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經歷
1913年-1918年
1913年至1918年，賀昌在柳林鎮國小讀書，他的父親賀雨亭，是清末拔貢，學識淵博，思想開明，為人正直。少年賀昌深受其父影響，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播下了愛國報國的種子。賀昌曾在一篇作文中寫到：“國家災難臨頭，應挺身而出，即使犧牲也不退縮。”
1918年，賀昌考入離石縣立高級國小（今賀昌中學的前身）讀書，在校期間，結識了從該校畢業後在太原、北京等地上學的張叔平、李燕熬、田開疆等進步青年，他的班主任也是一位具有愛國思想的進步人士，受他們的影響，賀昌的思想更加活躍。
1919年-1921年
1923年6月山西省立一中畢業時的賀昌1919年五四反帝愛國運動波及到呂梁山區的離石時，年僅13歲的賀昌立即投身於反帝愛國運動的洪流中，和學校進步師生一起組織罷課，聲援北京等地的學生運動。
1920年春，賀昌隨父來到太原，進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學讀書。這是山西最早的一所官辦中學，五四運動前，曾以“校規森嚴、秩序良好”被當局授予“模範中學”的稱號。五四運動後，省立一中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的高君宇利用寒暑假，常回該校宣傳馬克思主義，使該校學生思想日漸活躍。進步學生王振翼在高君宇的幫助下，創辦了山西最早的進步刊物《平民周刊》，揭露閻錫山的反動統治，喚醒山西人民的革命意識。賀昌入校後，結識了高君宇、王振翼等人，思想覺悟有了很大提高。
1920年7月，高君宇暑假回鄉，在省立一中召集進步學生王振翼、賀昌等開座談會，宣傳馬列主義，批判無政府主義等各種錯誤思潮。在高君宇的幫助下，1921年5月1日，以“喚醒勞工，改造社會”為宗旨的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宣告成立，王振翼、賀昌先後成為團組織的負責人。
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後，把進一步研究和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山西得到廣泛傳播。團組織首先把《平民周刊》作為團的機關刊物，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主張，揭露閻錫山的反動統治，鼓舞人民民眾的革命鬥志。《平民周刊》作為山西最早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刊物，對傳播新思想、新文化，進行共產主義啟蒙教育，引導山西青年走上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晉華書社是山西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又一陣地，創辦於1921年9月，賀昌以股東身份集資創辦了書社。書社推銷的進步書刊主要有《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入門》以及《中國青年》、《先驅》等。1921年10月，賀昌和青年團員劉廷英在省立一中又發起組織了青年學會，以“研究學術，服務社會”為宗旨，編輯出版《青年報》，設定圖書室，訂購許多進步書刊，吸引了大批學生來這裡讀書，使他們從中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進而走上革命道路。青年學會內設立了平民國小，吸收附近的貧民子弟學習文化知識。賀昌經常在平民國小講課，在講解文化知識的同時，向他們灌輸革命道理，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以後又增設了成人夜校，吸收工人來聽課，傳播文化知識和革命思想。賀昌用通俗易懂的語言，深入淺出的向工人闡述革命道理，引導他們為求生存、謀解放而鬥爭。
1921年底，團組織負責人王振翼離開山西赴北京工作，賀昌成為太原團組織的負責人。在深入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過程中，賀昌的思想也在不斷地成熟。1922年5月1日，由賀昌負責編輯出版了《五一特刊》，這一特刊圍繞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系列問題加以闡述和評論。在《發刊的旨趣》中，號召：“無產階級的同胞們，醒來吧！組織起來！聯合起來！同盟罷工是達到我們目的的唯一方法！”針對當時帝國主義列強利用宗教活動愚弄民眾，散布所謂“上帝主宰一切，禍福窮富命中注定”的濫調，賀昌撰寫了《認清我們的仇敵——基督教》和《慶賀勞動者的大團結》兩篇文章，前者揭露基督教的本質“完全是幫助資本家掠奪勞動者，扶持資本家壓迫勞動者，欺騙一般無知的笨東西。”（《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二集，上冊，58頁、60頁。北京，三聯書店，1959年。）後一篇文章則是為慶賀全國第一次勞動代表大會的召開而寫的。《五一特刊》的編輯出版，是賀昌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不斷提高的一個重要標誌。
1922年-1923年
賀昌等編輯的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五一特刊1922年6月，太原團組織根據團的一大通過的團章規定，選舉成立了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7月改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太原地方團執行委員會），年僅17歲的賀昌被推選為太原團地委書記，擔負起領導山西青年革命運動的重任，9月下旬至10月間在京由高君宇、鄧中夏介紹由團轉黨後，於10月30日被增補為團中央執行委員，11月至12月間返回太原指導山西青年運動，成為團中央駐外委員和5位執委中最年輕的一位，並於12月24日當選為太原團地委第二屆執委會書記，親自領導了太原正太鐵路工人12月的總同盟罷工鬥爭。由於受到閻錫山當局的監視與跟蹤，經團中央同意，於1923年1月赴北京團中央工作，先任團中央機關刊物《先驅》發行主任，2月接任團中央經濟主任。期間，曾回太原參加山西省立一中的畢業考試，併到石家莊指導工人運動和青年團工作。此後，賀昌在繼續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宣傳的同時，積極投身到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之中。
學生運動的領袖工人運動的先驅
隨著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的發展，閻錫山對此深感不安，採取種種手段進行壓制，致使“書報往來”常被“當局檢查扣留；印刷出版等物，時常禁止遞送；集會結社，無時不受干涉，學校受制于軍閥，來絕個性，純講服從。”（賀昌：《太原的青年團體》，載《先驅》第12號，1922年10月15日。）特別是省立一中的校長魏日靖上任之後，對學生嚴加管制，並採取每星期考試製，不及格者留級，違反校規者開除，以此來捆綁進步學生的手腳。1922年暑假考試時，校方故意出難題，致使200多名該升級的學生未升級，十幾名應屆畢業生未畢業，而這些學生多數屬於政治上進步的學生。為此，賀昌決定發動省立一中學生掀起驅逐反動校長的鬥爭。
