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
弗里德曼生於紐約市一個工人階級的猶太人家庭，父親是耶諾·紹爾·弗里德曼（Jeno Saul Friedman），母親是薩拉·埃特爾·蘭道（Sarah Ethel Landau，1892年-？），兩人從奧匈帝國（今烏克蘭一帶）移居美國，在當地邂逅，曾在血汗工廠工作。弗里德曼是家中第一個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他的三個妹妹包括：蒂莉·F·弗里德曼（Tillie F. Friedman，1919年-？）、海倫·弗里德曼（Helen Friedman，1920年-？）和露絲·弗里德曼（Ruth Friedman，1921年-？）。高中時，弗里德曼父親逝世後，舉家搬到新澤西州的羅威市（Rahway）。
他16歲前完成高中，憑獎學金入讀羅格斯大學。原打算成為精算師的弗里德曼最初修讀數學，但成績平平。1932年取得文學士，翌年他到芝加哥大學修讀碩士，1933年芝大碩士畢業。上第一堂經濟課時，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編排，他緊隨一名叫羅斯（Rose Director）的女生之後。兩人6年後結婚，從此終生不渝。弗里德曼曾說他的作品無一不被羅斯審閱，更笑言自己成為學術權威後，羅斯是唯一膽敢跟他辯論的人.
畢業後，他曾為羅斯福新政工作以求餬口，批准了許多早期的新政措施以解決當時面臨的艱難經濟情況，尤其是新政的許多公共建設計畫。輾轉間他到哥倫比亞大學繼續修讀經濟學，研究計量、制度及實踐經濟學。返回芝加哥後，獲亨利·舒爾茨（Henry Schultz）聘任為研究助理，協助完成《需求理論及計算》論文。為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工作時，他1940年曾完成一書，指醫生的壟斷局面導致他們的收入遠高於牙醫，引起局方爭議，令該書要在戰後始能出版。
米爾頓·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在威斯康辛大學任教了一小段時間，但由於在經濟學系裡碰上了反猶主義者的阻撓而只得返回政府部門工作。
1941年至1943年，他出任美國財政部顧問，研究戰時稅務政策，曾支持凱恩斯主義的稅賦政策，並且協助推廣預扣所得稅制度。1943年至1945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參與Harold Hotelling及W. Allen Wallis的研究小組，為武器設計、戰略及冶金實驗分析數據。1945年，他與後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喬治·斯蒂格勒到明尼蘇達大學任職，1946年他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隨後回到芝加哥大學教授經濟理論，期間再為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貨幣在商業周期的角色。這是他學術上的重大分水嶺。
在他的自傳中，弗里德曼曾描述1941至43年為羅斯福新政工作時，“當時我是一個徹底的凱恩斯主義者”。隨著時間過去，弗里德曼對於經濟政策的看法也逐漸轉變，他在芝大成立貨幣及銀行研究小組，借著經濟史論家安娜·施瓦茨的協助，發表影響深遠的《美國貨幣史》著作。他在書中挑戰凱恩斯學派的觀點，抨擊他們忽略貨幣供應、金融政策對經濟周期及通脹的重要性。
他接著在芝加哥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直至1976年退休。這30年裡他將芝大經濟系形塑成緊密而完整的經濟學派，力倡自由經濟，被稱為芝加哥經濟學派。在弗里德曼的領導下，多名芝加哥學派的成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在1953年至1954年間以訪問學者的身分前往英國劍橋大學岡維爾與凱斯學院任教。從1977年開始弗里德曼也加入了史丹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弗里德曼在1988年取得了美國的國家科學獎章。
他在1980主持了名為“選擇的自由”的節目，並出版了同名的著作，使得他廣泛的被大眾認識。在節目中他以一支鉛筆說明自由市場的原理的片段，成為了他廣受歡迎的一段言論，至今在網路上依然可以見到其蹤影。
他通常反對政府干預的計畫，尤其是對於市場價格的管制，他認為價格在市場機制里扮演調度資源所不可或缺的信號功能。在《美國貨幣歷史》一書中，他提出大蕭條其實是政府對於貨幣供應管制不當所致。後來他在2006年說道：“你知道嗎？很奇怪的是為何人們仍以為是羅斯福的政策讓我們脫離了經濟大蕭條。當時的問題是，你有一堆失業的機器和失業的人民，你怎么能靠著成立產業壟斷集團和提升價格及工資來解決他們的問題？”
米爾頓·弗里德曼1992年獲諾貝爾經濟獎的加里·貝克形容，弗里德曼可能是全球最為人認識的經濟學家，“他能以最簡單的語言表達最艱深的經濟理論”。他亦是極出色的演說家，能隨時即席演說，極富說服力。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鳴形容弗里德曼思考快如閃電，據說辯論從未輸過。“無人敢說辯贏了他，因與他辯論過已是無限光榮，沒多少人能與他說上兩分鐘。”
弗里德曼是學術世家。他妻子羅絲是經濟學家，其妻兄長Aaron Director是芝加哥大學聲望顯赫的法律學教授。弗里德曼育有兩名子女，包括女兒珍尼·弗里德曼及大衛·弗里德曼，大衛本身是無政府資本主義學說的重要學者。大衛的兒子Patri畢業於史丹福大學，2006年時在Google任職。
他於2006年11月16日在舊金山家中因心臟病發引致衰竭逝世。
學術貢獻
