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名片
范德星（1882 -1945），字聚奎，廣東省合浦縣公館鎮南山村人，與陳銘樞是同窗學友，均就讀於公館文治書院（後改建為公館五中）。於廣東陸軍速成學堂第五期畢業，任粵軍第一師第一團二營連長。1925年8月粵軍第1師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4軍，任十師三十團中校營長、上校團長。
1931年任陳濟棠第一集團軍第一獨立旅旅長、第三軍第三獨立旅旅長、廣東中區綏靖委員。1932年2月，第三獨立旅在貢州新城被紅一方面軍殲滅一個團，一千餘人被俘，繳獲機關槍、步槍數百支。
1936年2月1日，授陸軍少將
1936年陳濟棠倒台，余漢謀主政廣東，任第四路軍總司令，為安撫陳氏舊將，設立了五個軍區，范德星任廣東第三軍區司令部少將參謀處長，不久取消軍區，改任第四路軍少將參議。
1938年初，成立廣東省民眾抗日自衛團統率委員會，范任第五區委員。
1938年10月25日，第四戰區第五游擊縱隊成立，范德星兼縱隊司令，管轄新會、台山、赤溪3縣的民眾日武裝，司令部駐江門。12月，因貪腐被撤職，
肇慶淪陷後，偽“西江人民保全委員會”成立，范德星為委員兼西江人民政府軍務處處長。後任偽廣東綏署參議、偽西江綏署副主任。日本投降前，躲在肇慶西門一家民房內，被抗日軍民搜出來，解交到第二方面軍前進指揮所辦理，他交代說自己因為落泊才擔任這個職務（一說是陳濟棠任命），沒有做過任何出賣國家的事，但仍被依法判處死刑，執行槍決。
他於1930年和同學陳銘樞等鄉紳發起創辦了合浦公館中學，是北海是最早的中學之一。思想在前期還算比較進步。他的兒子范汝超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在抗日戰爭中擔任抗日先鋒大隊長，後被反動軍官張相琦殺 害，1986年被追任革命烈士。
以下是他們家的故事:
蹉跎歲月、悲喜人生、家的故事
〈一〉 故鄉概況 我的故鄉合浦縣公館鎮南山村，坐落在南海之濱，合浦縣位於北海市的北部，南臨北部灣，屬北海市轄縣，轄 13 鎮 3 鄉，總面積 2339 平方公里，一九九八年時，人口約 86 萬。糧食作物以水稻為主，經濟作物有甘蔗、花生、黃紅麻等。文昌魚、儒艮。
故鄉概況
我的故鄉合浦縣公館鎮南山村，坐落在南海之濱，合浦縣位於北海市的北部，南臨北部灣，屬北海市轄縣，轄13鎮3鄉，總面積2339平方公里，一九九八年時，人口約86萬。糧食作物以水稻為主，經濟作物有甘蔗、花生、黃紅麻等。文昌魚、儒艮為世界稀有珍貴動物。土特產品有珍珠首飾、角雕工藝品、烏賊、對蝦等。文物景點有東坡亭、大土閣、海角亭、白龍珍珠城、合浦古墓群、紅樹林和南國星島湖旅遊度假區等。故鄉留給我童年時代印象較深刻的是，廉江鎮幾座橫跨在河兩岸的，整條原木架設的橋樑，它宏偉壯觀，雖經歷百年的風雨，一九八九年我返故鄉時，它依然屹立在廉江上，絲毫沒有腐朽的跡象。以整條原木構築的橋樑，在國內是絕無僅有的。合浦是珍珠之鄉，合浦珍珠亦稱南珠，無論是質地、純潔度、藥用價值，都是上乘的，在國內外久負盛名，合浦，便是南國一顆璀燦的明珠。
〈二〉祖父范德星(1882—1945年)
