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州州學記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祗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

原文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祗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
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疏,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狹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壁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
舍菜且有日,旴江李覯諗於眾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跡。天下治,則禪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憂。
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選自《四部叢刊》本《直講李先生文集》

翻譯

仁宗皇帝廿三年,下詔命令各州縣設立學館。那時的州縣長官,有的賢明,有的愚昧。奉行詔令時,有的盡心竭力,恭敬地仰承皇帝旨意;有的裝裝門面,充當官、師,胡亂寫一道奉詔文書了事。以致有些地方,一連幾座城邑,聽不到朗朗的讀書聲。上面倡導而地方不回響,使得教學受阻,不能推行。
仁宗皇帝三十二年,范陽人祖無擇任袁州知州。初來時,就召見一班儒生,了解到學館殘缺破敗的情況。他很擔心人材流失,儒學的教化作用逐漸削弱,不能合乎皇上旨意。潁川人陳侁通判,聽了很以為然,意見與祖無擇完全一致。他們一同察看了舊有的夫子廟,覺得太狹窄,不適宜改建為學館,於是決定在城的東北角上建造新學館。那兒土地乾燥堅硬,那兒地勢朝南,那兒建築材料非常優良。學館的陶瓦、牆壁、大門、房廊,有深灰、雪白、朱紅、漆黑諸色,完全合乎法度。所以學生、老師都有安身之所,廚房、糧倉都有安排之處。各種器物準備齊全,大家齊心協力建造,工匠技藝高超,官吏勤快不怠,沒日沒夜努力從事,過了一年,就將學館建成。
在即將開學之時,旴江人李覯對眾人勉勵說:“那虞、夏、商、周四代辦學之事,我們只需考察一下經書就可以知道。那秦始皇憑藉崤山以西之地,與六國大戰,想萬世稱帝,被劉邦率軍振臂一呼,卻連關門也守不住。武官戰將,爭相投降惟恐落後,這是為什麼呢?那是因為秦國廢棄了詩書教化之道,使眾人見利忘義的緣故。漢武帝即位於民富國強之際,光武帝出身於行伍之間,都能極力推行儒學,所以民風淳厚極了,一直影響到漢靈帝、漢獻帝的時代。當時,那些在野之人而敢直言的,即使有殺身之禍也不反悔自己的忠直;那些功勞大得連皇帝也感到威攝的大臣,一聽到天子的命令就放下了武器。各路諸侯虎視眈眈,卻都不敢稱帝,這種局面尚且維持了數十年。儒家的教化之道竟能這樣地維繫人心。如今躬逢聖明天子,你們袁州人又遇到了賢明的官長,使你們能通過學館的教化,追隨古代聖賢的遺蹟。當天下太平的時候,則可以繼承禮樂來陶冶我們百姓的性情;一旦有了變故,還可以堅持節操,做臣子的為國盡忠,當人子的為父盡孝。學了儒道,可以使人有所效法,有了精神支柱。這就是國家倡導教學之意。如果到這裡來只學得一套舞文弄墨的本領以求得名利,那豈僅是你們的羞恥,而且也是治國之人的憂慮。”
至和元年夏某月甲子日作記。

評析

本文標題為《袁州州學記》,實則主要是“議”。作者的主要觀點集中在第三段中。
我國古代的教育事業,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早在夏代,就有了學校的建制。《孟子·滕文公》中說:“設為庫序學校以教之,……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不過,這些官辦的教育機構不盡如人意,正如作者在本文中所說的那樣,有不少地方“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這就從側面反映出了袁州州學辦得確實不同凡響。
本文的開頭,通過地方官員對辦學所持的不同態度,引出全文的中心思想,為下文祖無澤積極辦學的行為做了鋪墊。在第二段中,作者不厭其煩地敘述了創辦袁州州學的全過程,從選址、備料、房屋結構、裝飾粉刷等各個方面分別敘述。從中可以看出祖無澤在操辦上確是一絲不苟,而作者並未用過多的筆墨進行讚頌,這正是“此時無聲勝有聲”的筆法。而在關鍵性的第三段中,作者首先談到歷史上的經驗教訓,說明了教育事業確實是關係國家興衰的大事。接著,筆鋒又轉向現實,指出朝廷倡導辦學的宗旨所在。最後對“弄筆墨以徼利達”的人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文章到此戛然而止。讀到這裡,讀者自然會聯想到在祖無澤的過問下,袁州州學一定會辦得風風火火,成為當時的表率了。
選材詳略得當,也是本文寫作的成功之處。如前所述,作者對辦學的全過程介紹得巨細無遺,而對原來的“學宮”則僅用一個“闕”字加以概括。“四代之學”的具體做法是怎樣的?由於儒家的經典中早就有了詳細的記載,因此作者便略而不談。