米爾頓·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最知名的理論，是他提出的貨幣供給作為決定生產價值基準的因素，通貨膨脹在根本上源自於貨幣供給量的主張。貨幣主義是現代經濟學在貨幣數量理論的重要觀點之一，這種理論的根源可以追溯至16世紀西班牙的薩拉曼卡學派，弗里德曼的貢獻則是現代化了這種理論，將其推廣為現代經濟學的主流貨幣學說。他在1963年與Anna Schwartz合著的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一書中檢驗了美國歷史上貨幣供給和經濟活動之間的關聯。他們得出了驚人結論：貨幣供給一向是經濟活動起伏的唯一影響來源。又或者如同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的主席本·伯南克在2002年慶祝弗里德曼90歲生日時所描述的：“有關大蕭條，你是正確的，我們（聯邦儲備系統）當時的確做錯了。我們真的很抱歉。”David Meiselman在1960年代進行的幾次研究顯示了貨幣供給在決定經濟投資、以及政府開銷在決定消費及生產總額上的角色是至高無上的。弗里德曼的觀察研究和一些學說進一步推展了這種結論，主張貨幣供給的改變是影響經濟生產的首要原因，但長期的影響則是由物價水平決定的。
弗里德曼對於消費層面的分析也相當知名，亦即他在1957年提出的恆常所得假說。這個理論被一些經濟學者視為是他在經濟學方法論上最重要的貢獻。他其他重要的貢獻還包括了對菲利普斯曲線的批評，以及他提出的失業率的自然比率的概念（1968年）。這些學說都與貨幣和金融政策在對經濟的長期及短期影響上有關。在統計學上，他則創造出了知名的弗里德曼測試。
弗里德曼的論文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1953年）則替他稍後幾十年的研究方法論架構了模型，並且也成為了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主要框架之一。他主張經濟學身為一種學科，應該免於客觀的價值衡量。除此之外，一個經濟理論有用與否，不應該是以它對現實的描述（例如頭髮顏色）作為衡量標準，而是應該以它能否有效作為對未來情況的預測為基準。
主要觀點
弗里德曼是貨幣主義經濟學派的主要提倡者。他主張在通貨膨脹與貨幣供給之間有著一個緊密而穩定的連結關係，亦即通貨膨脹的現象應該是以聯邦儲備銀行對全國經濟提供的貨幣數量為基準；他強烈反對以金融政策作為需求管理的手段，並且主張政府在經濟上扮演的角色應該被嚴格限制。他亦深信經濟自由，最終將導致政治自由。
大蕭條
米爾頓·弗里德曼在他各項主張中，影響最大的論說是對大蕭條的批判。他把大蕭條稱為“大緊縮”，主張30年代的全球經濟災難實是源於一場普通的金融風暴，由於聯邦儲備銀行的政策和管理失誤，錯誤的緊縮貨幣供給進一步惡化了這場風暴，最終演變成無法收拾的大恐慌。他主張經濟大恐慌並非“ 自由放任”造成的，反而是政府對市場過多的干預和管制造成的。
他描述當時美國政府在大恐慌前就已經對經濟進行了沉重的管制，而對銀行的管制造成銀行無法向市場上對貨幣的需求做出反應。而且，美國聯邦政府限制了貨幣兌換黃金的匯率，起初這種限制導致了大量黃金過剩，但之後這種限制又降的太低導致大量黃金流出美國。
弗里德曼認為這種無法對貨幣需求做出反應的限制造成銀行喪失了處理能力，在對黃金和貨幣的匯率進行限制的同時卻沒有修正通貨緊縮的壓力，結果導致了經濟大恐慌。他以這個論點進一步的主張，美國政府提升稅率的舉動造成了對民眾更大的傷害，接著又印製更多鈔票來償還債務（因此又導致通貨膨脹），這些失誤加起來便徹底摧毀了中產階級的儲蓄。
弗里德曼說道：“正是聯邦儲備銀行的舉動，將這場普通的經濟衰退—雖然可能是相當嚴重的一場，轉變為一次主要的經濟災難，而不是試著用它的力量來抵銷大衰退。1929年至1933年間貨幣供給減少了三分之一便是這場災難的開端…大恐慌不但不是一場自由企業體制的衰退，反而是一場政府造成的悲劇。”弗里德曼的結論是政府應該停止對於貨幣和外匯市場的干預，這個理論衍生出了大量的經濟研究和爭論，同時也促生了後來國際間所採用的—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
不過弗里德曼在總量經濟學上的理論很快便被淘汰了，如同他的朋友喬治·斯蒂格勒所描述的：“就像學界的傳統一樣，他並沒有獲得完全的勝利，這一部分是因為他的研究與後來的理性預期 —亦即後來由同樣芝加哥大學出身的羅伯特·盧卡斯發展的新理論，是處於兩個不同的路線上。”弗里德曼在二戰時替美國財政部工作，並且在美國稅制的預扣所得稅制度設計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自由意志主義政策
米爾頓·弗里德曼弗里德曼也支持許許多多自由意志主義的政策，例如對於毒品和賣淫的合法化。除此之外，他也參與了尼克森政府的委員會，研究將美軍兵役改為僱傭/自願的制度，並且在1970年代廢除徵兵制的運動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後來將徵兵制的廢止視為是他最值得驕傲的成就。他並且在1981年擔任羅納德·里根的經濟政策顧問。在1988年他取得了總統自由勳章以及國家科學獎章。他說他的政治觀點是自由意志主義的哲學，加入共和黨只是為了“一時的方便”（“我是一個帶小寫l的自由意志主義者與一個帶大寫R的共和黨員，大寫的R只是為了一時的方便，而不是在原則上的。”）不過他也說：“我相信我也能被稱為古典自由主義者。我其實不在乎我被稱為什麼，我比較注重於讓人們思考那些理想的本身，而不是我個人。”
弗里德曼最初提倡以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制度取代美國的福利制度，但稍後他則反對負所得稅的預算案，批評預算案的安排只不過是補充既有的體制而不是取代之，這次事件又使他成了新聞頭條。近年來佛利民大力提倡以教育券制度（school vouchers）作為公立和私立學校的學費補貼制度，他說：“美國需要的就是一個讓所有學生都能受益的教育券制度，這也能避免過度的管制。”他認為教育券制度能使私立學校挑戰公立學校的壟斷地位。
依據Kenneth Minogue和Harry Girvetz的說法，弗里德曼與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兩人是促使古典自由主義在20世紀復甦的主要人物。在2005年，弗里德曼曾與其他500名經濟學家一起連署討論大麻合法化所能帶來的經濟利益。
學券制
1955年弗里德曼在《經濟學和公共利益》，首次提出把學校的管理和運作，從負責發放教育撥款的官僚手上釋放出來。在該制度下，家長會發獲一批學券，自行選擇學校，取得學券的學校將可憑此向政府拿取資源，以鼓勵學校改善教學質素，並將選擇權交回家長。不過，學券制遭到廣泛爭議，部分教師工會指控這是把教育商品化，影響教師鐵飯碗，又認為該政策違憲，改革一直未能落實。1996年他成立弗里德曼基金會（Milton and Rose Friedman Foundation），研究各地學券製成效，並向公眾宣揚學券制的優點和教育改革的迫切性。
其他
