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樞[南朝陳大臣]

基本內容

袁樞（517—567） ，字踐言，梁吳郡太守君正之子，陳郡陽夏人也。美容儀，性沈靜，好讀書，手不釋卷。家世顯貴，貲產充積，而樞獨居處率素，傍無交往，端坐一室，非公事未嘗出遊，榮利之懷淡如也。起家梁秘書郎，歷太子舍人，輕車河東王主簿，安前邵陵王、中軍宣城王二府功曹史。侯景之亂，樞往吳郡省父，因丁父憂。時四方擾亂，人求苟免，樞居喪以至孝聞。王僧辯平侯景，鎮京城，衣冠爭往造請，樞獨杜門靜居，不求聞達。紹泰元年，征為給事黃門侍郎。未拜，除員外散騎常侍，兼侍中。二年，兼吏部尚書。其年出為吳興太守。永定二年，征為左民尚書。未至，改侍中，掌大選事。三年，遷都官尚書，掌選如故。

樞博聞強識，明悉舊章。初，高祖長女永世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蕆，生子岊，主及岊並卒於梁世。高祖受命，唯公主追封。至是將葬，尚書主客請詳議，欲加蕆駙馬都尉，並贈岊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為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系，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興，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趣為一號。《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為瞻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卺而酳，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高陵宣公主，晉武踐祚，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據明。公主所生，既未及成人之禮，無勞此授，今宜追贈亭侯。”時以樞議為長。

天嘉元年，守吏部尚書。三年，即真。尋領右軍將軍，又領丹陽尹，本官如故。五年，以葬父，拜表自解，詔賜絹布五十匹，錢十萬，令葬訖停宅視郡事，服闋，還複本職。其年秩滿，解尹，加散騎常侍，將軍、尚書並如故。是時，僕射到仲舉雖參掌選事，銓衡汲引，並出於樞，其所舉薦，多會上旨。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有游其門者。廢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光大元年卒，時年五十一。贈侍中、左光祿大夫，謚曰簡懿。有集十卷行於世。

南宋史學家

（1131～1205）

中國南宋史學家。字機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甌）人。初任溫州判官、興化軍教授。幹道七年（1171），為禮部試官，出為嚴州教授。其後歷任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官、權工部郎官兼吏部郎官、吏部員外郎、大理少卿，出知常德府、江陵府等職。喜讀《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著《通鑑紀事本末》42卷，因其文總括為239事，獨立成篇，起訖瞭然，為中國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學著作。創造紀事本末這一新的寫史體例，兼有紀傳、編年二者優點，使“數千年事跡經緯明析”，對後世影響極大，明清兩代多有仿作。

孝宗隆興元年（一一六三）進士（明嘉靖《建寧府志》卷一五）。幹道七年（一一七一）除太學錄，出為嚴州教授。撰《通鑑紀事本末》成，以大宗正簿召，遷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南宋館閣續錄》卷九）。淳熙九年（一一八二）遷軍器少監（同上書），出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入為大理少卿，因事貶秩。光宗紹熙元年（一一九○）知常德府。寧宗慶元元年（一一九五），知江陵府，尋罷，自是閒居十載。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宋史》卷三八九有傳。

袁樞學識淵博，與當時學者朱熹、呂祖謙、楊萬里有往來。歷任溫州判官、嚴州教授、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國學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職。任國史院編修期間，負責修《宋史》之列傳部份。北宋章惇的子孫請託袁樞對章惇的傳記多加文飾。袁氏駁斥，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

在嚴州任職期間，“乃自出新意，輯抄《通鑑》”、“區別門目，以類排纂。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篇各編年月，自為首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成就《通鑑紀事本末》一書。

他的歷史巨著《通鑑紀事本末》，全書四十二卷，始於〈三家分晉〉，終於〈周世宗之徵淮南〉。書中文字全抄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原文。只是方式改易。取《通鑑》所記之事，區別門目，分類編排。專以記事為主，每一事詳書始末，並自為標題，共記二百三十九事，另附錄六十六事。開“紀事本末體”之先河。

