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中央大學

重慶中央大學

重慶中央大學是中華民國國立大學,1937年秋,國立中央大學隨國民政府遷到重慶,在重慶大學松林坡租了一塊地,1946年,國立中央大學遷回了南京。

基本信息

簡介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央大學連遭敵機轟炸,損失慘重,迫於形勢不得不在1937年10至11月分批西遷。文、理、工、法、農、教育學院設在重慶沙坪壩松林坡,醫學院及農學院的畜牧獸醫系建在成都華西壩,實驗中學設在貴陽。1938年又在離沙坪壩25公里的柏溪建立分校。西遷後的八年期間,中大師生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奮發努力,學校事業有了新的發展。
在抗戰初期的全國“聯考”(統一招生)的幾年中,全部考生總數的三分之二將中央大學作為第一志願來填報。截止到1941年中期,中央大學設有七個學院(文、理、法、工、農、醫、師範),一個研究院,五十六個系科,九個研究部,一個專科學校,一個附屬中學,以及醫院、農場、工廠等一系列下屬單位;學校有專職正、副教授183人,講師39人,助教179人;在校大學生3153人,全校開設課程共829種。當時的中央大學是中國高校中院系最多、門類齊全、規模最大的一所大學。40年代初國民政府教育部選聘若干“部聘教授”,在前兩批的45名中,中央大學入選12人,超過其總數的四分之一。“這些數據,都無可置疑地說明,中央大學乃抗戰時期中國高教界的龍頭老大,同時,中央大學遷渝後,也帶動了重慶高等教育的發展。”
儘管當年處於抗日戰爭時期,但是中央大學的實力仍然很強,學校擁有很多當時國內最為頂尖的專家、學者,同時學校也培養了一大批後來在國際、國內都有影響力的學生。(圖冊圖片來自南京大學校史博物館

辦學歷史

舉校西遷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後,日本開始了全面的侵華戰爭。8月13日,日軍向上海進攻。南京危在旦夕,中央大學接到內遷的指令。15日,敵機轟炸南京,學校圖書館和實驗中學被炸。在遷校重慶的計畫取得四川省政府和重慶大學的支持後,校長羅家倫於8月下旬在教授會上提出遷校重慶的方案並獲一致通過。
1937年9月23日,教育部“準遷重慶”的批覆下達,學校教職工的遷徙於10月上旬開始。搬遷工作得到了愛國實業家盧作孚等人的大力支持。最後一批學生11月中旬到達重慶,醫學院和牙醫專科學校抵達成都後借用華西大學校舍先期開學上課。(圖冊圖片來自南京大學校史博物館及《看歷史》雜誌)

復員東還

1945年9月底,中央大學復員委員會成立。吳有訓任主任,江良規、胡家健任副主任。江良規負責重慶方面的復員事宜,胡家健負責南京方面校產的接收和修繕。中央大學的復員經費為法幣81億元。成都的醫學院和畜牧獸醫系的復員工作獨立進行。一萬二千多名師生分八批返回南京,1946年5月第一批師生返回,最後一批師生於7月底回到南京。圖書、儀器設備大多由民生公司承運,10月中旬陸續到達。
南京方面的接收工作。三牌樓、文昌橋、大石橋等地附屬建築可直接接收,四牌樓校園為日軍軍事醫院所占,勝利後被國防部接管改作陸軍醫院,接收工作延至1947年2月。戰前南京中華門外石子崗徵購的8000餘畝土地重建已不可能,校產接收委員會決定在此建立“中華農村福利試驗區”,由農經系主辦。
重慶方面的移交工作。沙坪壩校舍由毗鄰的重慶大學和中央工業專科學校接管;柏溪分校和小龍坎校舍由重慶青民中學接管;醫學院在成都開辦的公立醫院由四川省政府衛生實驗處接收,改名為四川省立醫院,並留用醫學院教授黃克雄擔任院長。
日本帝國主義投降後,汪偽政府利用金陵大學原址開辦的南京中央大學停辦。該校校產的接收工作由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等單位協商進行。商定汪偽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藝術系(繪畫、音樂組)、醫學院等院系的圖書設備歸中央大學接收,其餘歸金陵大學。
至此,中央大學的接收工作暫告結束。

