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與元九書》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於今，凡枉贈答詩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於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敘為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仆既受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旨，粗論歌詩大端，並自述為文之意，總為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容隙，或欲為之；又自思所陳，亦無出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於今。
今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濁，遂追就前志，勉為此書，足下幸試為仆留意一省。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
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竇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誡，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
洎周衰秦興，采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泄導人情。用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於時六義始剚矣。《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詩》、《騷》皆不遇者，各系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雁為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為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於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於時六義浸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舍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苡”，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仆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於時六義盡去矣。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覙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況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廢食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
仆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知仆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瞀瞀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
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
仆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啟奏之間，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
又請為左右終言之。凡聞仆《賀雨詩》，眾口籍籍，以為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遍舉。不相與者，號為沽譽，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仆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仆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即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仆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緦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落眾耳，跡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
日者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仆私試賦判為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仆詩者。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娛樂，他賓諸妓見仆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仆詩者。此誠雕篆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
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屯窮，理固然也。況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屯剝至死。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況仆之才又不迨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仆數月來，檢討囊帙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為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動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閒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嘆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百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為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
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仆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仆詩者，知仆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為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遠征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今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辭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百千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罪吾，率以詩也。
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艷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絕聲者二十里余。攀、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一吟，不覺老之將至。雖驂鸞鶴、游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跡、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
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欲與仆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為《元白往還集》。眾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為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仆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為之太息矣！
仆常語足下，凡人為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況仆與足下，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況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粗為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是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知我心哉！
