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苦運動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曾廣泛使用．通過控訴舊社會和反動派所給予勞動人民之苦，使部隊人清敵 人，仇恨敵人，萬眾一心，英勇殺敵．
這一運動有效的提高了部隊的階級覺悟和戰鬥力，對團結自己戰勝敵人起了重大作用
《羅榮桓傳》編寫組 zai 第二十一章 東北人民解放軍的重要組織者 第一節 土改、訴苦和組建二線兵團 寫道：在夏季攻勢使東北戰局發生轉折的同時，1947年6月，全國性的戰略進攻也開始了。
劉鄧大軍南渡黃河，挺進大別山，在敵人的心臟地區插上了一把利劍，揭開了戰略進攻的序幕。與此同時，太岳兵團和華東野戰軍又一左一右，挺進豫西和豫皖蘇。這三支南下大軍，逐鹿中原，使全國戰局大為改觀。
在關內各路大軍連戰連捷的勝利形勢鼓舞下，東北民主聯軍從1947年9月到翌年3月接連發動了秋季攻勢和冬季攻勢，共殲敵20餘萬人，解放包括四平、鞍山在內的城市33座。
東北敵人屢戰屢敗，不得不三易主帥。1947年民主聯軍的夏季攻勢一結束，杜聿明便黯然離開東北，自視頗高的陳誠頂而代之。他一面指責杜聿明消極無能，一面吹噓要在“六個月內轉變為優勢”。他的大話言猶在耳，民主聯軍秋季攻勢就殲滅他的軍隊6.9萬人，給他來了個下馬威；接著民主聯軍又舉行了連續作戰90天的冬季攻勢，消滅國民黨軍隊15萬多人，更使陳誠手足無措。於是，蔣介石只好再度換馬，1948年2月派衛立煌來接任。陳誠在東北時間剛好6個月，而國民黨軍隊非但未“轉變為優勢”，而且已經只能龜縮於長春、瀋陽、錦州3個孤立的地區，其占領區僅占東北總面積的1％。但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仍有50萬左右。搞好東北人民解放軍的思想建設、軍事建設、組織建設、後勤建設、動員工作和軍工生產，為殲滅這50萬敵人，解放全東北創造條件，這是羅榮桓從莫斯科回來後所從事的一切工作的中心。
在秋季攻勢和冬季攻勢期間，在西滿、南滿新收復區也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千千萬萬農民翻身做了主人，站在共產黨一邊。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戰爭的前途。
解放軍指戰員絕大部分來自農民，他們都曾身受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每人都有一本苦情賬。配合土改，進行訴苦，乃是提高指戰員覺悟的最有效形式。
1947年，以訴苦為主要方式的階級教育在第三縱隊開展起來。羅榮桓發現這一經驗後緊抓不放，立即組織機關幹部下去了解這方面的經驗。
第三縱隊的訴苦，最早是在第七師二十團九連搞起來的。他們結合土改教育，選擇了苦大仇深的戰士房天靜、任紀貞和被俘後參軍的“解放戰士”羅玉祥，向大家訴說他們入伍前所受的苦難，啟發大家回憶各自的苦。然後分班討論，引導大家都來“倒苦水”、“挖苦根”。戰士們一面訴苦，一面和蔣介石算老賬。“解放戰士”也迅速提高了階級覺悟，紛紛檢查自己在國民黨軍隊當兵時“不知本，忘了本，忘了祖宗父母所受的苦，忘了天下窮人的苦”，表示一定要跟著共產黨鬧革命，在戰場上殺敵立功。
九連還注意調查農村的階級鬥爭情況，隨時收集材料，充實部隊階級教育的內容。九連在駐地發現一位姓張的佃戶有件穿了六七年的破棉襖，棉花沒幾團，補丁摞補丁。指導員帶著破棉襖上了課堂，問大家：“這是誰穿的？地主穿這個嗎?”戰士說：“地主擦屁股也嫌髒，這是佃戶穿的。”又問：“國民黨能不能給窮人換這種破棉襖？”戰士答：“不能，國民黨是地主老財的黨。”又問：“誰給換？”戰士又答：“只有咱們的隊伍能給窮人換破棉襖！”接著，指導員講了階級壓迫和剝削的道理，說明解放軍是為窮人爭翻身、爭解放的隊伍。這時，戰士趙洪山說，他父親也是穿這樣一件破棉襖，還被警察打瞎了眼睛。想到父親受氣受窮，他傷心落淚了。指導員叫他當眾訴苦，戰士們極受感動，一致表示決心革命到底，“為天下窮人換下破棉襖”。
