都堪稱回族人民的典範。由於諸多原因，從前的經學堂，往往只重伊斯蘭經學的傳承，即只教授伊斯蘭經典，學生較少學習漢文化知識，故一般習經者，漢文水平不高，甚至不識漢字。自近代以來，為提高回回民族的漢文化素質，以適應新時代的要求，一些回族有識之士，奮而致力於改革、發展回族教育，振興民族、宗教的宣傳、鼓動。如在1906年前後，著名回族教育家北京王寬（浩然）阿訇出國朝覲，考察歸來，便極力鼓吹“世界大勢非重教育，不足以圖存”，主張在回族中普及漢文教育，提倡回族子弟兼學漢文，“經、漢兩通”。於是，在全國興起了伊斯蘭文化教育的改革運動，各回族地區經學堂均積極革新教學內容，開始了“中、阿兼授”的新型經堂教育。
父親順應時代潮流，從成都求學起，即一邊埋頭苦習阿文及伊斯蘭經典，一邊孜孜不倦，兼學漢文化知識。尤其在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的學習，使其不僅在伊斯蘭經學方面得到進一步深造，而且在漢學問方面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父親酷愛書法，在上海求學時，除潛心學習伊斯蘭經典和漢文化知識外，還堅持不懈，臨池習書。其阿文書法，龍蟠雲繞，疏密有致；揮灑自如，飄逸清新。漢文書法，蠅頭小字尤見功夫。
阿訇因學習的勤苦、踏實而深受諸師長、阿訇的賞識。學習結束時，在伊斯蘭師範學校校長達浦生阿訇的推薦下，上海一清真寺曾聘請父親擔任教長。但酷戀故土，加之父親少小離家，遊學數千里，至此歷時已整整二十載，年紀已二十有八，因思家心切，遂婉謝清真寺之聘，匆匆收拾行裝，回到了闊別了二十年的家鄉貴州威寧。
從上海歸家時，父親曾想在家鄉開辦阿文大學，將自己所學經典知識，貢獻於家鄉父老。然當是時，腐敗的統治者不顧老百姓死活，地方官員橫徵暴斂，到處抓兵派款，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加之，土匪猖獗，弄得雞飛狗跳，慘不忍睹。本來就十分貧瘠的貴州威寧更加經濟蕭條，民不聊生，哀鴻遍野。父親望而生寒，隨即心灰意冷。完婚不久，即憤而再度隻身離鄉，欲前往麥加朝覲、遊學。他從威寧到昆明、到安南（今越南）、至廣州。據今尚健在的昭通馬啟恭阿訇回憶，先父生前曾跟他談到，其到廣州，正逢清末著名經學大師馬聯元之孫馬玉龍阿訇（1896-1945年，字瑞圖，經名歐斯曼，道號樂真子；時人又稱之“三師兄”）在廣州講學，“當地各清真寺掌教阿訇均來受業”。玉龍阿訇之父馬安康（1869-1955，字健之）阿訇早年也受業於陝甘門派，曾在馬萬福帳下學習伊斯蘭教典。安康師台父子均受萬福大師學說影響。余先父也出自陝甘學派，深得玉龍阿訇知遇禮待。且曾受玉龍阿訇之請，與之共同講學。逾半年，父親又踏上漫漫旅途，足跡至香港、緬甸、新加坡、印度。至印度時，終因胃疾復發，不得不稍愈即拖著病體返歸故里。歇息年余，方應聘為威寧一清真寺教長，之後，應宣威教民之聘到了宣威，繼之，又應聘尋甸、嵩明，新中國成立後，被聘到昭通。
培養、造就傳承伊斯蘭教的經學人才，乃每個阿訇之神聖天職。父親早在求學歸來時，就曾打算在貴州威寧開大學班講學，未果。及至遊學經廣州，實現了講學願望，但因其朝覲心切，講學僅半年余，復又踏上旅途。後來“坐寺”威寧、宣威、尋甸、嵩明時，方正式全身心投入，開辦阿文學堂，培育經學弟子。父親在此期間的教學成就，相較而言，以任尋甸仁德清真大寺教長時最為顯著。其在尋甸所辦學堂，為“中阿並授”，即以教授阿文、波斯文及伊斯蘭經典為主，兼授漢文。故也稱“中阿學堂”。教育層次包括國小、中學和大學；學生由國小而中學、大學，順序攀升。當時除本地學子入學外，還有不少如通海、玉溪、大理等外地學生也遠赴從學。最遠如昭通的虎良偉阿訇，貴州威寧的劉正清、李興政、鎖銀紹等阿訇，即系在此時父親教授的尋甸仁德清真寺阿文學堂大學班“穿衣”(畢業)。在此期間，國小、中學均畢業過多屆學生，僅大學班就有三、四屆學生相繼“穿衣”，每屆約十餘人。這些“穿衣”的大學生，大多穿衣後即被聘為各地清真寺教長，有的志向更高遠者，則又遊學他方，繼續深造。
阿訇執教經學堂，循循善誘，諄諄教誨，愛生如子，悉心培育。對遠道而來的外地學子，因其遠離父母，更愛護有加，關心備至，曾親為之尋找回族富裕人家，供給其生活及學習費用。如當時熱心宗教事業的尋甸回族名人保如琪、保占興、馬梓才等諸先生，都曾資助過不少外地赴尋甸求學的哈里發(學生)。父親不僅在生活上關心學生，在學生的學習及品格修養方面，要求也十分嚴格。學生如有違反教規之言行或因懶惰而逃學，必予以嚴肅批評教育，促使其認識錯誤，並責令其認真改過。其教學名望日高，學生人數猛增，辦學規模不斷擴大。父親淵博的學識及嚴謹的教風，至今仍為他當年的門生如虎良偉、劉正清等阿訇所津津樂道，交口稱頌。