校容校貌

抗戰時期的中央大學地分三處:重慶成都貴陽
重慶新校址選定在沙坪壩松林坡,是重慶大學東北面的一個小山丘,屬該校土地,占地不足200畝。因山坡上長著稀稀疏疏的松樹而得名,嘉陵江從山坡下繞過。
1937年10月下旬,中央大學醫學院和牙醫專科學校、農學院畜牧獸醫系的師生以及部分圖書儀器抵達成都華西壩,隨即籌備開學事宜。當時的醫學院只有三個年級(1935年重建的)學生,一年級新生在重慶就讀。抗戰時期,中央大學醫學院、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齊魯大學燕京大學先後遷入成都華西壩,都借用華西大學校舍和實驗室等。畜牧獸醫系借住成都四川省農業改進所的血清廠。抗戰八年,醫學院和畜牧獸醫系遠離校本部,只得半獨立地完成各項教學任務,艱苦創業,為國家培養了急需的醫學和農業人才。
入川後的第二年春天,在松林坡頂端,修建了圖書館、閱覽室,站在圖書館門口,可以俯瞰學校全景,坡上的主要通道是一條環山公路,也是運動員的跑道。後來,又陸續修建了專用教室、實驗室和學生俱樂部等。此時的松林坡房舍相連,層層疊疊,再也無法插足了,學校規模逐日擴大,不得不向校外謀求發展。於是在沙坪壩鎮上修建了小龍坎男生宿舍和教職工宿舍,又在松林坡對岸的磐溪(隔嘉陵江)修建工學院的大型實驗室等,將航空工程系和藝術系遷至磐溪,這樣校舍的緊張狀況得到暫時的緩解。
隨著戰火的蔓延,大片國土的淪陷,湧入大後方的人員越來越多,中央大學在校人數激增,學校籌劃建立分校案。經教育部批准,決定在離重慶市60華里,從沙坪壩沿嘉陵江而上25華里的柏溪建立分校。
柏溪,原是江北縣的一個小山村,四面環山,崗巒起伏,清澈的溪水從長滿翠柏的河邊流過,依山傍水,恬靜幽雅,校長羅家倫把這個沒有地名的村子,取名柏溪。總面積為148畝,呈西南東北走向,中部較為平整,闢作飯廳和運動場,圍繞運動場修築16尺寬的馬路,為校內主幹道,分設教學區和生活區。校舍建築也採用松林坡建校經驗,包工包料,不分晝夜,突擊施工,歷時兩個月,建屋44棟,耗資13萬元。後來又相繼增建了游泳池、工場和防空洞,設施逐步趨於完善。
中央大學實驗中學原設三牌樓,因兩次遭敵機轟炸,提前遷出南京,1935年10月10日在安徽屯溪開學。南京淪陷後,安徽形勢吃緊,又遷至長沙,最後內遷至貴陽。因與重慶校本部相距甚遠,交通不暢,於師範學院實習不便,後劃歸貴陽市屬。
1941年羅家倫在談及籌建南京中華門外新校址未成而西遷時說:“造化的安排,真是富於諷刺性。我在南京沒有建成大規模的新校址,但這點領到局部而未用完的餘款,竟使我在兵荒馬亂的年頭,免除了許多困難的手續,在重慶沙坪壩和柏溪兩處,造成兩個小規模的新校舍,使數千學生沒有耽誤學業。”