羅榮桓聽了詳細匯報，說：“這在部隊政治教育工作中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創造，解決了當前教育的主要內容和方法問題，是部隊政治教育的方向。”
羅榮桓授意政治部起草了關於在部隊政治教育中普遍開展訴苦運動的訓令；還授意《東北日報》撰寫了社論《部隊教育的方向》，於1947年8月26日發表。社論指出：訴苦運動是部隊教育工作一個具有極其重大意義的創造。這種民眾性的訴苦證明，罪惡絕不是單個地或偶然地發生的。大家來自山南海北，都受到同樣的痛苦，都同樣受凍受餓受辱挨打，這證明普天之下都存在著兩種人，一種是壓迫人的人，一種是受人壓迫的人。前一種人經過各種線索的追尋，都歸到蔣介石那裡，蔣介石就是他們的頭子。後一種人經過各種事實證明，都歸到共產黨這裡，共產黨為人民辦事，是被壓迫的勞動人民的領袖。要報仇雪恨，只有和共產黨一起，大家聯合起來打倒蔣介石。
經過推廣和引導，訴苦運動在東北人民解放軍各部隊大規模地開展起來。
1947年9月28日，毛澤東親自修改並向全軍批轉了東北民主聯軍第三縱隊進行訴苦運動的經驗。
隨著廣大指戰員階級覺悟的空前提高，各部隊都因勢利導，開展民眾性的練兵運動，號召大家“磨刀殺敵”、“復仇立功”、學好五大技術①和林彪總結部隊實戰經驗而提出的“一點兩面”、“三三制”等戰術，① 提高殺敵本領，準備隨時投入戰鬥。
訴苦和民眾性大練兵極大地提高了廣大指戰員的戰鬥力，為即將到來的對國民黨軍的戰略決戰，準備了一支精銳的大軍。
繼訴苦運動之後，羅榮桓和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又抓了部隊的土地改革教育，學習中共中央於1947年10月10日頒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
當時，在部隊中也曾發生個別人幫助地主隱藏財物，干涉民眾鬥爭，強迫民眾釋放被捕地主，甚至槍殺農會主任，解除工作團的武裝等喪失階級立場的現象。有一個連長蛻化變質，與地主小老婆通姦，竟槍殺了民主政府的村長馬玉。後來，政府為馬玉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公審、處決了那個連長。這就是有名的“馬玉事件”。
針對這些情況，羅榮桓指示東總政治部通告全軍：在經過廣泛的土改教育之後，如仍有包庇地主、干涉民眾鬥爭等類行為者，不論其出身和歷史如何，均須給予批評與處分，嚴重者開除黨籍，犯罪者法辦。
部隊經過土地改革教育，《土地法大綱》深入人心，進一步提高了指戰員的階級覺悟。
東北地區的土地改革在取得了很大勝利的同時，也曾發生某些“左”的偏差。例如，在挖地主的浮財時，有的地方農民成群結隊進城，把兼營工商業的地主在城裡的財產也挖走了。有的還準備把私營的工廠、商店也當做“浮財”分掉。
在一次東北局的會議上，高崗支持農民的這種過火行動，說農民有義憤，有權利進城“挖浮財”。羅榮桓不贊成，講了過去中央根據地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統治時期侵犯工商業者利益的教訓，認為這樣做不符合黨的政策，不利於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支援戰爭。但是有人竟指責羅榮桓說：“你懂得什麼?這是東北，不是中央蘇區！”羅榮桓胸懷寬闊，不與計較，只是據理力爭。由於李富春等大多數委員支持羅榮桓的意見，終於頂住了農民進城“挖浮財”的錯誤意見，糾正了這種“左”的偏向。
在1948年二三月間的東北軍區政治工作會議上，羅榮桓明確指出：“姓‘窮’的打姓‘富’的，只能是打擊地主，不能打擊工商業。”他提出：部隊政治工作的方針應當是“以階級教育為基本內容，在集中領導下，普遍發揚民主，走民眾路線，以民眾自己的經驗來教育民眾，把民眾的水平提高到黨的政策水平上來”。