說起我們家，得先從祖父范德星(字聚奎) 說起，由於當年年幼，對祖父的情況一無所知，只能藉助於《蔡廷鍇自傳》，從中節錄有關祖父的部份內容，節錄如下：
《蔡廷鍇自傳》第256頁，百戰餘生 1931年(民國廿十年)
九月廿十八日天氣清爽，接真如(銘樞)先生來電：“國難日亟，全國須一致對外，現中央派樞為代表，日間南下，與粵當局商團結大計。”我接此電，甚為歡悅，惟駐大庾粵軍范德星部仍向我軍森嚴警備，我即將國難及真如先生返粵之情況電彼。並請他來贛接防，他復電極客氣。此後雙方常通訊息，不致有何誤會。
(註：以上的時代背景為1931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軍隊當時對江西革命根據地實行第一次圍剿。後因日寇入侵我國東北瀋陽，接南京蔣(介石)總司令電令，著蔡廷鍇所部(十九路軍)準備調京滬，由祖父所部接防(當時駐江西大庾，屬粵軍陳濟棠部)。從以上可以看出祖父治軍是較嚴的，對國難當頭也很通情達理，與蔡廷鍇將軍有一定的交誼。
《蔡廷鍇自傳》第422頁，1936年<民國廿五年六月>
當遊興正濃之際，廣東當局借抗日為名，實行割據是實，反抗中央之跡象已現。他（陳濟棠）派范德星等來請我返粵協助，唯我早已知其蘊，便向革命同盟最高幹部提出會議詳加討論後，遂向粵當局提出各種合作條件，請其詳細考慮答覆，我們便可返粵協助一切。
范君說：“請兄既往不咎，仍請偕同往省商量，大家精誠團結，再為黨國造福。”我說，尊意我甚感激，且我現手無寸鐵，多我一人也無濟於事，我決不牟然領教了。范君見我如此表示，即辭別上省。
（以上時代背景是蔡廷鍇將軍1933年參加蔣光鼐，陳銘樞、李濟深等組織的福建人民政府，號召抗日反蔣，後革命失敗，逃亡海外，歷游歐美，宣傳抗日救國，1936年返港住一星期，後返青山。廣東當局委派祖父請蔡將軍返粵協助。）
《蔡廷鍇自傳》第522頁，重整軍旅1939年12月22日民國二十八年）
“又念欽亷宿將甚多，再請委揚鼎中、范德星、黃質文為軍委會中將參議，均調本部服務。
（注1939年廣州、南寧相繼淪陷，當時蔡廷鍇任廿六集團軍總司令，在廣西一帶抗擊日寇。）
《蔡廷鍇自傳》第528頁，振旅南疆1940年2月24日（民國廿九年）
“楊參議鼎中派往桂林來返，林參謀長少波奉命赴渝開會，參謀處長閔某辭職尚未補缺，范參議德星，黃參議質文又須別往，總部高級幕僚星散，凡事都要我經手，就是最普通的例行公文，也要我親自划行。”
（註：1940年2月，系崑崙關戰役前夕，日寇在欽州灣登入增援，大舉向我進攻。）
祖父范德星曾任國民革命軍陸軍中將，綏靖主任，由於長期的軍旅生活，很少返回故里，在我的印象中，從我記事起與其從未謀面，但在《蔡廷鍇自傳中》，雖然是隻言片語，但亦從中可見一斑，可以看到他的為人處事，治軍嚴謹，對故鄉的慈善教育事業亦有一定的貢獻。
祖父出生於1882年（壬午年）農曆九月廿三日子時，幼年時與陳銘樞（字真如）先生是同窗學友，就讀於公館文治書院（後改建為公館五中），其元配妻子陳潤芳，生育二男，長子汝華，字鎮中，次子汝超，字逸如。後在廣州又娶一房妻子，梁惠芳，生育一男二女，男孩梁汝準，長女梁月萍，次女梁熙萍，均隨母姓，抗日戰爭期間，住澳門羅德禮將軍街25號。