宋人楊萬里曾評價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今讀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也”，更作《通鑑本末序》。朱熹看過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有批評：“錯綜溫公之書，乃國語之流”、“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章學誠稱讚：“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數千年事跡，經緯明晰，節目具詳，一覽瞭然，遂使紀傳、編年貫通為一，實前古之未見。”袁樞以後採用這種體裁撰寫歷史者，所在多有。如：章沖《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楊仲良《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到了明清時際，紀事本末體大為流行，如馮琦、陳邦瞻的《宋史紀事本末》，張鑒的《西夏紀事本末》，李有棠的《遼史紀事本末》與《金史紀事本末》，陳邦瞻的《元史紀事本末》，以及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袁樞晚年喜讀易，著有《易學索引》、《周易辯異》等書。

開創以“事”為綱的本末體史書——《通鑑紀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樞。

《通鑑紀事本末》為中國第一部記事本末體史學著作。創造記事本末體這一新的寫史體例。同司馬遷的記傳體，司馬光的編年體同為史學上的三大巨作。列為歷史上的三大體裁，與司馬遷，司馬光並駕齊驅。對中國歷史的書寫有極大的幫助。獨立成篇。

全書42卷，約200萬字，上至戰國，下至五代，總括了1362年的歷史。這部書自成一體，總記239事！按年代順序編錄，個事自立標題。

《通鑑紀事本末》是袁樞在嚴州任教授時所撰，這時由於職掌清閒，可以從容論著。袁樞與朱熹、呂祖謙和楊萬里是同時代人，這時的社會經濟和學術文化都有一定的發展，但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卻處於比較緊張的狀態，這一現實，對於抱有“愛君憂國之心，憤世疾邪之志”的袁樞來說，只有像司馬光那樣，拿起史筆，來抒發自己的報國憂民之情。

袁樞為人正直，對政治腐敗，朋黨互爭，壓制人才等醜惡社會現象是很不滿的。當他為國史院編修官，分配負責撰修《宋史》列傳時，北宋哲宗時“奸相”章敦的子孫，以同鄉關係請袁樞對章敦傳加以“文飾”時，袁勃然大怒說：“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後世天下公議！”（《宋史·袁樞傳》）當時宰相趙雄“總史事”，聽到後即稱讚他“無愧古良史”（同上）。

當時現實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樞編纂《通鑑紀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給內外交困的趙宋封建政權提供安邦治國的藥方。另一個原因，是為了解決讀《資治通鑑》的困難。由於《通鑑》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實，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記述，對於一件事情連續好幾年的，它未能連貫記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閱好幾卷，讀者很不方便。據說，《資治通鑑》修成後，司馬光希望寫作班子以外的有關人員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個名叫王勝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別的人面對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幾卷，有的只看了幾頁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見，《通鑑》由於篇幅太大使人閱讀困難。司馬光本人也感覺到這一難處，他晚年時曾經想另寫一部《資治通鑑舉要歷》，把《資治通鑑》簡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從心，結果沒有完成。

袁樞根據《資治通鑑》記載的重要史實，以事件為中心，按照《通鑑》原來的年次，分類編輯，抄上原文，把司馬光的史論也抄上，每事標以醒目的題目，而袁氏本人沒有發表意見，也沒有加上一句話。這樣，共編集了239個事目，始於《三家分晉》，終於《世宗征淮南》，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雖然只用了大約兩年的時間編寫《通鑑紀事本末》，但他熟讀《通鑑》卻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時間。他不但要熟讀《通鑑》，了解其全部內容，還要吃透司馬光的史學見解。

袁樞跟司馬光一樣，始終恪守“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原則。因此他在編立標題，抄錄史料時，對於災異、符瑞、圖讖、占卜、鬼怪等絕少加以採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這種反對天命論神學，而重視社會現實的史觀，在當時無疑是進步的。對於統治者袁樞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樞在《通鑑紀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錄了“臣光曰”，批評了漢武帝“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由此可見，袁樞是有自己的政治見解的，這正如朱熹所說的，袁樞“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謂“微意”，就是指袁樞的政治觀點。袁樞把有關封建政治的主要問題，如楊萬里（與袁樞同為太學官）所舉的內容，“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通鑑紀事本末敘》）之類，都作為全書的基本內容，使它成為當時及後世君臣的鑑戒。袁樞還十分重視漢族政權的恢復事業，對於“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書特書，而對於進據中原及舉兵南犯的少數民族上層統治分子，則視為“石勒寇河朔”，“趙魏亂中原”。當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到《通鑑紀事本末》一書時，立即推薦給宋孝宗。宋孝宗閱讀時，讚嘆地說：“治道盡在是矣。”（《宋史·袁樞傳》）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賜太子和江上諸帥，命熟讀之；還提升袁樞為大宗正簿。

