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虞舜文化人類的精神是人類文化的最高表現，是凝聚人類社會、推動社會前進的重要力量。虞舜精神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在千百年的奮鬥發展中孕育的精神財富，與“求真務實，誠信和諧，開放圖強”的浙江精神一脈相承，更在虞舜的故鄉上虞，世代傳衍，歷久彌新。今天當我們面臨“大橋經濟”的到來，當我們站在由“龍山時代”邁入“曹娥江時代”、繼而邁向“杭州灣時代”的新的歷史起點上，更好地挖掘、傳承、弘揚虞舜精神，與時俱進地豐富和發展虞舜精神，對於進一步激發上虞人民的創造熱情，推進三個文明建設，開創更加和諧美好的明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體現
一、虞舜“德聖”的主要體現
中華文明始祖之一的虞舜(舜帝)，是我國由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堯帝、舜帝並稱五帝)時代向夏商周三代過渡的歷史轉折時期的一位聖君，以賢德孝行著稱。《尚書·舜典》載：“德自舜明”。《史記·五帝本紀》云：“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酈道元《水經注》引《晉太康三年地記》曰：“舜避丹朱於此，故以名縣。百官從之，故縣北有百官橋。亦云，舜與諸侯會事訖，因相娛樂，故曰上虞。”上虞作為虞舜的出生地，除了史料的記載外，更有虹漾村、象田、石棚、舜井、舜江、舜廟、舜橋等眾多舜跡遺存。
虞舜倡導為人、持家、做官、治國均以道德為人本，開創了中華道德文化之先河，被後人尊稱為“道德始祖”、“百孝之首”、“文明之元”，深受海內外華夏子孫的尊崇和敬仰。綜合史料和傳說，虞舜被推崇為歷史上道德最完備的帝王，其“德聖”主要體現在以下九個方面。
1、孝感動天。如《尚書》所說：“瞽子，父頑、母囂、象傲；克諧，以孝丞丞，又不格奸。”
2、厚德載物。耕歷山，歷山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不苦窳。“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其仁愛之德，有口皆碑，因而人人擇舜而居，眾望所歸。
3、舉賢任能。舉“八元”，“使布五教”；用“八愷”，“以揆百事”；薦大禹，治水成功；任命二十二賢才，得以天下大治。
4、納言從諫。如《古今注》所言：“詢於四岳，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作五明扇，設誹謗之木以錶王者納諫。
5、懲治奸佞。流共工，放灌兜，殛伯鯀，遷三苗。如《史記》所載：“……於是四門辟，言毋凶人也。”
6、以德化人。感化三苗：“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乾戚而舞之。”“三苗不服，禹請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流宥五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7、擴大疆域。黃帝時疆域南只到長沙，顓頊時疆域南也只到長江南沿，堯帝時洪水泛濫，三苗趁機作亂，直至舜帝，才征服三苗，使南邊疆域直到五嶺以南。“方五千里，至於荒服。……四海之內，鹹戴帝舜之功。”
8、敬敷五教。畢身推崇“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成為中華民族傳統倫理道德觀念的鼻祖。
9、禪讓帝位。禪讓始於堯帝，止於舜帝。舜因子商均不肖而“不足授天下”，“乃預薦禹於天，為嗣。”從大禹以後，歷代帝王都是世襲制。
除上述九方面“德聖”以外，舜還開創了中國官吏考核制度，如《尚書》云：“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並最早奠定了中華民族的教育方法論和文學、藝術的基本理論。如《尚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二、虞舜文化的基本內涵