北伐戰爭歸來後，1929年（民國十八年）祖父當時復任團長，回駐公館，見到母校一派蕭條的景象，遂與陳銘樞等昔日同窗，倡議籌備合浦縣立第五中學（公館中學）暮捐活動，並向全校師生髮表演說辭，捐款光洋一千三百元。購置“老虎角”、“禾昌角”兩處房地產，給父老宗親居住，大災之年，從南洋運回大米，救濟家鄉父老鄉親，出資修建公館市場，繁榮商貿集市，出資修建南山村國小，興修南山水利，捐資建造馬石江橋等。
抗日戰爭勝利後，因為與國民黨軍閥張發奎，有矛盾，被其指使鄧龍光於1945年殺害於廣東省高州鋒門嶺，終年六十三歲。
祖父畢生有功有過，有功者，除上述慈善教育事業之外，青年時代參加了北伐戰爭，後來又參加了抗日戰爭，參加了著名的崑崙關戰役，在崑崙關戰役中，在蔡廷鍇將軍任廿六集團軍總司令的總參謀部，任中將參議。其過，則是在江西駐軍時，參加了圍剿紅軍的戰役。但在第五次反圍剿時，廣東當局為了自身的利益，與紅軍達成默契，不與紅軍部隊發生衝突。總之，祖父的功與過，只能由歷史來作評判。
〈三〉父親范汝超字逸如(1910—1949年)
在合浦縣人民解放鬥爭中，作為黨的諍友的范汝超，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范汝超，合浦縣公舘區(解放前建制為區)南山村人，1910年出生於軍閥官僚家庭，但這並不妨礙他贊同支持革命事業。
父親畢業於中山大學政法系，法學士，抗日戰爭前，他在廣州讀書時，和進步同鄉同學很要好，如陳銘炎、陳任生，張進煊等，通過他們接受革命思想，對他們團結抗日的主張，十分同情和支持。“1.29”愛國運動以後，他參加了地下黨組織領導的抗日運動，著名的廣州荔灣事件，他是身先士卒，衝鋒陷陣的積極分子。
1937年9月，公舘一些反動分子，勾結公舘五中幾個敗類，煽動罷課風潮，並把進步教師石端、張進煊、何世權軟禁起來，父親得到訊息，不避艱危，衝破反動分子的封鎖，慰問張進煊等人，並把事件的內幕訴諸社會，挫敗反動分子的陰謀，保護了進步師生的安全。
全國抗戰開始，合浦地下黨組織建立發展很快，公舘、白沙等地都有了黨組織，父親當時在家閒住，和中共地下黨的鄒貞業、張九匡、張書堅等同志有密切的交往，了解抗戰形勢和黨的意見，接受黨委託他的任務，總是十分積極主動。1938年下半年，地下黨在全縣建立青年抗日先鋒隊，他熱情支持，欣然接受擔任東三團大隊長，乾的十分出色。1939年初，抗先隊集中一批骨幹，在公舘五中進行軍事訓練，他利用自己的社會關係，向國民黨自衛隊借了一批槍枝作訓練用，並且安排地下黨的一些同志在公舘區抗敵後援會工作。總之，他給地下黨開展工作出力不少。
1939年5月，地下黨合浦縣機關被破壞，陳任生等同志被捕，父親聞訊，親自到合浦縣城，到縣政府找偽縣長說理，同時又寫信給鄧世增等人，要求釋放陳任生等同志，事雖不成，可見他對我們黨一片赤膽忠心。
在抗日戰爭艱難的日子裡，他仍然和我們地下黨的同志保持聯繫，經常向我們地下黨提供敵人活動情況。1943年，地下黨的盧傳義等幾位同志在父親任校長（名譽校長）的南山國小教書，開展黨的活動，父親和這些同志聯繫密切，相處得很好，經常向黨內提供國民黨的情況，掩護黨內同志的工作。
1945年2月，公館地區武裝起義後，南山成為地下黨的一個游擊據點，父親經常向游擊隊提供情報。在公館，他是一位很有地位有影響的人物，他的支持和幫助，使地下黨的活動很順利。父親多次提出要參加游擊隊，我們地下黨的意見，以他的身份開展活動，比在游擊隊更為有利，經過說服，他服從黨的意見。
