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領巾教學法

紅領巾教學法

1953年5月,蘇聯教育專家普希金通過對北京女六中的一堂觀摩教學課《紅領巾》的評議,尖銳地批評了我國長期流行的“先生講,學生聽”的語文教學方法,引發了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場具有全國影響的語文教學改革。這場改革推動了各地教師學習蘇聯的熱潮,一時之間“紅領巾”教學法風靡全國,幾乎成了語文教學的唯一方法。

基本簡介

紅領巾教學法是指解放初期,蘇聯教育專家普希金(一譯普希金娜)在北師大附中指導講授《紅領巾》一課時所運用的教學法。前蘇聯中國小語文是分俄語和文學兩科的。普希金的“紅領巾”教學法實質上是蘇聯文學課通行的教學法。後來又引進了謝皮耶娃的“文藝作品教學”程式。它有八個環節,即啟發工作,閱讀課文、讀後談話、逐段閱讀分析、編寫段落大意、複習閱讀、複述和創造性講述、結束談話。這一模式,通常稱為“講讀法”,很快風靡全國,但出現了機械模仿、公式化、形式主義傾向,如作者時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寫作特點等煩瑣講解分析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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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蘇聯中學文學教學大綱》對於分析一篇文學作品規定,必須要有介紹作家和作品的時代背景、閱讀、分析、結束、複習等嚴格的“五個步驟”。它特彆強調,所謂“分析”,即通過作品藝術形象的分析來闡明作品的思想內容。“分析是使學生逐步深入領會作品的重要手段。”因此,它也就構成講讀課的核心內容。它的這些規定,在1956年中學分科實驗時,基本照搬,形成了我國中國小語文教學的一種通行的現代文教學模式,

它基本上屬於凱模式的變式,就教學模式論來說,基本上屬於以認知論為基礎的系統學習模式,常規程式是:感知——理解——鞏固——運用。其基本要素有:①解題,介紹作者和時代背景;②初讀(或范讀)課文,講解生字詞;③分析課文,即教師串講,一般是分析結構、段落層次、大意,這是教學也是一般聽課、評課的重頭戲;④總結中心思想;⑤總結寫作特點;⑥課堂練習或布置作業。

是是非非

可以看到,雖然“談話法”和“鑑賞法”、“分析法”都在《紅領巾》的試教中有所體現,但是,事實上,這些在關於“紅領巾教學法”的討論中倍受關注,在當時的教學改革中被大力推廣的東西,並非在普希金提出的意見指導下試教的《紅領巾》所真正倡導的教學方法。普希金在談到克服教學中的缺點時,要求我們教師做到:精通本門業務;掌握本門學科的教學法;重視教學中的教育性;提高自己學科的馬列主義教育學的知識;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部分教師還應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其核心則是要求教師們發揮創造精神,尋求提高語文教學質量的正確方法。這才是“紅領巾教學法”所真正倡導的語文教學的內涵。

但是,由於當時對“紅領巾教學法”的宣傳和對專家意見的介紹存在一定問題,所以這種真正要學習的東西沒有很好傳播開去,以至於人們對“紅領巾教學法”的認識產生了一些誤差。比如,《人民教育》繼葉蒼岑教授的文章後發表了《我們試教〈紅領巾〉的經過和體會》,此文是針對《紅領巾》一課而設計的教學過程和教學方法。文章對第2課時做了重點介紹,並著重強調了兩點:第一,談話法在教學過程中的套用(以提問的形式體現)。第二,分析人物時“為了引導學生有系統地有根據地把能夠代表艾戈爾卡的高貴品質的行動、想法和說話的句子找出來”,準備了一個較詳細的人物性格分析表。這裡所表現出來的缺點就是對的“談話法”和人物形象的所謂“表解分析”倍加關注,以為找到了“《紅領巾》教學法”的精髓。事實上,時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將“紅領巾教學法”等同於“談話法”。對“鑑賞法”、“分析法”的認識,基本上也遭遇了同樣的情況。這種認識上的誤差,使“紅領巾教學法”的傳播走上了一個錯誤的方向,對語文教學的發展產生了一些不利影響。

導致“紅領巾教學法”倍受指責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對《紅領巾》教學過程的機械模仿。從開始學習蘇聯的教育教學經驗起,輿論就注意引導批判地吸收學習,但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往往事與願違,走向極端。在教學改革過程中,有些教師把北京師範大學實習生教《紅領巾》的過程、方法“認為是教任何年級、任何一課而皆準的公式,因而照樣搬用。”“大多數教師都是搬用了這樣的一套方法的,時間也分四節,每節重點也同樣,第三節的分析也畫一個表。北京的某些中學如此,廣東的某中學也如此;東北的如此,西南的也如此。”這就完全陷入了形式主義的泥淖,造成了閱讀教學的公式化和形式主義。

當然,並不是沒有人注意到“紅領巾教學法”推廣過程中出現的這些問題。章煉峰先生就針對當時的情況發表文章,批評了學習意見和改革教學中的形式主義傾向和盲目照搬的做法,並較全面而詳細地分析了學習意見和經驗的情況,提醒教師應在教學中明確語文教學的任務:“一是通過系統的語文教材進行思想政治教育。二是培養學生一定程度的說話和寫作的能力,首先要求說話清楚,寫作通順,並逐漸要求達到富於表達力和藝術性。三是培養學生一定程度的閱讀各種科學書籍和文學作品的能力。”葉蒼岑教授也在後來的文章里這樣總結了普希金的意見:“第一是了解學生的實際程度;第二是給學生新鮮的、充分的語言知識和文學知識;第三是使學生獲得完整的印象;第四是啟發學生多想、多說,積極活動起來;第五是正確地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在整個語文課里有高度的思想政治性。”應該說,這一總結是比較全面、切實的。可惜的是,它不是在介紹專家意見的開始出現,而是為了糾正大家認識上出現的偏差,“紅領巾教學法”也未能因此而走上良好的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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