1922年9月初，省立一中開學後，賀昌、劉廷英以青年學會的名義召開學生大會，揭露魏日靖打擊、限制學生參加政治活動的劣行，號召學生罷課，並通過了罷課宣言，提出了“反對封建獨裁”、“要求政治活動自由”的口號，要求當局撤銷魏日靖的校長職務。會後，賀昌發動學生到省教育廳請願，派出十多名學生代表去和教育廳談判，結果，省教育廳不但沒有答應學生的要求，還將學生代表扣留了一夜。面對當局的蠻橫行徑，賀昌指示劉廷英等十幾名學生沖入校長室，將魏日靖趕出了校門。閻錫山得知此事後，立即派政務廳長崔廷獻、警務廳長南桂謦、教育廳長虞銘新帶領警察沖入省立一中，逮捕了劉廷英等19名驅趕校長的知識分子。但學生們沒有被他們的暴行所嚇倒，將虞、南、崔三人關在了校長室，一致要求釋放被捕學生。閻錫山又增派一個步兵營將一中包圍起來，企圖脅迫學生釋放虞、南、崔三人，恢復上課。廣大學生在賀昌的秘密指揮下，手執棍棒，進行自衛。學生與軍警一牆之隔，對峙了三天三夜，終於迫使閻錫山釋放了被捕學生。正是在罷課的情況下，賀昌被中共第二屆中央委員、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鄧中夏的邀請，離晉赴京漢鐵路高碑店工人俱樂部開展工人運動，並辭去太原團地委書記職務。此事於9月24日團中央在上海召開的第19次執委會議上得到認可。
省立一中反校長鬥爭堅持了半年之久，終於取得了勝利，魏日靖被免職。
五、六屆中央委員、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賀昌1922年5月，王振翼參加青年團一大和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後回到太原，向賀昌等傳達了大會精神。經過研究，決定在太原市組織赤色工會，發動工人罷工。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和準備，1922年5月和9月，在賀昌的領導下，太原大國民印刷廠和製革廠工人先後舉行了罷工鬥爭，成為山西工人運動的開端。
大國民印刷廠是一個只有60多人的私營企業，這個廠的工頭彭太仁是資本家的忠實走狗，對工人百般虐待，後來被工人趕跑了，但不久又被資本家請了回來，重新騎在工人頭上作威作福，激起全廠工人的憤怒。針對這種情況，賀昌決定發動全廠工人罷工，並起草了《罷工宣言》和《告民眾書》，組織團員和進步學生四處散發。5月16日，罷工開始。17日，賀昌等根據事先的安排，一面召集全市印刷工人在純陽宮集會，號召大家團結起來，舉行同盟罷工，聲援大國民印刷廠工人的鬥爭；一面採取合法的鬥爭形式，呈請太原市公安局，批准成立印刷工會組織。但由於反動當局的干涉，印刷工會組織未能成立，同盟罷工也沒有實現，這次罷工以失敗告終。同年9月，太原製革廠工人舉行了罷工，要求開除廠內欺壓工人的監工、工頭。這次罷工由於作了周密的準備，事先成立了工會組織，再加上工人鬥爭態度堅決，所以取得了勝利。賀昌從大國民印刷廠工人罷工失敗和製革工人的鬥爭勝利中認識到：工人階級只有團結一致，成立工會組織，鬥爭到底，才能取得勝利。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山西鐵路工人運動匯入了全國第一次工人運動的洪流中。1922年10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派劉明儼來到太原指導鐵路工人運動，在劉明儼等的領導下，在石家莊成立了正太鐵路工業研究會傳習所，隨後，太原、陽泉也成立了同樣的組織。12月初，正太鐵路工業研究會傳習所改名為正太鐵路總工會，在太原、陽泉設立了分會。賀昌擔任了太原區分會秘書。他經常深入到鐵路工人中間，了解他們的疾苦，鼓勵他們起來鬥爭。12月15日，在正太鐵路總工會的領導下，正太鐵路工人舉行了全線總罷工，要求路局增加工人工資，減少工時和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等。太原區分會在賀昌的領導下，積極回響罷工，並組織了工人宣傳隊、糾察隊，散發《罷工宣言》，向各界宣傳罷工原因、復工條件，維持罷工秩序。在全線工人的堅決鬥爭和全國各地工人的聲援下，正太鐵路工人罷工終於取得了勝利，路局被迫答應了工會提出的復工條件。
原山西省史志研究院2005年出版的賀昌文選1923年1月，賀昌赴北京就任團中央執委，先後任《先驅》發行主任和團中央經濟主任，並開始了職業革命家的生涯。同年7月赴上海大學學習，並參加中共上海大學組的組織生活。先後擔任第三、四屆團中央執委、農工部長、勞動部長、共青團湖北省委書記、南方局宣傳部長、北方局書記兼順直省委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政治委員、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後，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據地，與項英、陳毅等人組成中共中央分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辦事處，擔任中央分局委員、軍區政治部主任等職，繼續在南方革命根據地領導紅軍和游擊隊堅持鬥爭。1935年3月10日，賀昌在率領部隊突圍時，於江西會昌河畔遭敵人伏擊，壯烈犧牲。這次突圍中，犧牲的還有贛南省委書記阮嘯仙等人。
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主要領導人陳毅在《哭阮嘯仙、賀昌同志》一詩中沉痛地寫道：“環顧同志中，阮賀足稱賢。阮譽傳嶺表，賀名播幽燕，審計嘔心血，主政見威嚴。哀哉同突圍，獨我得生全。”表達了他對賀昌等同志的敬佩與懷念。
人物故事
中央蘇區軍事鬥爭的實踐，使賀昌一步步成長為出色的紅軍高級將領和優秀的政治工作領導者。1934年1月22日，他出席在江西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
賀昌在紅軍總政治部做的一件最大的事，就是協助王稼祥籌備、召開了紅軍全國政治工作會議。繼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於1934年2月7日至12日在瑞金沙洲壩中央政府大禮堂召開的這個會議，受到了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高度重視，博古、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都到會並講話。會議總結了紅軍建軍以來的政治工作經驗，進一步提出了紅軍政治工作的任務、目的和要求。確定了紅軍政治工作的總方針和具體的工作方法。會議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的戰略口號，給此後的人民軍隊建設以深遠影響。賀昌在會前幾個月，就會議議程及根據議程擬討論的各種問題，作了深入的調研，提出了詳細的意見。