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錢相摩錢相摩(1920—1949)，原名錢寶善，自取別名哈哈，江蘇省阜寧縣阜城鎮人；民國21年(1932)，在阜寧城國小畢業，民國29年(1940)在江蘇省第三臨時中學畢業，
民國30年(1941)，以優異成績考入上海大同大學經濟系。大學期間，目睹日軍在上海暴行，激起他抗日救亡的愛國熱情，於民國32年(1943)毅然回故里，投身革命。
民國33年(1944)任糜灘區(現濱海縣陳濤鎮)新莊國小校長、郭集幹校校長。
民國34年(1945)任(濱海縣)東坎國小副校長。為了抗日，他在做好學校正常工作的同時，日夜奔波，辦冬學、夜校，出黑板報，搞秧歌隊，開演講會，宣傳抗日的道理和減租減息的重要意義，深受廣大鄉民的歡迎。
民國35年(1946)，錢相摩任阜東縣教師戰地服務團負責人，後又任阜東縣宣工隊隊長，奔赴解放戰爭前線，在參加著名的“漣水保衛戰”時，積極采寫新聞、通訊，編寫劇本，企業文化戰士為戰鬥服務，一方面鼓舞我軍士氣，一方面向敵軍發起強大的政治攻勢。
同年冬，錢相摩轉戰在敵我拉鋸地區--阜寧城近郊和三灶、獐溝、潘盪等地，張貼標語，散發傳單，政治喊話，號召國民黨軍和還鄉團棄暗投明，歸順人民。《黃海日報》刊登他的宣傳經驗，縣宣工隊榮立集體一等功，錢相摩榮立個人二等功。
民國36年(1947)11月，錢相摩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隨之受中共華中工委派遣，至敵占區泰州、崇明做地下工作，他利用親朋等諸多關係，打進敵人內部，蒐集情報，傳送給黨組織。並設法向解放區運送敵人禁運的、解放區急需的物資。
民國37年(1948)5月，錢相摩又奉命到上海搞策反工作，他以浦江中學教師身份為掩護、蒐集情報。他還巧妙地在敵特創辦的《原子周刊》上發表《衣冠人物》等文章，揭露敵特罪行。為搞好情報網路，他積極組織愛國民主大同盟滬盟總分部，在中上層人士中發展盟員170餘人。同時，還在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虹口分局建立起地下情報分站和小組，為解放上海提供情報，還為保護敵偽檔案、保護重要物資和要害機關做了大量工作，並在上海縣農村爭取了一支地下武裝，準備起義。
民國38年(1949)5月11日，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以“赤色嫌疑分子”罪名，逮捕了錢相摩，對其施以酷刑，他堅貞不屈，視死如歸，在敵人屠刀下，錢相摩英勇就義，時年30歲。
人物生平
“萬一到無法自解的苦難境地，除堅忍以死命效忠民眾外，決不有其它任何想法。”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七日錢相摩日記
“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我英勇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於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南京後，旋於五月十二日，對盤踞在上海的國民黨反動派發起了總攻擊。
就在這陰霾密布的上海即將破曉的時刻，黨的好兒子、人民的好戰士錢相摩，由於叛徒出賣，被敵特毛森逮捕，於上海解放的前六天一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就義於閘北宋公園。
早年經歷
錢相摩，原名錢寶善，一九二零年出生於阜寧縣阜城鎮。六歲入私塾讀書，一九三二年畢業於阜寧城中國小，接著求讀於阜寧縣初級中學。
