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振英[抗日英雄]](/img/d/efc/nBnauM3X0YTN2ITN2MDN1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zQzL4M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趙振英[抗日英雄]")
人物介紹
老人家趙振英，出生於1917年，黃埔軍校14期學員，1939年加入54軍，1944年任中國駐印軍第14師40團1營營長。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的對日本法西斯受降儀式中，他所在的第14師40團1營，作為受降儀式的警衛營，見證了受降儀式過程。
1945年9月9日早晨，受降地中央軍校，大禮堂正門上，懸掛著中蘇美英的國旗。正門上方的塔樓上嵌著一個巨大的紅色“V”字以示勝利之意，下面懸著一塊紅布橫幅，上面貼著“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典禮會場”14個金字。
時任新六軍14師40團第一營少校營長8時52分，懸掛在受降席和投降席上方的4個大型水銀燈突然放光。時任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的何應欽由禮台後方休息室走進來，全場迅速肅立，攝影記者紛紛拍照。
8時58分，由軍訓部次長王俊中將引導日本投降代表、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及小林淺三郎等7人，自大禮堂正門步入會場。日軍軍官們都是低著腦袋、哭喪著臉，呆呆地任由中外記者拍照。受降席居中座的是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左為海軍上將陳紹寬、空軍上將張廷孟，右為陸軍二級上將顧祝同、陸軍中將蕭毅肅。投降席上有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駐華日軍總參謀長小林茂三郎、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等7人。參加受降儀式的中國方面，還有國民黨將領湯恩伯、王懋功、李明揚、鄭洞國等。盟軍將領有美軍麥克魯中將、柏德勒少將，英軍海斯中將等。
左上角的軍官疑似趙振英9時04分，何應欽命岡村呈驗簽降代表證件。接著，何應欽將日本投降書中日文本各一份交中國陸軍總參謀長蕭毅肅轉交岡村寧次，岡村用雙手捧接，低頭閱讀。小林則在一旁替他磨墨。岡村閱畢，取筆蘸墨，寫上自己的名字，並從上衣口袋內取出印章，蓋於名下，低頭俯視降書達50秒鐘。1945年9月9日9時07分。因為緊張，岡村的印章蓋歪了，他面露難色，又無可奈何，只得讓小林將他簽名蓋章的降書呈交何應欽。隨後他立即起身肅立向何應欽深鞠一躬，驕橫跋扈的日本侵略軍在這一刻，終於無條件宣告投降。
9時10分，中國戰區日本受降儀式完畢，日本代表退出會場。隨後，何應欽向全國及全世界人士發表廣播講話，宣布南京受降儀式順利完成。他說：“這是中國歷史上最有意義的一個日子，這是八年抗戰艱苦奮鬥的結果，東亞及世界人類和平與繁榮亦從此進入到一個新紀元。”
老人開微博
趙老開微博，完全是無心插的柳。不過，在微博的世界裡，很快就連綿成一片暖人心脾的樹蔭。
老人身旁桌上放著老伴的遺照2010年9月8日，冰點周刊刊發了趙老的報導《老兵歸來》，文章見報後，入口網站紛紛轉載，跟帖眾多。於是，周五下午，我與趙老約好前去拜訪，一是給他老人家送報紙，二是找出網上的跟貼供他閱讀，三是受友人之託，帶東西給趙老。到了趙老家，我在網上找出了相關報導和網友們的跟帖。老人家看得很高興，哈哈笑著，合不攏嘴。然後，我又登錄了我的微博，讓他看看網友在我的部落格後面的留言。趙老的情緒看上去很不錯，他看著看著就問我一句：“這個微博是什麼東西？”