1948年左右。父親和陳琪、范堅等同志，在北海經商（實質是以經商的名譽，替游擊隊進行活動。），當時有兩艘機帆船，來往於香港、北海間，地下黨多次通過他們，多次從香港運回槍枝子彈和進步書籍，有一次還給地下黨運回一部無線電台。這些事情，有合浦縣委鍾德輝同志參與其事。
1949年7月，父親被合浦縣剿共司令張相琦和馮哲夫逮捕，父親堅貞不屈，不出賣革命同志，7月26日在押送縣城途中，在南康鎮仙人橋被秘密殺害，壯烈犧牲，終年39歲。
註：以上父親的生平事跡，選自合浦縣人民政府和縣黨委聯合編寫出版，李英敏主編的《珠鄉人物誌》，其中的詞句，我作了部份更改。由於我當時年紀尚幼，對父親的生平及革命事跡，記憶是朦朧的，可以說是一無所知。只記得父親當時存放在家中的槍枝，有步槍、機槍、亦有短小的小馬槍，進步書籍中的漫畫，其中有一幅漫畫，是諷刺蔣介石誇耀其有800萬軍隊，最終卻兵敗如山倒，拄著拐杖，一副殘兵敗將的模樣。
在童年的記憶中，父親身體很壯實，健談，樂觀，待人和藹，真誠，從不見他發脾氣罵人。
在父親最後一次臨出遠門的前夜，父親曾與母親長談至深夜，或許當時他已預感到災難要降臨，由於當時我尚年幼，不甚了解他們所談話的內容，不知他到底囑咐了什麼事情。
<四>故居 家庭 童年
1943年4月，我出生在合浦縣公舘鎮南山村，一個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那是一個苦難深重，民不聊生的歲月，日本法西斯的鐵蹄蹂躪著祖國的半壁河山。1939年廣州和南寧相繼淪陷，大批難民扶老攜幼，背井離鄉，顛沛流離，逃難到祖國的西南大後方，母親當時尚在澳門讀國中，由於戰亂，兄弟姐妹星散，不得己，跟隨其大姐返回父親的故鄉南山，當時大姨媽已與父親成家。
故居離公舘鎮約七、八公里，由公舘去南山，先到南山國小，然後到我們家，故居就在南山村的村頭，村後是巍峨的南山。故居是碉樓式的大圍宅院，進大院後左側是平房，前排及右側是二層樓房，樓上設有崗樓，裡面有可向外射擊的槍眼。圍屋的中央是一個曬穀場，大門設有雙層的保險門，前面是一層木板門，裡面是圓柱形木條做扛的拖拉門，木質很堅固。圍屋的前面不遠處，有一個魚塘，右側是一片柚子樹，柚子樹旁是長工居住的平房，還設有一個榨油坊，宅院的遠方是廣袤的田野，田裡種植有水稻、玉米、黃豆、芋頭、紅薯、黃紅麻、蕎麥(三角麥)、花生等農作物。
故居在我童年的目光中，是很寬闊高大的，但我於1989年回到故鄉時，故居由於年久失修，已被痍為平地，只留下宅中央的一片曬場，所看到的舊宅基地與我想像中的故居相差甚遠，遺留的宅基地充其量大約只有一百多平方米左右。當年祖父出資修建的南山國小校舍尚在，只是作了部份修補。
當年，我們一大家子人就居住在這個大宅子裡，進大門左側的平房裡，住的是祖母、伯父、伯娘一家。母親和我住前樓，前樓的中央是客廳，大姨媽一家住在右側樓房的二樓，宅子的後院還住有一家人，大概是堂叔伯的叔公一家。那時候我們的大家庭雖然已走向沒落，但還是維護著富貴之家，書香門第的面子，每家還是配有使喚、服侍的丫頭，服侍母親的丫頭名叫春梅，丫頭在家庭中沒有地位，燒火煮飯乾髒活，食不飽穿不暖，有時還要受到主人的責罵。只有服侍祖母的丫頭是個例外，有時亦敢戲弄主人，記得小時候，有次她給我一塊鹽吧，說是一塊白糖，放入咀後鹹得我哇哇大哭，而她卻樂得哈哈大笑。