當時，以“貧僱農打天下坐天下”代替黨的領導的唯成分論的觀點和“民眾說了算”的口號，曾一度流行。羅榮桓頂住了這種“左”的偏向，說：“軍隊絕對不能搞貧僱農坐天下。如果這樣搞，就是反幹部、反知識分子。”所以這些錯誤的口號，沒有在東北的部隊中傳播。當時，有些地方政府打電報到部隊，要將一些出身不好的幹部要回去，交民眾鬥爭。羅榮桓說：“這些幹部雖然出身不好，但已背叛了原來的階級。”沒有同意這些地方政府的要求。在部隊的土改教育中，羅榮桓主張只採取自報公議的方式，檢查幹部戰士的家庭出身，用自我批評和說服教育的辦法，檢查糾正個人思想上的非無產階級影響。
與此同時，有些部隊在民眾工作和徵發① 工作中也一度出現了某些“左”的偏向。如私打土豪，把富農當地主、把中農當富農對待，濫徵車馬，宰殺耕牛，以及損害中農利益和違反工商業政策等。羅榮桓提出建議，於1948年1月30日以“林、羅、譚”名義發出了《沒收、徵發工作與民眾工作的補充指示》，及時糾正了這些“左”的偏向。
經過土地改革，廣大無地和少地的農民分得土地，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保證了前後方糧食供給。與此同時，東北地區的工礦、交通、文化教育等事業都逐漸得到恢復。這就使東北解放軍有了一個社會日趨安定、經濟日益發展、可以源源供應人力和物力的穩定後方。
經過訴苦和土改教育，爭取和改造了大批解放戰士。往往經過一次訴苦後，他們的服裝還未來得及更換，就能立即投入戰鬥，殺敵立功。因為他們曾經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所以在提高了階級覺悟之後，便能成為重要的戰鬥骨幹。解放戰士成為兵員補充的一個重要來源，改造解放戰士便成為當時部隊政治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
解放軍士兵最主要的來源仍然是翻身農民。分得了土地的翻身農民為了保衛勝利果實，有著參軍的巨大積極性，而戰爭越打越大，補充和擴大部隊又為戰勝敵人所必需。因此，羅榮桓建議組建第二線兵團。
1947年7月27日，東北局作出了關於成立二線兵團的決定，分工由羅榮桓負責主持這項工作。組建二線兵團的方法，是動員大批翻身農民、工人入伍，抽調野戰軍或地方武裝的幹部和老戰士做骨幹，不經過地方武裝逐步升級的階段，直接編成獨立團，實施短期訓練後，補充主力或編成新的師。事實證明，這是在有利的客觀條件下，迅速擴大主力的有效方法。
1948年1月5日至7日，羅榮桓分別主持召開了北滿七個軍區（吉林、牡丹江、松江、合江、龍江、嫩江、遼吉）的會議，討論組建二線兵團第一批獨立團的訓練和編制、第二批獨立團的準備、幹部的培養以及前線軍區的作戰任務等問題。
在松江軍區的會議上，羅榮桓說：“目前正在訓練的第一批40個獨立團，必須在1月底以前每團補足2500人，一個不能少。而且，要切實保證兵員質量。到3月間，這些獨立團開上前線補充主力的時候，總部將派人實地點驗，包括人員的素質和練兵成績。第二批獨立團，經過同各省委商量，東北局決定再成立126個。其中北滿46個，熱河50個，南滿30個。每團2500人，總計30萬人。第一期4月至7月，先完成70個；第二期8月至12月，再完成56個。組訓經費由各軍區負責，實在有困難的，總部可以補助一部分。”
接著，宣布了北滿組建46個獨立團和培訓7200名連排幹部在各軍區的分配數字。對組建中的武器裝備、後勤供應等問題也作了具體規定和要求。
“任務已經明確了。北滿要擴大20萬農民參軍……”說到這裡，他突然問道，“松江省委負責同志來了沒有？”
松江省委副書記李德仲站了起來答道：“來了。”
這是羅榮桓和李德仲在東北的第二次會面，第一次也是在東北局召開的一次會上，羅榮桓一眼就認出了他，並主動向他打招呼。坐在一旁的李富春問羅榮桓同李德仲是怎么認識的，羅榮桓向李富春談了十年前在平山洪子店的往事①。
在松江軍區的會議上，羅榮桓又見到了李德仲，便招呼他到前面就座。羅榮桓接著講這20萬兵員的問題，說明東北局決定在松江動員5萬人參軍。他問李德仲：“老李，怎么樣，這個數字有困難嗎？”
“有困難。”李德仲直率地說，“我們已經動員了3萬，再動員5萬怕是完不成。”