弗里德曼允許卡托研究所以他的名義從2001年開始頒發“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給對自由意志主義運動有重大貢獻的人士。他與妻子羅絲·弗里德曼一起創辦了米爾頓和羅絲弗里德曼基金會。另外，弗里德曼的兒子— 大衛·弗里德曼繼承了他擁護自由市場的思想，但更進一步的採取極端的形式，支持無政府資本主義。
理論貢獻
現代貨幣數量論
弗里德曼在理論上有三大貢獻，首先是提出現代貨幣數量論，即通貨膨脹起源於“太多的貨幣追逐太少的商品”。政府可以通過控制貨幣增長來遏制通脹。這被視為現代經濟理論的一場革命。
消費函式理論
其次，他創立消費函式理論，對凱恩斯經濟理論中的邊際消費遞減規律進行駁斥。凱恩斯認為，隨著社會財富和個人收入的增加，人們用於消費方面的支出呈遞減趨勢，與此同時儲蓄則越來越多。因此政府可以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來抵消個人消費的減少，從而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弗里德曼指出，這一理論站不住腳，因為人們的欲望實際上永無止境，原有的得到滿足後，新的隨即產生。
“自然率假說”理論
第三，1968年，弗里德曼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菲爾普同時提出“自然率假說”理論。他們發現，長期來看，失業率與通貨膨脹並沒有必然聯繫。自然失業率永遠存在，是不可消除的。因此政府的巨觀調控政策長期來看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外訪
智利
公元2000年，美國中央情報局於11月13日公布了第三批，也是最後一批有關智利70年代初期政局的解密檔案。從這次的解密檔案中可以看出，美國情治單位在智利1973年發生的推翻民選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的軍事政變中曾秘密資助了政變的發動者皮諾切特。據這些解密檔案顯示，美國在智利1973年9月11日軍事政變的前3周，決定拿出100萬美元作為反對阿連德勢力的活動資金。也正是由於美國情治單位的介入才導致了一場流血政變，阿連德本人最後也慘遭殺害。
當智利民選總統阿連德1973年被美國背後策劃的政變推翻後，相傳弗里德曼本人曾擔任獨裁者皮諾切特的經濟顧問，但他本人則於 1991 年時否認此事，並稱僅曾到智利短暫旅行過，但是願意為他的學生在智利的作為共同承擔功過 (share credit)。而他的數名學生在智利政府位居要職、協助開放市場及企業私有化；智利通脹此後雖然從1000%逐步回落，但批評者質疑這是以極嚴重失業、食物供應短缺和企業破產的代價換來，民生為其改革蒙受了極大痛苦；在西方異議份子娜歐米·克萊因的震撼主義一書的批評下，揭露了大量弗里德曼私有化主張下的嚴重官商勾結案例，造成了智利貧富嚴重不均的後果。此種震盪療法（或稱窒息療法）亦曾於不少前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轉型中採行，同樣造成了極嚴重的官商勾結與擴大貧富不均的後果，令民生受到極大打擊。當弗里德曼於1976年在瑞典領受諾貝爾經濟獎時，大量智利示威者激烈抗議，直至皮諾切特倒台後，他才說：“市場變得自由，最終也會為人民帶來自由。”在他眼中，經濟自由，最終將導致政治自由。
中國大陸
弗里德曼曾於1980、1988、1993年三度訪華，了解中國市場經濟改革，自言這是他最知名的外訪之一。 並曾出版《弗里德曼在中國》一書，談論兩次中國之行。
1980年他獲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邀請，就世界經濟、通貨膨脹、計畫經濟社會中市場的運作等問題發表演講。弗里德曼當時發現，人們往往對經濟問題幾乎一無所知，在一場講座中，一位副部長問：“在美國誰負責物資分配?”他建議這位副部長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沒有中央分配者的經濟體制是怎樣運作的。他當時認為中國的市場改革仍有可能走回頭路。
1988年在上海出席經濟會議後，於北京中南海紫光閣獲中共時任總書記趙紫陽接見，一談兩小時。弗里德曼自言周遊列國50年，所遇政要無數，從沒遇到一位像趙紫陽那樣思想清晰、論事客觀、誠懇可信的國家領導人，是“社會主義國家最好的經濟學家”。
88年的會面舉行時，中國在開放價格管制後遇上高通脹，弗里德曼認為中國應儘快開放價格管制，讓價格指導資源分配，毋須懼怕會引來高通脹，只要控制貨幣供應，通脹自會受控，但當時中國的貨幣供應每年上升數十個百分點，原因是國企不斷向中央財政部借貸，財政部遂要求中央銀行印鈔票，導致貨幣供應不斷上升。最終趙紫陽也沒有採用弗里德曼的建議。
1993年10月，他最後一次重遊中國，與當時的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會面。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他還訪問成都和重慶。
雖然弗里德曼的經濟改革建議並沒有直接在中國落實，但1988年陪同弗里德曼訪華的張五常認為，前總理朱鎔基後來制訂的中國貨幣制度深受弗里德曼學說影響，較美國更優勝，一直在傳媒宣揚自由經濟學說的《壹周刊》社長楊懷康認為弗里德曼的思想，為近代國企私有化奠定基礎。早年弗里德曼兩名中國學生，都是國內金融貨幣理論的權威，一位是陳彪如，曾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經濟系主任；另一位是陳觀烈，生前曾任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香港
弗里德曼1969年來港，與時任財政司的郭伯偉爵士相識，兩人均相信自由市場的無形之手，但香港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並非來自於弗里德曼。英國在香港實施自由港政策時，目的是要加強與中國的貿易，因此香港奉行簡單及低稅制、無外匯管制，亦無意插手商業營運，造就自由經濟體系。
在弗里德曼宣揚自由經濟學說時，常指香港是“自由經濟的最後堡壘”。他在其1980年著作《選擇的自由》中指：“如果想了解自由市場的真正運作，就應到香港去。”身為猶太人，他斷言如果以色列採用與香港相同的經濟政策，它在1994年的人口應該是實際的兩倍，而國民生產總值會是實際的4倍。
