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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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性,個人與社會本是相生相成的有機整體,然而在傳統社會科學中,對個人的研究往往歸屬於心理學範疇,對社會的考察則劃歸為經濟學、政治學等學科。布迪厄採取了一種關係式研究姿態使社會學打破個人和社會分離的社會學傳統,聚焦於具體而微的日常社會實踐而不是抽象演繹的理論思辨。“習性”概念就源於這種關注實踐、關注身體的社會學理論和方法。

基本信息

詞語概念

基本信息
【詞目】習性
【拼音】xíxìng
【英譯】 [habitandcharacteristics]
【詞性】中性詞
【基本解釋】
長期在某種自然條件或者社會環境下所養成的特性
引證解釋
1.長期在某種環境中逐漸養成的特性
《北史·儒林傳序》:“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唐杜甫《送李校書二十六韻》:“小來習性嬾,晚節慵轉劇。”魯迅《兩地書·致許廣平十》:“我的習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
2.修養性情
《北史·常爽傳》:“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身哉?”
3、佛學名詞
【習性】 又名習種性,即以前研習所修成的性。
在某種條件或環境中長期養成的特性:夫帝王子孫,~驕逸。
4、幸福學名詞
中國幸福學認為,動物(包括人)有求生的本性和懶惰的本性,其中懶惰本性中的懶性是指動物有能少走一步路就不會多走一步路本性,惰性是指動物在不受外力的作用下,都會按照原來的習慣行為而繼續下去。
習性就是動物的懶惰本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具體表現。