當年的大家庭中的成員有，祖父、祖母、伯父、伯娘，伯父繼養有一養子——紹強，大姨媽，共生育四兒一女，大哥紹炘、二哥紹琪(頎)，三哥紹思，妹妹彥兒，彥兒與我同年，比我小一個月，最後一個是老五紹力。母親生育二男，我排行第四，名紹平，最後出生的是紹成弟，排行第六，出生在1948年歲未。
祖父范德星，在我童年的記憶中沒有什麼印象，因為他常年生活在軍旅，很少返回故鄉，從我於1943年出生，到祖父1945年去世，前後只相隔一年多兩年的時間，祖母亦沒有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是在節日，大約是農曆七月十四，在靈堂祭拜完祖宗的靈位之後，才會得到祖母賞給的一兩個糯米糍粑。我常得到祖母的呵護，記得一次母親在廚房煮紅薯糖水，我不小心將架在火坑的木柴踩中，將整鍋紅薯糖水掀翻了，身上被母親用樹枝條打得青一塊紫一塊，當時祖母將其狠狠的責罵了一頓，事隔六十年，此事尚在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記。
大伯父范汝華，字鎮中，是個十足的鴉片菸鬼，其骨瘦如柴，終日無所事事，躺在放有鴉片煙燈的床上，橫躺著，手中舉著煙槍，叼在咀里，吸完一顆鴉片之後，繼續搓一顆鴉片放在煙咀里，用煙燈點燃。靠房門口處，支著一個熬煉鴉片的小銅鍋。伯父在大宅院旁，大約在東側，種有一小塊罌粟(鴉片)，開花時節，它會開放出五彩斑爛的花朵,結果的時候，在收采前一天的傍晚，將罌粟果表面縱切幾個口子，當時便會流出白色的乳漿，第二天會結為黑色膠狀，便可以收采，然後在銅鍋里熬制，這便是原始的熬制鴉片的方法。除此之外，伯父唯一的工作便是收租，放債。伯母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印象，只是一位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家庭婦女。她們的養子紹強解放後沒有受到家庭出身的牽連，參加了革命工作，成為人民教師，八九年時在合浦縣常樂鎮中心國小任校長。
大姨媽曾在南山國小任教，其性格較剛強，外向且好動，而母親的性格則內向，生性懦弱，在家中，雖然是同胞姐妹，亦常有爭吵甚至動手的時候，而母親總是處在下風。為此，大姨媽在我童年的心目中，並沒有留下什麼好的印象，記得有一次她拿了幾塊銅板（舊社會的一種銅幣），要我叫她大姨媽，當時我並沒有喊她，但銅錢最後還是賞給了我。1986年，父親得到平反，恢復革命烈士的名譽，1989年我返故鄉時，見到大姨媽，她性格依然開朗，腰板挺直，這時，她的年齡已七十多歲，此我母親年長九歲，背著孫子，仍能乘坐在腳踏車的後架上。生活的磨難，歷史的滄桑，並沒有在她的臉上刻劃出太多的傷痕。這時，大姨媽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才有所改變，她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人。母親當時亦在南山國小任教，教語文和音樂。