袁樞最大的貢獻，是開創了以紀事為主的本末體，實現了史書編纂體的突破，從而出現了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三足鼎立的體例。以“時”為中心的編年體和以“人”為中心的紀傳體各有千秋，而檢索不便則是它們的共同缺點。而袁樞創立的以“事”為中心的紀事本末體裁，卻彌補了編年與紀傳體的不足，因而豐富了史學內容，正如清代著名歷史學家章學誠所評論的那樣：“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為神奇’。”（《文史通義·書教下》）章氏的評論是正確的，袁氏創立的紀事本末新體裁，的確是對中國歷史編纂學的一大貢獻。

雖然《通鑑紀事本末》原抄《資治通鑑》，但對《通鑑》的校勘卻起了一定的作用。由於《通鑑》流傳已久，傳抄刻印，難免會有錯誤。所以我們讀書時，可以把兩書互相校勘。

清代的張敦仁曾經用《通鑑紀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嚴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萬曆年間杭州所刻《資治通鑑》元注本互校，校出異文3000多條，寫成《資治通鑑刊本識誤》3卷，後來章鈺撰寫《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時，把張敦仁校勘《資治通鑑》的異文而無別本資印證處，列為附錄。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標點本《資治通鑑》，除了章鈺書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書做注文外，還選錄了張敦仁書中的一些校勘做為注文。這就使標點本《資治通鑑》成為現有較好的一種版本。

《通鑑紀事本末》也有它的缺點。首先表現在取材上，因《資治通鑑》本來就是一部政治史，關於經濟、文化方面的記載比較少。袁樞所取資料，不過是有關諸侯、“大盜”、女主、外戚、宦官、權臣、“夷狄”、藩鎮之類，其他史事，多略而不書。這不能不是一個欠缺。另外，它囿於《資治通鑑》範圍，多屬照抄，沒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總之，《通鑑》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鑑》沒有的，它也沒有。其次，《通鑑紀事本末》記述的事與事之間沒有聯繫，對於整個歷史不能勾劃出一個發展的線索，因此，它只能記述了“治亂興衰”的現象。

還有，《通鑑紀事本末》具有明顯的敵視農民起義和大漢族主義的思想。例如，對於農民起義，多稱為某某之亂（如“黃巾之亂”）；漢族統治者和少數民族之間的戰爭，往往用“討”、“平”一類的字樣。

《通鑑紀事本末》，宋本共42卷，明末張溥（字天如，江蘇太倉人，復社領袖）曾就《通鑑紀事本末》各篇，寫成史論若干篇，附在各篇之後。這兩種版本，一種有論，一種無論，還是容易區分的。

在袁樞的影響下，明、清兩代許多學者仿照他的體例編纂了不少紀事本末體史書。例如：《繹史》、《左傳紀事本末》、《宋史紀事本末》、《元史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等等。

袁樞編成此書後，800多年來，為歷代史學家所重視稱許。

袁樞史才為世所推崇，其史德也令人景仰。他兼國史編修官分修國史傳時，浦城章惇曾以同鄉的情誼，命家人送閱自傳，請為潤飾，被袁樞嚴詞拒絕，並說：“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後天下公議。”當時宰相趙雄總管史事，感嘆說：“無負古良史矣”。

幹道七年(1171年)為禮部試官，任太學錄，他忠直地表奏治國三論：一論開言路以養忠孝之氣，二論規恢復當圖萬全，三論士大夫多虛誕，幸榮利。孝宗命袁樞任大宗正主簿，並召他入殿面談。袁樞知道孝宗常以諸葛亮論兩漢盛衰一文中的“小人不可不去”之語為訓。他便以這句話為中心，作深入闡述發揮。歷述自漢武帝至唐文宗偏聽奸妄，招致禍亂的史實，敬告孝宗提高警惕。調任太府丞時，又直言孝宗有寵任武士，厭薄儒生，猜疑大臣之心，想使近侍參與軍國大事。孝宗感悟，對他說：“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

袁樞在朝任職不畏權貴。任大理寺少卿時，有通州民高氏因產業一案，交大理院審理，殿中侍御史冷時光受賄包庇，袁樞公然揭發。同列官員都怕他招禍，而袁樞不加顧慮，大膽陳奏，孝宗根據奏本，立即罷免冷時光。所以有宋代以朝臣彈劾御史事例，自袁樞開始的說法。宋史評之為“臨民則識治辨間，立朝則啟沃忠諫，克盡乃職，為世師表”。