我突然一激靈，“那么多人都在跟貼，向趙老致敬，為什麼不給趙老註冊一個微博呢？有了微博，這樣的問候不是能更直接一些嗎？”
於是，我向趙老詳細地解釋了微博的功能，然後徵求了他的同意，為他註冊了一個微博。
趙老多少還是有點猶豫，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他習慣了做事謹小慎微，尤其是我在為他填職業的時候，寫上“國民革命軍新六軍40團第一營少校營長”，他趕忙說：“這不好，這不好，這么寫會出事吧？”
我聽著心裡一陣難受，也不知道說什麼好，只能和他解釋：“您是抗日的營長，是我們中國人的英雄，這是您的光榮。”
警衛營長趙振英隨後，我和一個在新浪微博的朋友通了個電話，告訴了他有這么件事兒，電話那頭，聽得出他也很激動。後來，這個朋友告訴我，他在給趙老的微博加V的時候，“手都在抖”。我相信，這個發抖，不是其他什麼原因，而是因為，他也是個有良知的中國人。
微博註冊好後，我就給趙老演示該如何操作，發了第一條微博：“大家好，我是趙振英。”但就在這個時候，讓我吃驚的事情發生了。
因為新浪朋友的推薦，從出現第一個冬粉開始，不到一分鐘時間，趙老的冬粉就迅速增加了100多號人，向趙老問好和致敬的評論也接踵而至，速度快得我都看不過來。
我趕緊打開給他老人家看，趙老的眼神不太好，他只能帶上老花鏡，然後再拿上一個放大鏡，一條一條認真地對著看，還時不時樂呵呵地問我一句：“他們真的是在和我說話嗎？”
老人身體矍鑠看著看著，趙老問我，這么多人關心我，我是不是也得說點什麼啊，不然真過意不去。我說，那您就給大伙兒回上一條吧。
趙老是民國的高中畢業生，在當時可算是知識分子了。要知道，當年他離開國軍後，報考了浙江大學，南京大學，東吳大學等五所重點大學，這五所大學可都給他發來了錄取通知書的。而且，在抗日時，他是軍部的參謀，可以用英語很流利地和美國人對話，漢語拼音對他來說，實在沒什麼難度。
只是，老人家剛剛學會上網，年齡大了，也看不清楚鍵盤，他只能用右手食指一個鍵盤一個鍵盤地按。在留言框裡打出了：“我謝謝大家對我的關心和愛護，恕不能一一回復。祝大家健康，生活幸福。”這么一行字，花了他將近五分鐘時間。
在時隔65年後，日軍南京投降儀式會場警戒工作負責人，93歲的前國軍少校營長趙振英，終於堂堂正正，揚眉吐氣地露臉了。
我把微博的詳細操作程式，寫在了一張紙上，讓趙老背熟，他也托我轉告博友們，以後每天會上網看看大家的問候，想起來了就寫點東西。但他沒有能力一條一條留言地回復，我也在這裡代他向大家說聲抱歉。
後來，我仔細想了想，一個93歲的遠征軍老兵開微博，在今天這個社會裡，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對於公眾來說，意味著趙老所代表的那段曾經被人為蒙蔽與誤讀的歷史，終於開始出現在人們的視野里，而且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知曉。這不僅要感謝像鄧康延、晏歡這樣的尋找者，也要感謝微博這樣的新技術，在言論自由上的革命性進步。 而對於趙老來說，南京日軍投降儀式，曾是中華民族的無上榮光，但在過去的數十年里，因為這個身份，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與侮辱，甚至一度以為這是段醜惡的歷史，他的委屈與痛苦無處傾訴。今天，有這么多網友們向他表達尊敬之情，相信這多少能夠撫慰一個暮年老人內心深處的傷口，也讓他意識到，公道自在人心，他理應是這個民族億萬人景仰的英雄。
所以，希望朋友們能持續關注趙老。要知道，你們的每句問好，老人都用放大鏡仔仔細細一個字一個字地看過。我也代表趙老，謝謝各位了！
為抗日英雄找回榮耀
間昏暗狹小的房間，擺上一張雙人床和一張書桌就難以轉身了；書桌上鑲在鏡框裡妻子微笑的遺像，深情地凝視著房間的主人。屋子裡除了寂靜還是寂靜，只有偶爾從窗外傳來幾聲鄰近國小操場上孩童的嬉鬧聲。 房間的主人名叫趙振英，今年已經93歲了。老人滿頭白髮，儘管拐杖在手，走起路來卻依舊步履蹣跚。在過去的30多年裡，他謹言慎行，就連看到街邊戴紅袖章的保全，都會感到些許恐懼。