雖然家境敗落，但童年的生活是無憂無慮，充滿樂趣的。夏天，隨兄長們到離村子不遠處的小河中游泳，當時尚不會游泳，只能算是泡泡水。有時用竹竿拴上一條線，綁上昆蟲或較小的青蛙，到村旁的田裡釣青蛙，當地亦叫田雞，每次總有不少的收穫。或者用竹片做成環狀，插在竹竿里，上面糊上蜘蛛網，到村後山坡上的樹林裡捉蟬（知了）。有時結伴到村後采稔果或爬到橄欖樹上采橄欖。村中還有一棵楊桃樹，楊桃成熟的時候，去採摘楊桃。沒有伴兒時，自己一個人到宅前的柚子樹下，收集樹上掉落下的花蕾，托在手掌上，花蕾揮發出陣陣沁人肺腑的清香，令人陶醉，留漣忘返。故居後山上還長有一種漿果樹，漿果成熟的時候，村中的婦女採集漿果，煮成漿糊，做布鞋時，用於糊布鞋底。清明時節，到南山下的山坡上掃墓祭祖，小夥伴們在開放著艷麗的野山花的草坪上，漫山遍野地奔跑，開懷地歡笑。秋天，到南山國小的草坪上，看村裡的長輩們放風箏，風箏的形狀有圓的或方形的，還有圓筒形的，晚上可以點上蠟燭的叫孔明燈的風箏，大的風箏有飯桌那么大，有的風箏上扎有響弓，是用山上一種野生的藤條，加工削成簿片，扎在竹片上，做成弓形，然後綁紮在風箏的背面，風箏升騰起來後，在勁風的吹動下，在空中發出“嗡、嗡”悅耳的聲響。秋收後，我們盡情地享受那豐收的果實，有煮黃豆、花生，拌有蜂蜜的小米粥，還有玉米、紅薯、芋頭及一種叫甜薯的。雖然是富裕之家，但後來家境已敗落，從我記事起，家中平時早餐吃粥，中餐吃紅薯或芋頭，只有晚餐才吃到乾飯。春節，是我們童年最盼望的日子，因為不但有豐富可口的食品，還可以得到家中長輩賞給的利市錢。春節是大人們最忙碌的日子，只見他們殺豬宰羊，劏雞殺鴨，忙得不亦樂乎，還有家中女性負責包粽子，做年糕，故鄉的年糕做得很大，大的有臉盆大小，做年糕時，將前一天浸好的糯米磨成漿，將米漿煮熟，加入黃片糖，絞拌均勻後，盛在鋪有竹殼的竹筐里，待涼後，便結成一餅年糕。一餅年糕，從大年初一可以食到正月十五。南山村附近有個廟堂，節日裡有廟會，廟會上有賣各式各樣小食品的，有賣各種水果，有油炸蝦公，有又甜又脆的芝麻烤餅，還有賭錢的賭攤，時而發出：“金錢葫蘆，蝦仔中”的吆喝聲。晚上廟會還演出大戲，邀請當地的粵劇團來演出，從年初一延續到正月十五。
〈五〉父親壯烈犧牲
一九四九年的公曆七月底，是個灰黑色的日子，先是聽說父親在公館被合浦縣剿共司令張相琦和馮哲夫逮捕，兩天后傳來父親被押解往縣城的途中，於七月廿六日被槍殺於合浦縣南康鎮，為革命事業英勇捐軀，壯烈犧牲，時年39歲。
當父親的遺體由親戚朋友及地下游擊隊的同志護送回南山村，置放在柚子樹下時，悲愴的氣氛籠罩著整個南山村，家中老少，親朋好友，痛哭流涕，蒼天亦為之動容，因為從古至今，多少個年輪，南山村里才出現一位有熱血的男子漢。
家中的頂樑柱垮了，當年孤兒寡母，年長的大哥紹炘年約十五歲，年幼的老六紹成一歲，我與彥兒當時六歲，留給他們的將是無盡的苦難。我不哭，不流淚，將眼淚留在心裡，因為父親用青春的生命告誡我們，人生要立志，要堅強，我是一個男子漢。
〈六〉解放，迎接解放大軍
父親犧牲後大約兩個多月，一九四九年的秋季，中國人民解放軍“隆、隆”的炮聲震撼著南疆大地，由遠而近，，四野部隊以摧枯拉朽之勢席捲雷州半島，站立在村頭，我目睹了國民黨殘兵敗將，丟盔棄甲，失魂落魄，一派狼狽的樣子，一股股潰不成軍的國民黨散兵，漫無目的地向海南方向潰逃。這隆隆的炮聲，預示著蔣家皇朝在祖國大陸徹底崩潰，新中國即將誕生，中國人民站起來，當家作主的日子不遠了，苦難的日子將一去不返。