袁樞任江陵知府，江陵在長江沿岸。如遇水災，人民就要流離失所。江陵原有楚的故城，名“楚觀”。袁樞審察地勢後，決意移民，於是親赴楚觀規劃，建築民房，遷民安居，深為人民稱頌。

袁樞66歲時，因朱熹被劾為偽學，受到株連也被罷官，自此閒居10年，致力著作，到開禧元年(1263年)去世，享年75歲。著有《易傳解義》、《童子問》及《辨異》等。宋史評為“臨民則識治辨間，立朝則啟沃忠諫，克盡乃職，為世師表”。袁樞最大的功績，在於開創了“紀事本末體”先河，拓展了寫史體例，對後世影響極深。

在政治上，力主抗抗金，反對南宋政權的苟且偷安，關心民間疾苦。

《宋史·袁樞傳》

字機仲，建之建安人。幼力學，嘗以《修身為弓賦》試國子監，周必大、劉珙皆期以遠器。試禮部，詞賦第一人，調溫州判官，教授興化軍。

幹道七年，為禮部試官，就除太學錄，輪對三疏，一論開言路以養忠孝之氣，二論規恢復當圖萬全，三論士大夫多虛誕、僥榮利。張說自閣門以節鉞簽樞密，樞方與學省同僚共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公不恥與噲等伍邪？”虞允文愧甚。樞即求外補，出為嚴州教授。

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其書，奏於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

他日，上問袁樞今何官，茂良以實對，上曰：“可與寺監簿。”於是以大宗正簿召登對，即因史書以言曰：“臣竊聞陛下嘗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葛亮論兩漢所以興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世。”遂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奸佞，致於禍亂。且曰：“固有詐偽而似誠實，憸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為朝廷累。”上顧謂曰：“朕不至與此曹圖事帷幄中。”樞謝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

遷太府丞。時士大夫頗有為黨與者。樞奏曰：“人主有偏黨之心，則臣下有朋黨之患。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左右，內庭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今雖總權綱，專聽覽，而或壅蔽聰明，潛移威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毀譽不私於左右。”上方銳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復金仇，臣願蓄威養銳，勿示其形。”復陳用宰執、台諫之術。

時議者欲制宗室應舉鎖試之額，限添差岳祠，減臣僚薦舉，定文武任子，嚴特奏之等，展郊禋之歲，緩科舉之期，樞謂：“此皆近來從窄之論，人君惟天是則，不可行也。”遂抗疏勸上推廣大以存國體。

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

權工部郎官，累遷兼吏部郎官。兩淮旱，命廉視真、楊、廬、和四郡。歸陳兩淮形勢，謂：“兩淮堅固則長江可守，今徒知備江，不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於淮上，非所以戒不虞。瓜洲新城，專為退保，金使過而指議，淮人聞而嘆嗟。誰為陛下建此策也？”

遷軍器少監，除提舉江東常平茶鹽，改知處州，赴闕奏事。樞之使淮入對也，嘗言：“朋黨相附則大臣之權重，言路壅塞則人主之勢孤。”時宰不悅。至是又言：“威權在下則主勢弱，故大臣逐台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主勢強，故大臣結台諫以遏天下之公議。今朋黨之舊尚在，台諫之官未正紀綱，言路將復荊榛矣。”

除吏部員外郎，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直其事以聞，人為危之。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實自樞始。手詔權工部侍郎，仍兼國子祭酒。因論大理獄案請外，有予郡之命，既而貶兩秩，寢前旨。光宗受禪，敘復元官，提舉太平興國宮、知常德府。

寧宗登位，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瀕大江，歲壞為巨浸，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為室廬，徙民居之，以備不虞。種木數萬，以為捍蔽，民德之。尋為台臣劾罷，提舉太平興國宮。自是三奉祠，力上請制，比之疏傅、陶令。開禧元年，卒，年七十五。

自是閒居十載，作《易傳解義》及《辯異》、《童子問》等書藏於家。

明代畫家

（1600～1645）

袁樞，號石■

中國明代書畫家、收藏鑑賞家。字伯應，號環中，又號石■（■字打不出來，見左圖），河南睢陽睢州（今睢縣）人。以父兵部尚書袁可立蔭官戶部郎中，官至河南布政司右參政、大梁兵巡道。