辦學規模

1938年底奉行政院令,改教育學院為師範學院。繼1939年增設6年制牙科之後又辦牙醫專科學校、護士師資專修課 、高級醫師檢驗職業科、司法檢驗員訓練班等。1941年恢復社會學系,隸屬法學院。1942年農學院農藝系農業經濟組擴建為農業經濟系,隸屬農學院。1943年理學院地理系氣象組獨立建制,成為中國第一個氣象系。1944年成立邊政系,隸屬法學院。1945年成立俄文專修科,隸屬文學院。
(一)改教育學院為師範學院
為培養高深學術研究人才和健全的中等學校師資,行政院決定,1938年夏,在全國六所大學增(改)設師範教育,學制五年,最後一年為教學實習。師範生一律享受公費教育,畢業後,由教育部分發各省充任中學教員或教育行政人員。在完成服務年限(一般為五年)後,可以繼續深造,也可以離開教育機構,從事自己願意的工作。同年秋,中央大學奉令改教育學院為師範學院,除原教育學院的教育、藝術(音樂、繪畫)、體育系外,新增設國文、英語、公民訓育、史地、數學、理化、博物系和童子軍專修科。
(二) 擴充醫學院
西遷時,中央大學醫學院和牙醫專科學校借用華西大學校舍和實驗室開學。不久,山東齊魯大學遷入,三大學醫學院聯合辦學。
1939年秋,增設牙本科(6年制)。為快速培養牙醫專門師資和研究人才,將牙醫專科學校的在校生全部轉入牙本科,並於聯合醫院內開辦牙醫門診部。
1941年夏,中大醫學院脫離三大學聯合醫院,獨立開辦四川省公立醫院。年底,接管了成都市步后街志成商高校舍,牙醫專科學校和醫學院師生從華西大學遷出。1942年,省公立醫院開辦分院。同年秋,醫學院增設護士師資專修科。1943年秋,增設法醫科,並於法醫科內附設高級醫事檢驗職業科。同年,又接受司法行政部委託,舉辦司法檢驗員訓練班,為期兩年。
醫學院分醫科和牙科,學制六年。前三年共同開設醫學基礎課,四、五年級醫、牙科分開授課,六年級全年在醫院進行全面實習。醫學院開設的課程均為必修,並須依次修習。一年級新生在柏溪分校學習基礎課。
(三) 新增系科
1、水利工程系
1937年夏,水利工程系正式成立,系主任原素欣。“八一三”以後,隨校遷往重慶沙坪壩,在磐溪修造了較大規模的“水力實驗室”和“土壤實驗室”。由於獲得水利部門的撥款和補助,師資充實,設備先進,實驗完善。該系專任教授有:原素欣、黃文熙、顧兆勛、嚴愷、謝家澤、姜國寶、李士豪等。
2、航空工程系
1935年,工學院接受國家航空委員會委託,聘請航空界著名專家羅榮安主持機械特別研究班。招收大學機械、電機、土木工程系畢業生,通過18個月航空業務的進修和兩個月的實習,完成學業。前後結業兩屆四班,共33人。兩年後,在此基礎上,延聘師資,擴充設備,成立航空工程系,系主任羅榮安。因獲得航空委員會巨額資助,致使該系發展迅速,西遷時已初具規模。1938年秋,航空工程系正式招生,並在磐溪修建大型棚場,可存放數架飛機、多具發動機。設有結構、風洞、發動機和儀表四個實驗室,配有修配工廠和小型圖書室,供師生研究實習。
3、社會學系
該系創建於1928年,1936年奉令暫行停辦。1941年秋,恢復社會學系,隸屬法學院,系主任孫本文。該系課程開設整齊,尤其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除課堂教學外,延請社會名流,開設系列學術講座,社會實踐活動也較多,還在《時事新報·學燈》副刊上,開闢了社會學研究專欄,由該系師生編輯。專任教授有:孫本文、王政、傅尚霖、張少征、朱約庵等。
4、農業經濟系
1939年秋,農藝系設立農業經濟組。隨著社會需求量的增加,選習農業經濟的學生超過全系總人數的一半。經教育部批准,1942年改農業經濟組為農業經濟系,專門培養農業經濟建設人才。系主任張德粹。該系雖創辦於抗戰時期,經費拮据,圖書設備有限,但學術研究氣氛極濃。1944年,獨立創刊《農經學》,每年兩期,大多刊載學校教師的科研論文。專任教授有:張德粹、劉慶雲、潘學德、劉世超、張之毅。
5、氣象系
早在國立東南大學地理系內,就一直並存著地理、氣象兩個專業組。氣象學是一門新興亟待發展的科學,1943年初,教育部令中央大學氣象組獨立建制為氣象系,這在中國高校還屬第一。系主任朱炳海。西遷時,地理系的儀器設備是保存最完好的,這也為氣象系的獨立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專任教授有:涂長望、黃廈千、朱炳海等。
6、邊政系
國民政府西遷,大批機關人員湧入內地,西北和西南邊疆的地位益形重要。為“開發西北”,“建設西南”,急需培養邊政建設人才。1944年秋,教育部令中央大學和西北大學創設邊政系,隸屬法學院,並於當年招生。該系學生一律享受師範生同等待遇。課程設定也從邊疆特殊的政治制度、社會、民族、宗教、歷史、地理、語言等方面著眼,有些課程涉及文學院或法學院,接觸面比較廣。
7、俄文專修科
1945年初,蘇、美、英三國召開雅爾達會議,會議決定中、蘇將簽定友好同盟條約。為承擔溝通中蘇文化之使命,滿足社會對俄文人才的需求,當年春,中央大學奉令創設俄文專修科,隸屬文學院。
(四)研究院的創立和發展
1934年11月,理學院和農學院就分別創設數學研究部和農藝研究部。1935年1月,中央大學研究院籌備委員會成立,羅家倫、鄒樹文、陳劍修、艾偉等為籌備委員。1936年秋,數學、農藝研究部招生(各招一人)。西遷後,儘管環境、設備、經費等困難重重,學校仍然極重視科學研究工作,積極謀劃研究部的發展,並於1938年12月創辦了中央大學研究院。由校長兼任院長。行政上為獨立機構,下設所、學部,所和學部的負責人由各院院長和系主任兼任,導師也由各系教授派任。
中央大學研究院於1939年秋正式招生。初創時設5所7個學部,後又相繼成立文科、醫科研究所。至復員前,中央大學研究院已擁有7所23學部。
文科研究所設:哲學部、歷史學部、外國文學部、中文學部
理科研究所設:數學部、物理學部、化學部、地理學部、生物學部
法科研究所設:政治經濟學部、法律學部
師範研究所設:教育心理學部、教育學部
農科研究所設:農藝學部、森林學部、畜牧獸醫學部、農經學部
工科研究所設:土木工程學部、機械工程學部、電機工程學部
醫科研究所設:生理學部、公共衛生學部、生化學部(圖冊圖片來自南京大學校史博物館