在校期間，勤於學業，孜孜不倦，數學期如一日，學習成績優秀，屢獲校方獎勵。學習業餘時間，愛讀文藝作品，喜歡參加校內文藝活動。尊敬師長，友愛同學，深情、風趣、健談，自取別名“哈哈”，同學們都樂意和他交往。畢業離校時，自備的師生贈言簿上，題滿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少年英俊”、 “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讀書要在不疑處有疑”等勉勵詞句，相別依依。
抗日烽火紛飛的一九四O年，相摩畢業於江蘇省第三臨時中學。在中學讀書時，和同學辦過一個叫做<洪流》的壁報，宣傳抗日，在他所寫的文章里，抒發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一九四一年夏，以優異的學業成績考取上海大同大學經濟系。在硝煙瀰漫的年代，從家鄉到敵占區的上海就讀，旅途要通過敵、偽、頑的多道封鎖線，隨時會遇到不測風雲。可是，強烈的求知慾，使相摩征服種種艱難險阻，堅定了為救亡而讀書的信念。一九四三年春，日寇在鹽阜抗日根據地瘋狂進行梳篦式的大“掃蕩”，他被迫輟學，從此結束了學校生活。
相摩失學在家，毫不消沉，倍加自學不懈，並幫助同遭失學之苦的年幼諸弟補習功課。通過寫日記嚴謹於己，自省不怠，爭時間，求深造。從此養成寫日記的習慣，自參加革命，到壯烈犧牲，從未間斷。
日寇大“掃蕩”開始，相摩隨全家遷居抗日後方的阜東縣蔡橋十四頃（今濱海縣蔡橋鄉豐余村）避亂。十四頃是阜東縣教育科．暑研會、村學研究會、秧歌舞研究會、教師抗日救國會等組織經常活動的地方，抗日救亡宣傳活動非常活躍，這使相摩潛移默化地接受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薰陶，逐漸萌發嚮往革命的動念。當他認識到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新四軍是救國救民的希望所在時，遂於一九四四年春，毅然離別親人，投身革命，踏上為人類謀求徹底解放的征程。
抗日救亡
相摩參加革命，就象孩子似地一下撲入慈母的懷抱，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鬥爭。
一九四四年春，在糜灘區新莊國小、郭集幹校任校長，一九四五年調任東坎國小副校長。此時，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正由對日寇的戰略相持轉變為戰略反攻，積極準備奪取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
相摩胸懷徹底打敗日本強盜的大目標，不顧體質瘦弱、眼睛深度近視，刻苦備課，潛心講解，認真輔導，使學生學業上不斷長進。並以課堂為陣地，經常向學生歷數日本強盜侵華罪行，闡述中華民族團結一致，抗禦外侮的革命道理。學生們聽了相摩慷慨激昂、動之以情的演講，每每聲淚俱下，磨拳擦掌，怒斥日本強盜。
多一個人投身抗日救亡活動，就是多一顆射向日寇的子彈。相摩除搞好學校教育，並把目光轉向社會，利用晚間和農閒，積極開辦冬學、夜校，對工人、農民進行識字教育和抗日救國的宣傳，動員廣大人民民眾牢記民族仇、血淚恨，勇敢奔赴抗日鬥爭第一線。
錢相摩為抗日救亡活動嘔心瀝血，日夜操勞，深深植根於當地學生、教師、幹部和民眾之中。學生稱他為好老師，教師、職工稱他為好校長，幹部、民眾稱他是革命的好同志。
解放戰爭
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人民公敵蔣介石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挑起內戰。