這些意見在由王稼祥和他聯署發布的總政第七號訓令即《關於游擊隊工作的訓令》、《關於爭取白區民眾發展游擊運動擴大蘇區的訓令》等指示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會議期間，賀昌主持大會，並在討論階段作重要發言。賀昌的發言內容在會議期間由中共中央機關刊物《鬥爭》發表。其重點在於從保證紅軍軍事技術與組織紀律性、革命警惕性的提高，支部工作的進步，赤少隊與紅軍後方工作的加強等方面，闡述進一步做好紅軍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會議結束之日，賀昌致閉幕詞，強調要“用政治工作來保證上級命令的執行，保證每一個戰鬥的勝利，保證軍委統一意志的實現，以爭取五次反‘圍剿’決戰的勝利”。賀昌的上述言論，雖然因為組織紀律的約束等原因，字面上仍然少不了“左”的一套，但其精神卻是積極的、科學的。這些思想和檔案對當時革命軍隊正規化建設，對於增強部隊的戰鬥力，有著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血灑蘇區的英烈。儘管紅軍全國政治工作會議希望以加強政治工作使紅軍更加強大，保證第五次反“圍剿”一如既往獲得勝利，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還是把事情的結果引向了反面。主力紅軍不得不於1934年10月10日晚拱衛中央機關，從紅都瑞金撤離，踏上西征之路，作戰略大轉移——長征。與此同時，成立以革命家、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中共和紅軍早期的領導人之一、新四軍的創建人和主要領導人之一、抗日名將項英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詩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開國元帥陳毅為主任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和以項英為司令員兼政委的中央軍區，領導中央蘇區的游擊戰爭。賀昌也被留下，擔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員、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而此時，陳毅、賀昌都是腿傷未愈的半殘廢。
主力紅軍走後，國民黨軍隊很快占領了中央蘇區。然而，項英執迷於主力紅軍很快就會打回來，重建中央蘇區，遲遲不肯轉變思想方法、組織方式與鬥爭方式，致使蘇區人民和留下打游擊的紅軍陷入越來越艱險的境地。1934年11月23日，蘇區的最後一個縣城會昌縣城被敵占領。這期間，中央分局開會討論目前形勢及對策。以項英為代表的一方仍然主張傾全力保衛蘇區，等待主力回師反攻。中央軍區的主要任務是“掩護主力紅軍的轉移，保衛中央革命根據地。”以陳毅為代表的另一方則主張轉變思想，分散游擊，保存力量，待機而動。賀昌這些日子常跟陳毅在一起談論局勢與出路，總結紅軍歷次反“圍剿”和根據地建設的經驗教訓，兩人的看法不謀而合，會上便理所當然地支持了陳毅的意見。但項英此時是“老大”，他說了算，事情就只有一天天壞下去。賀昌和陳毅多次提出改變鬥爭方式，開展游擊戰爭。這一建議在12月中旬召開的蘇區中央分局會議上，得以通過。
這時，嚴重的營養不良加上操勞過度，賀昌的身體己很虛弱了。可他不肯稍怠，為了組織、指導民眾游擊戰爭，他和中央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李翔梧一道，天天工作到深夜，趕寫《中共中央給中央分局訓令的討論提綱》和供各紅軍獨立團、營及游擊隊使用的政治軍事教材《節省子彈和收集子彈殼》、《鞏固我們的部隊》等檔案，把雙眼熬得血紅血紅。為了適應開展游擊戰爭的需要，開辦了游擊隊幹部訓練班，賀昌親自為學員們講解游擊戰爭中如何加強部隊政治工作。這些措施，對於鞏固部隊，穩定軍心和民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當時跟中央分局一起行動的工農劇社的小演員們，卻沒有賀昌他們那樣的焦慮與煩惱，一派“少年不識愁滋味”的樣子。孩子們仍然滿以為紅軍出征不過像往常一樣，一兩個月打了勝仗就歸來，開個祝捷會，大家歡歡喜喜。因而還是每天天剛亮就起身排演、操琴、練歌，準備祝捷會上的演出。賀昌見此情景，只有苦笑。他思量著應當把眼前的真實情況告訴劇團的孩子們，使他們有個心理準備和行動準備，才能應付各種突發事變。一天早上，賀昌帶著徹夜工作的疲憊之身，一顛一跛地來到同在中央軍區政治部工作，擔任政治部破壞部長兼地方游擊政治部主任的袁血卒面前，笑微微地叫他一聲“丘八”(因為袁血卒一直在軍隊工作)，接著說：“劇團的小孩子們太天真了，整天‘勝利的號炮’(歌詞中的一個重句)……你去告訴他們，我們中央蘇區的形勢是緊張的，任務是艱苦的，過份的樂觀的宣傳是脫離實際的。告訴他們準備吃苦，準備爬山，準備背包袱打仗……”劇團與政治部各住一個山頭，看得見，靠得近。賀昌讓袁血卒去傳達他的意見，除了袁血卒年輕力壯外，還因為袁血卒的愛人也在劇團工作，可以趁便會會面，說說體己話。這也是他對同志關懷的意思。
進入1935年後，形勢更加兇險。地主還鄉團和國民黨軍隊，窮凶極惡地對中央蘇區的每一個地方進行反攻倒算、搜山“清剿”。他們的口號是：“茅草過火，石頭過刀，筷子過斬，人要換種”。中央蘇區眼看大勢去了。這時，發生了原中央政府秘書長、時任中央政府辦事處秘書長的謝然之叛變投敵的事。賀昌得悉後十分氣憤，當即要李翔梧寫篇文章予以揭露抨擊。李翔梧奮筆疾書，寫成《給叛徒們以無情的打擊》一文，以社論名義發表在《紅色中華》報上。
這年2月4日，恰逢農曆春節，賀昌參加了中共蘇區中央分局在駐地井塘村召開的專門討論突圍問題的會議。2月5日，是農曆正月初二，遵義會議上剛剛確立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和詩人，中共、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袖、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毛澤東領導地位的中共中央，十分關注項英、賀昌與陳毅等留守蘇區的紅軍將士的安危，接到在蘇區的中共中央分局的兩次請示急電後，迅速發來“萬萬火急”的指示電，明確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變組織形式和對敵鬥爭方式，將部隊和機關劃整為零，分散行動，使之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應，同時指示成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區分會，由項英任主席，賀昌與陳毅任委員。項英收到“萬萬火急”電報，很快在分局駐地——時屬瑞西縣小密區公館鄉的井塘村（今江西于都縣黃麟鄉井塘村）召開分局會議，對中共中央書記處指示進行討論。賀昌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決定將分局、辦事處和軍區人員分散到各地去打游擊。正月初四即2月7日晚上，工農劇社的“火星”、“戰號”、“紅旗”三個劇團舉行了在中央蘇區的最後一次演出。此後，他們就要分散到贛南軍區去打游擊。袁血卒為此先到贛南軍區駐地——於都南部的黎板橋，與紅軍早期高級將領、革命家、時任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一道進行具體安排。劉伯堅很擔心賀昌的傷腿，讓袁血卒從他那兒挑了一匹黑騾子帶回去給賀昌用。