師資力量

歷任校長

抗戰期間,中央大學按《中央大學組織大綱》規定,設校長一人,負責綜理校務,由國民政府任命。1941年8月,羅家倫辭職後,繼任校長依次為顧孟余蔣介石、顧毓臔,任期都只有一年左右。抗戰勝利後由吳有訓接長中央大學。(圖冊圖片來自南京大學校史博物館
西遷後,羅家倫校長擴大辦學規模,延聘名流師資,增設新興系科,創辦研究院。到了1940年前後,重慶物價暴漲,學校經費拮据,難以維持,羅家倫實感“精疲力竭,再也不敢繼續下去了”,加之國民黨派系之間的傾軋,遂於1941年7月提出辭呈。8月,羅家倫辭職獲準。由顧孟余繼任。
顧孟余,北平人,1888年生。1941年8月出任中央大學校長。他為人態度嚴肅,不苟言笑。在教育行政管理上比較寬容,對校務和師生生活極為重視,為擺脫經濟上的困境,多方努力為學校籌集資金,以改善教學和生活設施。長校期間,重建了圖書館,新建了能容納三千人的大禮堂,還有數棟宿舍,使學校面貌大有改觀。後因與當局不合,1943年初提出辭呈,未待獲準,鏇即赴美。
顧孟余之後發生了以挽留顧(孟余)校長為由的1500多名學生向國民政府的請願遊行,挽留顧校長的標語、壁報貼滿飯廳四周,這是抗戰以來,重慶首次發生的最大的學生風潮。為了避免事態嚴重,行政院院長蔣介石自兼中央大學校長。
蔣介石平時每周六下午來校巡視,巡視內容一般是學生一伙食和宿舍衛生。在任期間復刊《中央大學校刊》等。1944年夏辭去中央大學校長,改任永久名譽校長。同時撤銷了教育長一職。
蔣介石之後繼任中央大學校長的是原教育部次長顧毓臔。顧毓臔,江蘇無錫人,1902年生。曾任中央大學工學院院長,1938年出任教育部次長。1944年8月出長中央大學。他在向報界發表談話論及教育方針時說:大學應注重學術研究,提高研究風氣,改善研究人員待遇。蓋尊重學術為教育人才、培植文化之根本原則。主張“教授為第一,尊重教授地位及其學術上之成就,以避免學術機關變為行政機關”等觀點。顧毓臔長校期間,對系科的增設和調整歸併做了大量細緻的工作。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顧毓臔辭職離校。吳有訓接任中央大學校長。

