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人口過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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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人口過剩:中國傳統人口行為的產權經濟分析》內容簡介：理性假設前提下，中國傳統社會中節育手段與人口過剩的同時存在是一種矛盾現象，這種矛盾現象同時存在於今天的開發中國家當中。將產權界定引入人口行為分析，可以為此矛盾現象的解釋提供一種方法。產權包括人們對財產的權利和人身的權利，其界定從來就是不完全的。界定不完全的產權會進入公共領域，也就意味著自‘由取用，為了獲得進入公共領域的產權需要花費資源。和生產活動一樣，投入產權“獵取”活動的資源包括勞動力，而且在爭奪公共領域產權的活動中，勞動力資源的比例更大，作用更為明顯。這樣，社會在生產活動之外有了額外的勞動力需求。當第三方組織（政府）的產權界定效率過於低下時，這種勞動力需求和社會生產活動勞動力需求相比會很大，到一定程度時便會導致人口過剩——相對於生產活動的最佳人口均衡值的過剩。投入到爭奪公共領域產權的資源屬於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有內生與外生之分，由產權界定引發的人口過剩也就通過兩個相應的機制形成。換個角度講，產權的界定是由人們爭奪、保護的努力程度以及第三方組織（政府）的效率決定的。由於產權界定具有規模經濟，當政府的產權界定效率降低，更多的產權由個人以武力或其他方式進行界定時，必然會因喪失規模經濟而導致產權界定活動中投入的勞動力資源大大增加，從而在社會人口體系中出現過剩人口。所以，產權界定的不完全滋生了人口過剩，而第三方組織（政府）的產權界定效率越低，人口過剩的情況越嚴重。傳統社會的共同體性質使其產權界定體系不同於以司法體系為核心的現代產權界定製度。中國傳統社會中，專制帝國大共同體、地緣性的村落共同體與血緣性的宗族共同體一直被學術界視為主要的社會控制系統。然而，在統治技術低下的限制條件下，大共同體（即專制朝廷）出於政治考慮，在徵收稅賦之外，將主要精力放在打擊和壓制各種共同體的活動上，目的在於防止替代者爭奪其統治位置，而對於提供公正產品、解決百姓之間的產權糾紛沒有興趣。而處於打壓之下的村落共同體和宗族共同體也基本上喪失了控制成員的能力。因此，中國傳統社會的產權界定效率處於非常低的水平，而官僚體系的腐敗更使得這種情況進一步惡化。宗族共同體的活動在整體上處於很低的水平，但在此基礎上，其地區分布卻呈現出“南盛北衰”的非均衡特徵。這種“南盛北衰”的特徵既體現在宗族組織的數量上，也體現在宗族對其成員的控制力度上。宗族活動水平的地區分布差異，導致了產權界定效率在社會總體水平很低的基礎上，南方高於北方，尤以東南為最高。中國傳統社會中存在著較為經濟的婚內生育控制技術，包括藥物、針灸以及其他中醫手段。另一方面，儘管溺嬰一直是個備受爭議的社會現象，但是其仍然是一種控制人口的手段。第三個方面，在東方文化傳統背景中，房事控制也是中國傳統社會中節制生育的手段之一。所以。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人們擁有婚內控制生育的手段和能力，加上溺嬰。積極的人口控制是可能的。所以，儘管人口控制可行，但在產權界定效率低下的情況下，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家庭不得不生育更多的子女，使家庭規模超過由生產技術決定的最優值。這種微觀上的理性決策形成了巨觀上人口行為的非理性過剩現象：頻繁的戰爭、饑荒、瘟疫等“現實性抑制”、不斷的大規模移民；而與宗族活動不平均區域分布引起的產權界定效率“南盛北衰”相適應的是，南方家庭規模小於北方，南方人口增長率小於北方，明代更是出現了“南減北增”的人口現象。