1935年2月上旬末，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中央軍區機關人員和紅二十四師餘部，分頭離開井塘村，往福建長汀和於南禾豐（今江西于都縣禾豐鎮）轉移。中央政府教育部長瞿秋白、臨時法庭主席何叔衡，各以多病之身和年邁之軀參與轉移，不幸被敵包圍，瞿秋白被俘後被害，何叔衡投崖自盡，壯烈殉職。賀昌隨項英、陳毅雖然安全到達禾豐地區，形勢卻一日壞似一日。他們被敵人包圍壓縮在於南狹小地帶，隨時都有被消滅的危險。
2月下旬，中央分局決定，立即按照游擊戰爭的具體要求，組織被困機關及部隊陸續離開於都南部，分路突圍，紅二十四師第七十一團向湘南、第七十二團的大部分向閩粵贛邊開展游擊戰爭。賀昌與項英、陳毅等由第七十團擔任掩護，從禾豐轉移到上坪山區。
3月上旬，送走各路突圍部隊後，賀昌與項英、陳毅等領導同志身邊僅有紅二十四師第七十團和中央軍區直屬隊擔負掩護任務。突圍的目標是穿過會昌封鎖線，越過會昌的天門嶂山脈，向福建長汀西南山區轉移。
3月9日，紅七十團番號撤銷，全團官兵與中央軍區直屬隊編為4個大隊。下午3時，賀昌冒雨在山上一間老百姓的破爛香菇棚里，為4個大隊的指揮員布置了突圍任務，並作突圍前的最後動員。他拖著重傷的右腿，慢慢把它擱到長櫈上，鎮定而又堅毅地對大家說：“同志們，主力紅軍已經勝利地進入貴州的第二個大城市遵義，並在那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了中央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錯誤，並給了我們今後鬥爭的指示。現在，我們是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之中，彈缺糧缺，特別在這深山之中，孤軍作戰，形勢是嚴重的。為了更好地開展游擊戰爭，我們必須突破敵人的包圍……。這是考驗每個共產黨員，尤其是紅軍幹部對人民忠心的時候，也是考驗每個同志對共產主義事業忠心的時候。為了保衛蘇維埃，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我們要以百倍的決心和勇氣，同敵人戰鬥到底，直到流盡我們的最後一滴血。”就在突圍動員的當天，賀昌要炊事員把他那匹黑騾子殺了，煮給已經3天沒有吃上一頓飯的同志們吃。
3月9日下午3時許，突圍開始。由於項英堅持要把發往中共中央的電報發出去，一直拖到下午4時，賀昌不得不帶領一個營的人先走。陳毅叮囑他：“你無論如何要過會昌河，你先過河掩護我們。我和項英同志在最後一批。”並交待他過會昌河很危險，要小心。
次日凌晨，會昌河那邊傳來槍聲，陳毅很為賀昌擔心。而不幸的事終於發生：敵人發現突圍轉移到會昌與福建交界的賀昌及其所部後，隨即重兵合圍，戰鬥進行得異常激烈。突圍中，賀昌雖身負重傷，但仍以非凡的毅力和必勝的信念，身先士卒，率部分戰士衝出了重圍。當他與戰士們轉移到會昌天門嶂山區歸莊村時，再次負傷，並重新陷入敵人的重重包圍之中。時大部分戰士英勇犧牲，重傷在身的賀昌寧死不當俘虜，在敵人向他撲來之際，高呼 “紅軍萬歲”，舉槍射向自己的胸膛，為人民革命事業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實現了他自己的誓言。時年，賀昌29歲。當天下午，陳毅驚聞凶訊，頓足不已。在這次突圍行動中，像賀昌一樣為革命壯烈自我犧牲的，還有他的親密戰友李翔梧。
年譜
賀昌賀昌，今山西省柳林縣柳林鎮人。原名賀穎，又名賀其穎，字悟庵，一字伯聰，曾化名毅宇，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早期青年運動卓越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優秀的高級黨務工作者，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的主要領導人，是中共中央委員中最年輕有為精通多種領導工作的英才。192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23年夏入上海大學學習。先後在太原、安源、北京、河北、天津、上海等地從事青年和工人運動。擔任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共青團第三、第四屆中央委員。後參與組織發動上海工人3次武裝起義，是中共江浙區委負責人之一。1927年7月中旬，被指定為中共前敵軍委委員，8月參加南昌起義。後又參加廣州起義的組織準備工作。1928年參與重建中共湖南省委，選派幹部，輸送物資，支援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曾被選為中共第五、第六屆中央委員。1930年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曾組織唐山兵變和多次武裝暴動，均因沒有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在強敵進攻下失敗。次年到中央蘇區，任中國工農紅軍第5軍政治委員、第3軍團政治部主任、總政治部副主任。參加南雄水口等戰役和中央蘇區反“圍剿”。他重視部隊黨的建設和政治教育，曾協助王稼祥主持召開紅軍第一次全國政治工作會議。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後，賀昌留在贛南堅持游擊戰爭，任中共中央蘇區分局委員、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 1935年3月率部向粵贛邊突圍，10日在江西會昌與國民黨軍作戰中英勇犧牲，年僅29歲。
山西省柳林縣柳林鎮，在賀昌出生時還屬清代永寧州柳林鎮，後依次隸屬於改置後的永寧縣、離石縣、柳林縣。柳林位於山西省西部，傍依黃河，與陝西省隔岸相望。素有“山陝通衢，晉西重鎮”之稱。孟門被譽為“呂梁小延安”。
賀昌之祖，相傳自陝西而來，歷代繁衍生息，成為柳林望族。曾祖父賀建功，系國子監太學生，生二子丕霖、丕顯。祖父賀丕霖經商為業，生二子雨田、雨亭。父親賀雨亭，博文強識，試中拔貢，候補直隸州州刺，授徵侍郎。其學識淵博，詩文俱佳，且思想開明，追求進步，耿直剛正，浩氣滿腔，為一方百姓所景仰。母親閻氏，良善淳樸，格標鄉里。
1906年（丙午，清光緒三十二年）
出生
1906年1月19日（時清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生於清代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柳林鎮羊道口（今賀昌村）。
《賀昌》（陳文秀、雒春普、張志強、李吉）：“賀昌，原名賀穎，又名其穎，字伯聰。一九○六年一月十九日（清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生於山西省離石縣柳林鎮（現柳林縣）的一個封建士紳家庭。”
1907年（丁未，光緒三十三年）
一歲
柳林創辦官學——柳林鎮初級國小堂。
1908年（戊申，清光緒三十四年）
二歲
柳林籍革命先烈董慶昌、張舒泰出生。
1909年（己酉，清宣統元年）
三歲
賀雨亭以優行廩生考中拔貢，候補直隸州州刺，授徵侍郎。
1910年（庚戌，清宣統二年）