部聘教授

1941年,教育部實行“部聘教授”制,按學科評選出一批資深、有名望的教授,由教育部直接聘任(原則上每學科1名)。部聘教授每月薪金600元(相當校長待遇),另加發研究補助費400元。部聘教授還負有“輔導全國各院校對於學科之教學與研究事項”的重任,由教育部分派赴各地講學。
1941年底,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部聘教授30名,中央大學有梁希孫本文、艾偉、胡煥庸、蔡翹5位教授榮任。1943年,評審出第二批部聘教授15名,中央大學的樓光來胡小石、柳詒徵、高濟宇、常導直、徐悲鴻和戴修瓚7位教授榮任。
中央大學西遷時,隨校入川的教師不足200人。師資嚴重缺乏,學校儘量吸納人才,充實教師隊伍。這一時期,延聘到校的著名教授有:東北史專家金毓黻,古希臘哲學家陳康,植棉專家馮植芳,建築學家劉敦楨、楊廷寶、童雋,航空氣象學家黃廈千,航空工程學家張創、柏實義,地質學家朱森、張更,法學家何聯奎,醫學家李廷安、胡懋廉、陰毓璋等。到1945年時,總數超過600人,其中教授(包括副教授)290人,講師76人,助教224人,研究院助理(相當講師)38人,和戰前相比,數量翻了一番,大約是同期西南聯大教師總數的一倍。

歷屆英才

抗戰初期,大學招生均由教育部統一考試,然後各校錄取。從1941年起,中央大學恢復到抗戰前各校聯合招生的做法。在重慶期間,中央大學常與西南聯大、浙江大學、武漢大學聯合招生,以利各地考生就近迎考,然後四校統一錄取。當時在聯合招生中,第一志願填報中央大學的考生高達2/3。遷渝一年後,在校人數幾乎翻了一番,並逐年上升,截止1943年度,在校學生數達3700人,為西遷時的三倍半。
畢業生的就業率和出國留學率較高。1940年5月,教育部為獎勵學業優秀的學生,採用自由參賽的形式,舉行大專以上學校學業競試,分甲、乙、丙三組。甲組為一年級基礎知識競試;乙組為二、三年級專業知識競試;丙組為畢業生論文競試。參賽結果,中央大學獲得甲、乙、丙三組團體總分第一,受到教育部的嘉獎。優良的學業成績也為出國深造提供保證。1943年,教育部主辦第一次自費留學考試,錄取329人,其中62人是中央大學畢業的,占到總數的1/5;1944年,庚款留英公費生考試,錄取30人,8人為中央大學畢業生,著名經濟學家陶大鏞就是這次出國深造的。
在重慶期間一共畢業8屆學生,約4000人,其中碩士研究生60人。

科學研究

戰時,因購買教材困難,中央大學各科都需自編教材,其中不少教材被審定為大學圖書或“部訂”教材而公開出版。如孫本文的《中國社會問題》,繆風林的《中國通史要略》,李長之的《西洋哲學史》,羅根澤的《周秦西漢文學批評史》,朱鍥的《中國財政問題》,林振鏞的《刑法學》,朱伯康的《經濟學綱要》,許恪士的《中國教育思想史》,肖藍嶸的《教育心理學》,艾偉的《高級統計學》,潘菽的《普通心理學》,胡煥庸的《世界經濟地理》、《氣候學》、《國防地理》,朱炳海的《普通氣象學》、《軍事氣象學大綱》,孫光遠的《微積分學》,鄒鍾琳的《普通昆蟲學》,羅清生的《家畜傳染病學》,孫鼐的《岩石學》、《工程地質》等。
教授們的其他專著:余大縝的《英國文學史》,唐君毅的《中國哲學思想之比較研究集》,常任俠的《漢唐之間西域樂舞百戲東漸史》,許哲士的《工商管理》,金善寶的《中國小麥區域》,孟心如的《毒氣與防禦》、《化學戰》,趙廷炳的《陽離子分析法》,張德粹的《農業合作》等。據1944年《國立中央大學校刊》統計,當年中央大學教師公開出版的教材和專著就達40餘種。
中央大學作為全國重要的文化學術中心,除公開發行的《文史哲》、《科學》和《社會科學》三種大型季刊外,還負責主編數十種全國性的學術刊物和叢書,如李寅恭主編的《林學》,是中華林學會唯一的學術刊物,艾偉主編的《心理研究季刊》,徐仲年主編的《文藝月刊》以及《中、法、比、瑞文化從書》等。(圖冊圖片來自南京大學校史博物館

科學考察

李旭旦、郝景盛、任美鍔受中華自然科學社邀請“西北考察”

梁希“川西大渡河流域木材松脂採集”

李學清“陝南礦產考察”

耿以禮“ 青海牧草考察”

張可治“川西公路考察”

張鈺哲、高淑加於1941年9月21日赴甘肅洮觀察日全蝕,獲得了極其寶貴的資料而享譽國際天文學界。

發明創造

航空系:“滑翔機的構造和研究”

王恆守、陳廷芮:“直接鍍鎳於鋼之方法”