在弗里德曼四處宣揚，香港的簡單稅制及無外匯管制等即為世界所注視，而弗里德曼的學生在世界各經濟機構身居要職，進一步把“香港模式”的聲望推高。但回歸後，他多次質疑香港背離自由經濟原則，1998年香港爆發金融風暴，港府耗資千億入股市救亡，他猛烈批評香港政府“瘋狂”(insane)、欲將香港“公有化”。
2006年，在他病逝前40天，他在《亞洲華爾街日報》發表〈香港錯了〉（Hong Kong Wrong）一文，抨擊香港政府令“積極不干預”制度夭折，是香港的“悲哀”，令香港“不再是自由經濟的閃亮象徵”。在這篇評論文章發表前，香港時任特首曾蔭權曾公開表示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引起香港政、經界廣泛爭議。
直到病逝前一周，他再批評曾蔭權所辦的“幼稚園學券制”未經適當考慮，該政策原定不資助私立幼稚園學生，弗里德曼指此舉違背學券制增加競爭及提升學校質素的出發點。他回復香港報章《南華早報》及《明報》訪問時指，政府應提供“普及學券”，令任何幼稚園小孩都受惠。
冰島
弗里德曼在1984年的秋天拜訪了冰島，在冰島大學與許多知名的當地學者會面並且進行演說，談論國家干預的暴政。他在8月31日參與了一場即時的電視辯論，挑戰現場許多社會主義知識份子，包括了未來的總統奧拉維爾·拉格納·格里姆松。當他們向弗里德曼抱怨參與他在大學的演講必須繳交入場費時（而他也因此在冰島豎立了這一新制度），弗里德曼則回答道：當然許多之前的客座教授演講都沒有向聽眾收取費用，但是重要的問題在於，舉辦這些演講都需要一定的成本，這些錢如果不向出席的聽眾收取，難道要向沒有出席的大眾徵收嗎？弗里德曼說他認為向出席演講的人收取入場費，是非常合理的做法。接著弗里德曼參與了一場公開餐會，當一名冰島政府的中央銀行官員出場時，主持人開玩笑的簡介道：“如果弗里德曼的政策在冰島被實踐，這個官員可能會丟掉工作。”弗里德曼則迅速回復道：“不，你並不會失業。你只是會換去做一些對市場更有生產力的工作。”
弗里德曼的拜訪和演講對於冰島獨立黨產生極大影響，包括了後來在1991年成為總理的戴維·奧德森，奧德森在上任後立刻實行了激進的金融和財政穩定措施、大量的民營化、減少稅賦（包括將公司所得稅從45%減為18%）、引入捕魚業的漁場使用地帶權利、取消政府對於虧損企業的各種補助、自由化貨幣和資本市場的流動。依據加拿大的弗雷澤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提出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在1975年冰島被列為全球經濟自由第53名的國家，到了2004年已經大幅進步至第9名了。而依據傳統基金會的調查，冰島則是全世界經濟自由度第五名的國家，這一切都是在戴維·奧德森任職總理的13年半任期內帶來的改變。在2004年，冰島獨立黨的領導人蓋爾·哈爾德成為了冰島總理，他也跟從了類似奧德森的政策。
愛沙尼亞
雖然弗里德曼從沒有親自拜訪愛沙尼亞，他的《選擇的自由》一書對於當時年僅32歲、後來成為愛沙尼亞總理的馬爾特·拉爾產生極大影響，拉爾後來宣稱這本書是他在任職總理前唯一一本讀過的經濟學書籍。拉爾的改革經常被認為是促使愛沙尼亞成功從蘇聯式的經濟體制改革、發展至現在被譽為“波羅的海之虎”的主要原因。如同弗里德曼所一直提倡的，拉爾的主要改革之一便是引入平頭稅制度。拉爾在2006年獲得了卡托研究所頒發的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
也是因為拉爾對於弗里德曼理想的實踐，愛沙尼亞近年來在傳統基金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上經常被列為是最自由的幾個國家之一。
普及經濟學
弗里德曼在1980年曾主持電視節目《選擇的自由》，其後並與妻子羅絲·弗里德曼把節目內容合寫成書，他亦在《新聞周刊》撰寫專欄。多年來發表的政論無數，其中如“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成為一個年代的雋語：
•“最大錯誤之一是，是不依政策和計畫的結果，而是依它們的意圖來評斷它們。”（One of the great mistakes is to judge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by their intentions rather than their results. ）
•“政府所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通常都跟問題本身一樣差勁。”(The government solution to a problem is usually as bad as the problem.)
•“構成大多數反自由市場理論的，其實是對自由本身的不信任。”
著作
一般書籍[編輯]
•Roofs or Ceilings?: The Current Housing Problem 與喬治·斯蒂格勒.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1946), 22 pp. 批評政府施加的租金管制.
•《資本主義與自由》 Capitalism and Freedom ISBN 0-226-26401-7 (1962年)
•Social Security: Universal or Selective? 與Wilbur J. Cohen (1972年)
•《世上沒有免費午餐》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1975年)，《新聞周刊》專欄
•《選擇的自由》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與羅絲·弗里德曼，(1980年).繁體中文版
•The Case for Overhauling the Federal Reserve, 1985, Challenge雜誌文章
•Economic Freedom, Human Freedom, Political Freedom ISBN 1-883969-00-X (1992年), 小書本
•The Drug War as a Socialist Enterprise,in Arnold S. Trebach, ed. Friedman and Szasz on Liberty and Drugs: Essays on the Free Market and Prohibition (Drug Policy Foundation Press: 1992)