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少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銓次。勿以繁雜為倦，且以代一夕之話言也。
居易自敘如此，文士以為信然。
注釋譯文
注釋
①謫：封建時代特指官吏降職，調往邊外地方。
②梗概：大概，概略。
③胝：胼胝，手上腳上因為勞動或運動被摩擦變硬了的皮膚。
④瞀然：垂目下視的樣子，形容眼睛昏花。
⑤擢：提拔。
⑥裨補：增加補益。
⑦籍籍：形容喧譁紛亂的樣子。
⑧困躓（zhì）：受挫，顛沛窘迫。
⑨銓（quán）次：編排次序。
譯文
月日，白居易，微之足下：自從足下被貶到江陵府到現在，你贈送和酬答我的詩已近一百首了。每逢寄詩來，你還不辭辛苦，有時作序，有時寫信，都冠在卷頭。這都是用來闡述古今詩歌的意義，並且說明自己做文章的緣由和年月的先後的。我既然接受了你的詩，又理解了你這番意圖，也就常常想要回答來信，概略地談談詩歌的基本道理，並陳述自己做文章的意圖，總起來寫一封信，送到足下面前。但是，幾年以來，為事故拖累，很少空睱。偶然有了空閒，有時想做這件事，又想到我所說的並沒有超出足下的見解，所以有好幾次都是鋪開信紙又做罷了的。最終沒能實現過去的心愿，直到如今。現在被貶調到潯陽任職，除去起居飲食之外，沒有別的事可做，於是就瀏覽你到通州去時留下的二十六軸新舊文章，開卷閱讀領會其中的含意，真好象和你會面談心一樣。我長時蓄積於內心的想法，便想一吐為快，恍恍惚惚感覺你還在面前，竟忘記了你是在遙遠的通州。從而，我的鬱積不平的感情想要有所發泄，於是就回憶起從前的心愿，勉力地寫了這封信。希望足下為我用心看一看，是很以為榮幸的。
所謂文，起源真是太久遠了。三才都有自己的文：上天的文，以三光為首；大地的文，以五材為首；人間的文，以六經為首。就拿六經來說，《詩經》又是為首的。為什麼呢？因為聖人就是用詩感化人心，而使天下和平的。能夠感化人心的事物，沒有比情先的，沒有比言早的，沒有比聲近的，沒有比義深的。所謂詩，就是以情為根，以詩為苗，以聲為花，以義為實的。上自聖賢，下至愚人，微小如豚魚，幽隱如鬼神，種類有別而氣質相同，形體各異而感情一致。接受聲音的刺激而不產生反響，接觸到情感的影響而內心不感應，這樣的事是沒有的。聖人懂得這個道理，就根據言語的狀況，把它納入六義，按照聲音的形態，把它鎔入五音，使之合於規範。
五音有規律，六義有類分。韻律協調言語就通順，語言順暢聲音就容易動人。類分明確情感就得以表現，情感得以表現就容易感人。這樣一來，其中就包含著博大精深的道理，貫串著隱密細微的事物。天子和平民就以上下溝通，天地之氣就能彼此相交，人們的憂樂相同，人人的心意也就達到和樂。三皇五帝所以按正確的道理去辦事，垂衣拱手就把國家治理很好，原因就在於掌握了詩的義和音，把這作為主要權衡；也辯明了詩的義和言，把這作為主要的法寶。因此，聽到“元首明，股肱良”這樣的歌，就知道虞舜時代治道昌明。聽到五子洛汭這樣的歌，就知道夏太康的政事已經荒廢。用詩諷諭的人沒有罪過，聽到這種諷喻的人可以作為戒鑒。實行諷諭的和聽到這到諷諭的各儘自己的心力。
到了東周衰落秦國興起的時候，采詩之官就廢除了。天子不以采詩觀風的辦法補救並考察政事的缺失，平民也不以詩歌宣洩疏導自己的感情。於是頌揚成績的風氣興起來，補救政事缺失的道理遭到破壞。這時候，六義就不完整了。國風演變為楚辭、五言詩開始於蘇武、李陵。蘇武、李陵、屈原遭遇都不好，他們都切合自己的情志，抒發感慨而寫成詩文。因此，“攜手上河梁”之類的詩句，僅止於表達離別的傷感，“行吟澤畔”這樣的吟詠最終也只歸於怨憤的思緒。詩中所表達的儘是彷徨難捨，抑鬱愁苦，沒有寫到別的內容。但是距離《詩經》還相去不遠，六義的大概還保存著。因此，描寫離別就以雙鳧一雁起興，諷詠君子小人就用香草惡鳥打比方。雖然六義不完全，還能得到國風傳統的十分之二三。這時候，六義就缺欠了。晉宋以來，得到國風傳統的大概就罕見了。如謝康樂詩的深奧博大，但是多耽溺於山水。如陶淵明詩的超撥古樸，但是又多放情于田園。江淹、鮑照之輩，又比這些詩還要偏狹。象梁鴻所寫的《五噫歌》那樣的例子，連百分之一二也沒有。這時候，六義就逐漸微弱，走向衰落了。到了梁、陳中間，大都不過是玩弄風雪、花草而已。唉，風雪花草這類事物，《三百篇》中難道就割棄了嗎？這只是看運用如何罷了。比如“北風其涼”，就是借風以諷刺威虐的，“雨雪霏霏”，就是借憐憫征役的，“棠棣之華”是有感於花而諷諭兄弟之道的，“采采苢”，是讚美車前草而祝賀婦人有子的。這都是以風雪花草起興，而表現的意義則在於刺威虐、愍征役、諷兄弟、樂有子的。與此相反怎么可以呢？這樣，“餘霞散成，澄江靜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這類篇章，辭確實華麗，我不知道它所諷諭的究竟是什麼。因此，我說這些詩僅僅是玩弄風雪花草罷了。這時候，六義就完全消失了。