在此前相當長的歲月里，連他的子女都不知道，他們的父親，曾親歷過中國百年歷史上最為榮耀的時刻，並在其中擔任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
1945年9月9日，中國戰區侵華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國民政府中央軍校禮堂舉行。這是中華民族近百年來抵抗外來侵略的第一次勝利，在這個最重要的歷史時刻里，時任國民黨新六軍14師40團第一營少校營長的趙振英，是投降簽字儀式會場內外警戒工作的負責人。
這本該是少校個人歷史上最為榮耀的一頁。但在此之後，因為國民黨軍官身份，他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判刑、坐牢，妻子被迫與他離婚。出獄後，老人一直蝸居在北京西郊的一處居民樓里，並決定永遠將這個“秘密”爛在肚裡。
然而無意之中，一幅來自異國他鄉的老照片，以及一本寫滿簽名的筆記本，打開了這個老兵塵封已久的記憶。深圳的一家民營紀錄片公司聞訊而來，歷時近兩年，為老兵趙振英拍攝了一部紀錄片，名為《發現少校》。
“歷史就像陳年的膠片，免不了塵埃和劃痕，甚至斷裂。”這家公司的老總鄧康延說，“在時隔65年後，能夠為本民族的英雄找回榮耀，這也是我們的榮幸。”
見證最光榮的時刻
1937年7月23日的那個下午，趙振英搭乘“七七事變”後的最後一列客車，離開了故鄉北平城。
車上擠滿了逃離北平的難民與學生。擔心日軍開火，車頭上還掛了一面白旗。車過盧溝橋時行駛緩慢，趙振英甚至能看到，在遠處的日軍陣地上，有日軍軍官舉著望遠鏡向列車觀望。
鐵路的這一邊，是國民黨第29軍的陣地，中日兩軍處在對峙中，大戰一觸即發。滿載著平民的客車從中間地帶緩緩駛過，這個20歲的高中畢業生，心頭突然湧起一陣“屈辱感”。
趙振英原本的理想，是想考入北京大學。但隨著“七七事變”盧溝橋上的一聲槍響，這個夢想被徹底擊碎。從那一刻起，他和當時的許多熱血青年一樣，匯聚到抗日救國的歷史洪流中來，立志要將侵略者趕出中國。
在此後的8年裡，這個年輕軍官的戰鬥足跡遍布多個省份——湖南、四川、廣東、雲南。由於表現優異，他一路晉升，1944年4月，27歲的趙振英隨中國遠征軍入印緬作戰時，就已經是少校營長了。
儘管作戰多年，但多半時間他都在軍部擔任參謀。在出任營長後，自己的部隊又始終被作為預備隊使用，很少有真正上戰場作戰的機會，作為一名軍人，這成為他戎馬生涯中不小的遺憾。
然而歷史很快給了他一個萬眾矚目的機會。
趙振英所在的國民黨新六軍，被稱為國民黨軍隊“王牌中的王牌”，軍長廖耀湘，是蔣介石的得意門生。1945年8月，抗戰已接近尾聲，蔣介石點名要求新六軍進駐南京。他想用這支全副美式裝備的威武之師，向投降的日本人展示中國的軍威。
1945年8月28日，趙振英的第一營從湖南芷江飛往南京。從跳出機艙踏上南京土地的那一刻，趙振英與他的士兵們注定將被載入史冊——這是在歷經了艱苦卓絕的8年抗戰之後，第一支收復首都的中國軍隊。
隨後，這個軍銜為少校的營長又被上峰委派，負責1945年9月9日日軍投降簽字儀式會場的警戒工作。在許多參戰部隊眼中，這個任務被視為“中國參戰軍人的最高榮耀”。
作為一名抗戰史研究者，9月9日南京受降儀式的全過程，晏歡原本已經十分熟悉，但趙振英的描述，又為他補充了許多原本不為人知的細節。
投降簽字儀式的地點，是在南京中央軍校的大禮堂。從禮堂門口一直到外面的大街上，每隔50米，就豎著一根旗桿，用藍白相間的布條包裹，旗桿上掛著同盟國中、美、英、法、蘇的五面國旗。
每根旗桿下，都站著一個全副武裝、精神抖擻的第一營士兵，他們身著綠色卡其布美式軍裝，戴著鋼盔與白手套，背軍用背包，手持美式衝鋒鎗。為了防止走火，士兵的槍膛里並沒有上子彈。
簽字儀式時，趙振英的位置在日本代表團投降席的左後方，他的士兵遍布整個會場，這些士兵的人數與站位，是趙振英在前一天就安排好的，並經過了再三演練。