•George Stigler: A Personal Reminisc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1, No. 5 (Oct., 1993), pp. 768-773 JSTOR
•George J. Stigler, 1911-1991: Biographical Memoir, 1998, 在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Money Mischief: Episodes in Monetary History ISBN 0-15-162042-3 (1994年)
•The Case for Free Trade，與羅絲·弗里德曼，1997年, Hoover Digest
•《兩個幸運的人》Two Lucky People: Memoirs of Milton and Rose D. Friedman，與羅絲·弗里德曼，ISBN 0-226-26414-9 (1998). 簡體中文版 繁體中文版
•Reflections on A Monetary History The Cato Journal, Vol. 23, 2004年
•J. Daniel Hammond and Claire H. Hammond, ed., Making Chicago Price Theory: Friedman-Stigler Correspondence, 1945-1957. Routledge, 2006. 165 pp. ISBN 0-415-70078-7.
學術書籍及文章
•"Professor Pigou's Method for Measuring Elasticities of Demand From Budgetary Dat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50, No. 1 (Nov., 1935), pp. 151-163 JSTOR
•"Marginal Utility of Money and Elasticities of Demand,"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50, No. 3 (May, 1936), pp. 532-533 JSTOR
•"The Use of Ranks to Avoid the Assumption of Normality Implicit in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 32, No. 200 (Dec., 1937), pp. 675-701 JSTOR
•"The Inflationary Gap: II. Discussion of the Inflationary Ga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2, No. 2, Part 1 (Jun., 1942), pp. 314-320 JSTOR
•"The Spendings Tax as a Wartime Fiscal Meas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3, No. 1, Part 1 (Mar., 1943), pp. 50-62 JSTOR
•Taxing to Prevent Inflation: Techniques for Estimating Revenue Requirements (Columbia U.P. 1943, 236pp) with Carl Shoup and Ruth P. Mack
•Income from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Practice with Simon Kuznets (1945), 弗里德曼的博士論文
•"Lange on Price Flexibility and Employment: A Methodological Criticis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6, No. 4 (Sep., 1946), pp. 613-631 JSTOR
•"Utility Analysis of Choices Involving Risk" with Leonard Savage, 194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6, No. 4 (Aug., 1948), pp. 279-304 JSTOR
•"A Monetary and Fiscal Framework for Economic Stability", 1948,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8, No. 3 (Jun., 1948), pp. 245-264 JSTOR
•"A Fiscal and Monetary Framework for Economic Stability," Econometrica Vol. 17, Supplement: Report of the Washington Meeting (Jul., 1949), pp. 330-332 JSTOR
•"The Marshallian Demand Curve,"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7, No. 6 (Dec., 1949), pp. 463-495 JSTOR
•"Wesley C. Mitchell as an Economic Theorist,"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8, No. 6 (Dec., 1950), pp. 465-493 JSTOR
•"Some Comment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Labor Unions for Economic Policy", 1951, in D. McC. Wright, editor, The Impact of the Union.
