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甘棠港在閩東三沙灣內，是唐末五代閩王王審知所辟。甘棠港的興衰從一個角度反映了自唐末至宋300多年間福建社會政治經濟演變的軌跡。對它進行探索，對於全面了解福州古代海上交通的發展，甚有意義。
歷史
唐昭宗景福三年(893)，王潮以唐泉州刺史之位攻入福州，自稱留後。擁有漳泉五州之地。乾寧三年，升武威節度使。次年，潮卒，弟審知繼位，唐昭宗封為琅琊王。至五代後梁開平三年(909)封審知為閩王。
王審知治閩時，致力發展海上交通。他從治理福州對外交通的航道入手，下令鑿去位於福州之北的黃崎海道中梗舟之巨石，開闢甘棠港。舊史志多載其事。五代人孫光憲在《北夢瑣言》中記：“福建道從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乾寧中，(琅琊王)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話於賓寮。因命判官劉山甫躬往設祭，具述所夢之事。三奠未終，海內靈怪具見。山甫乃憩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止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當時錄奏，(唐昭宗)賜號甘棠港。”①
甘棠港原名黃崎港，在閩東三沙灣內，今名白馬港，屬福安縣。南宋淳熙年間，曾在福州任官的梁克家所撰《三山志》，以及明何喬遠的《閩書》中對辟港的緣起都有如前述類似的記載。②③
另外，明黃仲昭、清陳夢雷、顧祖禹、陳壽祺、李拔、張景祁等人的書著中對茲事也有記及。④可知王審知開闢甘棠港，史家已言之鑿鑿，應無疑義。
王審知為什麼要開闢甘棠港？《新五代史》曾記其因由；“審知歲遣使泛海，自登(州)、萊(州)朝貢於梁，使者入海，覆溺常十(之)三四……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黃崎，波濤為阻”，⑥故不得不牙鑿黃崎海道，在三沙灣內設定甘棠港，以改善福州對外交通的條件。可見，甘棠港的開闢，與閩國展拓福州海上交通以適應當時政治附梁和經濟上發展對外貿易有直接的關係。
福建地處我國東南，境內多山，西，南、北都有崇山峻岭與外界隔絕，陸路交通十分困難。唯有東南濱海，亘長的海岸線上有無數的天然良港，具有發展海上交通的優越條件。福州位於閩江下游。居福建海岸的中段，自古就是福建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它的南面從閩江通海，“循州境東出，漲海萬里，潮退日長，晝夜至如符契。道閩安而上，江面登闊，別歸西峽，逾於南台，……輕舟朝發，乃一夕可至。南望交廣，北睨淮浙，杳若一塵，乘風輕柁，顧不過三數(日)”；⑥海行往山東、朝鮮、日本、東南亞各地亦很便利。因此很早就開闢為港口，與外界有了海上交通。西漢初年，江都王劉建“遣人通越鯀王閩侯，遺以金帛奇珍。鯀王閩侯亦遺建荃、葛、珠璣、犀甲、翠羽、蝯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⑦珠璣、犀角、翠羽都是來自海外的產品。據載，“舊交趾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角、玳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⑧舊交趾指的是今兩廣與越南北部和中部，說明在公元前二世紀，福州南與越南，北與江淮都有了海上交通，國內外貿易已很繁盛。
東漢前期，福州因其地理位置優越，發展成為我國東南海運的樞紐，形成以福州為中心，北至山東半島的北方航線，和南迄交趾的南方航線，分別連結著當時的國內外市場。章帝“建初”以後，由於從嶺南經湖南至中原的陸路運輸路線的開闢，海運重要性稍降。加上廣州港的崛起，福州港的海運遠遜舊時，但仍不失為我國東南的一個重要港口。福州的海上交通依然相當活躍。