在簽字儀式的10多分鐘裡，會場裡唯一能夠自由走動的，就只有趙振英一個人。他的任務，是時刻注意部下的軍姿，防止出現意外。
陸軍新編第六軍軍官俱樂部開幕紀念更讓晏歡震驚的是，在他帶去的當時美國記者拍下的受降儀式老照片中，趙振英甚至發現了一個疑似自己的身影。這張老照片的主體部分，是中國受降席與日本投降席，但照片的左下角落，在一排士兵背後，站著一個面孔模糊的軍官，身著馬褲，腳蹬長筒馬靴，腰間別著手槍，打扮與旁人明顯不同。
“這個人有可能是我。”在趙振英的記憶中，作為會場警戒部隊的最高長官，為了彰顯軍威，在受降儀式前些天，他特意到會場附近的裁縫鋪里，訂做了一套馬褲制服。
而那張照片和簽名本上的故事，趙振英也記得很清楚。
受降儀式後不久，1945年10月6日，在南京的新六軍軍官俱樂部開幕。新六軍營級以上的軍官，都出席了。那個時候，他們是眾人仰慕的英雄與勝利者，在最上方那排軍官的右側，趙振英找到了自己微笑的面孔。
隨後，新六軍中的美軍聯絡官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離開了中國。在走之前，約翰·葛頓南少校拿出了這個紅色筆記本，讓在場的中國軍官在上面簽名，作為對這段光榮歲月的紀念。
南京受降儀式，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為顯赫的一頁。這是近百年來，中華民族第一次在抵抗外族侵略戰爭中取得勝利。這也成為趙振英一生中最為驕傲的經歷。儘管時隔60多年，老人依舊記得當時的心情。
“略有些緊張，但更多的是興奮！”老人的臉上不經意地流露出一絲自豪感，“從甲午戰爭以來，中國就沒有打過勝仗，8年抗戰，風餐露宿，終於把日本人打投降了！我能親眼目睹這一切，榮耀啊！”
只是，當年那個年輕的少校營長不會想到，一度被他引以為傲的這分榮耀，很快變得黯淡無光。它先是被沖淡，然後被踐踏，之後逐漸凋落，像落葉一樣，被主人掃到內心深處最為隱秘的角落，一藏就是幾十年。
少校變身工程師
在沒有遇見晏歡之前，家人從來都不知道，趙振英有過這么榮耀的歷史。
趙振英的兒子趙精一清楚地記得，2005年9月9日晚上，《新聞聯播》播放了南京受降儀式60周年的新聞，電視機前原本沉默不語的老人突然開口說：“那個時候，我在現場。”
“老爺子不會是老糊塗了吧？”趙精一和媳婦打心眼兒里不相信，在他們心目中，沉默寡言的父親，怎么會有如此光榮的歷史？接下來，他們也沒有追問父親。
晏歡曾問過趙振英：“為什麼你不告訴家裡人呢？這多光榮啊？”
“我一直覺得這是臭史，是醜惡的歷史。”老人的回答戳痛了晏歡，“你想想，要是不醜惡，後來為什麼坐牢呢？好人能坐牢嗎？”
在南京受降儀式後，趙振英只享受了短暫的兩個月的平靜生活。國共兩黨的內戰一觸即發，1946年初，新六軍奉調北上，趙振英也隨部隊一起進入東北戰區。
不過，這個少校營長已經厭倦了戰爭，他只想圓自己的大學夢。1947年，他參加了“留美軍官考試”，並獲得了瀋陽考區的第二名。在趙振英的記憶中，日後大名鼎鼎的歷史學家黃仁宇，“就是當年考上的幸運兒之一”。
但趙振英沒有黃仁宇那么幸運——他最終落選，不得不返回部隊。歷史的大手，也把這支往昔的榮耀之師，推進了失敗的深淵。1948年，新六軍在遼寧黑山附近被解放軍圍殲，大部隊被衝散，趙振英打扮成農民，趁亂脫離了戰場。
隨後，他一路南下，一直到杭州才停住了腳步。此時，已是1949年末。舊政權已被推翻，一個全新的政權，剛剛進入人們的視野。
南京受降儀式（左上角的軍官疑似趙振英）趙振英在杭州租了一間民房，開始準備考試。因為高中打下的底子很好，他報考的5所大學，都寄來了錄取通知書，最終，他選擇了南京大學，成為工學院機械專業1950級的大學生，並在畢業之後，進入了一家國營工廠，成為一名工程師。從士兵口中的“趙營長”，變成工人口中的“趙工”，趙振英一度以為，自己終於可以告別顛沛流離，開始平靜的生活。
可他錯了。
從“罪人”回歸常人
1966年，“文革”開始，人們在趙振英的檔案中查到了他的歷史，從那時起，趙振英便陷入了一場長達10年的噩夢中。