就在國民黨散兵奔逃過去不足一個時辰，解放大軍的先頭部隊，仿佛從天而降，已到達我們南山村，他們沒有進村，而是在村外的田埂上席地而坐，作片刻的休息。隨後，村裡的大人組織我們一幫小夥伴走出村外去迎接解放軍，望著頭戴紅五星帽子，腳扎綁腿，風塵朴朴，和藹可親，遠道而來的解放軍戰士，雖然語言不通，卻沒有絲毫的陌生感，因為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中已經知道，他們是我們的大救星，是我們的親人。雖然經遠距離的奔襲，但他們依然神采奕奕，沒有絲毫疲勞的樣子，這與國民黨兵疲憊狼狽的樣子形成極大的反差，因為他們存在著信仰和心理上的差異。雖然我們沒有什麼慰勞品，但他們見到我們，仿佛見到久違的親人。或許是我的年齡較小，其中一位戰士將我抱起來，豎起大拇指說：“頂瓜瓜”，由此，我便知道，“頂瓜瓜”是第一名，出眾的意思，而小拇指，則表示排末尾，最差的意思，叫“呀呀嗚”。六十年的光陰過去了，這難忘的一幕，依然清晰地印證在我的腦海里。
〈七〉母親參加革命工作，離別故里
大姨媽和母親祖籍廣東新會，其父親在廣州市做牙科醫生，其母親在基督教會辦的幼稚園任教師，母親五歲時，其父親病故，十二、三歲時，其母親又病逝，她們兄弟姐妹五人，母親年齡是最小的，父母去世後，她只能靠兄長及姐姐的接濟，勉強維持生活，可見他們日子的艱難，其時正逢戰亂，可以說母親的童年及青少年，是在顛沛流離中度過的。
由於母親自出校門，沒有乾過農活，加上體質纖弱，更承受不了繁重的農活。解放初期局面不是很穩定，當地還有土匪特務的騷亂，南山國小尚未複課，我們的生活處於斷炊的狀態，後經組織上的聯繫安排，一九五0年初，母親被安排到北海市公安局搞戶籍工作，搞戶籍工作的共2人，其中另一位是姓陳的阿姨。一九五0年的國慶節，我是在北海市度過的，那是中華人民共各國成立後的第一個國慶節，那是我平生度過的吉祥喜慶，最歡樂的日子，北海市民及機關企業人員，學生及解放大軍，載歌載舞，歡慶這盛大的節日。在遊行的隊伍中，有舞龍舞獅，有扭秧歌，踩高蹺打腰鼓的，那歡樂的場面是終生難忘的，因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當家作主人，從此沒有戰亂，不受奴役和壓迫，從此不會顛沛流離。那時最流行的歌曲是：“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其歌詞的開頭是：“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著祖國的大地，背負著民族的希望。……”記得公安局裡的一位叔叔，每天清晨總是迎著朝陽唱這首歌，直到今天，我還清楚地記得那首歌的歌詞，因為它曾深深地打動我童年的心靈。國慶節那天，公安局裡的一位叔叔送給我一面五星國旗，我高興得手舞足蹈，國旗上的五星晚上在燈光下，會閃爍出亮光。國慶加菜，廚房裡的一位師傅還給了我一大塊煮熟的半肥瘦的豬肉，那是我有生以來吃到的最豐盛的一頓豬肉。
母親在北海工作時，因為成弟當時年齡尚幼，春梅姐當時還跟著我們幫帶成弟。當時我們住在北海市港務局，陳琪當時任局長，父親生前是他的同事及好友，因此，我們得到他不少的幫助，吃住都在他們家裡，由此，我亦得到上學的機會。後來時間長了，陳琪的老媽認為我們占了他們的便宜，常有牢騷，由於聽不慣她的閒言碎語，後來我們搬離他們家。不久，母親得到村裡的通知，要退回解放前穿著使用的衣物，春梅姐亦跟著回去，送回了村里，成弟當時好像亦寄託回老家，土改時才接回來。