羅榮桓聽了很安詳但又很堅決地說：“你們松江土改搞得比較健康，農民有了土地，就會起來保衛勝利果實。這個數字不算主觀，我們對農民的覺悟要有足夠的估計。會後，你們省委研究一下，再答覆我。”
會後，李德仲向省委作了匯報。松江省委經過討論，決心執行東北局、東北軍區的決定。結果，參軍農民達到5.7萬人，超額完成任務。
到1948年3月冬季攻勢結束，東北人民解放軍進行又一次整編時，第一批成立並已訓練完畢的獨立團實際上達88個，22萬人，其中大部分補充了主力。再加上5萬多“解放戰士”，使主力部隊空前充實。東北人民解放軍的主力部隊除原有的第一、二、三、四、六縱隊外，1947年8月以後，又先後成立了第五、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縱隊。同時，將二線兵團的另一部分和地方兵團編成了15個獨立師。此外還有1個炮兵縱隊，1個坦克團，3個騎兵師和1個鐵道縱隊，都做到了兵員滿額。到1948年8月止，主力部隊共70萬人，加上地方武裝，總兵力達105萬人。其中，作為二線兵團補充部隊的已達164個團，37萬人。①
為了把這些二線兵團組建好，羅榮桓還派總部機關人員下去實地點驗，檢查二線兵團的訓練成績和部隊素質。
這是關於羅榮桓的故事，還有關於山東省減租減息和反奸訴苦運動 ，讓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當時的情況．
1945年8月，持續8年的抗日戰爭以中國人民的徹底勝利，日本帝國主義的徹底失敗而告終。
但是，抗日戰爭的勝利並沒有解決中國社會的兩大基本矛盾，中國社會的性質並沒有改變，徹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仍然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任務。由於當時的國內形勢，中國共產黨正努力為實現和平建國的方針而鬥爭。因此，在各解放區沒有實行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是對地主階級繼續實行抗戰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對漢奸則進行了反奸清算鬥爭。
從“九一八”事變起，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達14年之久，中國人民飽受奴役和戰亂之苦，付出了重大代價和犧牲。因此，抗戰勝利後，廣大人民渴望和平、民主，要求安居樂業，重建家園。
中國共產黨順從人民意願，提出了和平建國的方針，並為此進行了不屈的鬥爭。
1945年8月28日，中共中央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去重慶與國民黨談判。在40多天的談判中，中共代表經過再三努力，作了許多必要鬥爭和讓步，終於在10月10日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雙方宣布“堅決避免內戰”，“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建立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並確定召開統一的政治協商會議。同時，各黨派的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經過激烈的鬥爭，會議通過了5項有利於人民的協定，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和平建國綱領》。《綱領》規定：“實行減租減息，保護佃權，保護交租，擴大農貸，嚴禁高利盤剝，以改善農民生活，並實行土地法，以期達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