每天早上，他上班之前，都要去工廠的傳達室領上一塊“反革命分子趙振英”的牌子，並把它掛在脖子上，下班後再交回去。革命民眾隨時都會對他發動批鬥，他彎腰90度站在人群中，戴著紅袖章的革命民眾圍著他，用木棍肆意毆打。
擔心被人抄家，在一個深夜，這個工程師含淚燒掉了他的過往。那些戰場上的照片、徽章、以及能夠證明自己軍官身份的檔案，隨著一陣火光，化為灰燼。
3年後的一天，兩個警察出現在他面前，他們讓趙振英在一份逮捕書上籤了字，給他戴上手銬，將他帶到了一個體育場裡。這兒正在舉行一場公判大會，在革命民眾震耳欲聾的“打倒”聲中，趙振英以“國民黨反動軍官”的罪名，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
監獄裡的日子是難熬的。一張大通鋪，睡著10多個人，經常吃不飽。趙振英的活兒，是在一個燒磚的窯廠里，清理燒剩下的灰塵與碎磚。每天，他都要推著三輪車，在幾十個窯洞裡來回走，一天下來，全身覆滿灰塵，只露出兩隻眼睛。
然而精神上的折磨，遠遠超過身體上的折磨。對於自己的罪名，趙振英始終“不服氣”，他一邊勞改，一邊給法院寫申訴書，經常處於恍惚之中。有天晚上收工回來洗腳，他沒有脫鞋子，就把腳伸進了盆里。
寄出的十幾封申訴書，如泥牛如海，一去無回，等來的，卻是一紙離婚判決書。
趙振英的妻子宋玉岐，是1946年他在長春駐守時認識的。她出生於一個大戶人家，還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女大學生。從哈爾濱醫科大學口腔醫學系畢業後，她成為吉林鐵路醫院的一名牙科醫生，趙振英去那兒看牙，兩人由此結識、相愛，並於一年後結婚。
夫妻倆的感情一直很好。趙振英心裡清楚，妻子一定是不得已才作出這樣的決定。果然，過了幾天，兒子趙精一來探監，偷偷告訴父親：“我媽讓你放心，她不會和別的男人結婚的。”
事後，趙振英獲知，妻子為了他受了許多苦。在那個時代，“反革命分子”的家屬是抬不起頭的，原本嬌生慣養的妻子，被下放到河南勞動，白天打掃衛生，晚上挨批鬥，批鬥完了還不能回家，只能睡在寫大字報的台子上，天氣冷了，就用大字報蓋在身上禦寒。
1975年，這場噩夢總算終結。當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對國民黨縣團級以上軍官的特赦令，趙振英也在這個行列中。特赦後的第二天，趙振英便讓單位開了封介紹信，與妻子復婚。
在這之後的20年中，這對歷經磨難的夫妻，終於回歸了平靜的生活。
在趙振英的孫子趙悅眼中，“爺爺奶奶的感情好到不可思議”。從小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趙悅幾乎沒見過老兩口吵過架。記憶中唯一的一次，是奶奶想讓爺爺多吃一塊餡餅，爺爺不願吃，“奶奶氣得好幾個小時沒理他。”
趙振英和妻子在陽台上養了許多花——君子蘭、月季、海棠……這個從小就在城市裡長大的女人，很喜歡看花，在趙振英身體尚好的那些年裡，每到春天，他就騎著三輪車，載著妻子，到附近的玉淵潭公園，手挽著手，在櫻花樹下一走就是大半天。
不過，在2005年後，趙振英就再也沒去過那個公園。
這年的12月18日，宋玉岐去世。臨走的前一天，家人還聽到，病床上昏迷的老人家，突然迷迷糊糊地說：“老趙，剩菜剩飯要燙燙啊，每天記得要燒兩壺開水。”
妻子去世後，趙振英沒有將妻子的骨灰埋掉，而是將骨灰盒保存在臥室里，就好像老伴依然陪著他一樣。他的願望，是希望在他自己走後，家人把他和妻子兩人的骨灰混在一起，裝進罐子裡，丟進大海。
直到今天，這位老兵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妻子的遺像前，和她說上幾句話。這個習慣，他已經保持了將近5年。
“我知道你在苦苦等著我，我也在每天懷念你，我們就快些到一起去吧。”老人哽咽著，眼角泛出隱約的淚花，“我不願意留在這個大地上。怎么說呢？這個大地，對我實在是……太苛刻了……”
他旁邊的鏡框裡，是妻子宋玉岐的遺像。這個慈祥的老婦人，一直深情地凝視著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