阿訇不僅博學，且性耿直，為人忠厚、正派，品行端正，襟懷磊落、寬廣。解放前，在雲南伊斯蘭教內，存在著新派(即“伊哈瓦尼”派，又稱“新行”)與老派(即“格迪姆”派，又稱“老行”)之爭。老派遵循傳統，而新派則主張“革除宗教活動中的一些繁文縟節”。就其實，“新、老教派都虔信真主(安拉)，在遵循《古蘭經》主要方面都有著一致性，只在對其中個別章節的認識、理解上，兩派存在分歧”，並由此而產生教門規定上的一些細微不同，如念經不宴賓客(即所謂“念經不吃飯，吃飯不念經”)等。這本來是枝末之別，並非原則問題，但在當時，兩派各執己見，紛爭不止，宗派情緒嚴重，相互對立竟至“互不往來，互不通婚”。父親雖推行“新派”，但卻一貫認為，發展伊斯蘭教，乃新、老教阿訇之共同目標。兩派阿訇都在為主宣教傳道，不可相互貶毀、敵視。故對主張“老派”的阿訇，父親也歷來十分尊重。不僅尊重，而且還與一些“老派”阿訇(如昭通馬安貞阿訇等人)交往不斷，友誼深厚。其胸懷、品行曾使不少“老派”阿訇深受感動。
作為清真寺教長，阿訇在任期間，以其博學而又謙和，以及清廉的人品和淳厚的愛民之德，深得教民的尊敬與愛戴。其在宣威、尋甸、嵩明等地，均口碑極佳，感人事跡頗多。如1946年在尋甸的求雨，就曾轟動一時，使得尋甸名播各地。為追懷、感念父親的學問及仁德品性，本人曾訪問過他的一些弟子（當年參加求雨者），他們都還念念不忘余先父在尋甸的求雨。諸位阿訇所描述之求雨經過，若以今天的科學觀去看，不免有些離奇，近乎神話，令人費解。但卻是千真萬確，並非臆想、杜撰。今尋甸縣城一些年老的穆斯林也還記憶猶新。為給研究者提供一份真實的解放前尋甸回族的宗教風俗資料，此將諸阿訇所憶當年之求雨事跡，以及一些有關求雨的情況，如實述之。
1946年夏，尋甸壩子久旱無雨，赤日似火，到處池塘乾涸，田地燥裂。回漢民眾盼雨無望，翹首長嘆，眼看芒種將至，仍未得雨，縣長趙繼和聞回族阿訇能求雨，親率隨從數人至清真寺，請先父開經祈禱，祈求真主雨澤尋甸萬民，當即答應趙縣長之請求。
這次求雨，雲南《清真鐸報》曾在頭版頭條作了新聞報導，全文如下：
“尋甸教胞虔誠齋戒祈雨，知感真主瞬時傾盆下降水深三尺，萬民歡呼
(雲南尋甸訊)本縣入夏以來，天候亢陽，迄今芒種時終尚未得雨，人心惶惶，栽播無望，回漢同胞均各紛紛發起求雨大會。協會同人遂照祈雨總規，定為頭三日(即舊曆五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悔罪施濟，並上夜墳。中三日(即十四日至十六日)虔誠齋戒，並於每午時，邀集附近各寺教長敬誦天經全部及準備出郊之一切用物，後三日(即十七日至十九日)，舉行出郊禮禱。屆時由東門出發，旗亭石碗等一如經中規定，到達雨布村龍潭後，正開經祈禱時，忽然陰雲密布，大雨傾盆而下，大眾仍在大雨中舉行如儀，後始從容整隊原路而歸。五百餘人受三個鐘頭之雨淋，均各喜形於色，精神飽滿，可謂水深三尺萬民歡呼，一連三日，迄未間斷，祈雨教民老幼均未感寒。
（參見《清真鐸報》新二十六期，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出版）
此次求雨成功，還曾得到了縣政府的嘉獎、表彰。縣政府曾獎勵給三百塊大洋和三頭黃牛，並發給一張獎狀，以示表彰。先父當即將三百塊大洋及三頭黃牛全部交公給清真寺。後來黃牛作為清真寺“做節”食用，大洋則除留給經堂學生一點燈油費之外，其餘全部用於“施散”貧窮的穆斯林。
解放前夕，先父應嵩明果馬大營清真寺之聘而離開了尋甸，解放後，又應聘昭通。
不久，反右運動接踵而至，繼之，左的錯誤愈來愈嚴重，清真寺被關閉，阿訇被下放監督勞動，連封齋、禮拜也受禁止。阿訇因其仍堅守齋拜而被視為頑固不化，齋月中，工作組曾派人駐進清真寺，對父親予以嚴密監視。於是，父親只好“把清齋”，全日空腹，白天還得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
阿訇本來就患有胃疾，經此折磨，身體每況愈下。加之心境不佳，長期精神憂鬱，終於1962年患胃癌歸真，時年僅五十六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