大唐已經興盛兩百年了，其間的詩人不可勝數。值得一提的，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還有詩中的豪傑，世人把他們並稱稱為“李杜”。李白的作品，才華出群，不同凡響，普通人沒辦法與之相比！但是，探索其中的六義，在十首之中連一首也不具備。杜甫的作品最多，可以流傳下來的有一千多首。至於貫通古今，格律運用純熟，做到了盡善盡美，又超過了李白。但是舉出《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這樣的篇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的詩句，也不過三四十首。杜甫尚且如此，何況不如杜甫的呢？ 我經常對詩道的破壞感到痛心，恍恍惚惚地就激憤起來，有時正在吃飯就吃不下去了，夜裡睡不著覺。我沒有估量自己才力的不足，就想的馬詩道恢復起來。唉！事竟與願違，又不是幾句話可以說盡的，但是還不能不向您粗略地陳述一番。
我出生六七個月的時候，乳母抱著我在書屏下邊玩，有人指著無字之字教給我。我雖然嘴上說不出來，但是心裡已經默默地記住了。後來有人拿這兩個字問我，即使試驗十次百次，我都能準確地指出來。那么我是生來就與文字有緣了。到五六歲，就學習做詩，九歲通曉聲韻，十五六歲開始知道考中進士的榮耀，就刻苦讀書、二十歲以來，白天學習做賦，夜裡刻苦讀書，間或也學習做詩，沒有空閒時間睡眠休息。甚至於嘴和舌頭都生瘡，手和肘都磨成繭。眸子裡面總是一晃一晃的，好象飛著掛著珠，動不動就以萬計。這大概是刻苦學習奮力做詩造成的，自己感到很悲哀。
因家庭貧困而又多事故，直到二十七歲我才應進士試。考中以後，雖然專心於分科考試，還是沒有停止做詩。到了做校書郎的時候，詩作足有三四百首。有時拿出來讓足下這樣的朋友們看。大家一見都說寫得工巧，其實我並沒有達到詩作者的水平。自從到朝廷作官以來，年齡漸長，經歷的事情也漸多，每逢與人談話，多詢問時政，每逢讀書史，多探求治理國家的道理。這才知道文章應該為時事而著作，詩歌應該為現實而創作。這時候，皇帝剛剛繼位，政府之中有正直的人士，屢次下詔書，調查人民的疾苦。
我正是在這時升做翰林學士，又做左拾遺的官，親手領取寫諫章的用紙，除寫奏章直接向皇帝陳述意見之外，有可以解救人民疾苦，彌補時政的缺失，而又難於直接說明的事項，就寫成詩歌，慢慢地讓皇帝知道。首先是用來開闊皇帝的見聞，對他考慮和處理國家大事有所幫助。其次是報答皇帝的恩情獎勵，盡到諫官的職責。最後是實現個人平生振興詩道的心愿。沒有想到，心愿沒有實現而悔恨已經產，詩歌沒有聞於上，而誹謗卻已經形成了。
我還要請你允許我把這件事徹底地說說。凡是聽到我的《賀雨詩》，眾人就一起喧嚷起來，已經認為不合適了。聽到我的《哭孔戡詩》，眾人就面呈怒色，都不高興了。聽到《秦中吟》，有權勢的顯貴和近臣都相視變色。聽到我的樂遊園寄足下詩，執政者就扼腕痛恨。聽到我的《宿紫閣村詩》，掌握軍權的人就切齒痛恨。大都這樣，不能全都舉出了。與我沒有交誼的人說我是沽名釣譽，惡意攻擊，嘲笑誹謗。假使是與我有交誼的，就以牛僧孺揭露時政而被斥逐的教訓警戒我，甚而我的兄弟妻子都認為我是錯的。那認為我沒錯的，整個世上也不過二三個人。有一個鄧魴，看見我的詩就高興，不久他就死了。還有一個唐衢，讀了我的詩就哭泣，不久唐衢也死去了。另外就是你的情況了，而你十年來又困頓到這步田地。唉！難道六義四始的傳統，上天就要破壞它而不能支持了嗎？還是我不知道上天的意願就是不讓人民疾苦聞於皇帝呢？要不然的話，為什麼有志於做詩的人不順利到這樣嚴重的地步呢？ 但是，我自己也思量過，我只不過是關東一個普通人罷了。除去讀書作文之外，其它事是胡胡塗塗一無所知，甚至連書法、繪畫、弈棋、博戲那樣可以與眾人交換聯歡的事，我都一無通曉。就是說，我的愚笨是可想而知了。當初應進士試的時候，朝廷裡面連一個疏遠的親戚也沒有，達官之中連一個曾有過一面之識的朋友也沒有。爭取功名我不善於奔走趨附。科舉考試我也沒有可靠的憑藉。但是，十年之間我卻三次中第，名聲為眾人所知，足跡達到侍從之官。在朝廷之外與賢俊之士相交結，在朝廷之中就服侍皇帝。開始我是由於文章知名的，最後又由於文章獲罪，那也是應該的。
最近，又聽親戚朋友們私下說：禮部、吏部舉行讚揚人才的考試，多用我應試的賦和判詞做為標準。其餘詩句，也經常在人們的口上流傳。我感到很慚愧，也不相信這件事。到第二次來長安的時候，又聽說有個軍使高霞寓，要聘娶一個歌妓。歌妓大誇其口說：“我能唱白學士的《長恨歌》，怎么能同別的歌妓一樣呢？”因此，就抬高了身價。足下書信中還說過，到通州的時候，看見近江的客舍柱子上有題寫我的詩的，那又是誰呢？以往我經過漢南的時候，恰好趕上主人集合一群歌妓，為別的賓客做樂。那些歌妓看我來了，就指著我互相使眼色說：“這就是《秦中吟》、《長恨歌》的作者。”從長安直到江西，一路三四千里，凡是地方學校、佛寺、施捨、行舟之中，經常有題寫我的詩的，平民、僧眾、寡婦、未嫁的姑娘也總有歌唱我的詩的。這的確是微末的小枝，沒什麼值得稱道的，但是現在時俗所重視的，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即使前代有才能的人物如王褒、揚雄，前輩如李白、杜甫，心情也是注重這一點的。
古人說：“名聲是天下所共有的器物，不要索取過多。”我是什麼人，我獲得現時的名聲已經夠多了。既要獲得現實的名聲，又要獲取現實的富貴，假使我自己成為造物主，能夠同時都給予嗎？我現在的困窮，是理所當然的。況且詩人向來是多難的，象陳子昂、杜甫，都是做一個普普通通的拾遣，而一直困難到死。李白、孟浩然一輩，連最低級的官職都沒做過，窮極潦落一生。近來，孟郊年已六十了，才最後試用做個協律郎，張籍已經五十歲了，也沒超過一個太常寺的太祝。他們都是什麼人物呵！他們是什麼人物呵！況且我的才能又趕不上他們。現在我雖說被降職調到遠方的州郡，做個佐貳之官，但是官階還是五品，月俸四五萬，寒天有衣穿，飢餓有飯吃，除去供給自身之外，還能養活家人，也算對得起白家的先輩了。微之微之呵，請不要為我憂慮吧！