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必須考慮到人民的和平願望，履行政治協商會議協定的有關規定。因此，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減租和生產是解放區的兩件大事》，闡明“目前我黨方針，仍然是減租而不是沒收土地”，“告訴黨員堅決同人民一道，關心人民的經濟困難，而以實行減租和發展生產兩件大事作為幫助人民解決困難的重要關鍵，我們就會獲得人民的真心擁護，任何反動派的進攻是能夠戰勝的”。
在這種形勢下，1945年秋冬到1946年春，中國共產黨在各解放區發動民眾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奸清算和減租減息鬥爭。
1945年對日開展全面反攻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從日偽軍手中收復大量失地，從而，使新解放區不斷擴大。據統計，1945年上半年大反攻以前，山東抗日根據地擁有47168個村莊和2082.8萬餘人。這時，解放區占全省總面積的68％，游擊區占13％，敵占區為19％，到1946年3月，解放區擴大為65422個村莊和2899萬餘人。這時，解放區占全省總面積的92％，國民黨統治區占8％。也就是說，1945年對日反攻以後，解放區收復了18254個村莊，解放了806萬人口。新解放區的反奸清算鬥爭也大體就是在這個範圍內進行的。
新解放區過去在日偽統治下，人民受盡了欺凌和奴役，農村中到處都有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悲慘情景。這些地區解放以後，日偽公開的軍事力量和政權機構被摧毀，但是日偽殘餘、漢奸地主在政治上的權勢一時還未肅清，民族矛盾還未徹底解決。
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決定，在新解放區民眾鬥爭從清算、反奸訴苦開始，繼而發動民眾開展減租減息和增資運動。
反奸訴苦、清算鬥爭是解決民族矛盾的繼續。鬥爭的對象是漢奸和惡霸地主；鬥爭的政策是依法沒收他們的土地和財產；鬥爭的方式是批判控訴和清算。
為了搞好這場鬥爭，1945年8月15日，山東省臨時參議會制定公布了《山東省懲治戰爭罪犯及漢奸暫行條例》，山東省政府制定公布了《山東省漢奸自首自新暫行條例》、《山東省處理漢奸財產暫行辦法》等法令、法規，對“效忠於日本帝國主義、罪大惡極、為人民所痛恨者”，一切“積極破壞民族解放事業者”及其財產作出了明確的懲治和處理的規定。9月30日至10月13日，山東省第二屆各界救國會在臨沂召開聯席會議，確定了迅速發動民眾，進行減租減息、反奸訴苦，並把民眾武裝起來為保衛勝利果實而鬥爭的工作任務。會後，全省解放區反奸訴苦和清算鬥爭逐步開展起來。但這時的鬥爭還是局部的，小規模的。
10月25日，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機關北移到達山東。華中局和山東分局合併組成中共華東中央局，統一領導山東和華中地區的工作。
1946年1月20日，華東局作出《關於放手發動新解放區民眾的工作指示》，要求各地“首先放手開展反奸、訴苦、復仇、清算運動。在運動中通過民眾沒收與分配漢奸的土地財產，救濟基本民眾，檢舉戰犯奸細特務，推翻偽村政，建立民主的村政，求得普遍徹底地掃除偽組織”；“在反奸訴苦運動中必然使漢奸化了的地主封建勢力直接遭受毀滅性的打擊，而一般地主封建勢力則必然孤立渙散，然後民眾挾反奸勝利之餘威進入普遍的減租減息”；“新解放區的黨、政、軍、民機關更應以主要精力來關心和實際進入減租減息的工作”。各戰略區和地、縣也分別發出指示，制定懲辦漢奸條例、法規等。為幫助各地及時開展工作，華東局抽調500餘名幹部組成6個工作隊，分赴濱北、濱南、魯中、膠東、渤海、魯南等地，指導反奸清算、減租減息。各戰略區也抽調大批幹部到新解放區開展工作。其中，魯南抽調5000餘名，濱海抽調6000餘名，膠東、渤海、魯中各1萬餘名。廣大幹部深入民眾，了解情況，宣傳反奸清算方針政策，領導鎮壓敵偽殘餘武裝的反抗，進行深入細緻的思想發動。新解放區廣大民眾被壓抑多年的仇恨怒火猛烈地燃燒起來，有的向政府檢舉，有的自動捆綁漢奸到政府要求法辦。各地因勢利導，順從民眾的願望，從懲辦罪大惡極的漢奸入手，清算奸偽迫害凌辱，清算奸霸貪污霸占，清算地主轉嫁的敵偽負擔，額外剝削、黑地等。在不長的時間內，反奸、訴苦、清算鬥爭形成高潮。