•"Commodity-Reserve Currenc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9, No. 3 (Jun., 1951), pp. 203-232 JSTOR
•"Price, Income, and Monetary Changes in Three Wartime Period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2, No. 2,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Sixty-four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May, 1952), pp. 612-625 JSTOR
•"The Expected-Utility Hypothesis and the Measurability of Utility", with Leonard Savage, 1952,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0, No. 6 (Dec., 1952), pp. 463-474 JSTOR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1953)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1953)
•"Choice, Chance, and the Person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61, No. 4 (Aug., 1953), pp. 277-290 JSTOR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A restatement", 1956, in Friedman, editor, Studies in Quantity Theory.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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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試驗
試驗背景
皮諾切特[美]葛蘭汀米爾頓·弗里德曼沒想到他在1975年3月的六天智利之行會引發如此多的爭議，他曾被一群智利經濟學家邀請前往聖地亞哥。這群經濟學家在過去幾十年里曾就讀於芝加哥大學，參加過弗里德曼同事阿諾德·哈伯格的一個項目。在推翻阿連德政府兩年後，獨裁政權無力控制通貨膨脹，“芝加哥小子”開始在皮諾切特的軍政府里真正發揮影響。他們推薦採用弗里德曼所謂的“休克療法”或者“休克方案”，即立即停止用貨幣印刷來解決預算赤字、政府支出削減20至25個百分點、裁掉數以萬計的政府工作人員、停止工資和物價控制、實行國有工業私有化並解除對資本市場的管制。弗里德曼還主張“完全的自由貿易”。
弗里德曼和哈伯格奔赴智利幫助那群“芝加哥小子”向智利軍政府兜售他們的計畫，屠殺和拷打成千上萬智利人民的獨裁者似乎“被休克療法的想法所吸引”。
爆發抗議
弗里德曼回國後爆發抗議，而他作為《新聞周刊》專欄作家的名人身份與華盛頓和美國公司參與推翻阿連德的事件不斷被披露更加劇了這種抗議。不僅尼克森、中央情報局、美國國際電話電信公司以及其他的公司曾陰謀顛覆阿連德的“通往社會主義的民主道路”，現在連芝加哥大學的一名著名經濟學家也向推翻這一政權的獨裁者獻策，以智利貧民中急劇攀升的失業率為代價來完成反革命。這位經濟學家對自由市場奇蹟的宣傳曾得到像柏克德、百事、蓋提、輝瑞、通用汽車、格雷斯和凡世通等大公司的大力贊助。《紐約時報》認為弗里德曼是“這一軍事集團經濟政策的指明燈”；而專欄作家安東尼·劉易斯則質疑：如果“純正的芝加哥經濟理論只能以壓制為代價才能在智利推行，那么這一理論的首創者是不是應該承擔某些責任呢？”在芝加哥大學，斯巴達克斯青年團發誓要“通過抗議和曝光把弗里德曼逐出校園”；而學生自治組織則仿效當時正在調查美國在智利所犯罪行的教堂委員會聽證會，召集了一個“弗里德曼和哈伯格問題調查委員會”。每當弗里德曼的名字出現在媒體上都會伴有形容詞“殘酷的”和“震驚的”，而規模小卻持續不斷的抗議也會在他出現在公眾場合的時候困擾著他。
在寫給各種編輯和譴責者的信中，弗里德曼對他捲入智利一事的程度輕描淡寫，同時指出哈伯格更直接地參與了指導智利經濟學家的活動。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一個人高呼“打倒智利的資本主義和自由”，被拖了出去。在敘述這一情節時，弗里德曼高興地指出抗議產生了反效果，這使他贏得了比其他獲獎者“時間長一倍的掌聲”。
弗里德曼聲稱如果阿連德被允許繼續任職，智利人會遭受“數千人被消滅、大規模的饑荒、折磨和非法的監禁”，並以此來為他和皮諾切特的關係辯護。但是，成千上萬的人被殺害、大規模的饑荒、折磨和非法的監禁恰巧是在他的門徒皮諾切特統治時發生的。阿連德的垮台是因為他拒絕背離智利長期以來的民主傳統並拒絕採用戒嚴令，但弗里德曼仍然堅決認為：後來上台的軍政府為“個人首創精神和私人生活領域提供了更多的空間”，以及因此為“回歸民主社會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批評聲音