相摩堅決服從革命的需要，於一九四六年九月任阜東縣教師戰地服務團負責人，後又擔任阜東縣宣工隊副隊長、隊長，肩負起戰時宣傳的重擔。
一九四六年九月下旬，漣水戰鬥打響，相摩同戰地服務團的同志一起開赴前線。在火熱的戰地服務中，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忙碌著。不是搞採訪，寫戰地通訊，就是編寫劇本，排練、演出，給前方將士和支前民工以極大的鼓舞，受到支前司令部的表揚。
相摩是個多才多藝的文化戰士。不但能編劇本，能導演，還能登台扮演角色。兩年多時間裡，他個人編寫的獨幕和多幕劇本就有近三十個。這些劇本，緊緊圍繞黨的中心工作，服務於打敗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總任務，起到投向敵人匕首、投槍、炸彈的作用。劇本上演後，在社會各階層激起強烈的反響。阜東縣委和鹽阜地委宣傳部，多次推薦其中較好的本子。
一九四六年冬，阜寧以南的重鎮被國民黨反動派占領，阜寧縣的三灶、阜東縣的潘盪、獐溝等地成為敵我“拉鋸”區域。縣委決定在這些地區開展政治攻勢，進行瓦解敵軍、還鄉團的鬥爭。
勝利前夕
一九四七年元月二十九日，相摩在日記里寫道：“想不到抗戰勝利以後，民眾又被拖入內戰的苦海。我要為苦難的同胞呼喊，我要呼喊為反動派充當內戰炮灰的蔣軍覺醒。”
“筆桿就是槍桿，嘴巴就是炸彈”。相摩帶領宣工隊同志，經常深入到敵我鬥爭的邊緣區域和阜寧城周圍，向敵人進行政治宣傳。他們每到一處，就在顯眼的牆壁上和高大建築物上書寫“蔣軍必敗，我軍必勝”、 “‘蔣軍士兵們，棄暗投明，歸順人民，是你們的唯一出路”等大幅標語，瓦解敵人，激勵人民。
在對敵宣傳方法上，相摩和宣工隊同志，可算是用盡了心計。他們把宣傳品偽裝起來，有的用戲劇海報形式，有的用月商品介紹形式，有的用醫藥廣告形式，張貼上牆。這些形式，不僅吸引大量的觀眾，達到了宣傳教育目的，而且遮過了敵人的眼目。並且將瓦解敵軍的宣傳內容，編寫成民歌小調、玩洋畫、看畫說唱等多種民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開展宣傳。每次宣傳活動中，相摩總是首當其衝，充任主要角色。他深入淺出的講解，繪聲繪色的表演，使人們於陣陣歡笑、讚嘆聲中，接受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教育，提高了奪取解放戰爭全面勝利的政治覺悟。
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黃海日報》發表了相摩寫的《阜東宣工隊在邊緣區的工作經驗》專稿。六月，全縣教師開展評功活動，阜東縣宣工隊榮獲集體一等功，錢相摩、楊正吾被評為二等功。
一九四七年六月，因革命事業的需要，相摩由宣工隊調至縣委敵工部工作。經過抗日戰爭末期和兩年解放戰爭的嚴峻考驗，由阜東縣委批准，十月二十日，相摩在莊嚴的黨旗下宣誓，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
剛加入黨組織的相摩，又迎來了新的鬥爭考驗。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受華中工委的派遣，去蔣管區開展地下工作。
相摩來到白區，不屈苦風淒雨的凌襲，不受紅燈綠酒的引誘，不畏重重艱難險阻，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安危，機智靈活，勇敢沉著，巧妙地利用親朋等複雜的社會關係，先在泰州、崇明一帶，打入敵人內部，蒐集到許多有重要政治價值的情報，傳送給黨組織，並為解放區運送了大批敵人禁運的物資。