四歲
4月，柳林南山民眾不堪稅賦，反抗因販運紅棗、煤炭須兼納銷售稅和運載稅的雙重稅種，衝擊薛村稅卡。
1911年（辛亥，清宣統三年）
五歲
春，入柳林鎮國小堂，開始讀書。
10月10日，武昌起義，辛亥革命取得勝利。
1912年（壬子，民國元年）
六歲
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
是年，山西省永寧州改為永寧縣。
童年崇尚英雄，立志報國。
1913年（癸丑，民國二年）
七歲
賀雨亭等將即將卸任的永寧知事謝承恩軟禁在衙門，逼其交出任職時搜刮之贓款後方釋。
1914年（甲寅，民國三年）
八歲
1月，永寧縣改為離石縣，寧鄉縣改為中陽縣。
1915年（乙卯，民國四年）
九歲
柳林籍革命志士王大昌出生。
1916年（丙辰，民國五年）
十歲
初，袁世凱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登基稱帝，改年號為“洪憲”，全國人民的反袁鬥爭風起雲湧。
柳林三交、留譽、鋤溝三鎮設立郵遞信櫃。
1917年（丁巳，民國六年）
十一歲
山西省政府在縣村之間設立區建制，離石縣設五個區，中陽縣設三個區。
11月，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廣泛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
1918年（戊午，民國七年）
十二歲
春，自柳林國小堂畢業，考入離石縣立高級國小。
1919年（己未，民國八年）
十三歲
5月4日，五四愛國運動在北京爆發。
5月7日，太原愛國學生在文瀛湖畔舉行集會，要求中國政府“湔雪國恥”。
5月，與同學在離石上街集會遊行。
6月，離石街頭嘲諷縣長賈占堂。
10月20日，祭孔日口誅縣長張宴林。
11月，藥王廟圍攻警備隊。
賀昌1920年春天在山西省立一中合影1920年（庚申，民國九年）
十四歲
1月，隨父到太原，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學學習，就讀於該校25班。
3月，作《寒假聞見記》文，抒憂國憂民之懷。
3月以後，加入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5月，參加高君宇組織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問題的座談會。
7月，聆聽高君宇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誨。
是年，廣泛閱讀各類書籍，擴大自己的知識面。
1921年（辛酉，民國十年）
十五歲
3月，作《敬告新選眾議院議員書》文，抨擊議員賄選醜聞，強烈要求舉賢任職，振興國家。
5月1日，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賀昌成為首批團員。不久，召開青年團第一次會議，確定了團的宗旨、紀律和機關刊物。
5月4日，紀念五四運動，印發《共產黨宣言》。
6月，作《一年來之回顧》文，抒發珍惜時間，飽學知識之感想。
7月23日，中國共產黨成立。
暑假，集資開辦晉華書社，銷售、出借進步書刊。
1921年9月，賀昌以股東身份集資創辦了書社。書社推銷的進步書刊主要有《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入門》以及《中國青年》、《先驅》等。”
10月，賀昌和團員劉廷英在省立一中創辦青年學會，編輯出版《青年》旬刊。
10月，創立“平民國小”，收納貧民子弟讀書。
1922年（壬戌，民國十一年）
十六歲
1月20日，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
年初，組織團員、學生深入工廠，結交工人朋友，消除“工學界限”。
5月初，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和太原建團一周年，編髮《五一特刊》，祝賀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勝利召開。
5月，撰寫《認清我們的仇敵——基督教》，揭露基督教的本質。
5月5日至10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
6月下旬，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成立，擔任書記職務。
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
7月，太原社會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改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太原地方團執行委員會，仍任書記。
9月初，組織省立一中學生罷課，驅逐反動校長魏日靖。
9月中下旬，在省立一中罷課鬥爭期間，被中共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鄧中夏邀請，離晉赴冀，到京漢鐵路高碑店工人俱樂部開展工人運動，辭去太原團地委書記，由李毓棠接替其職。
9月，離晉前，組織發動太原製革廠工人舉行罷工。
9月下旬至10月，在京漢鐵路高碑店期間，由高君宇、鄧中夏介紹，由團轉黨。
10月8日，協助劉明儼成立正太鐵路總工會太原區分會，並擔任秘書。
10月15日，作《太原的青年團體》調查報告，發表於《先驅》第12號，介紹了太原青年團體的組織狀況及其活動宗旨，並對太原的青年運動提出批評。
10月30日，被團中央第21次執委會議提名增補為團中央執委，接替高君宇等3位團中央執委辭職之缺。
11月，省立一中罷課鬥爭即將結束，返晉繼續省立一中的學習。7日，太原學生聯合會發起召開慶祝蘇俄十月革命勝利五周年紀念大會，以大會主席的身份在會上介紹蘇俄十月革命等情況。11月29日，給團中央書記施存統去信，報告共青團和工會工作。
12月15日至26日，領導太原區分會配合正太鐵路總工會進行正太鐵路全線總罷工。
12月24日，再次當選為太原團地委書記。
1923年（癸亥，民國十二年）
十七歲
新年初過，帶領學生來到閻錫山督軍府請願，迫使政府撤換了省立一中校長魏日靖。
1月27日，赴京參加團中央第27次執委會議，正式就任團中央執委，成為5位執委中最年輕的一位。先任《先驅》發行主任，2月1日就任團中央經濟主任。從此，開始了職業革命家的生涯。
1月，發表《學生運動的使命》，刊載於《北大學生新聞刊》，指出要打倒軍閥，更要打倒帝國主義。
2月，指導太原鐵路工人聲援“二七”大罷工。
3月8日，發表《讀蘇俄學生的電文以後》，刊載於《北京學生聯合會》第23期，提出學生應與革命的國民黨、蘇俄結成革命的統一戰線。
3月29日，發表《反對帝國主義》，刊載於《北京學生聯合會》第41期，號召廣大工人、學生、革命人民一同內除國賊，外爭國權。
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在廣州東山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6月12日在京出席團中央第36次執委會議之後，返晉參加省立一中畢業考試。之後，返京參加7月24日的團中央第39次，也是最後一次在京召開的執委會議。