方振聲:“汽油精”

梁守渠:“耐油精塗料”

趙廷炳:“陽離子分析法的研究”

趙廣增、湯定元:“放電管中電子溫度的研究”

校園文化

(一)名人講演
學校在授課之餘,經常舉辦各種類型的學術講座,當時影響較大的重慶“沙磁區學術講演會”就是由中央大學主辦的。每周日借重慶大學或南渝中學禮堂,敦請學界、政界或來華外交使節等社會名流作講演,如翁文灝、潘光旦、李烈鈞、孫科、盧作孚、美駐華大使詹森、英國前首相艾德立等。文學院主辦詩、詞、曲和外國名著系列講座,由著名教授主講。還有各種展覽等,如師範學院藝術系教授徐悲鴻東南亞講學回國的演講和畫展,吳作人大西北寫生歸來舉辦的邊旅畫展等。
(二)學生社團
學校內的各種社團,經過訓導處批准,建社宗旨明確的有七八十個,類型廣泛,文藝習作、學術研究,聯絡感情、砥礪學行,宗教研究,也有宣揚三民主義、研究戰後建設的,等等。其中最活躍最有影響的是“中蘇問題研究會”、“中大文學會”、“女同學會”等。

附錄

羅家倫校長

羅家倫的大學教育思想與實踐
1931年12月,校長朱家驊引咎辭職後,國民政府先後任命數位校長,但都堅辭不就,1932年6月28日,行政院議決由教育部長段錫朋代理中央大學校長後,引發學生強烈不滿,直到1932年8月26日正式任命羅家倫為中央大學校長為止。
經過整理及學生甄別考試後的中央大學,於1932年10月11日重新開學上課。羅家倫在全校師生大會上作了題為《中央大學之使命》的就職演說,闡述了他的大學教育思想,希望在中央大學創造一種新的精神、養成一種新的風氣,目的是為中國建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而努力。
(一) “創造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的大學使命
羅家倫在就職演說中提出,中央大學的使命是為中國“創造有機體的民族文化”。一個國家淪落到遭受外敵的入侵,重要的原因“在於沒有一種整個的民族文化,足以振起整個的民族精神”。而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精神的結晶,民族團結圖存的基礎,是一個國家不可或缺的生命質素。
大學教育應該是文化教育的最高機構。1931年9月18日,日寇炮轟瀋陽,強占了東北三省。四個月後,日軍進攻上海,淞滬軍民奮起反擊。作為設在首都的國立大學,應對民族與國家盡到特殊的使命和職責。將大學教育與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這是羅家倫大學教育思想的精髓。
“創造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的大學使命應包含兩層含義:第一,大學教育必須具有復興中華民族的共同意識,目標應該一致;第二,互相協調,向著建立民族文化的目標邁進,步伐也應一致。即組織起來,共求民族復興大業的勝利。
所謂有機體的文化,羅家倫認為“從縱的方面講,自國小、中學、大學以至研究院,缺少一段無從實施;從橫的方面講,無論文、法、教、理、工、農、醫、商,都是一整套的配合,缺少一個都配不齊一整個國家的機構”。所以一所大學的本身就應是一個有機體。中央大學從縱的方面看有幼稚園、國小、中學、大學本科、研究院;從橫的方面看有文、理、法、教、農、工、醫7個學院40個左右系科。“蘆溝橋事變”後,羅家倫考慮到抗戰的長期性,及時擇地重慶,成為西遷高校中實力保存最完整的大學。隨著抗戰形勢的惡化,辦學經費的短缺,中央大學不但沒有停滯不前,還在原有的基礎上求得較大發展。比如增設航空工程系、水利工程系,擴充醫學院,創辦中央大學研究院等。羅家倫如此苦心孤詣地謀求發展,就是希望中大師生不論是學文的、學理的、學農的、還是學工的……,都應目標一致,互相協調,以創造有機體的民族文化為己任。“如果一個大學不能負起創造民族文化的使命,便根本失掉大學存在的意義。更無法可以領導一個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動。”
(二) “誠、朴、雄、偉”的新學風
高尚的理想,認定的目標,偉大的使命,只有養成新的學風才能達到。羅家倫認為新學風的養成,須從“矯正時弊”入手,破而後立。所以,他為中央大學提出“誠、朴、雄、偉”四個字的新學風。