崇禎乙亥（1635），袁樞為其父在睢州家裡守孝，遇流民攻城，睢陽衛不堪一擊而敗。袁樞破家散財兩千金募勇殺敵，擐甲登陴，倡先固守，力戰七晝夜，至目生瘡，睢州城得以保全。五十二年後的康熙三十六年春天，應睢州全城父老所請，由河南巡撫李國亮報呈清朝庭，特批明袁樞崇祀清朝鄉賢祠。

袁樞貌俊偉，多大略。善騎射，有邊才。明崇禎十一年，清軍大舉侵明，明將多畏縮，袁樞不避死，以戶部郎中文職督餉於遼左軍前，解朝廷庚癸之憂。“寬空一禦寇，再御邊”（王鐸《袁石寓詩序》），秉父志一生抗清。清兵渡江陷金陵，袁樞絕食數日憂憤而死。“公聞國變，眥裂發怒，竭蹶中原，以需生聚，歸節金陵。”（明趙震元《松青堂文選》）

其詩文韻致甚高，與錢謙益、劉理順、方以智、王時敏、王鐸等名士相唱和。錢謙益曾盛讚其“負文武大略，博雅好古，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著有《袁伯應詩集》，清興文字獄，詩稿遭禁毀。

山水畫工巧，家富收藏。為華亭董其昌、孟津王鐸所推重。所臨僧巨然《蕭翼賺蘭亭圖》氣韻沖膽，卓有古趣。張庚《國朝畫征錄》卷首為之列傳。品絲彈竹，藝靡不工。趙震元稱其為“一代巨公，三吳妙品”（《松青堂文選·為袁石愚復開封太府》）。書法出入楮遂良、米芾之間。

王鐸跋袁樞藏品《瀟湘圖》

袁樞為明末書畫及收藏鑑賞大家，曾藏有董源《瀟湘圖》，上有袁樞跋一，鈐“袁樞私印”、“袁樞之印”、“睢陽袁氏家藏圖書記”、“明袁樞鑑賞書畫印”等，自跋“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得於董思白年伯家，原值加四帑焉”（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南宋拓本《松桂堂帖》，為宋刻法帖精品，鈐“明□台袁伯應家藏圖書”，1995年經日本人捐獻，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夏山圖》中縫鈐“袁樞收藏印記”（今藏上海博物館）；巨然《蕭翼賺蘭亭圖》鈐“袁樞之印”（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層岩叢樹圖》鈐“袁樞收藏印記”，上有王鐸為袁樞所作跋語（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秋山圖》上有王鐸跋語，鈐“袁樞明印”、“石寓收藏印信”等（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王維《山陰圖》上有王鐸為袁樞所作跋語(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及宋《淳化閣帖》（2003年上海博物館以450萬美元從美國回購收藏，見王鐸《跋淳化閣帖》）。董其昌為袁樞之父袁可立所繪《疏林遠岫圖》（今藏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袁節寰大司馬像》（今藏商丘），及王鐸為其所寫《贈袁樞詩冊》（今藏美國楊思勝處）；王鐸為袁樞所繪《雪景竹石圖》已收錄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中，成為山東濟南市博物館的收藏精品。這些名畫珍品都在海內外流傳有序，其他流散天涯不為世所知者殊多。

袁樞與明末大家多有交往，與年伯董其昌的關係更是不同尋常。董其昌卒後，一生最喜愛的“四源堂”四幅名畫多歸袁樞。至今尚藏於安徽省博物館的16幅《董其昌紀游冊》，為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罕見，也是睢陽尚書袁氏家藏舊物。董其昌在《袁伯應詩集序》中寫道：“餘與伯應尊公少司馬（即袁可立）同舉於蘭陽陸先生之門”，袁樞與董其昌的關係源於董與其父是同年。

崇禎十六年（1643），袁樞奉旨榷滸墅關，“榷政告竣，頌聲塞途。（錢謙益《牧齋全集》）”。其間王鐸曾在蘇州袁樞家裡避難數月，二人關係尤為密切，合作之筆為世人所重，流入海外者尤多。在蘇州西部山區的摩崖石刻上，至今保留有“明崇禎十六年三月河南王鐸書、袁樞題”的“仙砰”兩個大字，是重要的旅遊資源和書法珍品。查《王鐸年譜》得知，是年“三月某夜，於江蘇滸墅關同故友袁樞（寰中）相聚，為袁樞藏巨然《層巒叢樹圖》、董源《瀟湘圖》等圖題跋。”王鐸《擬山園選集》有《滸墅北發石寓舟中遠送因以寄懷》等數首詩為睢陽袁樞而作。王鐸為明天啟二年進士，是年春天袁樞之父袁可立正任考官，當對王鐸有提攜師座之恩，袁可立的神道碑文就是王鐸撰文書丹的，所以兩人的交往當至少開始於這一時期。

