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竺英

生物物理學是一個交叉學科，我一個生物學出身的年輕人雖然過去在科學院有過八年的研究工作經歷，但都是在生物學範疇內的。 在生物物理所我曾涉及了放射生物學、生物控制論和仿生學領域的一些工作。 貝先生的學術思想是我們生物物理所的寶貴財富。

耄耋之齡話當年——我和生物物理所
鄭竺英
生物物理所成立之時我32 歲，而如今已82 歲。真沒有想到自己不知不覺竟和生物物理所一起走過了半個世紀！不過，當年事仍歷歷在目。

生物物理所於1958年成立，它是由時任北京實驗生物所所長的貝時璋先生建議，在該所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當時我在貝先生門下為研究生，貝先生將我們幾個研究生都改為所的研究人員。這樣，懵懵懂懂連生物物理的內容都不清楚的我，就跟隨貝先生學術思想的指引，在和同事們相互切磋中逐步走上了生物物理學的研究道路。 這一走就是一輩子。1987 年科學院規定60 歲以上退休，我退休了。但藕斷絲連仍不斷地為研究所做些工作。因此可以說我這輩子依存於生物物理所，一輩子的事業繫於生物物理所。
生物物理學是一個交叉學科，我一個生物學出身的年輕人雖然過去在科學院有過八年的研究工作經歷，但都是在生物學範疇內的。現在面臨新的挑戰，真有些不知所措。可是正如科學研究本身就是會不斷面臨新事物一樣，唯一的辦法就是學習，向書本學，向文獻學，向老師學，向同事們學，在學習中工作，在工作中學習。

在生物物理所我曾涉及了放射生物學、生物控制論和仿生學領域的一些工作。關於生物控制論方面用工程上的自動調節原理描述小白鼠的體溫調節系統，以及仿生學方面的人的雙眼立體視覺和地震臨震前引起動物異常行為的因素等有關工作情況已經在將出版的所史叢書分冊（仿生學部分）中詳述，這裡就不再贅述。至於放射生物學方面雖斷斷續續加起來只工作了一年多的時間，但因為是最初涉及的工作，故印象很深刻。
開始，貝先生讓我去放射生物學研究室。
當時他請了北京醫學院的林克椿先生向大家介紹原子能的知識以及有機體對射線原初反應的分子機理，林先生深厚的物理學基礎、精闢的語言表達能力和深入淺出的解釋，頓時掃除了我心底的迷茫。貝先生先讓我跟沈淑敏先生一起尋找“生物輻射防護藥物”。這是貝先生的獨創思路，認為有的生物對輻射不敏感，是否體記憶體在著什麼可以防護輻射的物質。沈先生首選了酵母菌，我們組就將酵母製劑做小白鼠的腹腔注射，因為這時所內尚未安裝輻射源，就在晚上去位於府右街的北大第一附屬醫院，趁晚上沒有病人時將小白鼠做深度X光照射。這項工作重複了二三個月尚未有明確的結果時，我卻被調去沈士良同志組幫助測量輻射儲存糧食的維生素含量的變化。沈士良是北大生物系植物專業的畢業生，1958年剛來研究所，我去他組時，他已進行了許多種維生素的測定並均已查到了測定方法，只是人手不夠才讓我去幫忙。因為糧食種類有多種，維生素又有多種，輻射儲存前後都要測定，排列組合是一個很龐大的數字。結果除了測量輻射保存糧食的維生素含量外，他還用輻射前的糧食和經輻射後保存的糧食分別餵食小白鼠，並將它們投入水池中以計算在水池中游泳存活的時間來比較其體能。他的這種構想讓我非常佩服，我佩服他剛參加研究工作就將所要研究的問題考慮得十分周到，並且想法很新奇。1959年貝先生讓我和兩位新來所的大學畢業生：汪雲九同志（系山東大學數學系畢業）和郁賢章同志（系北京大學理論物理專業畢業），組成一個直屬所的理論組，經我們三人討論決定研究生物控制論。

此後我和放射生物學就疏遠了。不過以後召開了兩次放射生物學和放射醫學會議，我都獲得了參加的機會。這是因為貝先生在這兩次會議中都是會議領導人之一，他工作繁忙，所以1960 年2 月7 日至2 月11 日在香山開會的那次，他讓我幫助他整理一些放射生物學的文獻資料（這些資料也是他事先動員全室的人員去調研的），以便他在開幕大會上作綜述報告。那是一次工作會議，我理解也是配合原子能科學技術的發展，研究如何能保護人的健康的動員大會。3 年後的那次會議，是1963 年8 月28 日至9 月12 日在和平賓館開的，這是第一次會議後的科研成果的檢閱大會。正好我們在進行小白鼠體溫調節系統的研究工作。我們即興加了一個小白鼠經致死劑量照射後體溫調節系統變化的實驗，結果觀察到小白鼠在照射後體溫本身沒有異常，但調節系統的品質則大大下降。貝先生讓我們寫出報告並在那次效應小組會上做了報告。可以看出，我在放射生物學方面並沒有做多少工作，更沒有做出有份量的工作。但1965 年我國爆炸了核子彈。我國的原子能的開發利用隨之蓬勃發展起來。我榮幸地感到在這股洪流中，我曾是其中的一個小水滴。但我更為我們所放射生物學工作者驕傲，他們是這股洪流中的急先鋒，是開紀元之先的功臣之一。
我讀過季羨林先生一篇《人生的意義與價值》的散文。他說“如果人生真有意義和價值的話，那么其意義與價值就在於對人類發展的承上啟下、承先啟後的責任感”。我領悟並十分讚賞這一論斷，這也是為什麼我在這次所慶時寫了這些已過時的、點點滴滴的工作的原因。
過去我曾見證了生物物理所蓬勃發展、為國家做出重大貢獻的時代，並為之歡欣鼓舞，也為一時年輕人的出國熱、乏人工作的困境而耽過憂慮。21 世紀是生物學的世紀，生物物理所引進了各方面的優秀人才，整個所又欣欣向榮、學術成果纍纍。科學院院士就有12 位之多，真是滿所春色，可喜可賀。在這50年喜慶之際，我衷心祝願全所戒驕戒躁，在國家明智領導人的帶領下，在國家盛世之際，不斷創新，為國家、為人類、為科學勇攀高峰。為實現和諧、幸福的大同世界而努力奮鬥。
同時我還想談一談我所體會到的貝先生的學術思想。貝先生將科學與國家發展和四化建設緊密地結合；在學科發展上他強調多學科的交叉；在具體的研究工作上他強調先進或深入細緻的超前意識；在研究課題的設計上他強調好的想法（idea）。他的這些學術思想曾對我有過很大的影響。而在他95 歲小型祝壽座談會上，他竟用了半個小時宣讀了一篇論文，述及他近期看到的納米技術的發展並提出了一個“原子生物學”的概念。貝先生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是我永遠學習的榜樣。我在這裡也是頌揚也是傳承。貝先生的學術思想是我們生物物理所的寶貴財富。今年是貝先生獲得德國土賓根大學生物學博士80周年，也是創建我國生物物理學所50 周年的喜慶年份。我衷心祝願這位老壽星像南山的青松，枝葉常青，健康挺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