基本含義

習性,個人與社會本是相生相成的有機整體,然而在傳統社會科學中,對個人的研究往往歸屬於心理學範疇,對社會的考察則劃歸為經濟學、政治學等學科。布迪厄採取了一種關係式研究姿態使社會學打破個人和社會分離的社會學傳統,聚焦於具體而微的日常社會實踐而不是抽象演繹的理論思辨。“習性”概念就源於這種關注實踐、關注身體的社會學理論和方法。
“習性”概念的醞釀與布迪厄早期所從事的經驗研究有直接的淵源關係。當他在阿爾及利亞做田野調查時,目睹了當地社會前資本主義經濟遭受劇變,農民失去土地被亞無產階級化,此後他回到法國本土進一步研究法國貝恩亞農村社會。他意識到社會變遷與個體性情之間存在千絲萬縷不可忽視的聯繫。而此前的各種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的理論及分析模式要么側重結構,要么傾向主體性,它們都無力透徹地解釋這一問題。在他看來,存在主義誇大了主體的主觀選擇能力,對制約性的、前在的社會客觀結構置若罔聞。而列維-史特勞斯等人的結構主義理論把“關係的方式”帶入社會科學研究,並且為研究社會現象的經驗學科——社會學提供了走出實體的、本質主義研究的方法。但是結構主義的客觀“規則”完全拋棄了主觀再現的能動性,將一切社會和文化都看作結構性的制度和規則的總和,個體行動者不過是結構的承擔者和被動執行者而已。這種超越歷史的、恆定的共時結構,難以解釋精神結構對規則的主觀內化,也無法說明實踐的生成性活動。布迪厄認為個體和社會,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身體和精神的對立,理論建構和經驗研究的日益脫節都是人為、虛幻的設定,都無益於揭示社會世界的真實邏輯。他試圖從實踐的維度消解在社會學乃至哲學傳統中長期存在的二元對立。因此,習性、場域和資本等概念的建構深刻地體現了他試圖將個體與社會、主體與結構結合起來,從巨觀視角分析問題的關係式方法。
布迪厄關於習性的構想,還來源於埃爾文·潘諾夫斯基(ErwinPanofsky,1893—1968)的《哥德式建築與經院哲學思想》的影響。潘諾夫斯基發現,中世紀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的思想,對於哥德式建築風格有著深刻的影響。在哥德式建築與經院哲學之間,在大教堂建築與神學理論之間,存在著結構上的同源性。也就是說,經院哲學的教育無疑影響了中世紀的時代精神、心智活動,並滲透進當時人們的社會活動和思維方式乃至鑑賞判斷之中,也就此成為哥德式建築師的重要思想基礎。潘諾夫斯基認為“心智習慣”不僅僅在制度、實踐和社會關係中傳遞、滲透,它本身還作為特定條件下人的思想、行為的生成圖式,一種“形塑習慣”的力量起作用。布迪厄受到潘諾夫斯基的“心智習慣”和“習慣形塑力量”等觀念的啟發而發展出習性概念。
行動者的習性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方面,是社會空間的主導規則內在化和具體化為性情結構,另一方面指的是,習性作為生成性結構,能夠生成具體實踐行為的功能。因此習性是“被建構的結構(structuredstructure)”和“建構中的結構(structuringstructure)”,習性在客觀上是被規定的和有規律的,它們會自發地激活與之相適應的實踐,就像一個沒有指揮的樂隊,仍然可以集體地和諧地演奏。
“習性”概念和布迪厄的實踐理論密切相關。實踐邏輯不同於理論邏輯,它是一種前語言的、類似於遊戲感的模糊邏輯。人們總是親身體驗到遊戲感後,才能真正理解遊戲規則,並獲得正確參與遊戲的能力。對遊戲規則的理解被銘刻進人們的身體,形成前反思的意向性。譬如,足球運動員和足球競賽規則之間就存在著一種契合關係。運動員通過長期的訓練,不斷加深對足球比賽的理解,以至於他們的身體可以本能地意識到球的落點、走向、速度,他們可以下意識地控制足球,並同其他隊員的配合意識相結合,最後躲過守門員的攔截把球送進大門。
如同足球運動員經過長期訓練,最終能在身體中刻寫規則一樣,行動者漫長的成長過程,正是個人學習和理解社會規則,並得以社會化的歷程。伴隨行動者的成長,他們在實踐中形成特定的信念經驗,對生於斯長於斯的世界,產生一種從實踐體驗流露出來的認同。行動者的內在精神結構和客觀社會結構之間逐漸形成一致性,主體對世界產生某種“信念經驗(doxicexperience)”,即一種前語言的、下意識的對世界的想像,一種對世界的誤識。習性就建立在對世界的“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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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之上。因此習性是一種身體知識,體現了社會空間和身體性情之間雙向的辯證作用。因此,社會實踐既不是一個主體以純粹認知關係面對客體世界,也不是社會環境將機械的因果規律強加給社會行動者。習性萌生於客觀社會結構、制度和主觀習性的彼此契合中。
習性將集體和個體的歷史內化和具體化為性情傾向,將“歷史必然性轉化為性情”。因此,習性作為歷史和未來之間的中介,它脫胎於過去歷史,成為一個被鑄造的結構。它使得過去沉積在感知、思維和行動中的經驗,復甦為鮮活的現實存在,並長時段地生成未來的生存經驗和實踐。因此,習性總是與社會文化母體保持廣泛、深層次的聯繫。習性內化了個人接受教育的社會化過程,濃縮了個體的外部社會地位、生存狀況、集體歷史、文化傳統,同時習性下意識地形成人的社會實踐,因此,什麼樣的習性結構就代表著什麼樣的思想方式、認知結構和行為模式。
習性概念辯證地溝通了主觀與客觀、內化與外化、結構與建構、規則與生成這些二元關係,進而表明,經濟和社會等生存條件形塑著實踐,實踐又反作用於這些生存條件。習性是一種社會化了的主觀性,它揭示出所謂個人、私人和主觀的都是社會、集體的建構物。習性觀與許多社會學、經濟學遵循的理性行為觀念分道揚鑣,後者將實踐視為有目的、理性籌劃的自由選擇。這種觀念忽視了實踐行為受制於行動者內在化的社會和歷史條件的現實,也忽視了實踐行為某種自發的和模糊的生成邏輯。正如一個膚淺的市儈和一位胸中有韜略的知識分子同時參加社會遊戲的競爭,二者面對未來的姿態、眼光,遵循的策略和實踐軌跡迥然不同,這顯然與他們的社會身份、文化背景和行為能力密切相關。正是“習性”使這種歷史性關聯突顯出來。
習性作為被建構的結構,擁有長期生產性情系統的社會再生產功能,即在社會空間中不斷將社會等級內化和銘刻在行動者的心智結構和身體之上,並通過行動者的實踐,鞏固和再生產這種社會等級區分。因此,習性是社會權力通過文化、趣味和符號交換使自身合法化的身體性機制,它使得行動者受制於塑造他們的環境,想當然地接受基本的生存境遇,從而使現存社會政治、經濟不平等結構深入人心地合法化。
習性概念也是社會學反思方法的重要概念,它對身體性情和權力運作關係的揭示,為知識分子的自我反思提供了有效的分析途徑。進行符號生產的知識分子,同樣無法逃脫文化遊戲的權力巫術,布迪厄通過反思參與文化生產的知識分子習焉不察的習性,他們的成長軌跡、性情傾向和邏輯盲點,從而洞悉學術研究、科學探索等符號活動中的象徵權力邏輯。嚴肅而深刻的反思為知識分子直面現實公共問題、走出象牙塔積聚了批判力量。“習性”和“資本”、“場域”構成的概念三重奏缺一不可、互為補充,成為布迪厄為後工業社會日常生活中,符號權力的社會再生產巫術祛魅的重要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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