我幾個月來，在搜檢書函過程中，得到新舊詩，按種類的不同，分了卷別。自做左拾遺以來，凡是所遇所感，與美刺興比有關的詩，還有自武德到元和年間即事立題而寫的詩，題做《新樂府》，共一百五十首，叫做諷諭詩。又有時公事完畢回家獨處，有時辭官閒居，滿足生活，保養元氣，隨意地吟詠性情的詩一百首，叫做閒適詩。又有受到外在事物的觸動，激起內在的思想感情，隨著所感所遇而以歌唱表現出來的詩一百首，叫做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的絕句，長自一百韻短至二韻的四百多首，叫做雜律詩。一共十五卷，大約八百首。將來我們相見的時候，一定全部送給你。
微之，古人說：“不見用的時候就只顧自我修養，見用的時候就要為天下人造福。”我雖然不賢，也常常以這兩句話為師。大丈夫所堅守的是聖賢的大道，所等待的是時機。時機到來，就是作雲的龍，搏風的鵬，生氣勃勃，勇往直前。時機不來，就是深山的豹，遠空的鴻，安安靜靜地，引身而退。仕進退隱，往何處而不怡然自樂呢？因此，我的志向是在造福於天下，我的行為是在只顧自我修養。我所奉行並貫徹始終的是聖賢的大道，以言詞表達出來的就是詩歌。所謂諷諭詩，表達的就是造福天下的志向；所謂閒適詩，表達的就是只顧自我修養的思想。因此，讀了我的詩，就知道我所堅持的聖賢之道了。其餘的雜律詩，有的是為一時一物所引起來的，有的是為一笑一吟所激發出來的，都是隨意成章，並不是我平生所重視的，只是在親戚朋友聚合離散之間，用它排除離別之苦，增加聚會的歡樂的。現在選編之時，本能刪去。將來有人替我編輯這些詩文，把它們略去就可以了。
微之，尊重耳聞的，輕視眼見的，崇尚古代的，看不起今天的，是人的常情。我不能遠追古代的舊聞做證明，就像近年韋蘇州的歌行，除去才氣超撥，詞藻華麗之外，很接近於以興的手法表達諷諭的意義。他的五言詩又高超雅正，安詳適靜，是自成一家的體制。現在的作者誰能趕得上呢？但是韋蘇州在世的時候，人們並不太重視，一定等到詩人死後，人們才珍重他的作品。現在我的詩，人們喜愛的，通通不過雜律詩和《長恨歌》以下那些作品。時俗所重視的，正是我所輕視的。至於那些諷諭詩，意思激切而言語質直，閒適詩思慮恬靜，文詞迂緩。由於質直並迂緩，人們不喜愛也是應該的了。現在愛我的詩，與我同時活在世上的，就只有足下而已。但是，千百年後，怎么能知道再沒有象足下這樣的人出現，而了解並喜愛我的詩呢？因此，八九年來，我與足下做官順利，就以詩互相鑑戒，遭到斥逐就以詩互相慰勉，各自獨居的時候就以詩互相告慰，住在一起的時候就以詩互相娛樂。與我相交的和譴責我的，大都由於詩呵！
比如今年春遊長安城南的時候，我與足下在馬上互相作樂，就分別吟詠新穎的短律，不摻雜別的體裁，從皇子陂歸昭國里，互相輪流吟唱，在二十多里的路程上吟詩的聲音一直不斷。即使樊宗憲、李景信在旁邊，也沒辦法插嘴。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詩仙，不了解我的把我看做詩魔。為什麼呢？心靈勞苦，聲氣耗費，日以繼夜，而不知辛苦，這不是魔又是什麼？與志趣相同的人結伴，而對美景，有時是花開時節宴飲以後，有時是月夜之下酒喝得正暢快，吟詠詩句，彼此唱和，竟忘掉了老年將到，即使駕著鸞鶴，去游蓬萊瀛洲這橛的仙山，那種快樂也不會比這更高了。那不是仙又是什麼？微之微之，這就是我與你以形體為外物，擺脫與俗人交往的蹤跡，蔑視富貴，輕視人間的原因。
正在這個時候，你的興致還有餘，還要與我把交往的友人的詩全部索取來，選擇其中最好的，譬如張十八的古樂府，李二十的新歌行，盧拱、楊巨源二秘書的律詩，竇七、元八的絕句，廣泛地蒐集，精心地選取，把它們編輯起來，稱為《元白往還詩集》。諸位君子得知考慮編選他們的詩這件事，沒有不雀躍高興的，把這看做一件大事。唉！計畫沒有實現，你就被降職調離，不幾個月我也接著被貶官了。性情沒有興致，什麼時候能完成，又要為這件事嘆息了。
我曾經跟你說，任何人做文章，都偏私以為自己的好，不忍心刪削，有時缺點就在繁多上，其間好壞自己又辨別不清，一定得依靠朋友做出公允的評價而不加寬容，進行討論刪削，這樣以後繁簡恰當不恰當才能處理合適。況且我與足下，寫文章特別怕繁多，自己尚且認為是毛病，何況他人呢？現在我們暫且分別編輯詩文，粗略地分出卷次，等到我和足下相見的時候，各人都拿出自己編輯過的東西，以完成過去的心愿。但是，又不知何年能相遇，何地能相見，死期一到，該怎么辦呵！微之微之，知道我的心嗎？
潯陽臘月，江風吹來，感到悽苦寒冷。歲末很少歡趣，長夜無眠。拿來筆鋪下紙，寂靜地坐在燈前，想到哪兒就寫到哪兒，語無倫次，請不要厭煩我的繁雜，暫且用以代替一夕之話吧。微之微之，知我心嗎？樂天再拜。
詩歌意境
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詩壇上，白居易是繼李白、杜甫兩顆巨星之後最輝煌的明星。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寫下了數量上占唐代詩人第 一 位的二千八百多首詩，且其中不乏至今膾炙人口的名詩佳句，還因為他繼承了從《詩經》到杜甫的現實主義傳統，掀起了現實主義詩歌運動——新樂府運動。他的至今還有巨大參考價值的現實主義詩論，對這一運動起了極其重要的指導作用，這是白居易的獨特貢獻。