一九四八年五月，奉黨組織指示，他轉移到上海。先寄居在榆赫國小，後又利用關係到浦江中學，以教書作掩護，繼續蒐集敵人情報和進行策反工作。他巧妙地在敵特省調統室創辦的《原子周刊》雜誌上發表題為《衣冠人物》的文章，揭露敵特罪行。為了建立情報網，相摩積極組織黨的外圍組織“愛國民主大同盟”滬盟總分部，發展盟員。半年多時間裡，在中上層人士中發展盟員 -百七十多人，連敵人的市警察局、虹口分局也建立起地下分站和小組。通過區站、分站、小組相互聯繫，瓦解敵人，傳送情報，搶救敝人要銷毀的檔案，保護物資，並爭取了敵人在上海縣的一支地方武裝，準備起義。為迎接上海解放，相摩作出了重要貢獻。
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的日記中寫道：“每值月斜星橫的時候，一陣夜風，一陣嗆咳，苦痛呻吟。我恨反動派堅持反人民的立場，加深了我們的苦難；可每當想到前途的昭示，我又悄悄地在夢中笑了。”
英勇就義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相摩在日記上寫著：“站牢人民立場，決不苟且偷生”。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隆隆”炮聲，震撼著上海大地。敵上海市警察局長、特務頭子毛森等人，就在這大軍壓境之時，仍在忙垂死掙扎。特務機關逮捕大批所謂“赤色嫌疑分子”，秘密地逮捕，私密地處死。他們在上海製造了一個陰冷可怕的鬼世界。
正當相摩同廣大盟員堅持艱苦的最後鬥爭的時候，敵虹口公安分局的一個盟員向敵人告密，相摩於-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凌晨，遭特務機關逮捕。
在敵人的法庭上，相摩堅貞不屈，大義凜然，痛斥敵人。瘦弱的身軀，錚錚的鐵骨，承受了敵人多種慘無人道的酷刑，他沒有叛黨，沒有背叛人民。
五月二十一日，年僅三十歲的黨和人民的好兒子錢相摩，在敵人的屠刀下，迎著解放上海的禮炮，告別他終生熱愛的黨的事業，光榮就義。
人物著作
日記摘抄
1948年12月4日 生活散記
勝利愈來愈近了，內心的興奮簡直無法描繪，像一個離開母親很久的孩子，驟然從近處聽到母親的聲音，恨不得馬上就見到母親。同時我也感到愧疚，我的學業不夠長進，沒有好的成績來安慰母親，但我仍有一顆純真的赤子之心，忠於母親以及母親的教訓，儘管經過千變萬化，百般的引誘，只有比過去更堅定更忠貞。
1948年12月22日 如何迎接風暴
上海的特務機關近來逮捕大批所謂赤色嫌疑分子，秘密地執行，又秘密地處死，他們為上海製造又一個陰冷可怕的鬼世界，他們希望將從此安靜下來，不再有事，博得主子們的寵愛，無如連日逮捕的結果，從“囚徒”身上除影子外，全未看到任何線索，“匪諜”活動的潛熱反而愈逼愈近，愈久愈高，最容易看到的跡象為進步的、少數的、被動的“失蹤”，大批的卻自動的“失蹤”。這對“賢明當局”重申“戡亂到底”決心的時際，冷冷地刺了一刀，泄氣不少。
這一切均不足怕，所可怕的為我們所不能掌握自己，損害節操，將陷於萬劫不復之地。所以我們置身於這即將到來的大風暴內，要辨清方向，守住我們的崗位，等待一個較為適宜的時機到來，我們要風暴來得更粗野些，將反對者的叫囂比得力竭聲嘶。如果企求以可憐的顫抖換來安慰，下一個節目將愈使我們可怕。兄弟們！鬥爭這名詞才是他們所懼怕的，唯在風景沒有到來之前，很好地掩藏自己與反動派串演一出仍屬必要。
1949年1月3日 新展望