“誠”,即對學問要有誠意,不把學問當作升官發財的途徑和取得文憑的工具;對於“使命”,更要有誠意,要向著認定的目標義無反顧地走去。
“朴”,是質樸和樸實的意思。不以學問當門面、作裝飾,不能尚纖巧、重浮華,讓青春光陰耗費在時髦的小冊子、短文章上面,而要埋頭用功,不計名利,在學問上作長期艱苦的努力,唯崇實而用笨功,才能樹立樸厚的學術風氣。
“雄”,是“大雄無畏”的雄。為糾正中華民族自宋朝南渡以來的柔弱萎靡之風。要扭轉一切纖細文弱的頹風,就必須從“善養吾浩然之氣”入手,以“大雄無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氣,女子亦須無病態。
“偉”,是偉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開眼界,從整個民族文化的命運著眼,努力做出幾件大事業來,切不可偏狹小巧,存門戶之見,亦不能固步自封,怡然自滿。
其後,“誠、朴、雄、偉”就成了中央大學的校訓。
(三)三育共進 “二格”占先
青年學生的教育是大學教育的另一個重要問題。“青年是國家的基礎,若是青年的教育不完備,國家的基礎,便不鞏固,民族的前途便無希望。”完備的青年教育須從知識、體格、人格三方面進行,即德、智、體三育共進,這已是當時教育界達成的共識。羅家倫在此基礎上,特別提出青年教育中的“二格”,即“體格”與“人格”的問題。他認為當時的青年教育,在知識方面,雖有不足,但比以前有很大進步,而且會隨著基礎知識、專門知識和輔助技能的進一步傳授,青年學生的知識結構會越來越趨於合理,有缺陷需要努力改進的是“體格”與“人格”兩個方面。
體格即身體素質。羅家倫在《教育的理想與實際》一文中指出:“體魄是完人第一個最重要的條件,沒有健全的體格做基礎,學問和事業是無論如何做不好的。”要增強青年學生的體格,除教育當局引起足夠重視,減輕學生課業負擔,清除社會陋習及營養不良等影響青年健康的因素外,大學教育還應注重體育訓練和軍事訓練。體育訓練可以增強體質,還能培養學生公開競爭,團結合作的精神。戰時的中央大學雖然活動場地狹窄,學校卻能因地制宜,組織學生在松林坡的通道上進行拔河、立定跳遠、接力賽等,體育活動開展得紅紅火火。院際、校際間的籃球、排球比賽也非常頻繁;軍事訓練也能增強體質,改掉懶散拖沓的生活習氣,培養學生具有守紀、勇敢、整潔的軍人風尚,改變青年學生懦弱的形象。為此,中央大學從1935年起實行軍事訓練。西遷後,對全體男生與特別研究班學員一律實施軍事訓練和軍事管理,對女生進行戰地護理訓練,以增強體質,並適應戰時需要。
人格即道德品質。完備的青年教育,道德品質教育是最為重要的。羅家倫直率地批評大學太重物的組織科學,而不曾注重人的組織科學。指出“人事研究的進步若是不能與物質研究的進步互相配合,並駕齊驅,那人將有被物控制的危險”。有些青年人在大學裡雖然學了些知識,但沒有養成一種健全的人格,一旦走入社會,惡劣的人格暴露出來,從而危害社會;也有些青年人太看重現實,尤其是對於物質的現實,而缺乏遠大的理想和抱負。羅家倫認為大學決不是販賣知識的商店,製造學位的場所,所以大學只傳授一些知識而忽略人格培養的做法是錯誤的。為此,他希望中央大學的教職員要以身作則,潛移默化,不僅在知識上,而且在人格修養上,予以切實指導,使之“造成一種堂堂正正的知識公民,一方面是頂天立地的人物,一方面是繼往開來的中堅”。1938年8月,中央大學率先試行導師制,要求導師“以自己的表率扶助學生品德之培養”。羅家倫身體力行,經常向學生作演講,闡述如何求學、做人,倍受青年學生的歡迎。
對於如何處理好愛國與學業問題,羅家倫真誠地告誡青年學生,抗戰是民族之戰,是長期的,需要堅實的後備力量。在後方努力學習,與前方將士英勇殺敵都是報效祖國。戰爭結束後,祖國需要大批有知識、有人格、有體魄的人才,建設國家。為此,他寄希望於中央大學擔負起復興民族大業的參謀本部的責任。
(四) 不趨時尚 注重科學精神
羅家倫認為科學的精神在求真理,當求真理的時候,並沒有特意去計較其功用,一旦求得之後,不定在什麼時候,會發生極大的作用。他在《中央大學之回顧與前瞻》一文中,引用《漢書·董仲舒傳》一句話,“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來說明科學精神的作用,等到“誼正道明”以後,自有無窮的“利”,無窮的“功”產生。如孟特爾在寺院裡配豆種,發現了優良品種與遺傳的關係,當時他哪裡會想到後來植物、動物,甚至人類品種的改良,都套用到他的遺傳定律。