袁樞有三子，賦誠、賦諶、賦諴。長子袁賦誠官廣西南寧府新寧州知州，次子袁賦諶亦善藏，精鑑賞，安徽省博物館的16幅《董其昌紀游冊》上都留有其鑑賞印記。（長美 供稿）

袁 樞

袁樞，字伯應，號環中，別號石寓，睢州人。父可立，明大司馬，即萬曆中直言削籍，天啟時忤璫再削籍者也。樞以蔭官刑曹，終養在籍。崇禎末流寇犯境，樞破家資大勞。鄉民禦寇保城有功，南都起為睢陽道，歸之任，未幾復還南都，卒。

樞博學好古，精鑑賞，家富收藏，工書畫，為華亭董宗伯，孟津王覺斯所推許。山水出入董、巨、子久間，光滑清寂，其 梅華道人所臨巨然《蕭翼賺蘭亭圖》，氣韻沖膽，綽有古趣，今藏同里蔣郎中泰家，所寫折枝花有白陽山人風致。餘游睢見先生遺墨及所藏舊跡，皆精雅，其風期略可想見。而郎中又為餘述先生生平，遂慨慕景仰無已雲。

白薴村桑者曰：黎君袁君皆前明人也，而向之輯譜者未之及。黎君雖為竹宅朱太史收入詩綜，而不及其畫。餘以二君既不可入是編又恐或湮沒，故附著之，以備後入採取焉。

（《國朝畫征錄·卷首》）

清 田蘭芳

康熙三十八年夏六月，楚雄別駕袁公嗣孫景朱踵門拜請，曰：“先曾大母劉淑人卜於是年十月二十六日歸窀穸。先生與餘家世有連且交，朱本生大父分詣尤篤，蓋嘗志兩大父墓矣。先淑人行跡猶在，敢以壙中石累先生。先生無辭！”言已復再拜，曰：當曾大父葬時，正際鼎革，四方之亂未敉。播盪之餘，遺老跧伏，吾家物力方形匱絀，柩返江南，兩大公及時襄事，銘故有闕。今當啟祔，禮宜補作。祈並惠鴻文以圖不朽。”餘聞之，憮然。念公命世人豪，且大有造於桑梓，歿向六十年，袁氏故老幾盡。顧以表揚之事遺之童弱，使餘小子得以操筆，撰次其生平，天下事寧可以逆計而意料也耶？

先是，丁丑暮春，河南巡撫都御史李公以事久論定，允州人請，檄祀公於瞽宗。是日，列幕雲屬， 羊盛齋，競獻主前。其他奔謁俯伏去來參差者，至庭不能容；廟門以外填街咽巷，駢羅環視，嘆未曾有。其扶杖之叟指以語夫少稚曰：“微公，寧有若輩於今日！追念公德當世世無忘也。”蓋當崇禎乙亥，流賊迫州城，時承平久，人不知兵,屯軍視若兒戲。列陣以待，未日中殲焉。遂圍城而攻，州人大恐。公擐甲登陴，分給守者兵械，使得自衛以殺敵人。情稍安，乃輦金置城上，號於眾曰：“能殺一渠者，予金百；殺騎卒者，半之；投石、發矢、搬甓運木者，準此為差。”越一二日，傷賊頗眾。賊恚甚，大治攻具，肉薄以登。公視服絳督攻者，注筒弩射之，一發而殪，則渠率也。賊乃號泣，舁之去，氣少沮。然旋退復進，報怨之師，誓逞其志而後已。公知勢亟，周陴呼曰：“城危矣！我不惜破家，在圍中各有死理，盍共戳力於死中求活也！”於是人人競奮。乃縋壯者於城下拒賊，使不得近城，而老弱則叢炬以焚其梯，或熱油以灌登者，即婦人孺子亦爭投瓦石以擊賊。呼噪之聲動天地，城下死者如積。凡七晝夜，目不交睫，至眶生瘡，痏氣彌厲。賊度終不可克，始解去。是叟為童子時親見，故感嘆其德，娓娓為眾言之。而捍患御災又誠合於祭法，無惑乎歌饗神前，人心同然，至如爾日之盛也。