“恭賀新禧！”假使大家都在一起，我一定要撮起兩隻手，對大家拱一個大圈子，說上幾句賀節話。無如我們為了事業各自東西，不能來次團拜。但我深信大家會以激動的感情來迎接事業，勝過迎接新年的歡快。同時我也深信我們的事業將在群力的培植下抽枝茁芽，開花結果。近來大家並不因新年到來而感到輕鬆，倒是緊張的情緒日漸加重，像舞台快要揭開帷幕和觀眾就要見面那樣的緊張嚴肅。誰都懂得1949年在全世界尤其在中國，為一個不平凡的年頭。所以誰也不願平凡地度過這個年頭。“充實與光輝你手內的事業！”不知誰在叫喊，也許為我的思想、靈魂。由於不斷地提醒，大家也就不斷地苦幹，事業在這營養優良的環境裡，生長的速度，自會比平日驚人。我決心將征服一切困難，讓鮮明的紅旗插到事業中去。
1949年1月23日年 殘歲急寫鄉思
快70歲的老母與年僅5歲的孫兒偎依度日，值此年僅一度佳節，也不知有幾許感觸？想起來總像有個結沒有解開似的，可我絕不怨懟組織，我應該將自己獻給人民，我不能照顧母親和孩子，亦勢所必然，能為己為人民多想，也就安慰了，況今後的新年將隨生產復興計畫的實現而蒸蒸日上呢？
去年的農曆新年，我留在泰州，今年的農曆新年，泰州獲得了解放。如果今春人民解放軍再向江南進軍，整個山河就要改觀，我當為全民的解放事業而興奮。
1949年3月28日 生活散記
上海陷於特務的恐怖統治，從許多跡象可以予以證實。如警察局長換了毛森，據稱他為戴雨農的股肱幹部。於調任前曾負責上海警備部的二處工作，這次也帶了大批的保密人物到局內來，顯然擬將警政特務化。兩特區辦事處經葉秀峰兩次親臨“指示”也逐漸加強起來。其他的由滕傑領導的軍統部隊，如志願兵團、自衛兵團，亦大事擴軍，準備必要時轉入地下，這為大局發展過程中必有的插曲。我為了提高大家的政治警覺，特地強調出來，未嘗不可以看作考驗的節目。果然有部分弟兄將知難而退了，以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情緒不無消沉，轉趨下游。我看清了這種現象，乃將軍統的最近任務布置印發，一方面令大家洞燭其奸，另一方面要大家認識了紙老虎，還提出“戰鬥第一”的口號，檢查與清除這種可恥的退卻思想。
1949年4月22日 春雷
自和談決裂，大局究作如何分解？千萬人均急待著這個變化。外邊飛著細雨，天氣格外陰沉，突然從看報的人群中，響起一陣驚呼，立刻抓住了全辦公室人的注意力，“真快，獲港登入了！”那方先生喃喃地自語。
中共曾經廣播25日以前渡江，一般信賴長江天險說法的人，均嗤以狂妄。儘管他們說得樂觀、天真，渡江的初步行動，畢竟成了現實。
外面的雨陣更大了，雷聲也更緊了，屋內漸暗下來，好像有種革命的力量，馬上要壓破這古老的屋頂，我們均靜待這翻天的變化，誰都懂得，隨著這破除陰霾的雷聲，將由和風推送出明麗的太陽。啊，偉大的荻港新生！你帶給大江南3千萬人民最美好的啟示與最有力的鼓舞，至少是一個啟端。
1949年4月24日 馬路上
各大報的頭條新聞均為“南京國軍業於23日午前作戰略性的撤退”。“共軍占領江陰”、“共軍進入無錫”的一類新聞亦於第一版刊露。情況異常緊張，誰也不敢保證共軍於本月內不致進入上海。加之晚報訊息更趨嚴重，蘇州已成真空地帶，安慶、蕪湖先後“棄守”，白崇禧飛長沙，何應欽飛廣州。許多似是而非的謠傳也乘機蜂起，如“崑山已經情況不明”、“滬淞交通斷絕”、“兩路局於今夜撤退”、“各機關燒毀公文”……一面張貼著警備司令部緊急戒嚴法的布告，一面許多人圍在一起，在指手劃腳地為廣州政府算時日，誰不在說“大勢已去！”
1949年4月26日 嚴惡氣流
24日晚大逮捕開始，各大學被捕同學很多，現除根據其黑名單外，根本毫無法律條文堪資遵循。同時27日突擊檢查開始，表面為疏散居民，實則為搜捕我方“潛伏分子”。最易引起敵特注意的，首為日記、檔案。我為顧全整體，避免因小失大，就此忍痛暫告終止，讓我這一直伴隨在身邊的“老友”，再度埋伏，我堅信我們再見的日子將不太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