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情論

至情論

“至情論”是一種文學理論,學術界一般將其歸納於明代戲曲家湯顯祖的創作思想。 湯顯祖先後創作了《牡丹亭》(1598)、《南柯記》(1600)、《邯鄲記》(1601),連同以前所寫的《紫釵記》在內,合稱為“臨川四夢”或“玉茗堂四夢”,並在劇作中完整地展示了他的“至情”論。

人物生平

明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1550年9月24日),湯顯祖出生於一個書香世家。原居臨川文昌里(今臨川文昌橋東太平街湯家山),後移居沙井巷,建“玉茗堂”(內有攬秀樓、清遠樓、毓靄池、金柅閣等),故又自號清遠道人,晚年又號繭翁。其祖上4代均有文名:高祖、曾祖藏書、好文;祖父湯懋昭,字日新,博覽群書,精黃老學說,善詩文,被學者推為“詞壇名將”;父親湯尚賢是個知識淵博的儒士,為明嘉靖年間著名老莊學者、養生學家、藏書家,重視家族教育,為弘揚儒學,他在臨川城唐公廟創建“湯氏家塾”,並聘請江西理學大師羅汝芳為塾師,課教宗族子弟,生子湯顯祖、湯儒祖、湯奉祖(湯鳳祖)、湯會祖、湯良祖、湯寅祖;伯父湯尚質酷愛戲曲,還從事過戲曲活動,母親自幼熟讀詩書 。

湯顯祖出生於書香門第,祖父湯懋昭好老莊、喜談神仙,父親湯尚賢嚴正,從小便飽讀詩書,性格剛正不阿。萬曆五年(1577年)湯顯祖進京趕考,因不肯接受首輔張居正的拉攏,結果兩次落第。萬曆八年(1580年),湯顯祖第四次往北京參加春試。張居正三子張懋修去看望湯顯祖,湯顯祖也曾回訪而不遇。直到萬曆十一年(1583年)他33歲時,即張居正死後次年,才考中進士 。

湯顯祖中了進士後,仍不肯趨附新任首輔申時行,故僅能在南京任虛職。在職期間,與東林黨人交往甚密。萬曆十九年(1591年),他又寫了《論輔臣科臣疏》,揭發時政積弊,抨擊朝廷,彈劾大臣,因而觸怒了神宗皇帝。之後被謫遷廣東徐聞典史。後又調任浙江遂昌知縣。湯顯祖在地方為官清廉,體恤民情,深得民心,但最終還是因不滿朝政腐敗,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棄官回鄉,在臨川建了一座閒居,號玉茗堂,從此致力於戲劇和文學創作活動,終其一生 。

宇宙觀

《陰符經》,全稱《黃帝陰符經》,是一部繼承和發揚老莊道家思想、又吸收了古代陰陽五行學說的道教經書,湯寫《陰符經解》為之作注,其大旨仍不離老莊的道法自然、天道無為思想。首先,他指出,天地萬物均由“氣”生成,“一氣混成,三才互吞,以成宇宙,以生萬物。”這實際上是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宇宙生成觀的再現 。

接著,文中指出宇宙萬物在相生相剋的矛盾中發展,“天道陰陽五行,施行於天,有相變相勝之氣,自然而相於生,生而相於殺。”矛盾對立的雙方相互聯繫,在一定條件下又可相互轉化:“生死相根,恩害一門。生者死之,死者生之。恩者害之,害者恩之。”宇宙萬物都是相互聯繫的,一種事物的消亡意味著另一事物的誕生,故生中隱藏著死的根源,死中隱藏著生的根源,這就包含著莊子“物化”的思想。恩可轉化為害,害可轉化為恩,故“恩害一門”,這是老子“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伏”的矛盾轉化論,體現出一定的辯證思想 。

他還根據老子“道法自然”,強調天地萬物的存在均有其特定規律,且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生而殺之,天道自然也”、“天之道自然,天之行浸”。作者又進一步闡發了順應自然的重要性:“矧倒握天機,三反晝夜,動靜其中,三十六時,能食其時,能動其機;禽賊之師,固當萬倍矣”。這是從正面講順應自然則力量無窮。“道不自然,有害無恩”、“制之不以自然、小人得之輕命”,這是從反面講不順應自然則有害無利。“食失時,靈物受病。故食天地萬物以時,則養不屈。……動天地萬物以機,則動不危”,“自然則靜,不自然則動,動則死,靜則生”,這更是從正反對比中突出了順應自然的重大意義。總之,作者如此反覆地論述,說明其宇宙觀核心正是“天道自然”思想 。

政治觀

主張“無為而治”的治理方式。“無為而治”本是道家政治思想的總綱。《老子》中“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鎮之以無名之朴,夫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等等闡述的都是這一理論。“我無事”、“民自化”的思想被湯顯祖接受,並被運用到了治理遂昌縣的實踐中去。遂昌是浙西一貧瘠山區,“遂昌斗大縣,賦寡民稀,故學舍倉庾城垣等作俱廢,非生稍修治,殆不成縣。”但湯顯祖在任五年,卻把它建設成一個“賦成而訟希”(32)的理想之地,湯用的就是這種無為而治的方式。他在《寄曾大理》中提到:至如不佞,割雞之材,會於一試,小國寡民,服食淳足。縣官居之數月,芒然化之,如三家疃主人,不復記城市喧美。見桑麻牛畜成行,都無徙去意。這儼然將老子“小國寡民”理想付諸於實踐了,文中“芒然化之”正是“無為而治”的另一種說法。另如《答吳四明》中“至今五日一視事,此外唯與諸生講德問字而已”。《寄馬心易比部》中“喜遂昌無事,弟之懶雲窩也”,也透露出同一信息。湯顯祖正是以無為而治的方式實現了“正是官也清,吏也清,村民無事到公庭,農歌三兩聲”的美好理想。這是湯顯祖天道自然的宇宙觀延伸到政治觀的具體表現 。