關於白居易現實主義詩論中“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名言，他的詩歌必須為政治服務的核心思想，以及他的詩歌是現實的反映的文學觀點，人們已講得很多，研究得很深了。這裡只是就《與元九書》及白居易的其他一些現實主義詩論中的矛盾與得失談一點膚淺的體會。
為君與為民不能統一
白居易在《新樂府序》中曾說過他的寫作目的：“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詩人明確地把為君和為民放在一起。詩人的這種觀點，與他的儒家正統思想是分不開的。白居易的政治思想是複雜的，歷來的評論家早 已 指出，他的思想是儒、釋、道三家合一。由於他的出身，所受的教育 ， 社會地位以及生活實踐，儒家的正統觀念在他思想中占了主要地位。儒家思想有忠君尊王的—面，也有愛國愛民的—面，有積極進取的一面，也有消極獨善的一面，白居易說過：“‘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仆雖不肖，常師此語” （《與元九書》）然而，儒家思想畢竟是屬於封建統治階級的一種意識形態，是為本階級的利益服務的，白居易既然接受了這種思想，那么，由此而產生的關於詩歌理論的觀點，便不可能不是為君、為統治者的。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上，道家、法家之流是一貫反對文學藝術的，他們對文學藝術深惡痛絕，恨不得毀滅得乾乾淨淨。而儒家，從它的祖師爺孔老夫子開始，一直提倡文學，因為文學可以“興、觀、群、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論語 陽貨》），可以 “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毛詩序》）。說到底，就是文學可以為政治服務，為統治者服務。白居易當然不能擺脫這種影響，他說：“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育，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育、華聲、實義” （《與無九書》）。詩人很清楚詩歌的特徵：它具有感化作用，能幫助統治階級感化人心，治理天下。他還說：“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也。” 詩人認為，詩歌只要“經之以六義，緯之以五音”，就可以溝通統治者和人民的感情和關係，就能“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這樣，社會矛盾得到調和，於是 “上下交相，內外胥悅” （《策材六十九》），統治者可以垂拱而理，穩坐金鑾殿了。為了“上下交和，內外胥悅”，讓統治者垂袖而治，白居易不但提出為君而作，還相應地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他積極建議組織采詩，使下情上達，上情下達。做到 “廢者修之，闕者補之”，“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 （《策材六十九》），不再使皇帝耳目閉塞，被小人包圍，成為昏庸之君。他在《新樂府采詩官》一詩里說得很深刻：“君之堂兮千里遠，君之門兮九重隊，君耳難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貪吏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所畏。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無利”。白居易的忠君、為君之心，是十分明顯的。我們無須為他的現實主義詩論諱言，不應該因為他寫下那么多深刻揭露統治階級罪惡，深切同情勞動人民的諷喻詩就只講他為人民的 一 面，而惡視了或故 逃 避了他為君的—面。
但是，白居易畢竟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儒家正統思想中也有愛民的一面。他不會忘記自己少年時期因家貧，父親早死而嘗到的艱難生活的滋味，他也不會忘記自己青年時期在顛沛流離中看到的人民痛苦，聽到他們在重壓下發出的呻吟。他深切同情人民，一心要為人民說話。在“為君，為民而作”中，他強調的是為民。他勇敢地喊出 “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 （《寄唐生詩》）、 “但傷民病痛，不知時忌諱” （《傷唐 衢 》）、 “不畏權貴怒，亦任親朋譏”（《寄唐生詩》）。這樣自覺地，勇敢地願做人民的歌喉，唱出人民內心的痛苦，稱得上是中國詩史上的第一人。
在白居易看來，為民與為君是能夠統一的，兩者之間並不矛盾。詩歌既要為統治階級的政治利益服務，就要真實地反映 民 間的疾苦，人世的不平，揭露統治階級內部的弊端。他認為只要寫出了人民的心聲，深宮的皇帝就會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狀況，了解他們的願望和要求，從而調整和改良政治措施，減輕人民負擔，於是乎，“上下交和 ，內外胥悅”了。詩人實在是太善良，太天真了，在封建統治階級與人民民眾之間的利益根本對立的時代，在統治階級日益腐朽，國勢衰落，階級矛盾十分尖銳的中唐時期，為君與為民這兩個水火不相容的東西怎么能夠統一呢？“救濟人病，裨事時闕”，“上下交和、內外胥悅”，只是詩人主觀上的良好願望罷了。