濱北地區在兩個月內有80％的村莊掀起反奸訴苦高潮，對漢奸惡霸開展了面對面的鬥爭。3月，魯南一、二、三地委相繼在鄒縣、滕縣、邳縣召開萬人大會，控訴漢奸、特務、惡霸罪行，鎮壓了大漢奸、偽滕縣警察局長史鶴亭、偽邳縣縣大隊副大隊長楊樹生和邳縣維持會長曹邦燦等人，大長人民的志氣，鼓舞了民眾鬥志。昌濰平原的5個縣27個區都召開了千人以上民眾訴苦大會，民眾在清算中提出要求：打人的要賠禮道歉；殺人的要償還性命；霸占東西的要歸還原主；敲詐勒索的要賠償財物；大漢奸的土地要沒收分配給勞苦百姓。當地政府均順應了民眾的要求，使訴苦、清算鬥爭一浪高過一浪。膠東、渤海地區也都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奸訴苦和清算鬥爭。
新解放區的民眾在鬥爭中表現出極高的革命熱忱。反奸訴苦鬥爭正值寒冬臘月，各地民眾大多穿著破襖單褲，他們頂著凜冽的寒風，往往顧不上吃飯，從早到晚堅持在會場上，聲淚俱下，滔滔不絕地控拆漢奸惡霸的罪行，盡情地傾吐胸中的苦水。
據不完全統計，從1946年1月至5月，渤海區有1.5萬個村莊發動了民眾，沒收、清算土地50餘萬畝；膠東區有1.12萬個村莊開展鬥爭，沒收、清算土地40餘萬畝；濱海區僅濱南就開展鬥爭4700餘次，清算土地198萬餘畝，糧40餘萬斤。
在反奸訴苦、清算沒收漢奸、日偽土地鬥爭深入發展的基礎上，新解放區開展了對地主階級的減租減息和增資鬥爭。由於1944年下半年收復的一些新區還沒有進行這種鬥爭，因此，減租減息鬥爭大約在占全省40％的地區3萬餘個村莊中進行。
減租減息和增資鬥爭和反奸清算鬥爭具有不同的性質。這種鬥爭是為解決農民與地主階級的矛盾，削弱封建剝削。鬥爭的對象是地主階級；在當時的條件下，鬥爭的方式是說理、算賬、減租減息和增加工資。
為了有效地領導減租減息鬥爭的開展，中共中央於1945年11月發出指示，要求各解放區抓緊減租減息和生產兩件大事，並於年底發出《一九四六年解放區工作的方針》，指示：“各地務必在一九四六年，在一切新解放區，發動大規模的、民眾性的，但是有領導的減租減息運動。”
遵照黨中央的指示，山東省政府於1945年11月13日發布《關於減租減息增資的布告》，對減租減息和增資作出了明確的規定，指出：“自解放之日起，無論公私租佃土地，一律實行二五減租”；“地租以外之一切額外負擔，如份子糧、帶種地、乾撥工、送禮等，均應取消”；“解放後之借貸關係，約期在一年以內者，月利最高不得超過3分（3％）”；“僱工之工資一般應按照各地生活狀況，以能夠解決自己生活外，再養活一個人至一個半人為標準”。
由於減租減息鬥爭觸及了幾千年來農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半封建經濟，它比反奸清算鬥爭更加深入。當時的農民有著“天命”、“變天”等糊塗觀念，以及盲目、保守、依賴等弱點。因而，要推行減租減息政策還有不少阻力和困難。為此，各地在鬥爭中首先對農民進行思想教育，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一是進行“誰養活誰”的教育，使農民懂得“剝削”和“階級”的存在，解決農民的“天命”思想；二是進行“大家一條心，黃土變成金”，“不怕皇帝百萬兵，就怕莊戶人家一起擁”的教育，解決農民怕“變天”的思想，認識自己組織起來的力量；三是進行政策和策略的教育，使農民掌握減租減息的具體做法。例如濱北地區的農民過去都認為地主養活窮人，他們說：“腳踩著，頭頂著都是人家的，還不是人家養活咱嗎？”通過算賬的方式，把肥料、種子、農具、功夫都算作成本，從打的糧食中除去地租，與成本比較，佃戶種一畝地要虧六七十斤糧；然後再啟發農民，使他們了解“地主的土地是從哪裡來的”，農民們說：“良田千頃湖裡躺，沒人鋤地不打糧”，“窮人不種地，地主斷了氣”，開始懂得了農民養活地主，地主剝削農民的道理。