弗里德曼和皮諾切特兩人的批評者都把智利作為證明芝加哥學派提倡的自由市場絕對主義，只有通過強制才有可能實行的正面證據。與二戰後盛行的政治自由依賴於溫和的社會平等這一信念相反，弗里德曼強調“經濟自由是達到政治自由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資本主義和自由”相等這個等式是他對保守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復興的最大貢獻。當羅斯福新政之前的保守主義者投身於為社會等級、特權、秩序辯護時，二戰後的保守主義者卻在讚美自由市場是產生創造力和自由的場所。今天這種明確的表述指出了保守主義運動的實質，並被主要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作為共識普遍接受。布希的國家安全戰略也把它奉為神聖，在這一戰略中，“經濟自由”出現的次數是“政治自由”出現次數的兩倍以上。
在智利一次名為《自由的脆弱性》的演講里，弗里德曼描述了“福利國家的出現在破壞自由社會中所起的作用”。他論證說：智利目前的困難“幾乎完全是由於四十年來團隊精神、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這一趨勢導致的。這是一個導向政治高壓而非導向自由的過程。”他認為皮諾切特政權是這一漫長鬥爭的轉折點，那就是撕破民主的虛假外殼，而直指真正自由的內在核心。弗里德曼在之後給皮諾切特的信中寫到：“問題不是發端於近前，而是源於四十年前就已出現的朝社會主義發展的趨勢。”他讚揚皮諾切特將軍用“很多您已經採取的逆轉這一趨勢的措施”讓智利回到了“正確的軌道”。
智利反應
在弗里德曼訪問之後一個月，智利軍政府宣布將“不惜一切代價”制止通貨膨脹。這個政權把國家開支削減了27%，燒掉了成捆的比索。國家退出銀行系統和撤銷對金融包括利率的管，還大幅度降低了關稅、放開了2000多種產品的價格，取消了對外國投資的限制。皮諾切特使智利從與鄰邦結成的、致力於推進地區工業化的聯盟中退了出來，把智利變成了廉價商品進入拉美的門戶。成千上萬的國有部門工作人員在政府拍賣國有企業的時候失去了工作。這次拍賣實際上是400餘家國有工業的財富向私有部門的大轉移。智利不僅允許跨國企業將它們的全部收益帶回國內，而且還提供匯率保障來幫助它們這樣做。為了建立投資者的信任，比索與美元掛鈎。四年之內，不僅在阿連德執政期間而且在之前的進步聯盟土地改革時被徵用的所有財產的將近30%都物歸原主。新法律像對待其他任何一種“自由”商品一樣對待勞動力，掃除了40年以來的不斷取得進步的勞工立法，醫療保健也像公共養老基金一樣實行私有化。國民生產總值暴跌了13個百分點，工業產量下降28%，購買力跌到1970年水平的40%，一個接一個的民族企業破產，失業率急劇攀升，一直到1978年經濟才出現反彈。從1978年至1981年間，經濟成長了32%。雖然工資保持在比10年前低將近20%的水平，人均收入卻又開始增加。一個可能更好的進步指標是嚴刑拷打和非法處決逐漸減少。但儘管芝加哥經濟學家因為三年的經濟成長而得到了榮耀，他們卻使智利走上了近於瓦解的道路，關於這一點現在通過反思可以看得很清楚。經濟的反彈是金融系統和大量外資作用的結果。結果證明外資導致了投機者的狂歡、銀行系統的壟斷和繁重的外債。像洪水般湧入的外資確實使固定的匯率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得以保持，但個人債務從1978年的20億美元急劇增長到1982年的140多億美元，給智利貨幣帶來難以負荷的壓力。比索由於像實際中存在的那樣與升值的美元的匯率固定，便人為地提高了比索的價值，導致大量廉價進口商品湧入。當消費者利用自由化的貸款方式購買電視、汽車和其他高價商品時，儲蓄縮減、債務增加、出口降低、貿易赤字擴大。
1982年，一切都土崩瓦解。銅價的暴跌加劇了智利的貿易逆差。國內生產總值跌落15%，工業產量迅速收縮，破產企業數量比以前增加了兩倍，失業率達到30%。儘管皮諾切特之前保證保持貨幣穩定，他還是實行了比索貶值，這使那些借入美元或以比索形式儲蓄的窮苦的智利人民傾家蕩產。中央銀行儲備減少了45%，私有銀行體系也崩潰了。危機迫使國家重新採用在阿連德執政期間都未實施的法律，接管了將近70%的銀行系統並重新控制金融、工業、價格和工資。皮諾切特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幫助以擺脫困境，並公開保證要償還外國債權人和銀行的債務。
就像國際左派在阿連德執政期間蜂擁來到智利一樣，在皮諾切特統治的1978年至1981年的黃金時期，智利又成了信奉自由市場的右派的嚮往之地。經濟學家、政治科學家和記者都來親自目睹這個“奇蹟”，並把智利作為可在全世界推行的榜樣。
進行辯護
除了商人，右翼活動分子也來到智利以示與皮諾切特政權的團結。《國家評論》的出版商威廉姆·拉舍爾以及其他最終在里根1976年和1980年競選共和黨總統提名時走到一起的骨幹，組織了美國—智利理事會，以對付美國皮諾切特的批評性報導。“我找不出一個相信智利政府在實行”拷打的“智利政權的反對派”，拉舍爾在1978年從智利訪問回來之後寫道。至於由激進的自由市場政策引起的“過渡時期人的不便”，拉舍爾認為，“為了明天一個更為健康的社會，在今天遭受一定量的損失，既不是不可忍受的也是無可厚非的。”
弗里得曼以經濟自由優於政治自由為皮諾切特辯護，而芝加哥團體在以哈耶克1960年出版的專著《自由秩序原理》命名的智利1980年憲法中把這樣一種關係制度化了。新憲法把經濟自由和政治權威神聖化為相互補充的品質。他們為一個強有力的執政者，例如皮諾切特辯護，說不僅深遠的社會變革的出現需要這樣的人，而且維持這種變革直至智利的“民眾心智發生改變”也需要這樣的人。中央銀行行長談到：智利人長期以來“接受的是軟弱教育”，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來培養他們的強力，市場本身會提供指導。當被問及由休克療法導致的高破產率的社會後果時，托里比奧·邁瑞諾上將答道：“這是一個經濟動物的叢林。叢林法則就是弱肉強食、不論親疏。這是現實。”