抗戰爆發後,社會上有些人認為大學教育不能直接為抗戰起作用,應該停辦大學;另有些人提出改大學為短期訓練班、速成班,傳授速成知識、簡易技術即可等等。羅家倫嘲笑戰時教育速成論者的短期速成辦法是“萬應靈丹”,以為“一吞下去就可以抗日”是不切實際的。他主張抗戰時期要積極維持完整而正規的教育,建設有機體的民族文化,並結合抗戰需要增設系科,加強抗戰國力。大學教育,尤其是近代科學教育裡面,決無“王者之路”(捷徑)。
羅家倫在長校初期提出“安定、充實、發展三時期以進”的治校方針。認為在安定時期,應當有所充實,充實時期應亟謀發展。充實不僅是圖書、儀器設備的添置,還應重視教學人才和課程內容的充實。羅家倫曾經說:“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我撫躬自問,不曾把教學地位做過一個人情。”他到校上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延聘和極力挽留原有良好教授。這“良好教授”的標準,即一方面能教導學生;一方面能扶助教員提高業務能力。當時教師分專任與兼任兩種,羅家倫主張教師應以專任為主,“以求其心無二用,專心在中大授課”。至1937年抗戰前夕,中央大學教師共424人,其中兼任教師50餘人,較1932年減少了一半。
在充實師資力量的同時,還應準備一個好的精神環境和物質環境,讓好的教師都願意到中央大學來。西遷後,學校經費短絀,物資奇缺,教學設施及學術環境遠遠不如戰前,可學校在最困難的情況下,也未拖欠過教師的薪水;還創辦中央大學研究院,為教師提供教學研究場所,這些都是中央大學能不斷聘請到名師的一個重要原因。
羅家倫根據社會需求和學科發展的趨勢,對中央大學的系科設定,不斷進行調整與擴充,使中央大學成為規模最大、學科最齊全的綜合大學。如1934年創辦機械特別研究班,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航空工業專門人才。並在機械特別研究班的基礎上創立航空工程系,再度創辦醫學院、水利工程系和恢復社會學系等。
在教學上,羅家倫十分重視基礎課程的開設。他認為大學的課程是根據各國學者長期共同研究實踐的結果,並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加以確定,並不是由某一學校或某一教授隨便增加刪除的,更不能因為抗戰而停辦某些看似“不實用”的基礎課。西遷後,在辦學條件極其簡陋的情況下,學校開設的基礎課程不僅未削弱,反而有所加強;專業課程也與平日一樣進行,及時反映科學新水平;而且做到循序漸進,為學生打下紮實基礎。
1937年教育部頒發《戰時動員計畫》,指出“戰時各級學校教育,均應力求切合戰時需要,各級學校之課程與管理應實際情形,量予變更”。中央大學各院繫結合本學科的特點,開設與抗戰相關的課程,如文學院開設民族詩歌、戰時文學講座、東北民族史等;理學院開設國際政治地理、軍事心理、地形測量、中國經濟地理、康藏地理、航空氣象等;法學院開設蘇聯研究、歐洲獨裁政府、國際組織、戰時經濟等;工學院開設彈道學、無線電等。這些課程既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也為大學教育結合時代需要,為抗戰建國發揮應有的作用。
除結合學科開設相關課程外,中央大學戰時還開設一些輔助課程。這些輔助課程大致分三類:①戰時常識講演,如消極防空常識、戰時國際公法常識及醫藥常識;②戰時技術訓練,如急救、維護交通及偵察敵情;③編印有關戰爭常識宣傳刊物。羅家倫認為開設輔助課程的目的“使學生在戰爭的時候,有一套普通套用知識技能,並學會如何將這種普通的知識和技能普遍到一般民眾裡面去。”中央大學從1938年起,開設電信、炮術和戰地衛生三類訓練班,規定不分院系,每人必選一課,計算學分,中途不得退修。戰時的中央大學在課程開設上不僅注重完備學生的知識結構,也適應了抗戰的特殊需求,真正體現了正確而真實的科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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