6月，在石家莊巡視青年運動工作期間，作《第二次全國大會最重要的一個使命》文，發表於《先驅》第23號，建議下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要特別注意在青年工人中間的經濟奮鬥和文化奮鬥。
7月，從山西省立第一中學畢業，併到上海大學深造，在中共上海大學組過組織生活。
8月2日，隨團中央機關遷往上海，並與中共中央代表毛澤東同時參加此日及8月12日在上海舉行的團中央第40次和第41次執委會議。
8月22日至25日，作為第一屆團中央執委委員，赴南京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和擁護與國民黨建立革命聯盟。
1923年8月召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中，稱讚太原團組織是惟一與團中央有密切聯繫的地方組織。”
11月1日，與高君宇在北京復刊《山西平民周刊》。
11月8日，發表《蘇俄與弱小民族》，刊載於《晨報副刊》第284號呼籲民眾團結起來，迫使當權者改變親美、親日的政策，聯合蘇俄才是中華民族的出路。
11月25日，發表《山西的學生運動》，刊載於《平民》上，總結了山西學生運動的經驗和教訓。
11月26日，參加水口山礦工人罷工。
12月20日，，撰寫《日本震災與太平洋形勢》，深刻分析災後日本帶來國際形勢的變化，發表於12月30日出版的《工人周刊》第79期。
12月30日，《工人周刊》第79期發表《孫中山要收回海關權》，對孫中山收回廣東海關權表示聲援。
1924年（甲子，民國十三年）
十八歲
2月，被黨組織派到江西安源，任工人俱樂部文書股長、章程修改委員會委員，管理簿籍文書，編輯《安源旬刊》等。
5月1日，組織“五一”節紀念大會。
5月5日，邀請諸團體，發起“五九紀念籌備會”。
5月6日，在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召開籌備會，決定九日舉行遊街大會。
5月，選舉其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安源地方委員會執行委員、秘書兼會計。
5月28日，全面負責安源團地委工作。
6月1日，路經太原，為太原團地委全體團員作安源工作經驗的報告。
8月8日，致信中共中央，介紹林育英同志批准留俄。
9月11日，領導安源團地委及其它組織在安源團地委一校召開“少年國際日”紀念大會。
9月14日，組織安源路礦工人舉行本礦工人罷工勝利二周年紀念大會。
9月16日，漢冶萍總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敦請其為大會顧問。
11月7日，安源第五屆地委會選舉產生，賀昌再次當選為正式委員。
11月，安源團地委組織C.S.分化審察委員會，賀昌任委員長。
1925年（乙丑，民國十四年）
十九歲
1月11日至22日,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
春，團中央將其調離安源，來到上海。
1月26日至30日，在上海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工農部主任。
2月，春節期間，回鄉省親，宣傳共產黨革命道理。
3月28日，在《中國青年》發表《悼念我們的戰士——高君宇》，沉痛悼念高君宇同志，激勵同志們緊隨其而前進。
4月12日，在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上發表《上海的童工問題》，聲討帝國主義和資本家殘害童工的罪行，強烈呼籲對童工以真誠的援助。
4月19日，撰文《萍礦工人的奮鬥》，發表在《嚮導》上，揭露萍礦反動工頭的罪惡，號召工人鞏固自己的階級團結。
5月2日，在《中國青年》上發表《五一紀念》，號召一切勞苦貧民與工人階級聯合起來，爭取自由與平等。
5月3日，在《嚮導》上發表《青島日本紗廠工人的奮鬥》，聲援青島大康紗廠的罷工鬥爭，激勵中國工人階級反抗帝國主義的鬥志。
5月30日，參加五卅運動，抗議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
6月初，參加和領導上海各界“五卅慘案”後展開的反對英帝國主義的的“三罷”鬥爭。
7月21日，共青團中央局召開會議，調整中央局人事，賀昌再次擔任工農部主任。
9月1日，撰文《青年運動與職工運動》，發表於《中國青年》91、92期，號召學生與工人結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與反動軍閥。
9月7日，撰文《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五年來的奮鬥》，發表於《中國青年》93、94期，鼓動青年們高舉起共產主義運動的旗幟，爭取民族的獨立與自由。
10月上旬，共青團中央第三屆執委第一次擴大會議決定賀昌兼任上海團地委書記。
12月29日，撰文《調查農村經濟狀況的大綱》，發表於《中國青年》，倡導注重對農村經濟狀況的調查。
1926年（丙寅，民國十五年）
二十歲
1月，赴蘇聯莫斯科參加國際共產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
3月18日，在李大釗、趙世炎等共產黨人的領導下，發動和組織青年學生等在北京舉行了反帝遊行，並在天安門廣場演講，遭歷“三一八慘案”。
4月，返回上海，擔任中共江浙區委委員及共青團江浙區委書記。
5月中下旬，籌備“五卅”慘案周年紀念活動及“五卅”殉難烈士喪葬工作。
9月，積極營救被捕的共青團員李伯釗（楊尚昆之妻）等。
9月20日，參加上海市民運動委員會。
10月23日，參加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裝起義。
11月，被派往南昌、九江負責北伐戰爭支前工作。
1927年（丁卯，民國十六年）
二十一歲
春節，父親賀雨亭為子作聯譴懷。
2月，返回上海，參加領導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起義。
3月，積極籌備並參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勝利。
4月4日至20日，參加在武漢連續召開的國際代表、中央委員以及湖北區委的聯席會議，討論黨的五大召開議案。
4月27日至5月9日，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被選為中央委員。
5月10日至16日，出席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5月17日，與關向應組織發動工人、學生和廣大市民民眾，舉行各種集會和遊行等活動，聲討夏斗寅叛變革命的罪惡行徑。
7月20日，在九江參加會議，討論南昌起義。
7月27日，與惲代英等抵制張國燾阻止南昌起義的企圖。
8月1日，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昌起義。
8月2日，整編起義隊伍，建立黨的組織。
8月3日，隨起義部隊南下廣東潮汕地區。
9月上旬，在上杭參加前委政治工作會議。
10月4日，參加流沙會議，部署下一步行動。
10月5日始，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向香港轉移，赴港後，負責接待流落香港的革命同志。
10月15日，出席南方局廣東省委聯席會議，當選為廣東省委委員。