隋唐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繁榮，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擴大，和航海技術的進步，福州港在南北海運中的中心位置，又重新受到重視，海上交通事業再度勃興。與海外諸多國家和地區如朝鮮、日本，東南亞及西亞諸國，波斯、安息等地的海上交通在前代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外貿活躍，各國商人接踵而至。唐詩人薛能有句：“秋來海有幽都燕，船到城添外國人。”⑨即是當時福州對外貿易盛況的寫照。唐代福州海上交通與貿易的發展為甘棠港的興起準備了條件。
唐末五代，王氏割據福建，地狹民少，經濟落後，實力不足。為了保全閩國勢力，王氏在政治上交好中原王朝，上表稱臣，藉此牽制強鄰；在經濟上則鼓勵對外通商，征取商利，以充國用。當時由於閩西、閩北對外陸路交通不便，不得不依賴東面的海上交通，發展海外貿易。三沙灣遠距王氏政權統治中心的福州有三百多里之遙，王審知卻在此開闢甘棠港，是有其客觀的需要的。考其原因大體有以下兩方面。
其一，三沙灣對活躍福州北方海運及溝通朝、日諸國的海上交通路線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王審知發展海上交通的目的。一是，招徠海外蠻夷商賈，擴大與朝鮮、日本、東南亞諸國的海上貿易；二是，溝通南北海上聯繫與五代王朝保持友好關係，並將從海外貿易中得來的金銀、香藥、犀角、象牙、珍珠、玳瑁，薔薇水等以“朝貢”的形式轉販北方，⑩以賺取利潤。當時北方的廣闊市場，正是閩國發展海外貿易的依託。往北方諸港的福州以北航線是否暢通，對閩國政權來說至關重要。
由於早期航海技術落後，舶船航行若遠離海岸，危險性很大，所以一般都是“循岸梯航”，只有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遠航大洋。考當時福州以北的航線，海船以福州港出發，在抵浙江寧波附近海域之前都是循海岸而行；之後因吳、南唐中間梗阻，才先橫渡大洋，再繞道由山東的登州、萊州諸港登入，輾轉而至中原；或北上高麗，或東航日本。(11)三沙灣扼福州以北航線之要衝，是福建往山東、朝鮮、日本海上交通的必由之地。若在此開闢一個貿易港，無論在加強外貿經濟或拓展交通的戰略部署上都有重大的意義。另一方面，海上航行與季候風的關係至為密切，從福州北行的海船多在六、七月啟航，斯時正是颱風肆虐的季節，海船在抵浙江海域之前，需要有一個中途停靠和避風的港口。黃崎港是灣中之港，有很好避風條件，又是閩國最北的港口，是理想的中繼港口，故北上的閩船一般都先到黃崎港停泊，(12)然後再繼續北航。王審知清除航道中的巨石，弭覆舟之患，暢通海路，對於保持閩國與中原王朝的聯繫，縮短中外市場的距離，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直至近代，甘棠港作為福建與北方沿海航運的中繼港的功能並未消失。南宋初年，韓世忠從海路入閩討范汝為時，曾屯兵於此；南宋末年，少帝航海入閩亦先在此集勤王之師。(13)明朝御史聶豹入閩，也因為“風鼓濤聲急依山”，在此避風。(14)
其二，開闢甘棠港可以進一步擴大福建對外經濟交流的區域
三沙灣毗連寧德、福安、霞浦，接納交溪、杯溪、霍童溪、七都溪諸水，聯繫著閩東廣大的經濟腹地，向為閩東地區的主要出海口。閩東是福建較早開發的地區之一，三沙灣與外界海上交通也較早，三國時，吳設溫麻船屯，掌建造海船，(15)溫麻港(今霞浦鹽田港)即在三沙灣內。入唐，閩東社會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地區內最大的平原福安盆地是閩東交通的樞紐，交溪縱貫南北，地沃物阜，其入海處白馬港北端的黃崎鎮(今下白石鎮)就是這時期福安盆地上出現的新興市鎮，唐政府曾在此設立榷務，表明黃崎鎮已經有了較繁榮的工商業。