關於什麼是虞舜文化，就本元意義上的虞舜文化來說，近幾年來專家對此有一個基本的共識：舜作為“五帝”的最後一位，處在文明成立並繁榮發展的重要時期，舜帝的“明德”思想集中體現為重德政、行教化、講求社會和諧和孝道。而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和“孝悌”，即起源於虞舜之道，並繼承發揚虞舜思想，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因此舜帝是道德文明的鼻祖，虞舜文化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母源。
而虞舜文化的特徵則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重德治，以倫理道德作為維繫社會道德的根本。舜是中華民族道德文明的鼻祖，重德治是虞舜文化最核心的所在。舜畢身推崇“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由此生髮的仁義禮智、孝悌忠信等儒家倫理思想，滲透於整箇中華民族的心理和意識之中。在中國，道德的威力始終比法律更為重要和有效，重道德修養也直接造就了許多氣節崇高的民族英雄。
2、重入世，主張剛健自強的人生態度。無論是耕歷山、漁雷澤，遷三苗、擴疆域，還是舉賢任能、禪讓帝位等，都是舜主張在現實生活中實現崇高道德理想的體現。重入世，重以舍利取義的態度解決現實問題，強調剛健自強的人生態度是虞舜文化的重要內容。這與《易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對中華民族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具有異曲同工之義。
3、重和諧，提倡“和而不同，執兩用中。”舜一定程度上是行教化，以德化人的化身。行教化、以德化人，目的是為了造就人們協同的道德精神並將其外化為具體的協同性行為，維護社會的和諧發展。但“和”不等於“同”，舜納言從諫、懲治奸佞等，就是和而不同思想的體現。那么如何達到“和”呢?繼承和發揚虞舜思想的儒家思想提倡“執兩用中”，即中庸。中庸的核心是言行適度，反對偏激，主張以理節情，以此達到人與人之間的和諧。但中庸不等於沒有原則，模稜兩可，而是在某些問題上應注重權變。崇尚“和”、“中”，養成了中華民族注重和諧，維護整體，溫文爾雅，謙讓寬容的民族精神。
4、重包容，有強大的同化力和頑強的生命力。同任何一種延綿至今的文化一樣，虞舜文化之所以直到現在還生生不息，一個十分重要的特徵是包容並蓄，形成了同一性和多樣性相結合的發展態勢，並因此具備了強大的同化力和頑強的生命力。這種包容並蓄其內涵、形態十分豐富複雜，但概而言之有三個特點是較為明顯的，一是大陸文化的特點較為明顯；二是農業文化的特點較為明顯；三是家國同構的封建宗法文化的特點較為明顯。
三、虞舜精神的初步探微
“精神”，在現代漢語中有“宗旨”的意思，文化精神更是滲透到文化中的主要宗旨或主導思想，是文化現象中最精微的內在動力和思想基礎，是指導和推動文化不斷前進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觀念。虞舜精神和虞舜文化的關係亦同樣如此。
在我們對虞舜文化的基本內涵有一個大致的了解以後，什麼又是虞舜精神的基本要義呢?換言之，今天我們要傳承、弘揚以至豐富發展的虞舜精神又是一種怎樣的精神呢?要回答這一問題首先必須搞清一個前提：即狹義的虞舜精神和廣義的虞舜精神。
依筆者之見，狹義的虞舜精神，主要是指與中華傳統文化重要母源的虞舜文化相對應的虞舜精神，亦可稱作本元意義上的虞舜精神。這一虞舜精神以“重德政、行教化、講求社會和諧和孝道”的虞舜“明德”思想為核心內容。內容上雖是狹義的，但地域的傳播和歷史的傳承上卻更具廣泛性。而廣義的虞舜精神，主要是指與上虞地域上幾千年來連綿發展的虞舜文化、地域文化相對應的虞舜精神，也可稱為本土意義或派生意義上的虞舜精神。這一虞舜精神在地域的傳播和歷史的傳承中，雖然具有地域性和局限性，但就內容而言則更富包容性和發展性，更具現實意義上的價值引導功能、心理凝聚功能、精神激勵功能。顯然，本文要重點探微的是後者而不是前者。