詩人這樣說了，也這樣做了。他寫下了大量“ 惟 歌生民病”的諷喻詩，用那枝犀利、辛辣 的 筆揭露社會的黑暗，痛斥統治階級的殘暴 、 貪婪，用飽含同情的筆墨寫下了人民的疾苦。他諷刺的筆一直指向最高統治者——皇帝，他譴責唐憲宗的奢侈生活：“後王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堤亡國樹 ！ ” （《隋提柳》）；他痛罵那些官僚和將軍的驕奢淫逸：“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 ” （《輕肥》）。他嘲諷卑劣的官吏， “置州太守知不知？—丈毯，千兩絲，地不知暖人要暖，少奪人衣做地衣！” （《紅線毯》）。至於描寫農民疾苦的詩就更多了。《杜陵叟》、《觀刈麥》、《賣炭翁》 、《 新豐折臂翁》 、 《陵園妾》、《上陽白髮人》等，或為身負苛租雜稅重壓的農民發出沉重的嘆息；或為被宮廷使者搶劫一空的孤苦老人憂傷；有的寫出了人民對戰爭的怨恨，有的唱出了被壓在社會最低層，白白葬送青春、美麗的婦女的悲歌。
正因為在現實中，為君與為民不能統一，這類詩當然遭到了統治階級的憎恨。作者自己描述道：“凡聞仆《賀雨詩》，而眾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仆《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遍舉”。（《與元九書》）。在《傷唐衢》之二中，他又說自己的詩使得 “貴人皆怪怒，閒人亦非訾。” 於是，他在皇帝面前失寵了。在宦官與舊官僚的勾結打擊下，詩人在元和六年被左降為江州司馬。詩人心裡也明白是自己的詩得罪了權貴者之故，所以他說：“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 （《與元九書》）。這是白居易的可貴之處，也是他的光榮。他生活中遭受的這個重大挫折，本身就雄辯地證明了他的“為君” 、 “為民”而作是行不通的。
內容與形式存在矛盾
《與元九書》中，有—段有趣的敘述：“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 ？’由是增價。”白居易絲毫沒有自誇，事實確是這樣，他的《長恨歌》、《琵琶行》一出，不脛而走，傳遍天下。王公、妾婦、牛童、馬走雅俗共賞，無不爭相傳訊。他的許多詩作一千多年來一直為人稱道，其中很大一個原因是由於它們有極高的藝術性。
但是白居易又說：“今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 （《與元九書》）為何會有這種奇怪的不統一的現象呢？原因很多，但不可否認，其中也存在一個詩歌的內容與形式是否完美地統一的問題。大凡一個優秀詩人，他的詩能夠得以流傳不滅，他一定是講究詩歌藝術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的。白居易也一樣，他比較注意詩的內容與形式。他說：“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又說：“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偉之以五盲，言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 …… ”。他把詩歌寫作過程比作植物成長過程，根是感情，苗是語言，花是聲韻，果實是實義。這個比喻十分恰切，內容要靠形式表達出來，詩的感情也要靠語言形式表達，語言一定要音韻優美，才能“韻協而 宮 順，言順則聲易入。”詩人的許多詩按照這樣的要求寫了，成了不朽的佳作。在內容與形式兩者關係中，他堅持把詩的內容放在第—位，要求語言，形式為內容服務。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追求“宮律高”，“文字奇”，強調形式通俗，語言淺易。他說：“其辭質而輕，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真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 …… ”。他提倡質樸、通俗，是為了讓詩歌發揮更大的社會作用。詩人認為，只要詩歌有政治意義和真實內容，即使形式粗糙些也比那些華麗空虛，形式精美的作品強。這種觀點在《策材》六十八中表達得很清楚：“稂莠秕稗生於谷，反害谷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谷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 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碑誄有虛美愧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詩人的觀點，有進步可取的一面，特別是 “自大曆以還，詩格初變，開、寶渾厚之氣，漸遠漸離。風調相高，稍趨浮響”詩人所處的時代與大曆十才子只隔幾十年，受大曆十才子影響，逃避現實，趨向形式的詩風並未消失，詩人提出 “尚質抑淫，著誠去偽” 的觀點，是有較大的現實意義的。
