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澤[雲南大學首任校長]

董澤[雲南大學首任校長]

董澤(1888-1972年),字雨蒼,雲南省雲龍縣人。1922年主持創辦私立東陸大學(雲南大學前身),並任第一任校長。董澤留學哥倫比亞大學歸來,深受美國教育思想影響,創辦私立東陸大學時,仿效歐美高等教育和培養人才的模式,以及根據云南地方建設發展需要,提出辦學理念,對雲南大學的發展建設具有重大影響。

簡歷

董澤(1888-1972年),字雨蒼,雲南省雲龍縣人,他曾攻讀日本東京同文書院,在日本加入同盟會。1912年,考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及教育,1915年回國參加護國起義,擔任護國軍司令部秘書及駐港聯絡總辦,1917年初重赴美國完成學業。1920年獲碩士學位回國後,擔任過雲南省教育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及富滇銀行總辦、私立東陸大學(今雲南大學前身)校長等職。董澤深受美國教育思想影響,創辦私立東陸大學時,仿效歐美高等教育和培養人才的模式,以及根據云南地方建設發展需要,提出辦學理念,對學校發展建設具有重大影響。
董澤幼年在本地私塾讀書,稍長就讀於大理府院。1907年入省府貢院,第二年考取留日公費生,於東京同文書院深造。
1911年,董澤回國後投入辛亥革命運動,進攻南京總督府一役,董澤參加籌劃。回滇後任雲南軍督府秘書。公餘時積極從事社會活動,協助留日回滇的李全本創辦“雲南基督教青年會”。一次,軍都督蔡鍔參加演講會,聽後對董澤深為器重,隨後由都督府保送赴美國留學。臨行前蔡鍔題贈照片:“董澤君志願宏大,學性卓贏,今有美洲之行,特贈此照留念。”1912年,董澤抵美國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及教育,立志學成回國後致力於改革教育,培養人才。1915年董澤回滇參加護國運動,反對袁世凱竊國稱帝,就任護國軍總司令部秘書及駐香港聯絡員等職。護國運動勝利後,於1917年再度赴美國深造,1920年獲碩士學位。
民國成立後,省政府曾有滇、川、黔三省聯合設立大學的擬議,後因內戰頻仍,設立聯合大學未能實現。董澤向都督唐繼堯建議,雲南單獨創辦大學,以應建國人才需要,得到唐繼堯的支持,並委託董澤與教育司長王九齡共同籌建。進行中,雲南發生倒唐事變,唐氏出走,籌建大學一事中輟。1922年唐繼堯回滇主事,恢復大學籌備處,董澤與王九齡主其事,積極開展工作,營造校舍———會澤院及理化實驗教學樓。1922年9月,董澤被正式任命為校長。12月8日,大學成立,以唐繼堯別名———東大陸主人命校名為東陸大學(雲南大學前身)。董澤主持大學工作數年間,經費十分困難。他不辭辛勞,千里跋涉,親赴南洋各地,向華僑勸募捐款,逐步增設校舍,購置教學設備,新辟體育場,充實圖書館藏書,為學生創造較好的學習條件。董澤不僅在教育管理方面有建樹,在學術上也有很高的造詣。1925年,他獲得法蘭西科學院院士稱號。在辦好東陸大學的同時,健全並擴大私立成德中學董事會,把該校辦成一所模範中學。又於昆明雙塔寺創辦了雲南第一所美術學校,能容納學生200多人,為雲南美術教育打下基礎。1930年雲南省政府決定改私立東陸大學為省立東陸大學,停辦預科,董澤辭去校長職務。
董澤離開教育界後,先後任雲南教育司長、財政司長、富滇銀行總辦。當時雲南交通十分落後,除滇越鐵路外,全省無鐵路和公路,發展交通是發展雲南經濟的首要條件。1923年,董澤受命兼代交通司長,當年底雲南公署以第五號訓令正式任命董澤為交通司長,他到任後,即於12月擬具修從昆明到舍資的鐵路計畫,呈報唐繼堯。1924年2月,又會同軍政司長馬呈報《雲南工兵修迤西省道條例》,經省務會議決議,準如呈辦理,並指撥軍隊一部改編為工兵試辦。為延攬人才,董澤於1924年5月6日,發電報給在美國費城的何瑤:“滇緬路興工在即,告李熾昌克日回滇。”9月19日,滇西省道路工事處技監李熾昌到職,此外還有留美的段緯、留法的柳法唐等人都是董澤延請的技術人才。由於董澤興辦東陸大學的卓越成就以及他在教育、交通、金融、航空等各方面的傑出貢獻,1925年他榮膺法國法蘭西科學院院士稱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董澤曾任雲南省人民代表,高等教育委員會委員,省政協委員、常委,省人民政府參事等職。