那么植根於上虞的地域文化，又在上虞幾千年的歷史社會發展中形成並豐富發展的這一種廣義的虞舜精神，其要義又是什麼呢？筆者認為主要由以下三方面構成。
一是崇德誠信的道德價值。“崇德”是虞舜精神最基本的要義，這一點無論在狹義的還是廣義的虞舜精神中，都同樣具有奠基石的地位。如果狹義虞舜精神中的“崇德”，還多限於舜的“德聖”的話，那么廣義虞舜精神中的“崇德”，更包含和容納了上虞幾千年來德治人文的積澱和由此孕育的諸多碩果。孟嘗的合浦還珠，曹娥的投江救父，李光的面斥秦檜，馬一浮的蔑視權貴，陳春瀾的捐資辦學等等，都是上虞素有濃厚“崇德”之風的生動、鮮明的體現。與“崇德”互動互生，“誠信”亦同樣是廣義虞舜精神的核心內容，這方面的例子實在是不勝枚舉。祝英台對愛情的忠貞不渝以至跳墳殉情，是生命對生命的誠信；經亨頤、夏丏尊在偏居鄉野一隅的白馬湖畔能集聚那么多文化精英，是人格與人格的誠信；上虞十萬建築大軍闖業上海灘成為華夏建築第一縣，是“義利雙行”的價值旨歸中信譽同信譽的誠信。“崇德誠信”作為上虞社會一條最基本的道德價值，一方面發展為虞舜精神的基石，另一方面更超越了時間和階層，成為一種穩定的文化心理，代代相傳並不斷完善。
二是激情務實的行為方式。“激情”是虞舜精神的特質，也是虞舜精神本質的張揚，這種張揚在上虞幾千年歷史社會的發展中，已經成為一道閃亮的人文風景。古老的青瓷發源於上虞，體現了善於創新、勇於創造的激情；謝安臨危受命挽家國於將傾，體現了匹夫有責、敢於負責的激情；明代四諫的冒死彈劾奸相嚴嵩，體現了追求正義、追求真理的激情；而令上虞人民深為驕傲的圍墾海塗，則體現了遇難而上、勇於拼搏的激情。“務實”是虞舜精神的精髓，在廣義的虞舜精神中，務實更富有上虞地域人文的特徵。王充的《論衡》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舉起了批讖緯、重務實的古代唯物主義大旗，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倡言“六經皆史”成為唯物史觀的萌芽，而竺可楨開啟的浙大“求是”校風和馬一浮“默然不語，其聲如雷”的諍言，同樣是上虞土地上一以貫之的求真務實精神的重要文化基因。“激情務實”作為虞舜精神普世價值下的行為方式，一定程度上也是以人為本的人本思想的集中體現，無疑具有強大的引領作用和凝聚作用。
三是和諧開放的處世態度。維護社會和諧是舜以德化人思想的終極目的之一，“和諧”作為虞舜精神基本內涵，同樣是上虞人民幾千年來養成的重要處世態度。上虞地處溫山軟水的江南，歷史上社會一直較為穩定，人們的性情一向較為溫和，加上東晉、五代十國和南宋時期三次大的北人南遷，上虞人民善於接納外來族群，注重社會共同體建設的和諧合作精神十分明顯。昔日的築塘治江和今日的文明城市創建、美化靚化上虞等等，都反映了人們在建設社會共同體中，政府和民間良好互動、人類與環境友好共存的積極心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虞人民素有貧富間相互扶持的傳統，民間慈善、仁愛、和諧的氛圍十分濃厚，捐款 1200餘萬元支持家鄉教育事業，成為“感動浙江”第一人的張傑先生更是此中的典範。與“和諧”相媲美，面向海洋、通向海外、走向世界的“開放”精神，既是屬於吳越文化範疇的上虞文化的基本特徵，也是廣義虞舜精神的基本特徵。如果說王充、謝安、謝靈運、章學誠、馬一浮、胡愈之、夏丏尊、竺可楨、吳覺農等諸多上虞文化名人在讀萬卷書的同時善於行萬里路，是“開放”基因使然的話，那么春暉中學“與時俱進”的校訓，更將“開放”的意義闡釋發揮得淋漓盡致。時至今日，“開放”已成為我們由“龍山時代”邁入“曹娥江時代”、繼而邁向“杭州灣時代”的發展圭臬。
在豐厚燦爛的上虞母土文化中，竊以為虞舜文化和虞舜精神作為一種優秀的文化傳承，是最應引起我們關注和重視的。如何更好地挖掘、弘揚這種精神，與時俱進地豐富和發展這種精神，或許正待破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