在進行思想教育的同時，各地都注意培養積極分子，這些積極分子一部分是從反奸訴苦鬥爭中培養起來的，一部分是通過佃戶代表大會、減租委員會、積極分子訓練班等組織培養起來的。這些積極分子大多是佃農，他們長期受地主的奴役和壓迫，一旦覺悟了就表現出極高的政治熱情，在各地農村組織村民大會、小組會、炕頭會，使減租減息的思想和政策深入到家家戶戶。在培養出一批積極分子以後，接著各村著手建立或整頓農會、婦救會等各種民眾組織，整頓和擴大民兵組織。在進行了充分發動和初步建立農村組織的基礎上，減租減息鬥爭由點到面廣泛開展起來。
這場鬥爭由於和反奸清算鬥爭緊密聯繫，聲勢浩大，發展迅猛，進行得較為徹底；由於在鬥爭中認真掌握政策和策略，鬥爭進行得有理、有利、有節，得到社會各界贊同。例如，曲阜大地主孔府的萬餘佃農按村編隊，進城向孔府說理，他們高呼“只有減租才能提高生產，交租交息才有保證”的口號，向孔府提出“實行二五減租”、“取消百戶”、“禁止奉衛丁打人罵人”等13條要求，並事先派人通知孔府。當佃戶代表說明來意後，孔府後人孔令煜派人答覆：“百戶，幾百年前就該廢止，……實行二五減租更是合理，……我們準備了大量糧食（兌現）。”經雙方談妥，即共同去縣政府立約簽字。事後，孔令煜一再表示：“萬人行動井然有序，實前所未見聞者。”曲阜的知識界反映：“共產黨和農民並不抹煞歷史，既減租又無損於聖人。”
這次減租減息鬥爭沒有強調保護地主的地權、財權，因而，鬥爭迅速涉及到地主的土地問題。當農民普遍發動起來，要求得到土地時，各地黨組織和人民政府立即支持農民的要求，並採取多種形式取得地主的土地。除反奸清算中沒收分配漢奸地主的土地外，還清算了地主對農民非法剝奪的土地，追回地主吞沒的公地、廟地、社地等，清算了不法地主的黑地，贖回農民被迫當出的土地。從1945年冬到1946年5月，全省從地主手中共取得土地1500萬畝，約為地主原有土地的40％，為全省耕地總面積的20％。
在新解放區開展清算、減租減息鬥爭的同時，老解放區普遍開展了“查減”工作，並根據不同情況採取了不同的措施。在工作較先進的第一類村莊，農民已占有優勢，減租減息搞得較好。但也存有少數地主對於老實農民進行明減暗不減或半路奪佃問題。在這類村莊，一般是把查減與生產、支部整風、冬學教育結合起來，重點提高民眾的覺悟，使他們起來自覺改變明減暗不減的狀態。第二類村莊中減租減息存在問題較多。有的民眾尚未發動起來，沒有認真實行減租；有的減租中出了偏差，如幹部作風不民主，脫離民眾，鬥爭中排斥中農等，地主趁機挑撥離間，激化農民之間、乾群之間的矛盾，破壞減租減息；有的在糾正工作偏差時批判幹部過火，使他們不敢大膽地領導減租減息工作。在這類村莊，一般先由幹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在自我批評的基礎上實現乾群團結，然後一致對地主進行減租減息鬥爭。第三類村莊中地主或親自把持村政，或利用地痞流氓掌權，自己幕後操縱，減租減息尚未進行。在這類村莊，一般是由上級派幹部下去，深入發動民眾，打垮地主統治，徹底進行減租。
經過反奸清算、減租減息和查減鬥爭，山東解放區農村發生了巨大變化。首先，地主和富農的土地減少了。到1946年5月以前，解放區地主占有的土地一般減少1／2以上，富農占有的土地一般減少1／4以上。貧僱農和中農的土地顯著上升。地主、富農和貧僱農的戶數、人數有所減少，中農的戶數、人數明顯增加。農村中黨團、民眾組織普遍建立並有了很大發展，農村政權大多數為貧僱農和中農所掌握。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政治熱情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當然首當其衝的還是人民解放軍內部的訴苦運動．此事開始在１９４７年的冬天．新華社北京９月１６日電1947年冬至1948年夏，中國人民解放軍利用作戰間隙普遍開展以訴苦和三查三整為主要內容的、有領導有秩序的大規模民主整軍運動。1948年3月，毛澤東將其概括為新式整軍運動。