公之大節為人尊親如此，故順人心所欲，按狀敘而銘之。公姓袁氏、諱樞，字伯應，一字環中，石寓號也，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諱可立之子。母曰宋夫人，公實出於潘母。美儀觀，多大略。年十二入州庠，見賞於督學何公應瑞，文章有聲場屋間。二十五以尚書登萊勞蔭入胄監。時方多事，公抱壯志，嘗撫髀嘆曰：“大臣子不當與寒士以科目競進！李文饒，韓持國，伊何人哉？”乃以任子就選。初授詹事府錄事，歷南京左軍都督府都事，太僕寺丞，戶部山西司主事。丁內外艱凡五年。仍補原官，升郎中。崇楨十五年，命榷滸墅關商稅，隨職各著勞效。十七年五月差滿，例還部，移廣東司。時危，疆需材，山東湖廣重臣交疏請公，廷議授而復改者再。卒任公河南，俾分守大梁，治睢州。公，州人也。即第為署，時人榮焉。無何，豫餉告匱，巡撫越公其傑趣公，入請，即命親往直、浙、閩、廣督之。行至杭，而天兵已渡江矣。公返臥白下，閱兩月，竟以疾卒。

公孝事二親，所以奉之者誠盡而禮。縟喪所，生母尤能以哀動。嫡得伸罔極之報。父老往往以為口實。撫妹過於已女。其適孟氏者，在汴圍偵候之使舍置。汴潰，訪迎如蘇，俾劉淑人躬調護之。臨命猶以終身為慮焉。

性慷慨，俠烈慕義，急人之急。待以舉火者，常數十族。文雅通博，為海內物望所歸。喜賓客，座上無日不滿。壺矢弈射，品竹彈絲，以至商校古今，摩賞器物，公分部酬對，精神蔭映，人厭其意以去。蓋公多至行，復能貫群藝，氣韻尤足，傾入折衝，特其一枝，州人所以飲食必祭者，實在此。故著之獨詳。亦以見公得俎豆於孔庭者非誣也。

公生於萬曆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子時，卒於順治二年九月初四日子時。元配任氏，由孺人例贈淑人。繼劉氏，杞縣宦族，生有異質。父母卜其必貴。十七來歸，即傳家政。按親族，御臧獲，美餚酒，綜出納，無事不井井。其大者，則在事舅姑，養生喪死，皆先公意而助所未逮。其孟氏姑身脫圍城，飢贏殆不可濟。淑人撫摩痛疴，調劑食飲，誠求如育嬰兒，卒得無恙。公既歿，仍遵遺命，同居終身，且聯婚媾焉。公前室之子賦誠令沁源，代民償逋賦，破家猶不足，淑人自脫簪珥。且命已子賦諶鬻產以成其事。二事殊有古烈女風。淑人生於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寅時，卒於康熙二十一年七月初六日亥時。

子三：賦誠，雲南楚雄府通判，任出；賦諶，監生，劉出；皆能詩、工書，博雅有父風。賦諶尤蘊借。賦諴庠生，側室張氏出。女二、孫六。昌、山、遠、定。昌亦諸生，皆早卒；侗、僩、偉、任，侗早卒，餘諸監生，任為諴後。僩三子：景周、景朱，景薜。景朱出繼伯祖誠之子山即來乞銘者，附淑人而並求志。公行可謂得禮之意矣。景薜出繼伯父侗。孫女二，元孫一，鳳舉周出。

為之銘曰：“吁嗟袁公，實命世雄。懋厥大德，藝靡不工。浩浩元化，開闔焉窮。惟向其利，乃雲有功。乙亥寇來，圍城而攻。壓陣雲黑，濺血堞紅。僉曰必危，元龜告凶。婦號兒啼，闔城忡忡。百萬之人，命盡日中。公麾以肱，止曰無庸。輦金激眾，指揮從容。群力競奮，積屍齊墉。賊如敗葉，紛披隨風。命續室完，其樂融融。淑人之德，罔不公同。公而廟祀，人心之公。百年菀結，一朝獲通。此日南原，馬鬣斯封。傾城往送，手植墳松。勿翦勿拜，千春郁蔥。

(清 田蘭芳《逸德軒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