但在這樣一個純粹競爭的野獸的樂園，可能會出現危險，需要獨裁統治迫使智利人民接受消費主義、個人主義價值觀和被動的而非參與性的民主。“民主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一條通往保護絕對經濟自由的真正“自由社會”的途徑，皮諾切特在1979年的一次由弗里德曼的兩個信徒起草的發言中這樣談到。弗里德曼對資本主義和獨裁統治之間的關係閃爍其詞，但他以前的學生卻始終如一。“一個人的實際自由只有通過獨裁主義政權保證”，財政部長卡斯楚說到，他承認：“公眾輿論強烈反對我們，因此我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來保持這種政策。”
新右派在智利首次實現了用經濟自由和權威來重新定義民主。據芝加哥大學優秀畢業生克里斯蒂安·拉羅烏萊特說，在皮諾切特的嚴格控制下，智利成為“在自由的社會秩序基礎上確立政府形式這一世界潮流的先驅”。比如說，智利私有化了的養老金制度如今就成為社會保障轉型的一個典範。布希在1997年曾就這一問題接受了智利經濟學家同時也是芝加哥大學畢業生何塞·皮涅拉的建議。
著作與獲獎情況
著作
《實證經濟學論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消費函式理論》（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
《價格理論》（Price Theory：A Provisional Text）
《美國貨幣史。1867年～1960年》（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一1960）與施瓦茲（Anna J.Schwartz）
獲獎情況
1951年：約翰·貝茲·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
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1988年：國家科學獎章
1988年：總統自由勳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弗里德曼名言
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私有、市場這三個詞是密切相關的。在這裡，自由是指沒有管制的、開放的市場。單單使用市場並不足夠。任何國家不論富庶或貧窮的，都在使用它。只有私有市場也是不足夠的。例如，印度雖然有一個相當龐大的私有市場，但人民的生活比起四十年前並沒有多大的改善。同樣地，一般非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也使用私有市場，但它們非常落後貧窮。
評價與批評
評價
前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
弗里德曼重振了自由經濟學，在它即將被世人所遺忘的時候。他是一個學術界的自由鬥士，在沒有比他更憂鬱的“憂鬱科學(資本主義社會中諷刺經濟學的說法)”實踐者。
美國總統布希：
美國失去了一位最偉大的公民。他的工作證明了自由市場是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引擎，他的著作為當今世界各國央行的政策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有效幫助央行維持經濟穩定，也改善了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
半個世紀以來，他一直是我生命中的一個重要坐標，不管是在職業還是個人生活方面。沒有他的存在，我的生活會是完全兩樣的。
美國財長保爾森：
米爾頓·弗里德曼永遠屬於最偉大的經濟學家行列，他在經濟與政治自由的聯繫方面的創新理念，為當今世界的繁榮和金融活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弗里德曼的主要理論對手、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
米爾頓·弗里德曼是一個巨人，在推動美國經濟自1940年順利發展至今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方面，20世紀的經濟學家中還沒有誰可以與他相提並論。
批評
米爾頓·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去世兩年後，金融海嘯衝擊全球經濟，不少人指責先前美國所奉行的自由放任經濟政策是海嘯成因之一，弗里德曼也被指難辭其咎。
而支持自由市場的經濟學者則反駁說，次貸危機是政府干預的結果，並非是弗里德曼所提倡的自由放任的過錯，因為釀成次貸禍根的房地美、房利美屬於政府資助型企業（GSE, 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
世界著名經濟學家
| 以經濟現象和經濟事實為專門研究對象的人士就是我們所說的經濟學家。是指從事經濟學理論研究及其套用工作的人。有時針對不同的研究領域或者流派，通過添加定語而有不同的稱呼。主要研究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學家被稱為“西方經濟學家”，而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則被稱之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各自的領域中也可以按照學科分支來稱呼。例如，從事計量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就被稱之為計量經濟學家。 |
![米爾頓·弗里德曼[經濟學家]](/img/d/364/nBnauM3X0MTM0UDNxEjM5ITNxMTM2gDM3MjMwADMwAzM2AzLxIzL2c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