以遠見卓識鑄雲南大學精神

董澤深受美國教育思想影響,創辦私立東陸大學時,仿效歐美高等教育和培養人才的模式,以及根據云南地方建設發展需要,提出辦學理念,對學校發展建設具有一定影響。
重視教師隊伍的建設。他認為“要辦好大學,物色師資,最是第一要務”。《東陸大學組織大綱》明文規定教師資格為:一、曾在外國大學畢業者;二、曾在本國大學本科畢業者;三、有精深著述,經本大學教授會評定認可者;四、外國著名學者。他始終把聘任優秀的師資作為辦學的第一要務,千方百計從歐、美、日歸國的雲南籍留學生中選拔“學力優良,經驗宏富”學者到校執教。在他努力下,先後有20餘位歸國學人到校任教。如留美的楊克嶸陶鴻燾華秀升周恕范思哲盧錫榮肖揚勛何瑤,留西歐的楊維浚張邦翰黃晃,留日的肖壽民華振李耀商等。私立東大共有教員53人,其中留學歸來的有27人,這還不包括香港學成歸來的畢近斗、李國清。另外又引進4外籍教師,講授英文、法文,禮聘國學大師、清代雲南唯一經濟特元袁嘉穀擔任國文教授。私立東大一時名師薈萃,人才濟濟。
堅持從雲南建設需要培養人才。創辦東大之初,曾擬定學校分設文、理、法、農、工、商、醫7科,科中分系,系有主任,藉收互助之實效,創辦者可謂雄心壯志。但董澤強調:“本校之創辦,純為國家培養人才,為地方發展文化。”又講:“雲南特產豐富,將來交通發展,必須形成我國西南之工業中心,蓋可斷言。若然則需要各種人才,曷可限量。”並一再強調:“本校之教育中心,以實用為依歸,故所授課程,務以實際,不尚玄談。”他說:“大學內容,文實並重,然各國大學也亦有先辦文科後報實科者。但就滇之現實觀察,覺工、機械各科,亦有可以同時籌辦之機會。”辦好一所大學生源是關鍵。當時雲南具備上大學的優秀生源少,為招收合格的學生入校,先辦文理預科,預計招收200名。1923年3月22日,昆明舉行大學預科生入學考試,全省推薦的300多人中,僅有30餘人達標。面對生源不足,董澤沒採取降分錄取的辦法,而是招收試讀生、補習生來提高學生質量。1925年第一屆預科生畢業,學校開始招收本科生。由於受地方教育經費、師資力量、學生質量、教學設備等限制,學校發展受到很大制約,他把有限的力量集中在培養雲南急需的政治經濟、公路建設人才方面,開辦工科的土木工程系和文科的政治經濟系。土木工程系主要開設公路建設的課程,這批學生畢業後大多投入到雲南公路建設中。有的成為公路建設的專家,如東大首屆畢業生浦光宗解放前曾任省公路局局長,解放後任過省交通廳副廳長,親自主持過我省重要公路橋樑的建設。
董澤在辦學中,正確處理計畫與現實的矛盾,既培養本省急需人才,又充分利用有限的財力、人力、物力,這是學校在各方面處於艱難困境中仍能發展的重要原因。
校園環境建設有其獨到見解。這體現在學校的選址和建教學大樓。他認為學校是教育場所,其地域必須寬敞,位置必須適中,建設必須獨特,才能體現大學之精神。1920年11月22日,他與王九齡就大學校址向唐繼堯陳述:“學校地址,自以規模宏敝,空氣清潔之區為適用”,還和王九齡等曾親臨考察省垣內外,先後考慮過將大觀樓、舊貢院定為校址。開始他們認為“只距城西3里許之大觀樓一所,尚覺相宜。該處向稱名勝,雖房屋結構與學堂性質不同,但略加改造已可適用,較它處拓地建築,事半功倍。”因距城略遠,交通不便,加之房屋不濟,文化淵源遜於貢院,故雖議終棄,最後選定明清貢院為校址。明清貢院原為科舉時代,雲南舉行鄉試之所,座落於昆明城北,築於東西走向的商山山脊之上,南臨翠湖,而近省垣中心,北靠城牆而望蛇山,東接北門城樓而迎金馬山,西向碧雞關,所謂“左金馬,右碧雞,枕蛇山,面翠湖,所詣他省所無”。地理位置得天獨厚,堪稱風水寶地。雲南首所大學選建貢院,既可繼承中國文化傳統,還能重振昔日文化雄風,這是董澤等為雲南大學選擇的一個最佳教學環境。