10月30日，撰文《現在的環境和我們的出路》，發表於《紅旗周刊》第1期，指出工農民眾的英勇鬥爭是革命勝利的基礎。
11月18日，在香港參加廣東省委會議，研究發動廣州起義。
12月4日，被黨中央指派為中共湖北特別委員會成員。
《紅軍統帥部考實》（王健英）：“同年12月4日，賀昌被黨中央指派為中共湖北特別委員會成員。”
12月11日，參與領導廣州起義。
12月，以中央“查處長江局問題”特別委員會委員之一的身份，前往湖北，查處長江局主任羅亦農“對中央政治局實行全國總暴動提出異議”的問題，並作出錯誤的結論。
1928年（戊辰，民國十七年）
二十二歲
2月，受黨中央委派到安源籌劃組建新的湖南省委。
5月21日，親赴安源，主持召開湘東特委會議，討論通過《澧陵暴動決議》、《湘東工作決議案》等。
5月至6月間，起草《湖南省委給潤之、玉階兄轉軍中同志信》、《湖南省委、中央巡視員給毛澤東、朱德轉軍委信》等，派人送達毛澤東、朱德，指示井岡山的鬥爭。
6月18日，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
《賀昌》（陳文秀、雒春普、張志強、李吉）：“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賀昌代表共青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壯麗的青春DangerCode;賀昌傳略》（李吉）：“一九二八年七月，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賀昌出席了大會，繼續當選為委員。”
6月下旬，代表湖南省委派滕代遠任湘鄂贛邊特委書記，並做指示。
《賀昌抵湘的頭兩個月》（湯靜濤）：“1928年6月下旬，滕代遠奉湖南省委之命，接任郭亮犧牲後的湘鄂贛邊特委書記，組建新特委。行前，賀昌和省委常委林仲丹約他長談，當面指示。”
《回憶平江起義》（滕代遠）：賀昌指示“郭亮同志已經英勇犧牲，特委機關已被破壞，只能先設法找到各縣委的關係，才能恢復和建立特委的領導機關。駐防平江城的國民革命軍獨立第5師第1團團部有黨的組織，負責人是鄧萍，該團團長彭德懷同志也是黨員。如果需要而且可能的話，可以組織武裝起義，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5軍，以便與井岡山的紅4軍互相配合和策應。”
6月至7月間，出台一系列強有力的措施，努力開創並造成湖南新的割據局面。
7月，醞釀發動平江起義，建立中國工農紅軍第5軍，並促成紅5軍與紅4軍的井岡山會師。
7月28日，湖南工農鬥爭有了突出的發展，賀昌向中共中央做了報告。
8月下旬，離湘返滬。
11月6日，致信朱德、毛澤東及紅四軍軍委，傳達“六大”精神，並作出軍事指示。
1929年（己巳，民國十八年）
二十三歲
1月，在上海與黃慕蘭結婚。
4月5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去信，要求派賀昌或其他中央同志來井岡山視察。
5月，指令龔楚前往廣西，策動俞作柏、李明瑞，醞釀起義。
6月25日至30日，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六屆二中全會。
7月1日，撰寫《蘇聯之七小時工作制》，發表於《布爾塞維克》第二卷下冊第7期，號召工農民眾奮起解放自己的痛苦。
7月8日，鄧小平來到香港，與賀昌相識，並受到熱情接待。
8月，撰文《帝國主義大戰的危機與我們在八一中的任務》，發表於《布爾塞維克》第二卷第8期，倡導團結蘇聯，喚起民眾，反對帝國主義大戰。
9月10日至14日，與鄧小平在南寧津頭村秘密召開中共廣西第一次代表大會。
9月，撰文《布爾塞維克黨的組織路線——列寧論“黨的組織”》，發表於《布爾塞維克》第二卷第10期，從十一個方面論述了中國共產黨在當前的組織建設工作。
11月，與鄧小平在去往南寧取道香港時多次會面。
1930年（庚午，民國十九年）二十四歲
1月，兒子賀平出生。
2月3日，中央致函順直省委派其到順直省委擔任省委書記兼組織部長。
赴任時，其子賀平初生，託付盧彪、柯麟撫養照顧，從此訣別。
2月7日，到任順直省委就職。
2月12日，中央政治局決定其任順直省委書記兼宣傳部長。
2月底，發布《變軍閥戰爭為國內階級戰爭》的通告，要求順直各地反對和破壞國民黨軍閥統治。
3月，派張兆豐、谷雄一、薄一波等到唐山策動兵變和暴動，均遭失敗。
4月，籌備平津唐三大城市五一示威活動，並於4月12日實行示威公開預演，遭到敵人的嚴重破壞。
5月1日，由於嚴重的白色恐怖，順直省委計畫舉行的五一示威活動未能順利進行。
5月，順直省委計畫舉行五卅紀念活動，也未成功。
6月29日，順直省委召開平津唐三大城市聯席會議，布置“七·一六”反軍閥戰爭與擁護蘇維埃代表大會示威活動。
7月16日，順直省委領導下的反軍閥戰爭與擁護蘇維埃代表大會示威活動失敗。
7月18日，主持召開平津唐三市工作聯席會，總結“七·一六”反戰示威運動經驗教訓，並布置“八一”工作。
8月3日，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
8月，北方局成立北方行動委員會，賀昌被任命為委員會書記兼軍委書記。
9月24日，中國共產黨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賀昌出席了會議，糾正了自己的“左”傾冒險錯誤，被補選為中央委員。
9月，聽取瞿秋白、周恩來對山西革命鬥爭做重要指示。
10月上旬，從上海返回天津。
10月10日，在天津召開北方局擴大會議，傳達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精神，結束北方局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
10月下旬，成立平漢線北段兵暴委員會。
12月，黨中央發出第九十六號通告，清算立三路線，賀昌深刻反省自己執行立三路線的錯誤。
12月16日，主持召開北方局常委會議，表示完全接受中央來信的批評，決定立即開展深入揭發立三路線錯誤的鬥爭。
1931年（辛未，民國二十年）
二十五歲
1月，離津往滬，與同志們反省過去，謀劃未來。
1月7日，參加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被撤銷中央委員。
1月27日，四中全會後，返回天津。
3月下旬，任河北省委山西巡視員。
4月4日，接到中央政治局《關於賀昌等同志問題決議案》，表示完全接受對自己的處分。
4月，與薄一波入晉，策劃平定起義。
4月下旬，赴上海，聽候中央重新安排工作。
5月，賀昌被送到上海郊區一秘密接待站，待機前往蘇區。
9月，到達中央蘇區，擔任興國縣委書記，領導興國人民開展革命鬥爭。
1932年（壬申，民國二十一年）
二十六歲
2月，調離興國縣委，擔任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
2月，奉調中央軍委紅軍總政治部任副主任，主任王稼祥傷病，大量工作由賀昌承擔。
4月17日，兼任中共河西道委書記，大力加強黨組織建設。
4月下旬，率軍夜襲敵人胡鳳璋部，取得勝利。
5月，任紅五軍政治委員。
6月，帶領西路軍回師贛南。
6月，代理恢復後的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
7月，與鄧萍率紅五軍參加粵北南雄、水口戰役，擊潰粵敵4個團。
8月，參加樂安、宜黃戰役，兩戰皆捷。