唐末北方戰亂不息，中原人民遷徙入閩日夥，加速了閩東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福安盆地的經濟發展更為迅速，亟需擴大與外界的經濟往來。但是黃崎港水道卻因有梗舟之患，商旅裹足不行。王審知開鑿黃崎海道，不僅客觀上順應了閩東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而且將富饒的閩東廣大地區通過海外交通與國內外市場聯結起來，擴大了福建對外交流的區域，進一步推動了福州海上交通的發展。閩東人民亦紛紛告別土地，活躍於國內外市場。陸游《寧德縣重修城隍廟記》所記：“官井(即三沙灣)之水濤瀾涌，鮫鱗出沒。登舟者涕泣，與父母妻子之別，已濟者同舟更相賀。”(16)即閩東人民走向海洋的佐證。
甘棠港的開闢便利了福建的海上交通，特別是福州對北方地區和海外諸國的海路通暢，便於利涉，(17)由此，“外域諸番，琛贐不絕”，(18)“蠻舶”直抵福州城下，海外貿易更加繁榮。如：天成三年(928)“新羅僧洪慶自唐閩府載大藏經一部至”。(19)通文中(936)又有“新羅國遣使來聘，且獻寶劍……景宗既立，新羅復獻劍。”(20)來自東南亞的三佛齊和占城等國的商使亦往來不絕，(21)與印度洋沿岸國家也有海上往來。(22)除了海外各國的“蠻舶”來福州貿易之外，閩國的商人亦從這裡揚帆出海，隨波逐利。五代閩人黃滔有《賈客》詩詠其事：
“大舟有深利，滄海無淺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鯨鯢鑿上路，何如少經過。”(23)當時福州中外商賈雲集，交易繁盛，南門外“人煙繡錯，舟楫雲排，兩岸酒市歌樓，簫管從柳陰榕葉中出，”(24)一片繁華的景象。閩國統治者設立了榷貨務，征榷海外產品，(25)並將之源源不斷地轉運北方市場，“南夷香槎到文登盡以易匹物”，(26)從而賺得巨額的財政收入。時人稱：閩國廩庾豐盈，帑藏殷實，(27)這話並非溢美之詞。
伴隨著福州海上交通和對外貿易的興盛，甘棠港的海運也蒸蒸日上，來往於此的舶船如織，“雖畫鷁爭馳，而長鯨弭浪，遠近聞而異之。”(28)五代、北宋中期，黃崎鎮的國內外貿易盛況空前，成為閩東的商業中心，被列為當時的福州四大鎮之一。(29)
甘棠港自唐末辟港後，到宋代的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一直長盛不衰，但到了北宋末年，卻急劇走向衰落，終至一蹶不振。南宋前期，趙汝愚向宋廷論及甘棠港之興衰時說：“……本州(福州)管下場務稅額重處，福清縣有海口鎮務，長溪縣有黃崎鎮務。二鎮皆僻在海隅。數十年前人煙繁盛，舟船湊集，故二鎮稅額不勞而辦，”而今“黃崎鎮尤號迂僻，民物皆非其舊”。(30)甘棠港衰落的原因很多，除了封建官府對民間工商業竭澤而漁，過度榨取之外，其根本原因則是由於福建海上交通的發展和南北海運起了新的變化的影響，具體說：
(一)泉州港的迅速興起。北宋中期之前，福州為“七閩之冠”，“工商之饒，利盡山海”，(31)是福建海上交通和貿易的中心。人們曾用“百貨隨潮船入市”，“海舶千艘浪”(32)的詩句來形容其海上貿易之盛況。但自元佑二年宋政府在泉州設定市舶司後，泉州港迅速興起，取代了福州港的地位。梁克家曾談到這種變化時說：“偽閩時蠻舶至福州城下，國朝以南交之險，遂置司溫陵，時有飄風入港者。”(33)隨著福州港海上交通的中落，甘棠港作為福州以北航線上的中繼港也隨之衰落。
(二)南北海運的停頓。誠如前述，甘棠港是隨著南北海運的勃興而繁榮起來的。但自金人入主中原，宋室南遷，中國又長期陷於南北對峙的分裂狀態。南宋政府為了防備金兵南侵，禁止海船過長江貿易。(34)南北海上交通陷於中斷，來往於甘棠港的舶船自然大量減少。