1947年7月，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中國革命進入奪取全國勝利的重要階段。戰爭形勢及解放區土地改革和整黨運動的發展，要求人民解放軍更加英勇作戰，更好地執行黨的路線和政策。但是，由於部隊擴編，新成分增加，特別是補入大批從國民黨軍中解放過來的士兵，部隊在組織上、思想上、作風上存在許多不純的現象。為保持人民軍隊的本質，提高官兵對黨的土改政策的認識和戰鬥積極性，許多部隊結合地方土地改革運動，先後開展多種形式的訴苦教育，解決部隊存在的思想認識問題，提高官兵的階級覺悟，鼓舞鬥志，激勵士氣。1947年9月28日，毛澤東批轉東北民主聯軍第3縱隊訴苦教育的經驗報告，並提出了具體要求。隨後，全軍部隊普遍開展了以“訴苦”“三查”為中心內容的整軍運動。
訴苦就是訴舊社會和反動派所給予勞動人民之苦。訴苦教育的步驟：一是進行深入的訴苦動員，提高訴苦的自覺性。通過憶苦、引苦、訪苦、比苦等方式，使訴苦運動很快開展起來。二是發揮訴苦典型的示範作用。如東北民主聯軍的房天靜、陝甘寧晉綏聯防軍的劉四虎、華東野戰軍的魏來國、晉察冀軍區的王鴻禧、晉冀魯豫軍區的王克勤，都是當時影響比較大的訴苦典型。三是全面展開訴苦。無論是野戰部隊還是地方部隊，無論是戰鬥單位還是後勤部門，從班排到連營、到團，都召開各種訴苦會，官兵同訴，軍民同訴，把積存在內心深處所受的苦難盡情傾訴出來。四是挖苦根，找苦源。這使得全體指戰員的認識發生了飛躍，由個人苦歸結到整個階級的苦，由地主惡霸的罪惡歸結到蔣介石反動統治的罪惡，最後認識到“總苦根是老蔣”，只有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勞動人民才能徹底翻身。用訴苦的方式教育部隊，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大創造。一位美國學者把它稱之為“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都沒有過的政治手段”。他認為，“這樣的集體訴苦比指揮員或是政委的任何說話都更有感染力，這樣的教育是絕對不可以低估的，更是任何人也模仿不到的，倘若蔣介石也讓他的士兵起來訴苦，士兵恐怕會起來反抗他們的長官”。
新式整軍運動的基本方針是以自我教育為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查整活動是在經過訴苦教育，提高階級覺悟和政治覺悟的基礎上，採取民主的形式和自我教育的形式展開的。“三查”就是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三整”就是整頓組織、整頓思想、整頓作風。“三查”與“三整”結合起來進行，邊查邊整。通過查整，達到提高思想覺悟，增強團結，純潔和鞏固部隊，改進工作作風及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
在訴苦和三查三整的基礎上，各部隊廣泛開展政治民主、軍事民主、經濟民主“三大民主”運動，把整軍運動同部隊民眾性的練兵、殺敵立功運動結合起來。
經過新式整軍運動，人民解放軍官兵為解放被剝削的勞苦大眾，為消滅國民黨反動派而戰的政治覺悟大為提高，戰鬥力和紀律性大為增強，官兵關係和軍民關係更加密切，大批解放戰士政治覺悟得到提高，從而使部隊萬眾一心，克服困難，群威群膽，英勇殺敵。新式整軍運動是人民解放軍“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戰略動員，對人民解放軍的鞏固擴大和作戰勝利起了重大作用。新式整軍運動，不僅是解放戰爭時期軍隊政治工作的重大發展，也是人民解放軍建軍史上極其重要的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