年底，回到紅三軍團任政治部主任。
1933年（癸酉，民國二十二年）
二十七歲
2月，積極配合周恩來、朱德領導紅一方面軍粉碎了蔣介石的第四次“圍剿”。
4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兼軍委總撫恤委員會主任。
《紅軍統帥部考實》（王健英）：“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1933年3月下旬負重傷），代理主任賀昌（1933年4月）。”“軍委總撫恤委員會，主任先後張雲逸（兼）、賀昌（兼）。”
6月，將受到迫害的鄧小平要到總政治部擔任秘書長。
8月6日，撰文《東方戰線上的勝利與我們的戰鬥任務》，刊載於紅軍總政治部主辦的《紅星》報上，號召紅軍戰士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粉碎敵人新的“圍剿”。
9月17日，撰文《論紅軍最近的勝利》，刊載於紅軍總政治部主辦的《紅星》報上，要求紅軍戰士頑強戰鬥，並採用現代軍事技術，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
11月19日，發布《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訓令》，為召開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次全國政治工作會議做充分的準備。
1934年（甲戌，民國二十三年）
二十八歲
1月21日至2月1日，出席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2月7日至12日，主持召開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次全國政治工作會議，賀昌發表了《紅軍全國政治工作會議》一文，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大會結束時，代表紅軍總政治部致閉幕詞。
4月下旬，中央軍委召開會議，與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等部署第五次反“圍剿”的戰鬥任務。
5月至9月，再次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
10月5日，受周恩來委託，編印《〈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學習討論提綱》小冊子，發到了部隊，穩定並鼓勵部隊的鬥爭情緒。
10月6日，修改《號召白軍士兵譁變拖槍到紅軍中來的口號》，送《紅色中華》報社發表。
10月9日，與李富春一起起草《總政治部關於鞏固部隊，準備長途行軍與戰鬥，加強政治軍事訓練及民眾工作的指令》，並印發到部隊。
10月上旬，中共中央決定將賀昌等留在蘇區，領導中央蘇區和閩浙贛蘇區的紅軍和地方武裝繼續堅持鬥爭，掩護主力紅軍突圍。
10月13日，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賀昌作為中央分局成員，奉命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堅持鬥爭。
10月22日，中央軍委致電項英，指示成立中央軍區，由賀昌擔任政治部主任。
此間，賀昌一再建議開展游擊戰爭，但遭到項英的反對，致使形勢更加緊張。
11月底，中央分局召開會議提出紅軍全面轉入游擊戰爭，並開辦游擊訓練班，賀昌等親自授課。
12月25日，編寫《中共中央給中央分局訓令的討論提綱》，以中央軍區政治部的名義發至各部隊和中央分局及地方各級黨政機關。
1935年（乙亥，民國二十四年）
二十九歲
1月，與陳毅親自深入到醫院，細緻向傷病員交代疏散方案，順利完成傷病員疏散工作。
1月，率領部隊退至江西仁鳳山區。
1月15日至17日，遵義會議召開。
2月4日，即農曆正月初一，與項英等召開中央分局會議，研究突圍方案，並與紅軍家屬共度新春佳節。
2月5日，中央書記處致電項英轉中央分局，指出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等。
2月上中旬，向於都南部禾豐地區轉移，與中共瑞西特委中斷聯繫。
2月13日，項英、陳毅、賀昌等又接到中央書記電報，於當晚召開會議傳達中央指示。
2月中旬，與項英、陳毅在於都召開中央分局禾豐會議，決定九路突圍。
2月23日，執行中央書記處來電，輕裝戰鬥。
3月初，決定最後的部隊突圍。
3月9日，率部突圍，在會昌縣天門嶂遭國民黨軍隊重襲。
3月10日，在會昌縣歸莊被敵人包圍，壯烈殉國。
故居
賀昌及妹妹賀毓秀在太原同父母合影賀昌出生於離石縣柳林鎮（今屬柳林縣）羊道口（今稱賀昌村）。賀氏是柳林大族，明清時期出過不少秀才。清代貢生賀雲路字奎峰，是柳林三鎮書法名家，深受時任永寧州知州的書法家翰林王繼賢賞識。光緒年間優行廩生賀壽字介眉，書藝精妙，兼通岐黃之學，上門求字求方者不絕於道。賀丕顯以增生選貢，得授修職郎，一生開私塾授徒，兼教子侄。晚清拔貢賀雨亭是丕顯嫡親侄兒，又是他的得意門生。民國初年曾在山西省六政考核處任職。因查獲榆次特大大煙土案，不受重金獎勵。經報請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特頒七等嘉禾獎章，以資褒揚。其獨子賀昌曾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是山西省早期青年運動、工人運動的卓越領導人，是我黨早期優秀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工農紅軍的締造者和領導者。
賀昌同志1906年誕生在永寧州柳林鎮羊道溝一個封建紳士家庭。其故居為青磚白灰建築四合院。院向坐北朝南。正前方列一柱香、水磨青磚雕飾大門。進院正面青磚拱窯洞3孔。東邊側窯洞4孔，瓦房一間。西側瓦房3間，馬棚一間。正窯頂東側建小樓一處。院前列蜈蚣牆，拱衛大門。總占地面積530平方米。為了紀念賀昌誕生100周年，中共柳林縣委、柳林縣人民政府及有關單位已有具體規劃，準備在2006年前恢復賀昌故居原貌，建設賀昌烈士紀念館。開闢共產主義理想教育、革命傳統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發揮革命文物優勢，為柳林縣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服務。賀昌故居將在新的時期發揮其應有的歷史作 用。
賀昌烈士紀念陵園位於柳林縣縣城西南，占地面積20000平方米。陵園有賀昌烈士紀念碑、賀昌烈士陳列館、賀昌雕像、3個風景亭，50米花架、占地4畝的蓮花湖，湖面為柳林地形圖，湖的中央有蓮花島，島內四面曲橋相通。中共、共青團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領導人之一胡耀邦，和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開國元帥聶榮臻為賀昌烈士紀念碑題詞。陵園被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省級重點革命紀念建築物，呂梁地區愛國主義德育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