(三)遠洋航海的發展。宋代，航海技術有了巨大的進步，指南針被套用於航海，出現了航海羅盤。北宋後期指南針已在海船上普遍使用，加上天文導航技術的套用，舟師“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35)不僅航行方向準確，而且海船可以遠離海岸，長時間在大洋航行而不致迷途，海上交通擺脫了以往“循岸梯航”的束縛，向遠洋航行的方向發展。這樣，作為近海航運中繼港的甘棠港，在遠洋航海業中就喪失了重要地位。逐漸走向衰落。
綜上所述，甘棠港的開闢與唐末五代福州海上交通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它隨著閩國開拓海上交通的需要而興起；隨著宋代福建海上交通的發展變化和海外貿易中心的轉移而逐漸走向衰落。現在三沙灣內的白馬港，就是當年的甘棠港，它歷經了一千多年的世變滄桑，今天當然已不可能全部窺見往代名港的舊貌故顏，但我們可以循此陳跡，追溯它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在發展福建北部海上交通上曾經發揮過重要的作用，把它的功績記載入福建海上交通史中彌足珍視的一頁。
注釋：
①孫光憲：《北夢瑣言》，卷7。
②見梁克家：《三山志》，卷6，《海道》。
③見何喬遠：《閩書》，卷31，《方域志·福寧州》。
④黃仲昭：《八閩通志》，卷12，《地理·山川》。
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卷1108，《福寧州部·紀事》。
陳壽祺：《重纂福建通志》，卷14，《山川》。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95，《福建一》。
李拔：《福寧府志》，卷34，《雜誌》。
張景祁：《福安縣誌》，卷38，《雜誌》。
⑤《新五代史》，卷68，《王審知傳》。
⑥梁克家：《三山志》，卷6，《江潮》。
⑦《後漢書》，卷53，《江都易王傳》。
⑧《後漢書》，卷61，《賈琮傳》。
⑨薛能：《送福建李大夫》，《全唐詩》，卷559。
⑩參見：《舊五代史》，卷4，《梁太祖本紀》；《十國春秋》，卷91，卷92，《閩惠宗本紀》，《閩景宗本紀》。
(11)于慎行：《榖山筆塵》，卷12，《形勢》；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95，《福建讀史方輿紀要錄》。
(12)《王審知德政碑》載：“途經巨浸，山號黃崎”。《福寧府志》，卷34，《雜誌》引《明志》；“王審知歲貢方物於梁，舟過黃崎港”。
(13)周祖頤：《福安鄉土志》，卷1。
(14)《福寧府志》，卷8，《建置志·福安縣》。
(15)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96，《福建一》。
(16)《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卷1108，《福寧州部·藝文一》。
(17)孫光憲：《北夢瑣言》，卷2。
(18)(27)《閩王墓志銘》，引自《開閩忠懿王氏族譜》。
(19)鄭麟趾：《高麗史》，卷1。
(20)吳任臣：《十國春秋》，卷96，《王倓傳》。
(21)《唐會要》，卷100，《雜記》。《三山志》，卷33。
(22)《十國春秋》，卷90，《閩太祖世家》。
(23)黃滔：《莆陽黃御史集》。
(24)《重纂福建通志》，卷20，《津梁》。
(25)《福建通志·名宦傳》，卷3，《張睦傳》。
(26)陶榖：《清異錄》，卷4，《六尺雪檀》。
(28)引自《王審知德政碑》。
(29)《三山志》，卷9，《公類》。
(30)《歷代名臣奏議》，卷108，《仁民》。
(31)蘇轍；《欒城集》，卷30，。《林和知福州》。
(32)《輿地紀勝》，卷128，《福州》。
(33)《三山志》，卷6，《海道》。
(34)《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六。
(35)朱彧：《萍州可談》，卷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