作者

李覯(1009~1059) 北宋思想家、詩人。字泰伯,北宋建昌軍南城(今屬江西)人,南城在盱江邊,李覯在此地創建盱江書院,故世稱盱江先生。他家世寒微,自稱"南城小民"。俊辯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講學自給,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仁宗皇祐初(1049),范仲淹薦為太學助教,後為直講。
李覯在政治思想方面,反對道學家不許談"利""欲"的說教,認為"人非利不生"(《原文》),"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富國策》),提出了一些發展經濟的辦法,對王安石變法有直接影響。其詩歌內容,大多涉及政治得失,人民疾苦。構思遣辭,新穎獨創,甚至有些奇特,出人意外。他在《論文》詩中寫道:"今人往往號能文,意熟辭陳未足雲。若見江魚須慟哭,腹中曾有屈原墳。"可見他有意避免"意熟辭陳"而力求生新,別闢蹊徑。他作詩師法皮(日休)陸(龜蒙)、以中興詩道自命。如《獲稻》、《鄉思》、《苦雨初霽》、《讀長恨辭》等詩,清新可誦。《方平》、《璧月》、《梁帝》、《送僧游廬山》、《憶錢塘江》諸絕句,王士□《居易錄》以為"風致似義山"。但集中通體完善的詩並不很多。李覯的文章實較詩為佳。
《直講李先生文集》,有《四部叢刊》影明左贊刻本,共37卷,外集3卷前附年譜,後附《門人錄》。中華書局新出版的《李覯集》,即據此校點。
李覯自幼聰明好學六七歲始“習字書”,十二歲就能寫文章。十四歲父親去世,母親“墾閱農事,夜治女功”(《先夫人墓誌》),得免凍餒之苦。服喪三年,十七歲始出外遊學。二十歲以後,文章漸享盛名。李覯也象其他讀書人一樣,想通過科舉,登上仕途,乾一番事業。但是,他在科舉仕進的道路上卻一再受挫,未能如願,自嘆“生處僻遐,不自進孰進哉!”景祐年間,他步行到京城汴梁(今河南開封),尋求仕進之途,毫無結果而歸。次年,參加鄉舉,又名落孫山。慶曆元年(1041),應茂才異等科,有旨召試。李覯入京,又未中選,在京城“憂愁經歲”,抑鬱不鄉。遭受這幾次打擊之後,遂無意仕進,隱居著述。南城立學,被聘為郡學之師。創立盱江書院,教授自資。
李覯博學通識,尤長於禮。他不拘泥於漢、唐諸儒的舊說,敢於抒發己見,推理經義,成為“一時儒宗”,四方學子前來就學者常數十百人,曾鞏鄧潤甫等都是他的學生。後得范仲淹、余靖等推薦,皇祐二年(1050),旨授將仕郎,試太學助教。嘉祐二年(1057),用國子監奏,召為太學說書如故。嘉祐四年,令其權同管勾太學。因遷葬祖母,請假還鄉。八月卒於家。
李覯是北宋一位重要的唯物主義思想家。他著書立說,大膽創新,在哲學上持“氣”一元論觀點,認為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認識論上,承認主觀來自觀,因此,成為宋代哲學唯物主義學派的先導,在我國哲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李覯還具有比較進步的社會歷史觀。他卓有膽識地提出功利主義的理論,反對道學家們不許談“利”言“欲”的虛偽道德觀念。他從實際物質利益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根本這一基本觀點出發,解釋社會歷史現象。他認為“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富國策》第一)。