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13歲跟哥哥胡福昌（紅軍烈士）到吉安學縫紉。1924年參加吉安工會，後被選為縫紉工會委員長。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任紅一方面軍被服廠廠長，紅軍總司令部副官處、中央政治保衛局科員、副科長、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所長、陝西洛川、三原聯絡站站長、黨中央外交部外事處處長等職。抗日戰爭時期，曾任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處處長、新四軍駐贛辦事處副官處副主任、處長、上饒辦事處主任。新四軍財經部駐華光公司督導主任、華東印鈔廠廠長、廠總管處主任。解放戰爭時期，曾任南下幹部大隊淮海大隊政委，豫、皖、蘇工商局副局長兼開封市銀行行長，武漢人民銀行監委。
解放後，胡金魁主要從事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多年來他一如既往，忠心耿耿，忘我工作，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的各項任務。在“文化大革命”中，雖身陷逆境，仍忍辱負重，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受到黨內外人士和民眾的讚譽。
胡金魁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囑咐簡辦喪事，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開追悼會。1982年7月23日，胡金魁在武昌逝世，終年76歲。
接待斯諾
1936年秋，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來到延安。組織上派胡金魁聯同斯諾採訪，旅期兩個多月，從衣、食、住、行與安全等各方面，他都給予斯諾很多幫助，他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斯諾臨別時，贈給胡金魁一支派克鋼筆和一塊掛表作紀念。斯諾在《西行漫記》—書中特別刊登了胡金魁年青時的照片。《斯諾眼中的中國》對胡金魁有一段記載：“一個紅小鬼的成長。紅軍外事處派來的代表傅錦魁（譯音）陪我向前線趕路。他很坦率地把我看做一個帝國主義者。不過，無論那一方面，他都給了我很大幫助。不等到目的地，我們已經成了好朋友。傅錦魁1930年參加紅軍，他具有大學生的溫雅和沉著風度。但卻是一個完全自學，或者說由紅軍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他幽默、有耐心、機智和勇敢。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四五年前，他還是一個目不識丁的工人。……”1982年春，在紀念斯諾逝世10周年時，斯諾夫人洛尹斯·斯諾訪華，胡金魁高興地見到了她，回憶整理了《斯諾在保全》、《斯諾是來尋找東方魅力》等文章，分別發表在《時代的報告》與《斯諾在中國》等文集裡。（原文“傅錦魁”,系斯諾音譯時、以及後來英譯漢時兩次錯誤造成,正確應為胡金魁。在1980年之後中國的漢譯版本中已經更正此錯)
抗戰期間
1936年“西安事變”，胡金魁隨周恩來副主席去西安，在那錯綜複雜、危機四伏、緊張不息的談判中，周恩來的崇高品質、天才睿智和卓越的談風魅力，成為胡金魁學習的楷模。1938年6月，胡金魁南下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又在周恩來身邊，後派他去南昌新四軍駐贛辦事處工作。“七七”南昌舉行紀念抗戰一周年遊行。在遊行隊伍中，有人喊“打倒共產黨，有人喊“打倒國民黨”，雙方發生衝突。南昌國民黨警察製造口實逮捕了辦事處數人。主任黃道派胡金魁去交涉，幾經周折才釋放人，並迫使警察局公開賠禮道歉。
1939年初，胡金魁任副官處處長，在此期間，國民黨江西省五局在辦事處對面設立了特務大本營，秘密監視辦事處的活動。胡金魁毫不畏懼，利用合法身份，堅持抗日救亡活動，積極輸送進步青年參軍參戰，為新四軍籌集軍餉、軍服、醫藥品、槍枝彈藥等軍需物資。3月，日軍進攻南昌，國民黨第三戰區副司令官羅卓英，派憲兵八團藉口徵用辦事處的汽車，妄圖包圍殲滅辦事處。黃道得悉密電後，採取緊急行動，於25日深夜12點，帶領胡金魁等20多人乘上海煤業救護隊的汽車，撤離南昌到向塘，換乘火車到橫峰，在黃道老家姚家壟三、四天后，動身去皖南。路過金華時，又遇到周恩來，便一起到上饒。4月上旬，胡金魁陪同周恩來到盤石渡看守所，看望被國民黨當局無理逮捕的溫州新四軍通訊處的8名工作人員。
黃道犧牲後，周恩來電告中央委任胡金魁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駐贛辦事處主任。在任職期間，胡金魁出色地完成了軍部交給的三項任務：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占線，輸送青年參加新四軍、八路軍；向國民黨第三戰區第五軍需局要給養；利用供給關係，為新四軍軍部蒐集情報。葉挺軍長親自向胡金魁指示過工作。1940年底，胡金魁獲悉國民黨將以7個師包圍新四軍軍部，即電告軍部。軍部命辦事處撤離，胡金魁仍然到軍需局領了最後一次13萬元軍餉，於1941年1月4日深夜，帶領辦事處人員從後門乘卡車撤出，衝過3道封鎖線，5日晨到達安徽太平，下午到茂林軍部，將軍餉等物件交給了軍需處。6日清晨戰鬥打響了，國民黨軍隊以7萬兵力包圍不滿萬人的新四軍，血戰7晝夜。葉挺命胡金魁為臨時佇列參謀，組織突圍。突圍後，胡在山上遇到軍需處長羅湘濤、特委書記胡明，3月初趕到軍部。
金融工作
1941年，新四軍決定印製江淮銀行角票抗幣投放市場。胡金魁被任命為華光公司督導主任。1942年7月1日，在阜寧羊寨鎮江淮印鈔廠正式開工，胡金魁任副廠長。4個月後凹版一元券抗幣和凸版五角券投放市場。從經濟上有力地打擊了敵人。1943年春至1944年秋，胡金魁一直堅持黃海鬥爭。警衛後委系統有一個海防團，敵人掃蕩，工人下海，敵人跑了，工人上岸生產。在此期間，胡金魁一人負責全廠工作，從行政、生產、政治思想、整風、民運、反掃蕩等，樣樣都抓。在這繁忙的工作中，胡金魁更加重視文化與理論學習，每天早晨與晚間堅持學習兩小時（他蠅頭小楷筆記本保存了一箱，印證著他可佳的學習精神，留下了寶貴的史料）。在他樸實無華、言傳身教、潛移默化的薰陶下，大批優秀工人、知識分子紛紛入黨，分別提拔為股、科級幹部和出色的雕刻師。這批人才，以後陸續成了新中國印鈔戰線上的骨幹力量。
1944年秋，蘇中車橋戰役大捷，新四軍後委及所屬工廠由黃海轉到寶應湖水網小島村落。7個師的印鈔廠除五師和浙東外，全部集中寶應湖，以江淮印鈔廠為中心，華中第一印鈔廠，淮北膠印廠等為第二、第三印鈔廠，並建立造紙廠和修理廠。為了統一領導，成立了華中印鈔廠總管理處，胡金魁任主任，隸屬華中銀行領導。1945年，印鈔戰線上的工人隊伍不斷擴大，工廠自行發電，土洋結合，生產效率不斷提高。
1946年秋，華中印鈔廠總管理處和華中銀行隨華東第三野戰軍北上山東。印鈔隊伍分水陸兩路進軍，水路由楊秉超局長率領，陸路由陳穆行長與胡金魁率領。到山東後，北海銀行印鈔廠合併到華中印鈔廠總管理處。
1947年秋，國民黨重兵包圍膠東半島，各印鈔廠停產，物資、機器埋藏在山洞中，一部分人員由渤海衝破海上敵艦封鎖，向大連、臨江突圍。到臨江參加東江印刷局印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