寧肯自己不領薪金,也要建蓋一流的教學大樓。1920年籌辦大學之初,董澤等認為學校基金至少300萬元。然而私立東大從籌辦到1927年,動產和不動產合計180多萬元,可見辦學經費相當緊張。然而董澤認為:創辦雲南最高學府,校舍形式必須崇閎雄偉而藝術化,寧肯自己不領薪金,也要把錢省下來建蓋一流的教學大樓。他建議參照哥倫比亞大學的建築風格建教學大樓(即今日的會澤院),並由學建築的歸國學者張邦翰主持設計。新建的會澤院工程浩大,需要大量的石料、河沙、石灰、水泥、木料等建築材料,據當時計算,其中需要太平石2000餘車,條石470餘丈,牆頭石437塊,整腳石230餘丈,大方石83丈,窗石2900餘個,轉角石460餘個,紅青磚100萬餘塊。這些材料除在本地生產外,有的還通過外商從國外購進,如曾“向若利瑪洋行定購黑木(柚木)2兜(火車皮)”,由滇越鐵路從越南,經蒙自運抵昆明。雖未查找到建會澤院的完整開支記錄,但購買紅青石、河沙碎石等11項,就開支了262595.25元。可見,建會澤院占用了學校相當大的經費。
經過一年多的修建,1925年竣工的會澤院氣勢磅礴,其獨特建築格調、嚴格的施工質量,經受近一個世紀風雨浸蝕,及抗戰期間日本飛機的轟炸等天災人禍的嚴峻考驗,至今仍為東陸精神的象徵。踏入校門望見巍峨的會澤院,人們猶然崇敬董澤等創辦人的遠見卓識和艱苦創業精神。會澤院不僅是雲大標誌性的建築,也成為雲南高等教育發展的里程碑,從此雲南就有了現代高等教育的殿堂。
提倡“以自由研究為教旨”,活躍學術研究。他主持制定的《東陸大學組織大綱》規定:“本大學以發揚東亞文化,研究西歐學術,俾中西真理融會貫通,造就專才為宗旨。”私立東大聘請的教師大多來自歐美日,各人所受教育不同,形成不同的學術體系和派別,同一學科亦有不同學術觀點派別,相互間為同一問題都會爭論。董澤主張學術上“以自由研究為教旨”,認為各種學術觀點應樊然並峙,這是思想自由即學術自由的通則,無論何種觀點或學派,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固,只要不到自然淘汰的地步,就應該讓它們自由發展。他允許教師自帶留學時用的教材教學,允許用中文或外文授課,國文、國史教師可自編教材;定期舉辦學術演講會,教職員輪流選擇有益於學術思想的問題演講,還聘請周鍾岳、黃延培、陳光甫等名流學者到校講學;學生討論時各抒已見、不囿於陳說,不迷信權威;學生中組織由教師負責指導的英文協進會、中文演說會、體育會、音樂會,及工科學生學行砥勵會;出版《東陸校刊》、《改造》等刊物,並由國學教授袁嘉穀主持出版《經傳釋詞》、《疑義舉例》等。
董澤主校8年,稟校訓、行校紀,承先古文明,借歐美科技進步、學術民主,對國民教育的發展頗有建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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