治理國家的基礎,是經濟,是物質財富。所以,他反對把實際物質利益和道德原則,即“利”和“義”對立起來。李覯認識到,物質財富多寡不均的癥結所在,是土地占有的不合理。為了解決土地,問題他專門寫了一篇《平土書》,提出“均田”、“平土”的主張,引經據典,煞費苦心地為統治者提供解決土地問題的歷史借鑑。為了拯救北宋日趨貧弱的局面,緩和階級矛盾,他提出富國、強兵、安民的主張,寫了《富國策》、《強兵策》、《安民策》各十篇,闡述自己的見解。李覯哲學上的唯物主義觀點和政治上的革新思想,在當時是獨樹一幟的,為稍後於他的王安石實行變法進行了哲學理論上的準備。由此看來,他的弟子鄧潤甫等人成為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得力助手,那就是很自然的了。
李覯不僅是一位思想家,而且還是一位著作家。他主張文以經世、致用為貴,所以他的文章內容比較充實。即使是解經之作,也常常以古說今,有著濃厚的政治色彩。《潛書》十五篇,即是出於“憤吊世故,警憲邦國”(《潛書序》),“以康國濟民為意”(《上孫寺丞書》),纂寫而成。《慶曆民言》三十篇,更是“言言藥石,字字規戒”的為民請命之作,人稱“紅國之書”。這些政論文章,大膽地指責時弊,闡發己見,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和戰鬥性。李覯的其他散文,如書信、志銘、碑、記等,也都寫得通達有識,邏輯性強,為人們所稱道。在這些文章的字裡行間,他的用世思想時有流露。他的《袁州州學記》,起語不落俗套,立論警切,結構嚴謹,文筆穩健,是一篇膾炙人口的名作。前人稱他“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范仲淹薦李覯疏》)。“在北宋歐陽(修)、曾(鞏)、王(安石)間,別成一家”(《宋元學案補遺》卷三)。
李覯還是一位詩人。王士真在《居易錄》中曾稱讚李覯的《王方平》、《璧月》、《梁元帝》、《關僧還廬山》和《憶錢塘江》五首絕句“風致似義山”。對此《四庫全書總目》也認為,除《梁元帝》一首“不免傖父面目,余皆不愧所稱,亦可謂淵明之賦《閒情》矣。”他的詩“受了些韓愈皮日休陸龜蒙等的影響,意思和詞句往往都很奇特,跟王令的詩算得宋代在語言上最創及酬和之作,但也寫了不少有著充實的現實內容的詩篇。”“根生但為松,翼飛但為風。王侯尚可輕,道義本來重”(《寄懷》),字句質樸,語出自然,而重道義爵祿的情操,躍然紙上。“居官無藉手,選部豈知賢?廉善雖由己,亨通亦在天”(《送張評事》),揭露了當時吏治的黑暗。由於他關心國計民生,加上自己政治上的不得志,又長期生活在農村,所以,也寫了一些批判時政,反映農民疾苦的詩,表現了他對現實的滿和對人民的同情。“產業家家壞,誅求歲歲新”,“朱門仍奢侈,柴門轉窶貧”(《村行》),“役頻農力耗,賦重女工寒 ” (《感事》),抨擊了官府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反映出階級矛盾日趨激化的現實。他在《哀老婦》詩中,寫一個有兒有孫的老婦人還要改嫁。什麼原因呢“子豈不欲養?母豈不懷居?”都不是,而是因為“徭役及下戶,財盡無所輸”。這是一種多么悽慘的景象啊!
他的詩文,今存《直講李先生文集》(又稱《盱江先生全集》)三十七卷,另有《外集》三卷附後。《宋史》卷四三二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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