但是，在詩的內容與形式的關係上，詩人又比較偏激了些，他強調詩的思想內容的重要，對藝術形式卻顯得不太重視。他的諷喻詩，如《秦中吟》、《新樂府》，目的是“ 惟 歌生民病，”他滿足“篇篇無空文”，至於形式技巧，則“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只求能表達主張就可以了。同樣，詩人帶著這種比較偏激的標準去衡量自晉、宋以來一直到杜甫的詩歌。由於過分地強調內容，他要求一切詩中都有諷喻，於是，像“餘霞散成綺”這類清麗，華美的佳句也因“不知其所諷焉”，而被否定了。甚至，在他這條標準衡量下，連李白，杜甫的詩也不算什麼了。“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此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覙縷格律，盡仁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之句，亦不過三、四十苜。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這個評價確乎有點過分了。劉勰《文 心雕龍 情采》篇中，對文與質有過精僻的論述：“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白居易卻忽視了這一點，他過分強調了“質”，在一定程度上把“質”同“文”對立了起來，凡是有“質”的，都是好詩，反之，講究“文”的，都應去之。當他要求詩為時為事而作時，詩只是成了“補察時政”的手段，他忘記了“根情、苗言、華聲、實義”忘記了思想內容必須通過生動的形象自然地流露，而不是直霹。生硬地說教。從詩人的創作實踐中也可看出，這種觀點妨礙了他的一些作品藝術質量的提高。固然，他的諷諭詩不少寫得明快尖銳，深刻動人，而且由於他的質樸、通俗，對他詩歌的廣泛傳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另—方面，由於詩人過分追求詩的政治諷刺內容，把寫詩當作他作諫官時 “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以上” 的輔助方法，因而使他的一些諷諭詩太直太露，缺少詩味，有些概念化、抽象化，影響了藝術感染力。也許，這便是人們更愛他的《長恨歌》、《琵琶行》以及一些雜律詩的緣故吧。
白居易重質輕文的觀點，對晚唐現實主義詩人也起了一定的不利影響。晚唐現實主義詩人直接繼承了白居易新樂府運動的傳統，寫了大量有份量的諷喻詩，但大多數作品總使人覺得“質”多了些，“文”少了些，比較淺、直。難怪有人批評晚唐現實主義詩人代表之一杜荀鶴是“詩三百首，唯一聯而已”。三百首詩，僅一聯佳句，恐是誇張、刻薄了一些，但也反映了他們忽視了文采與技巧的一面。
不可否認，白居易的詩論對後來的現實主義詩歌寫作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他的詩風，有力地影響了當代與後代的詩人，使現實主義詩歌的優良傳統發揚光大，白居易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但是，應該看到，他的詩論並非十全十美，也有—些缺陷與局限性，我們應本著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進行分析、研究，指出它的得失，加以批判吸收，這才是我們繼承古代文化遺產的正確態度。
作者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號香山居士，今陝西渭南人。早年熱心濟世，強調詩歌的政治功能，並力求通俗，所作《新樂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確實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盡規”，與杜甫的“三吏”、“三別”同為著名的詩史。長篇敘事詩《長恨歌》、《琵琶行》則代表他藝術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場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開”，但仍寫了許多好詩，為百姓做過許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著紀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寫過一些小詞。贈劉禹錫詩云：“古歌舊曲君休聽， 聽取新詞《楊柳枝》”，可見他曾自度一些新詞。其中《花非花》一首，頗具朦朧之美，後世詞人如歐陽修、張先、楊慎，都極為讚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