大約在1951年初，母親又從北海市公安局調到合浦縣公路段，當時我在合浦縣廉州鎮中心國小讀書，在合浦縣公路段的時間是較長的，大概有半年以上。隨後又調到欽州公路段，在欽州的時間很短暫，隨後又由欽州調往南寧，廣西省交通廳。在欽州和南寧，由於沒有親友的資助，我都沒有讀書，閒住在家與成弟作伴。從欽州到南寧，乘坐的是公路段黃新司機開的大貨車，黃新當時亦同時調往南寧，新嫂當時與黃新師傅是新婚夫婦，亦同車去南寧，母親、成弟和新嫂坐車頭，我獨自一人站在車廂里，回首望那漸漸遠去的群山、白雲，我知道，離故鄉愈來愈遠了。
〈八〉結束語
慶幸的是，由於母親出來參加革命工作早，遠離了那是非之地，而大姨媽留在家鄉，土改時被劃為地主分子，由於受當時極左思潮的影響，土改時被掃地出門，作為地主被管制，不能再任教。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亦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其親屬在國外，困難時期寄回衣車用品，被基層幹部沒收自用，幾個孩子因為是地主仔，找不到妻子，大哥終身不娶，四兄弟中，只有三哥紹思成婚，二哥在父親得到平反，恢復革命烈士名譽後，八幾年在田東縣做建築時，結識一位都安籍的寡婦，才得以完婚，五弟紹力有短暫的婚史，至今單身。他們一家的悲慘遭遇，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父親得到恢復革命烈士名譽後，大姨媽亦得到恢復教師的職稱，領取到養老金，而此時的她，已是歷盡滄桑，七十多歲的老人。黨組織給予的評語是：“張相琦之流做不完的事，有人替他做了。”指出：“這樣對待范汝超的親人家屬，是不符合我們黨的政策的。”
母親雖然於1952年底經組織介紹，與繼父肖瑞林結婚，繼父家庭成份是貧農，但在我個人的履歷表上，家庭出身一欄，依然要填上地主，我不明白當時的政策是如何規定的，因為我當時畢竟只是幾歲大的的孩童。由此，在政治上總覺得低人一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一九八六年父親被追認為革命烈士，那種壓抑感和屈辱感才徹底消除。一九八九年我返回故鄉，見到三十多年未謀面的大姨媽、兄弟姐妹及父老鄉親。以上便是我們一家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的故事。僅以此文激勵子孫後代，繼承和發揚祖、父輩的革命遺志，為國增光
肖 平（原名范紹平）寫於百色
二00九年五月六日
註：有關祖父及父親生平的資料，除《蔡廷鍇自傳》抄錄的部份之外，其餘均為三哥紹思收集、提供。
後 記
解放前與父親常有聯繫的地下黨領導人，有陳華、葉國良等人。解放後，陳華在廣東省委任職，葉國良在湛江科委任職。解放後曾在百色任地委書記的楊烈，八六年曾在在廣西日報發表一篇革命回憶錄，回憶錄中，陳華當時的職務是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派駐欽廉四屬的特派員，是楊烈的上級領導。
一九八五年，合浦縣召開紀念公館起義四十周年紀念活動，陳華、葉國良等領導同志亦到合浦參加活動。一九八六年，父親得到恢復革命烈士的名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