人生觀

人生最勘不破的一是生死觀,一是名利觀,而湯顯祖卻能相對地擺脫它們的束縛,其原因就在於他將人生置於浩渺無邊、生生不息的宇宙之中,以一種道家式的宇宙觀去觀照人生,從而形成了豁達、超然的人生觀 。

他知道,個人的生命猶如燧石電火,一閃即逝且難以把握。“生死虛空一暮朝”,“惟人生之去來,像潮之出沒”,“來未詮其所根,去不知其何物”,故對生不必留戀,對死也無須畏懼。他又把死稱為“返虛”,認為死就是回歸到虛無,就是回歸到萬物之源。這與《老子》十四章“復歸於無物”思想相符。既然人死乃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自然規律,那么死時根本不用傷心,更應免除一切繁文縟節,所以他去世前曾作訣世語七首(祈免哭,免僧度,免牲,免冥錢,免奠章,免崖木,免久露),又交待以麻衣冠草履就殮,要求後代將喪事儘量簡化。這不僅包含了老莊的尚儉思想,更是其道法自然的宇宙觀延伸到生死觀的表現 。

生死觀既已勘破,那么名利二字更不被湯顯祖看重。他認為“功名即真,猶是夢影,況偽者乎”,功名猶如夢影,是不值得追求的,而清白節操和傲岸人格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他早年幾次拒絕權貴張居正的結納,就在於他“不敢以處女子失身也”。他最終遠離官場隱居玉茗堂更說明其已勘破了名利。在玉茗堂期間,他生活清苦而又瘦弱多病,對此他卻毫不在意,始終以一種超然豁達的心態去對待這一切。據載:“其食貧二十餘年,而阮嘯自如,萊舞無闕”,“每譜一曲,令小史當歌,而自為之和,聲振寥廓,識者謂神仙中人”。在他看來,能從事自己熱愛的事業,能達到精神上的真正自由就已是最幸福的事了。他還喜歡以陶淵明白況,又多追步竹林七賢:“比似陶家栽五柳,便無槐棘也春風”,“雅志在山王,無為慕嵇阮”等,表現出不追求功名利祿、潔身自好的高尚風格,也表明了一種超脫世俗束縛、追求自由境界的人生價值觀。這正是莊子摒棄一切世俗束縛的精神自由觀體現 。

批判和揭露

湯顯祖的政治理想與當時昏庸的朝政是格格不入的,種種打擊更激起他對現實的強烈不滿。如在《感宦籍賦》中,再現了仕林中種種醜惡之舉,他認為士人中“蟣虱之使”、“糞土之士”大有所在,有“作奸犯科”者,有“迂平取奇”者,有“賣功爵於攫金之後”者,有“乞告身於枕袖之時”者……,對各種腐朽世事他都毫不避諱地諷刺挖苦、嘲弄斥責,表現出敏銳的洞察力和大無畏的鬥爭精神。在《論輔臣科臣疏》中他更對當朝進行了一次政治大清算:“陛下經營二十於茲矣。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有欲,以群私人囂而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而有欲,又以群私人靡然壞之”。如此痛快淋漓地揭露官場黑暗的總根源,體現出批“龍鱗”、逆“聖聽”的大智大勇。總之,他對黑暗腐朽的種種現狀,從首輔權臣的專橫暴戾、宦官酷吏的貪贓枉法,到皇帝的荒淫昏聵;從抑賢禍國的科舉制、“恩蔭制”到堂而皇之的《大明律》等等,都進行了勇敢的揭露和批判 。

湯顯祖這種對理想熱情追求、對醜惡猛烈抨擊的行為繼承了老莊思想。老莊也曾以居高臨下的氣勢,以比常人更敏銳的感觸去批判社會,對一切假仁假義和黑暗骯髒也進行過無情的抨擊。他也和老莊一樣,終無“挽狂瀾於既傾”之力,老莊只能將理想付諸烏托邦式的幻想,湯顯祖也只能將理想寄之於“四夢” 。

創作思想根源

湯顯祖特彆強調“情”,湯顯祖推崇的情,核心是真,《牡丹亭記題詞》中說:“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他認為情是世上最寶貴的東西,應出生人死去追求。情又是人與生俱來的自然天性:“人生而有情,思歡怒愁,感於幽微,流乎嘯歌,形諸動搖。或一往而盡,或積日而不能自休”,“世總為情,……天下之聲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正因為此,他“一往之情,則為所攝”,創作了“臨川四夢”。他如此重“情”就是受了道家影響的結果。如燕南芝庵論曲曰:“三教所尚,道家唱情,釋家唱性,儒家唱理。”又有玄學家王衍說:“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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